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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观点
  • 院士观点
    陆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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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汪侠, 徐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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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技术优化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和Dagum基尼系数法对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区域差距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年均分别增长2.48%、-0.53%、3.03%,技术进步是经济质量优化提升的动力源泉;上、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质量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下游地区经济质量均值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经济质量高值区空间分布格局由上、下游地区演化为中、下游地区,效率变化高值区呈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双中心的空间集聚格局,技术变化高值区分布在中、上游地区;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总体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区域间差距是导致总体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张雪花, 许文博, 张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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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低碳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和多中心源辐射效应叠加模型开发为基础,以分维值测算和GIS空间分析及比较为量化评估工具,采用反现实的研究方法(假设雄安新区没有建立是一种情景),通过比较京津冀城市群在2018—2030年有雄安新区和没有雄安新区两种不同情景下的低碳经济辐射情况,预评估雄安新区的建立对京津冀城市群低碳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①如果不建立雄安新区,京津冀城市群的梯度断档问题有加重之趋势;②雄安新区的建立,可以有效促进中间层级城市的快速成长,解决城市群的梯度断档问题,从而改善京津冀城市群西南部和东北部低碳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③雄安新区的建立能够有效促进京津冀城市群低碳经济联系强度分维值的提高,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2025年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著,有利于城市群整体的低碳协同发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刘勇, 杨东阳, 董冠鹏, 张航, 苗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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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搜集了河南省1 243例新冠肺炎的病例数据,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在区县尺度上从病例总量、输入性扩散性病例数量以及扩散比三个维度探究了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的时空扩散过程,进一步基于人口流动评估了各个区县春节过后疫情风险。研究发现,河南省新冠病毒疫情经历了发生、迅速发展和趋于稳定的发展过程,目前病例总量和扩散比的“S”型曲线已经呈现;病例总量、输入性扩散性病例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病例总量与输入性扩散性病例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信阳大部分区县,南阳、驻马店、郑州部分区县,遵循与湖北省地理邻近和网络邻近的特征;扩散比较高的区县为分散分布,且大多为家庭式集聚性扩散;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信阳市主城区及周边县,安阳、郑州、许昌、平顶山等市主城区,人口流入和流出所引致的相对风险较高。随着疫情的发展,需要及时评估疫情动态,并兼顾人口流动风险进行动态疫情风险划分,以便及时有效地指导区域疫情的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宋美喆, 刘寒波, 叶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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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崔晶, 李雪涛, 初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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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哈大、郑西—西宝、兰新高铁为对象,研究沿线欠发达地区的高铁可达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格局。研究表明:①高铁开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可达性获得提升,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轴带内部存在显著的“断裂”区,加剧了中心城市高铁集散场的延拓、袭夺与耦合。②高铁的运营加剧了沿线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获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剧了沿线节点的两极分化,产生“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③耦合度与协调度整体呈不均衡的分异态势,局部地域表现出单核心城市的极化型、双核心城市的串联型、双核心城市的错位型、低水平区域的均衡型等4种分异格局。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陆佩, 章锦河, 王昶,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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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小镇作为产业的新型空间组织形式,可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文章以住建部官方公布的全国403个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基于根植性理论,运用GIS技术与方法,提出了特色小镇的分类方案,并探究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产业差异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①基于自然资源根植性和社会资本根植性两个视角,结合国民经济分类,将全国特色小镇分为四个主类、8个亚类和15个基本类型。②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数量分布、地区分布均呈阶梯化特征,其分布密度与各地区已有的产业基础关联密切,根植性特征明显。③特色小镇分布整体呈凝聚型,且集聚趋势明显;在各省域内分布相对均衡,中部地区相较西部和东部而言,集聚程度最高;当前在空间上形成了长三角高密度聚集区和京津地区、珠三角次密度聚集区。④特色小镇的“特色”多样化需挖掘,第四产业孕育兴起,小镇类型可完善,布局合理性与空间结构仍需优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姚常成, 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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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中心空间结构作为谋求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其是否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目前尚有争论。通过分别采用城市人口数据以及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的知识信息流数据来测度八大城市群2000—2016年形态多中心和知识多中心程度变化。其次,利用我国八大城市群14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和考虑双重差分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形态和知识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结论显示:虽然形态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于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作用效果不显著,但知识多中心空间结构却能通过借用规模行为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间接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沈体雁, 于瀚辰, 周麟, 古恒宇, 何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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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研究北京市2011—2017年二手住宅交易的价格特征,结果表明:①以往基于经典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稳健,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可以将不同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尺度反映出来,其回归的结果更为可靠。②北京房价对区位因素非常敏感,且存在高度的空间异质性,区位的影响尺度是所有变量中最小的,接近于街道尺度。而卧室数量和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为全局尺度的变量,在空间上的影响较为平稳。到公交站的距离、到小学的距离、建筑结构和装修状况对于房价的影响不显著。其他显著的变量均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其空间尺度由小到大分别为成交时间、面积、楼龄、楼层、朝向。③区位、朝向、卧室数量、成交时间均正向影响房价,而面积、楼龄、楼层、到地铁站的距离负向影响房价。所有影响因素中区位是影响房价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成交时间朝向。面积成交时间、朝向和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影响较大,所在楼层、卧室数量对于房价的影响较小,而面积和楼龄的影响最弱。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尹晓波, 王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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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经济稳健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把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和金融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成为未来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文章通过研究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的理论与机制设计,以1985—2017年我国金融发展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城镇化水平数据为考察对象,对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与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李骞国, 王录仓, 石培基, 严翠霞, 刘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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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洲城镇是人类活动最集中、人地关系最敏感的区域,也是“三生空间”(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矛盾最严重的区域。划定城镇增长边界是控制城镇无序蔓延,引导城镇空间有序发展的一种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是国家和地方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黑河中游地区绿洲城镇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基于生境质量的绿洲城镇增长边界的划定方法:首先,基于InVEST模型评估绿洲生境质量;其次,将绿洲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嵌入SLEUTH模型,模拟城镇增长边界;最后,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的城镇用地面积为控制规模,并结合生境质量评估结果对模拟边界进行修正,最终划定城镇增长边界。结果表明:划定边界内总面积为104.67 km2,剩余可建设用地面积为22.14 km2,以低等级生境质量为主,占边界内新增城镇用地的66.98%。绿洲平原区和山前洪积扇区的城镇增长空间较小,剩余可建设用地比例分别为9.96%、24.57%;绿洲边缘区的城镇产业园区空间增长潜力较大,剩余可建设用地比例为52.53%。该划定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对绿洲城镇增长边界划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曲如晓,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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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世界各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真实地位,推动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发展,文章基于2000—2016年82个高技术产品主要贸易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中国的贸易地位。研究发现,中心度指数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点强度指数体现了贸易强度排名靠前的国家相对稳定,各国差距不断缩小;结构洞指数体现了各国间贸易关系的多元性即网络异质性不断变化。中国虽然具有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和较高的贸易强度,但是其贸易网络分布较为集中,网络异质性依然有待提高。为应对贸易摩擦,提高高技术产品贸易地位,中国应注重优化贸易结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合作水平,从而降低贸易风险、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贸易环境。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朱媛媛, 甘依霖, 李星明, 余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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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文化消费在社会结构与社会重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文章结合经济地理学、文化社会学、消费经济学等多维研究视角,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综合性、针对性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以及中国文化消费的具体情况,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三个层面构建文化消费指数测度指标体系。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探讨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在空间上整体表现为东西差异,且存在一条类似人口、经济分布规律的“胡焕庸线”,“胡线”两侧文化消费水平差异较大。②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梯度差异明显,以板块内差距为主,板块间差距为辅。③文化产品供给、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能力以及教育发展程度共同驱动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④建议通过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挖掘文化产品内涵、推广文化教育并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差异化文化政策等策略,合理引导文化消费,实现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肖晔, 赵林, 吴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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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地市级尺度的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性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水平不高,空间分异显著;总体呈现出以城市群为基本辐射区、以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高值突出点的点面结合格局,点面串联形成“两横三纵”的空间形态,并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四个高值区;不同协调水平型地市在空间分布形态和子系统结构关系方面具有一定规律性。②中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较弱,但局部有显著空间自相关,形成城市群中心—外围和省区中心—边界的典型集聚区,体现出一定的虹吸效应和边界效应。③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开放度、第三产业基础、教育资源禀赋和交通水平对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各地市应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区域情况,合理定位,补足短板,因地制宜。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唐艳, 杨永春, 程仕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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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构建企业供应销售两类网络,尝试分析内陆高原城市开发区供应销售物流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①供应物流网络在国内呈“U”型结构,即东西部强,中部弱;国际上供应商较少。供应货物流动结构呈地方化、非全球化的特征,表现出显著的地方资源导向。②销售物流网络格局跟供应物流网络大致相似,国内总体也呈“U”型结构;国际上呈现全球化销售较弱。销售货物流动结构呈地方化、弱全球化的特征,表现出企业主要服务青海省内需求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东部化、全球化的趋势。③医药卫生、轻工食品及服装纺织行业,产业链完整,可提升地区产业结构;冶金矿产、石油化工及机械电子电工行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中游阶段,对产业升级影响较弱;交通运输行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下游阶段,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俞国军, 贺灿飞, 朱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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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创空间大量涌现是近年来新的空间经济景观。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在南昌众创空间和创客项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采用访谈与问卷方法,对6家众创空间进行了访谈,对创客项目发放了45份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对众创空间而言,创办者社会关系本地嵌入、房产资源的沉没投入是他们在南昌创办众创空间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本对企业家在南昌创办众创空间的影响由弱到强。对创客项目而言,尽管创业者的创业知识可能来自外地,但创业者社会关系本地嵌入是他们选择在南昌创业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本对创业者的影响也由弱到强。文章还研究了政策对众创空间涌现的影响。与通常默认“双创”政策对众创空间与创客项目涌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不同,文章认为政策对众创空间涌现的作用主要为信息杠杆与政策背书,而财政、货币激励主要对政策套利型众创空间涌现产生较强作用。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陈政, 崔若男, 周天予, 刘会平, 罗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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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协调耦合模型,定量化分析了河北交通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的关系,根据2017年河北各市五种与农业相关性较大的交通基础设施指标和五种农业现代化指标,计算出各自两种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结果表明河北交通基础设施与农业现代化系统整体处于高度协调状态,表明两种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省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整体较低,体现出各市在农业现代化的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交通基础设施指数、发展度和耦合度指数均体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聚集性,尤其以交通基础设施指数最为显著,张家口和承德地区农业现代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均较落后。河北省及各市农业现代化及交通建设在未来发展中应根据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调整发展侧重点。

  • 三农、土地与生态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张衍毓, 唐林楠, 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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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面向高维数据的聚类方法开展乡村功能分区,有利于挖掘乡村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而提出合理的乡村振兴途径。文章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从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及旅游服务4个维度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模型,基于各项功能指数分析其特征;借助gCLUTO软件实现功能聚类,综合考虑地理探测器的q统计量和分区计算成本确定最适宜的功能区,进而提出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经济发展对乡村功能的贡献和结构合理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是制约区域乡村功能发展的主要因素。②京津冀地区最佳的乡村功能聚类数为11,在以经济发展功能为指示变量的前提下,不同的聚类结果呈现出一定的相似一致性;根据主要贡献功能和区间差异特征,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经济—生产、经济—社会保障、生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生态、生产—社会保障(Ⅰ和Ⅱ类)、社会保障、农产品生产(Ⅰ和Ⅱ类)和生态—生产(Ⅰ和Ⅱ类)等11个功能区。③建议立足当前功能区的发展特征,遵循“优化优势功能、强化中等功能、改善薄弱功能”等思路分层次、分阶段确定功能区未来发展定位,促使乡村由局部振兴转为全面振兴。
  • 三农、土地与生态
    章政, 祝丽丽,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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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更进一步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biprobit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细分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农户兼业化程度逐年加深,其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户兼业进展缓慢;②存在以非农就业、理财投资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出概率和以农机投入、农业补贴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入概率的显著中介效应;③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随着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增加分别呈正U形和倒U形关系。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采取分类管理、针对施策,以激发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邓楚雄, 孙惠芳, 刘唱唱, 李忠武,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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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宏观把握耕地流转成熟度及区域差异,从湖南省4大异质区域经济板块中选取5个典型农业大县,构建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判等级标准,基于微观调研数据,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区域耕地流转成熟度。结果表明:①浏阳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高,耕地流转成熟度子系统处于优质协调状态;湘潭县和汉寿县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较高,耕地流转成熟度子系统处于协调状态;耒阳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一般,龙山县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低,两县(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子系统分别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与失调状态。②浏阳市耕地流转成熟度综合得分为0.9221,耕地流转处于成熟状态;湘潭县和汉寿县耕地流转成熟度综合得分分别为0.8010、0.7747,耕地流转处于较成熟状态;耒阳市和龙山县耕地流转成熟度综合得分依次为0.5991、0.0485,两县(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分别处于发育状态与不成熟状态。③湖南省耕地流转成熟度大体呈现出由长株潭城市群向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依次降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各地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补足短板,强化配套条件建设,增进耕地流转绩效。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常新锋, 管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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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效率的研究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基于2003—2017年长三角26市的面板数据,以改进的熵权TOPSIS计算新型城镇化水平,通过随机前沿模型量化生态效率,运用空间混合模型分析其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效率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生态效率较低的城市拥有更大的提升空间。②较高生态效率的城市分布格局呈“Z”型集聚,长三角城市群已由中等效率主导阶段向较高效率主导阶段转变。③长三角各省市均达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二次关系的拐点值,另外,提高能源利用率、合理引入外商投资、以技术推动经济转型能有效提高生态效率。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黄智洵, 王飞飞, 曹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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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5—2015连续11年面板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各地理单元2020年生态文明水平;引入VAR模型从内部维度探析三大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与贡献度;采用GWR-BP神经网络组合模型探讨外部维度下影响因子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预测。研究发现:①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水平的区域差异依然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经济边际增量减少;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渐由三省会组成的增长极向外辐射扩散;成渝城市群经济环境矛盾突出,制约其生态文明建设。②经济社会发展(ECO)对生态环境保护(ENV)和资源环境状况(RES)的冲击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趋势;生态环境保护(ENV)和资源环境状况(RES)对自身冲击的响应灵敏性不高,归因于长期污染物的累积;生态环境保护(ENV)与资源环境状况(RES)互相冲击出现了正对立的响应步调;生态环境保护(ENV)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社会发展(ECO)。③净初级生产力、经济密度和人均道路面积对生态文明水平呈正向影响,山体高程与生态文明关系由负相关向正相关逐年演进;经济和交通刺激对生态文明的边际作用明显降低,一定地势条件与良好资源禀赋将有助于山地资源的正向转换。

  • 三农、土地与生态
    段莉芝, 李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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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构建了一个采用时变引力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自滞后模型(SLX),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本地区土地资源错配能够减缓邻近地区的经济波动,即土地资源错配会对经济波动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密度边际波动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三类不同等级城市间,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尽相同:在自上而下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并不是每类高等级城市都对低等级城市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在自下而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中,每类低等级城市都对高等级城市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等级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则并不显著。

  • 旅游经济与管理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许培源, 刘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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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沿线为恐怖活动多发地带。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量化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活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沿线各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①沿线国家恐怖活动和旅游业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②恐怖活动对旅游业发展产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均为负,间接效应更大,即恐怖活动不仅抑制活动发生国旅游业发展,还通过溢出效应对地理邻近和文化相近的国家旅游业产生重要影响;③在次区域层面,中蒙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恐怖活动对旅游业的直接、间接和总影响均为负,且南亚—西亚区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最显著。这意味着,构建反恐合作联盟和旅游安全合作机制是应对“一带一路”恐怖活动的必要措施,而南亚—西亚则是该合作的重点区域。

  • 旅游经济与管理
    王朝辉, 汤陈松, 乔浩浩, 张伟, 邢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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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也是近年来研究热点,而在乡村旅游流领域研究相对不足。以湖州乡村旅游地为案例,通过对大样本数字足迹的数据处理,分析乡村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总结空间行为偏好。结果表明:①乡村旅游数字足迹呈现全年双峰值、月度差异不大的时间特征,“双核”多组团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古镇、古村、民宿等带有文化符号旅游景观导向的空间偏好特征;②网络密度0.27的乡村旅游流空间结构由连接度高的34个节点构成,除核心吸引的双核外,民宿集聚区构成了网络结构的核心点;③传统旅游吸引物、民宿集聚区等节点呈现较强的网络中心性,节点的网络结构特征反映乡村旅游流空间呈现的地理临近性,以及区域空间集聚、扩散与联动发展效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与发挥节点集聚扩散功能,增强节点对数字足迹的有效吸引力,提升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汪永臻, 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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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西北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模型,实证分析了2004—2016年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表明:近十余年西北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二者的融合发展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旅游产业发展普遍滞后于文化产业,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并不理想。西北地区各省区两个产业发展的总体特点均处于失调型。所以,西北地区要重视借助文化产业发展平台,强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扶持,最终达到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