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0 , Vol. 40 >Issue 3: 141 - 15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3.016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企业家精神与南昌众创空间涌现——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

  • 俞国军 , 1 ,
  • 贺灿飞 , 1, 2, ※ ,
  • 朱晟君 1
展开
  • 1.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 2.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 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中国 北京 100871
※贺灿飞（1972—），男，江西永新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E-mail：。

俞国军（1986—），男，浙江杭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区域开发、产业集群。E-mail：。

收稿日期: 2019-02-25

  修回日期: 2020-02-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1

基金资助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4250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收起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ed Work Spaces in Nanch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YU Guojun , 1 ,
  • HE Canfei , 1, 2, ※ ,
  • ZHU Shengjun 1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2-25

  Revised date: 2020-02-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1

Fold

摘要

众创空间大量涌现是近年来新的空间经济景观。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在南昌众创空间和创客项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采用访谈与问卷方法，对6家众创空间进行了访谈，对创客项目发放了45份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对众创空间而言，创办者社会关系本地嵌入、房产资源的沉没投入是他们在南昌创办众创空间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本对企业家在南昌创办众创空间的影响由弱到强。对创客项目而言，尽管创业者的创业知识可能来自外地，但创业者社会关系本地嵌入是他们选择在南昌创业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本对创业者的影响也由弱到强。文章还研究了政策对众创空间涌现的影响。与通常默认“双创”政策对众创空间与创客项目涌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不同，文章认为政策对众创空间涌现的作用主要为信息杠杆与政策背书，而财政、货币激励主要对政策套利型众创空间涌现产生较强作用。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众创空间; 演化经济地理; 创新创业; 路径依赖; 关系嵌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本文引用格式

俞国军 , 贺灿飞 , 朱晟君 . 企业家精神与南昌众创空间涌现——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J]. 经济地理, 2020 , 40(3) : 141 -15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3.016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shared work spaces (SWSs) is flourishing,which is a new spatial economic landscape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WSs and Maker projects in Nanchang. The authors interviewed six SWSs and distributed 45 questionnaires to maker project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for the SWSs,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entrepreneurs and the sunk cost in real estate are important reasons to start SWSs in Nanchang.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 on the establishment SWSs in Nanchang is from weak to strong. And for the maker projects,though entrepreneur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may come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the social embeddednes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m to start a business in Nanchang. And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 on entrepreneurs is also from weak to strong. The role of the policy on the emergence of SWSs is information leverage and policy endorsement,while fiscal and monetary incentives only has a strong effect on the arbitrage SWSs. The research ha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shared work space;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ath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众创空间是“顺应网络时代创新创业特点和需求，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的统称”[1]。2015年以来，众创空间在各地大量涌现，成为新时代中国创新创业新的空间经济景观。截至2017年，全国纳入科技部火炬统计的众创空间达到5 739家，空间面积超过2 523万m2，吸纳创业就业人数超170万人①。中国情境下的众创空间，是国外创客空间的升级、发展与本土化[2⇓-4]，是以商目的为导向的创意交流、创新实施、技术实现的场所，而创新创业活动大众化使其区别于传统创客空间[5-6]。本质上，众创空间可看作一个多要素、多流构成的综合性、集聚性、集成性、开放性、自主性的创业生态系统[3,7⇓-9]，并具有一定演进特点，如王节祥等将众创空间演进分为基础架构搭建、网络效应激发、商业生态系统形成三个阶段[10]。由于众创空间明确的创新创业指向，众创空间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保障、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业环境[11]，高校“双创”教育提供补充与支撑[12]。张玉臣等认为，众创空间中创客创新意愿与获得相关软硬件公司支持、创新创业辅导具有一定相关性，创客创业意愿与社会的认知度与尊重感具有一定相关性[13]。目前，关于众创空间的理论研究，聚焦在上面所述的内涵特征、内在机理与应用研究方面，对众创空间背后运行机制的研究较少。一方面，众创空间的涌现作为一种创新创业活动的空间现象，其形成过程是什么尚未得到阐释；另一方面，众创空间在国家和地方创新创业政策引导支持下产生，但政策究竟在众创空间涌现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也仍缺乏深入探讨。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本研究将众创空间涌现视作在相关政策影响下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区域路径创造过程，重点研究众创空间及众创空间中创客项目形成的空间发生机制，并探讨相关政策在众创空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演化经济地理学基本观点

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涌现、趋同、分异的动态演化过程，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分为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两个过程[14]。路径依赖观点认为，区域经济活动的发展与区域已有经济结构相关[15-16]，因为新经济活动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区域现有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能力[17-18]。一个区域很难跳到与其知识技术不相关的经济发展领域，而是依托现有知识基础累积循序发展的[19]。路径突破观点认为，区域外企业家、企业、知识以及其他资源的进入，区域创新政策和本地科研机构知识创新，可以引发区域内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市场创新、社会创新，进而创生新的经济发展路径[20⇓⇓⇓-24]。区域经济发展可以还原为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两个过程的交叉叠加。一方面，区域新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区域已有基础结构，表现为新源于旧；另一方面，人类能动性能创造新的经济活动，表现为新超越旧。总之，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构成了思考区域经济动态变化的基本视角。

1.2 企业家精神与众创空间涌现

创新源于企业家精神。众创空间作为一种创新创业活动同样源自企业家精神。演化经济地理学中，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演化过程主要关注企业家如何促成企业的进入与退出[25]。然而，企业家精神尽管强调企业家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对现有资源条件的重新组合，即具有路径依赖特点。一项新的经济活动的出现（如成立新企业、设立新项目等），需要企业家解决选址、搭建企业实体、解决技术来源、解决资金问题等为前提[26]，即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路径突破。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发挥的路径依赖因素需要重点考察。
首先，企业选址。研究者认为，企业家创业所在地具有明显的“本地”路径依赖特点[27-28]。一方面，企业家工作、生活的地方往往拥有更丰富的人脉关系，同时他们对本地资源、本地市场也更为了解，这有助于企业家快速解决企业创办过程中的多种困难（know-who、know-how、know-what）[29]。Clark认为，企业家创业本地路径依赖之重，甚至让企业家根本不注意其他潜在创业地点的存在[30]。另一方面，企业家对本地有着特殊的身份认同。对企业家而言，本地有着特殊的意涵[31]：本地是他们的情感住所[32]，是他们的根之所在[33]。这种地方感是企业家与本地在长期互动中建构的，与外地相比具有难以替代的特殊意义[34]。从嵌入性观点来看，基于地方感的经济行为与企业家嵌入在本地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工作关系等复杂关系网络中密不可分，这些关系网络对企业选址产生影响[35-36]。基于此，提出
假设1：众创空间由“本地人”推动，且这些本地人嵌入在本地多种关系网络中。
其次，搭建企业实体与拥有技术来源。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先前知识与技术积累、沉没资本投入是造成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37]。前者促使企业家选择在熟悉的领域创业，后者促使企业家在具有沉没投资的区域创业。企业家因知识技术积累与沉没资本投入造成的路径依赖具有很强自我心理推力。根据前景理论[38]，企业家一旦停止继续投入，便意味着前期投入的时间与金钱将变成损失，因此企业家会变得更加追求风险而选择继续投入形成路径依赖。当然，这种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继续原有路径。先前投入可能在行动者能动作用下发挥出完全不同的功能，即实现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谓的“转译”[39]。转译就是当网络中的主体通过问题化、利益赋予、成员招募和动员而进入另一个新的网络以获得新的地位、资格与权利。一旦新网络中的成员满意这种变化，那么转译就宣告成功。众创空间实体需要依赖于物理办公空间，而创客创新创业则需要知识与技术。为了实现创业需要，企业家很可能转变之前的沉没投入以实现新的用途。基于此，提出
假设2：众创空间大量涌现与企业家在当地的沉没投资有关；
假设3：众创空间中的创客项目与创业者先前积累的知识技术有关。
再次，募集创业资金。企业家显然需要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对于初创企业而言，一开始可能更关注“诀窍（know-how）”并非金融资本[40]，创业初期所需的少量资金可能来自于自有资金、家庭支持、朋友借债或银行抵押贷款。但是进入发展期后，金融支持对企业的发展与存活的影响越来越大[41]。尽管企业可能在非本地募集资金，但是研究认为，投资者倾向于投资给与自己有社会联系的创业者[42]，而地理临近往往是社会关系建构的空间基础[43]，因而企业家得到的风险资本往往也在本地[44]。因此，当企业进入发展期，企业对本地风险资本支持需求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
假设4：本地金融资本对众创空间涌现的影响由弱到强。
需要指出的是，路径依赖尽管对企业家精神发挥产生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行动者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45]，并进一步改变环境，即所谓的社会—空间辩证法[46]。概括来说，企业家的决策行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环境的影响，二是自我意识，三是考虑自我行动对他人利益的影响[29]。企业家在本地创业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但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期待等密切相关，还与自己的价值观等内在动因有关。沉没投资尽管呈现为一种环境因素，但是同样需要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才能被激活并调用到新的网络。金融环境尽管重要，但在金融资源缺乏的背景下，企业家依然能够通过发挥能动性来满足自己的融资需求以试图存活下来[41]。基于此，提出
假设5：企业家能动性可以改变甚至创造既有环境条件以推动众创空间涌现。
上面对众创空间涌现的空间路径依赖机制进行了阐释，下面就众创空间涌现的外在条件，即产业政策，进行理论阐释。根据制度经济地理学，企业家能够随制度变化而改变行动替代方案选择范围与偏好排序[47]。因此，产业政策的变化对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甚至可以突破具有路径依赖作用的结构性条件[23]。然而，关于产业政策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仍存较大争议，如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显示出学界对于产业政策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48]。支持产业政策的研究者认为，产业政策对区域经济演化的路径突破具有重要作用[49]，能对企业创新发展起到正向激励、信号传递杠杆并向社会释放积极信号的作用[50]。但反对者认为，民营企业家的战略眼光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产业政策的作用并不明显[48]。国家和地方“双创”产业政策可以认为是众创空间涌现过程中的超区域和区域尺度的外部力量，其具体作用过程需要进一步揭示。
综上，将企业家精神与众创空间涌现关系的分析框架概括如下：
图1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家精神与众创空间涌现的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ed work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

本文主要研究南昌市域范围内的众创空间涌现。原因如下：首先，南昌虽然是长江经济带上重点节点城市，但是缺乏突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研究南昌众创空间涌现对探索南昌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对探索中国其他相似城市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2016年南昌市众创空间数量达到70多家，场地面积55 600 m2、工位数16 000多个、入驻创业团队2 300多个（图2），众创空间数量规模已经显现，具备研究价值。再次，南昌众创空间起步较早，2003—2013年为缓慢增长期，2014—2016年呈现爆发式涌现（图3）。较长的演化历史和较大的演化波动，满足通过演化视角考察的条件。最后，南昌城市发展总体处于我国居中水平，这能系统性降低因城市发展水平而引起的非企业家精神作用下的创业活动对研究的干扰（如父辈用闲余资金让子辈试水而并非出于子辈的主观创业意愿），也能够系统性降低因过度缺乏创业环境而抑制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干扰（如商业氛围过度稀薄）。
图2 南昌众创空间空间分布与时空演化

注：根据南昌市科技局数据绘制；地址不详的众创空间不包括在图中；底图来源为南昌市自然资源局。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shared work spaces in Nanchang

图3 2003—2016年南昌众创空间数量变化

注：根据南昌市科技局数据绘制；创立年份不详的众创空间不包括在图中

Fig.3 The quantity variation of shared work spaces in Nanchang （2003-2006）

2.2 资料来源与数据处理

研究采用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和搜集公开二手网络数据的形式采集资料。访谈了6家代表性众创空间的创始人或管理人员，发放面向众创空间内大众创业者的调查问卷45份，面向南昌市科技局关于当地众创空间的统计表1张。调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2017年6月份，调研了“江西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以下简称“大学生双创基地”）和位于红谷滩新区的“慧谷创客产业园”，以初步了解南昌众创空间；第二阶段集中在2017年10月份，调研了大学生双创基地、绿地心客众创、汉昀众创空间、中航长江设计师产业园（以下简称“中航长江产业园”）、江西财经大学江财众创空间（以下简称“江财众创”），访谈和问卷调研同时开展。通过访谈，同时间接了解除访谈对象外的南昌其他众创空间的情况。第二阶段调研的五家众创空间情况见表1，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见表2。调研结束后，我们把问卷、录音、笔记、统计表等进行了整理，对个别问卷的数据缺失进行有依据的补足，对统计表中的一些数据缺失通过公开资料进行补充。
表1 访谈的众创空间情况

Tab.1 The interview state of shared work spaces

众创空间 区域 创立时间 平台性质 运营模式 运营主体 受访人代码
大学生双创基地 高新区 2016 公益 政府资助 江西省教育厅与南昌市政府 A
汉昀孵化器 红谷滩 2015 盈利性 服务+投资 汉昀投资 B
绿地心客众创 红谷滩 2014 盈利性 联合办公 绿地集团与心客公司合作 C
中航长江产业园 青云谱 2015 配套型 协作型 中航长江公司 D
江财众创 经开区 2007 公益 学生创业办公 江西财经大学 E
表2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Tab.2 The status on the issuance and the response of questionnaires

众创空间 发放/份 回收/份 有效/份 回收率/% 有效率/%
大学生双创基地 15 15 15 100 100
绿地心客众创 10 2 2 20 100
汉昀众创空间 10 10 10 100 100
中航长江产业园 10 6 6 60 100
江财众创 0 0 0 - -
合计 45 33 33 73 100

3 企业家精神与众创空间涌现

3.1 本地人效应：多重关系嵌入

政治关系嵌入。政治关系嵌入的行动者作为“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依照一定的政治逻辑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双创”背景下，南昌市制度企业家为了响应国家、省级政府关于建设众创空间的行政指令而推动众创空间建设。南昌制度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本地属性，只可能在南昌本地创办众创空间。在2015年江西省政府明确提出推动众创空间建设后，江西省教育厅与南昌市政府联合行动，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大学生双创基地。政治关系嵌入建立的众创空间具有较强的政治意涵，如大学生双创基地的宣传册尤其强调“亮点工作”“全国首创”“示范效果”“中国最大”等。江财众创在江西财经大学时任校级领导的领导下创办，也具有较强的政治意涵——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正如受访人E所说：“江财众创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与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工作关系嵌入。与政府背景众创空间不同，民办众创空间可以广泛选址，但是一些企业家由于长期在南昌工作形成了工作关系嵌入，因而选择在南昌创办众创空间。如汉昀孵化器总经理康海涛本是福建人，但从2006年起在南昌工作至今，在南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同时家庭成员在南昌生活，已融入了南昌本地社会关系网。由于“工作在这里（南昌），社会关系也在这里（南昌）（受访人B）”，因此在南昌创办众创空间。绿地心客创始人缪金生是江西赣州人，2004年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昌工作、创业、学习。目前，缪金生是南昌市政协委员、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兼职硕导、多个高校创业导师、江西财经大学MBA创新创业协会会长，其嵌入在南昌的工作关系网络是显然的。2014年，廖金生在南昌八一广场附近与朋友黄国生、陈俊、周志龙等人共同创办了心客咖啡。工作关系本地嵌入让缪金生重点考虑在南昌创业，正如受访者C所说：“缪总本来可以在北京发展得更好，但是因为是这里人，所以选择了南昌做总部，而且还帮助对接了在外优秀企业。”
亲属关系嵌入。亲属关系或者血缘关系嵌入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关系嵌入，在与其他社会关系冲突时，亲属关系嵌入具有优先权。如中航长江产业园创始人李涛，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但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求学（本科与硕士两个阶段）与工作，在回到南昌创办众创空间前仍在北京经营一家三四百人规模的电商公司。可见李涛在北京具有很强的工作关系嵌入。但是，当其父亲和兄弟经营的中航长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他开始思及老父亲创业的不易，掺杂了大量的个人情感并作出相应的经济行动：“难道老父亲呕心沥血打造的中航长江就要易主啦?同为创业人的李涛心如刀割，再也沉不住心思，连夜赶往火车站，启程返回南昌[51]。”
尽管政治关系嵌入、工作关系嵌入与亲属关系嵌入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三者都具有本地属性。从五家所调研的众创空间看，企业家的本地关系嵌入促使企业家选择在本地创立众创空间。至此，验证了假设1。

3.2 沉没投入效应：沉没资产盘活

众创空间创立需要依托大面积的实体空间，如写字楼、厂房、车库等。反过来，大面积的实体空间空余为众创空间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在众创空间喷薄欲出前几年以及快速发展期，南昌的存量房产较多。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南昌非住宅市场供大于求十分突出，写字楼去库存周期约为8年[52]。在去库存压力下，先前的沉没投资——空置写字楼——开始大量转化为众创空间。房产商们不但把写字楼转化为众创空间所需的物理空间载体，而且期待创客项目孵化后带来的空间乘数效应。访谈中，这类情况得到了充分印证。如大学生双创基地的受访者A说：“原先是南昌××有限公司准备用来做公司总部，但是用了一年不到就空置了，正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口上被利用起来了……前面是办公空间，后面还有宿舍楼，刚好满足众创空间的需要。”汉昀孵化器的受访者B说：“这块物业是我们自己的物业，一直放着也没用。当时就是为顺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就决定做这个孵化器……其实，很多孵化器还是以做空间、做二房东为主，江西大部分是这种做法……现在××集团在全国有大量的物业，也有大量闲置的写字楼卖不掉。那闲着也是闲着，他们现在说要来处理，就做成公共办公了。”绿地心客的受访者C说：“华南城电商基地是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但这不是它的主业，主要目的还是做房地产。”这充分说明南昌楼市库存对于南昌众创空间涌现的促发作用。至此，验证了假设2。

3.3 金融环境支撑：先弱后强与共同演化

根据综合开发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第十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全国31个金融中心城市中，南昌金融指数位居全国28位（指数：29.85），乌鲁木齐和长春分别排在27和29位。南昌相较于2010年的排名29位（17.79）总体提升不大。这表明南昌的金融支撑环境与全国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并不强，这也在访谈中得到了印证。受访者普遍认为南昌的金融环境比较差。如汉昀孵化器受访人B：“南昌的创业项目与北京相比是比较吃亏的，运营情况、类型相似的项目在北京估值可能比南昌要高一倍以上……北京创新创业的服务机构多、资本多。因为地域限制，江西这方面就比较落后，一场活动规模做得再大也没人知道。”中航长江受访人D说：“相对整个金融环境，江西的金融环境太差。北京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在国贸和华贸两栋楼中，但是在南昌基本上没有好的金融机构……在北京的项目整个估值就会比较高……南昌政府成立的很多基金也没有流到民营企业。”
显然，金融环境在南昌众创空间涌现之初没有起到明显促进作用。这是由于众创空间前期投资成本中物业的占比较大，而大部分众创空间的物业多为自有物业，因而大大减少了前期资金投入。如大学生双创基地物业是政府控股的一家投资公司的物业，江财众创物业由学校食堂和教学楼的空置房改造，绿地心客众创物业是绿地集团的空置办公楼，华南城众创和汉昀孵化器物业都是房地产开发商自有的，因此这些众创空间的创办无需在物业上投入大量资金。但是，随着众创空间的发展，众创空间对金融支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反映在受访者对南昌金融环境的负面评价上。当然，在南昌金融宏观环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创办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将众创空间迁往别处，而是在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等改善本地的金融环境，表现出了众创空间发展与金融环境共同演化。如汉昀孵化器总经理康海涛通过在工作中积累的金融资源关系，将北京的金融投资机构引到南昌来做路演，并通过主动升级服务模式为创业者提供媒体宣传、技术服务等，改变本地金融资源缺少、环境差的现状。大学生双创基地出台了为创业者提供10万元的无息贷款政策。绿地心客与南昌市政府、中科招商于2016年共同成立了总规模为100亿元的中科心客众创基金。这表明，众创空间涌现中的路径依赖并不决定众创空间的发展路径，行动者可以通过能动作用建构新的发展环境。基于新的金融环境，众创空间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表现出与金融环境正向共同演化的特点。至此，验证了假设4、假设5。

3.4 产业政策：复杂的多重回路

2015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众创空间相关的政策，如国家层面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第二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等，省市层面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南昌市“洪城众创”认定和管理办法》等。南昌众创空间主要是在2015年后创建起来的（图3），这与产业政策高度共显，但并不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南昌众创空间最早发端于1995年，从2014年便开始大量涌现，这与众创空间有关的产业政策不存在明显关系。同时，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3月出台的9号文件中也有如“总结推广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这样的表述。这表明，在众创空间政策出现之前南昌和全国范围内就已经存在大量众创空间。因此，产业政策与众创空间涌现的关系需要分类考虑。
第一类，自发形成的众创空间。绿地心客众创和江财众创都是自发形成的。绿地心客众创成立于2014年，其最初的空间载体是位于南昌八一广场附近的古德咖啡厅。当时廖金生和其他创始人共同谋划了心客咖啡，目的是成为“‘思想者们’的成长地，[让]那些奇奇怪怪的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身影”[53]。江财众创于2007年创立，“一开始创建是为了满足学生勤工俭学、创业热情的需要，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受访人E）。”这类自发形成的众创空间在2015年以后中央及地方关于众创空间的政策出台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缪金生敏锐地意识到，众创空间的发展春天来临了，他暗自决定心客咖啡也要向众创转型”[53]。江财众创空间在2015年以后也发生了较大转变，这在受访人E所言中得到印证：“这两年把原先分散在各个学院的创业资源进行了整合，成立了创业教育学院，还新建了创业咖啡、一站式服务中心，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引进了创业导师等。”可见，众创空间政策对于自发形成的众创空间具有很强的信息杠杆作用。这里的产业政策是中央—省—市三级产业政策融合起作用的结果：中央政策对企业家起到一个宏观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而本地的产业政策强化了企业家们对中央政策的信心。
第二类，政策激励过程中形成的众创空间。这其中可以分为非盈利性质和盈利性质两小类。非盈利性质的众创空间，比如大学生双创基地是江西省教育厅和南昌市政府为响应中央政策意见，以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创建众创空间。江西省教育厅和南昌市政府直接参与众创空间建设，更多的是中央及江西省政府政策意见下完成政治任务的体现。盈利性质的众创空间，占据了南昌市众创空间的大部分。可以分为三类：
①房租依赖型众创空间，通过政策直接套利，比如慧谷创客空间。在第一次访谈中，慧谷创客空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平台现在主要依靠入驻项目的租金和政府补贴水、电、物业管理费等盘活存量办公空间，尚未形成其他盈利模式。事实上，“政府补贴一旦停止，大量的孵化器可能要关门（受访者B）”，“很多社会性的平台都靠这种补贴维系（受访者E）”。
②投资服务创收型众创空间，在政策套利中谋发展，比如汉昀孵化器。这类众创空间一开始是以政策套利盘活存量办公空间为目的而创建，但在创建过程中逐步创新升级，形成了内生动力。受访人E说：“当时就是顺应国家‘双创’的潮流，集团决定做这个孵化器。是机缘巧合，也是应势而生……刚开始投的领域比较泛，只要是TMT行业基本上都可以……第一次转型是在2016年的下半年，我们根据项目的需求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第二次转型是在2017年下半年，我们把一些好的项目带到北京去对接资本。”
③功能配套型众创空间，借用政策支持谋发展，比如中航长江产业园。这类众创空间本身就是企业家能够自发创建的，而产业政策的出台加速或强化了他们创建的速度。正如中国大江网2014年对李涛的报道中所述：“李涛……发现工程行业60%的成本都在材料采购一环，他的第一直觉就是要进行集中采购，降低成本……李涛说：‘……我们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让能够找到工程的人和会管理工程的人才都来到中航长江的平台上，我们出钱解决资金问题，我们出人解决管理问题，以前那些所谓的挂靠的，在身份上转变成我们的销售老总，只需要去接工程就行了，剩下的就是中航长江的平台在跑了。’[51]”这表明创建中航长江产业园是李涛本就打算的计划，同时也是为中航长江总公司服务的。李涛说：“政府对我们补贴不多……我们不需要政府给我们多少钱，而是营造宏观的发展环境。[51]”这表明中航长江产业园的确在产业政策中获益了，但政府补贴显然不是促成中航长江产业园涌现的原因。
产业政策对众创空间的扶持力度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产业政策会根据宏观经济环境、产业发展情况与政策效应进行调整，如江西省政府在创新驱动发展与本地众创空间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于2015年下发《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待众创空间数量大幅增加后于2016年出台了《江西省众创空间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又于2017年下发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对众创空间在区域发展中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补贴、减免等政策都有一定时限。汉昀孵化器受访人B说：“众创空间的补贴大概是三年，估计明年就要停止了。”
综上所述，产业政策与众创空间存在一种共同演化的关系（图4）。产业政策作为众创空间涌现的外在影响因素，仅仅对政策型众创空间（如大学生双创基地）、套利型众创空间（如慧谷创客空间、汉昀孵化器）起直接作用，而对其他类型的众创空间涌现所起的作用较复杂。
图4 产业政策与盈利性众创空间共同演化关系

Fig.4 The coevolution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 for-profit shared work spaces

4 企业家精神与创客项目涌现

4.1 本地人效应：本地就学或生活

创业者大多在本地生活或就学。问卷中设计了创业者的“毕业学校”“在南昌创业的原因”两个直接指标来验证本地人效应。①对创业者的毕业学校分析发现，有73%的创业者都是毕业于江西本地高校。在毕业于江西地区高校的创业者中，96%的创业者毕业于南昌本地的高校（江西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南昌），只有4%的创业者毕业于江西非南昌高校。3%的创业者是毕业于非江西本地高校的，而另外24%的被调查创业者没有明确回答毕业学校。②对创业者在南昌创业的原因分析发现，85%的创业者回答因为是本地人或在南昌就学，只有极少数回答是招商引资进来或因为地理位置或其他不明原因的。
为进一步确证是本地人效应而非南昌客观环境致使创业者们在南昌创业，又设计了创业者认为比南昌“双创”环境“更好的城市”“更差的城市”以及“在南昌创业的优劣势”三个间接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回答发现，79%的创业者不知道哪些城市比南昌创业环境更好或更差，其中：7%的创业者回答了“不知道”哪些城市比南昌“双创”环境更好或更差，有55%的没有对此题作答（默认为“不知道”）。21%的创业者总体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中的几个比南昌“双创”环境更好，他们认为这些城市的支持“双创”的政策力度大一些；认为云南、甘肃、贵州等一些中西部省份差一些，因为这些省份的人才支持不足或消费能力较弱。显然，参与调查问卷的大部分创业者并没有仔细考察南昌是否比其他城市具有更佳或更劣的创业环境。
关于南昌的“双创”环境的优劣势，33%的受访者给出了诸如“市场潜力大”“支持创业”“环境良好”“对接资本多”“南昌人好”“省会”“成本低”等类似正面答案外，67%的受访者则给出“一般”“融资环境不好”“位置偏”“不了解”之类的中性或负面答案。可见，即使南昌“双创”环境一般或存在他们认为的劣势也并不影响他们选择在南昌创业。因而，可以确认本地人效应对创业者们选择在南昌创业的重要性。这也印证了只要本地能够达到企业初创要求，企业家不太会去关注其他地方是怎么样的论断。至此，验证了假设1。

4.2 沉没投入：技术知识积累依赖与学习

创业创新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知识储备，并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故创业者可能会选择在与自己先前的学习、工作相关的领域创业，同时在空间选址上更可能选择靠近知识源的地方，以方便知识获取与交流。问卷中设计了“创业前工作经历”“项目技术来源”和“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情况”“专利发明”两类问题将知识储备与新知识生产操作化。分析发现①，59.7%的创业者的技术来源与其之前的学习与工作经历相关，主要为设计类、软件开发类项目。其中：46.7%与之前的工作相关，13%与专业学习相关。20%的创业者的技术来源于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26%的创业者的技术来源于自己研发，不到10%的创业者的技术来源于其他途径，主要为电子商务类、数字内容服务类等创业项目。可见，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对过去的技术经验依赖是明显的，特别是一些技术门槛较高的项目。至此，验证了假设3。
创业者初始知识并非来自本地。在问卷调研的创业者中，只有10%左右是在调研当年或前一年毕业的，大部分创业者都具有相当长的工作经历。但是，有1/3的受访者明确告知了前工作单位，且几乎都曾在深圳、广州、上海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谋职（非创业），而不在南昌。这表明，创业者创业之初的技术经验很可能获得自技术经济更发达的地方，而并不一定是本地。创业者利用在技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公司学到的知识到本地创业，一方面是被本地的利基市场的吸引[29]，如问卷中有相当多的受访者提到南昌的“市场潜力大”；另一方面是本地人效应的作用，如大部分从外地到本地创业的受访者是南昌人。可见，外部知识流入导致的路径突破与本地人效应作支撑具有一定关联。
创业过程中的知识获取与本地关联较大。创业项目中，约有1/3与高校、科研机构存在技术合作，而且表现出与合作机构明显的互动关系。具体地，在合作过程中创业者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知识或信息流向表现为，高校、科研机构只提供技术指导的占14%，共同开发的占64%，创业者向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市场反馈的占29%。这些合作的高校、科研机构主要为南昌本地高校，如南昌航空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大学等等；也有少数之前在外地工作的创业者仍然保持与当地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如惠州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总体来看，众创空间中创业者的初始技术来源与本地的关系并不明显。但是在创业项目持续运行过程中，创业者与本地知识源的关系变得密切。本地高校、科研机构是江西省、南昌市之前投资的知识学习资产。这表明，除了前期知识流入不依赖本地外，后期知识学习与积累同样具有本地路径依赖特征。至此，再一次验证了假设1。

4.3 金融环境要求：先弱后强

根据3.3的分析可知，南昌区域整体金融支撑能力较弱。但是，创业项目都入驻在众创空间内部，因此众创空间的金融环境与南昌区域整体金融环境相比对大众创业项目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如3.3所述，为了提升众创空间的金融支撑能力，调研走访的众创空间均设立了一定的金融服务渠道。为进一步探究金融资本对大众创业的影响，问卷中设计了“众创空间扶持政策（含金融）”“项目是否已经融资”及延伸项“融资方式”“融资额度”“您对众创空间平台不满的地方是什么”等问题。分析发现，55%的创业者对众创空间内的扶持政策（含金融）表示满意，同时仅有3%创业者对众创空间的金融服务表示出不满。这表明，尽管南昌区域金融支撑能力较弱，但众创空间内的融资环境已经能够满足创业者的基本需求。
进一步分析发现，82%的创业项目没有融资或者尚未有融资需求，只有18%的创业项目进行了融资。其中，通过众创空间内部融资和众创空间外部融资的大致占半。融资方式以天使投资为主，融资额度基本在100万左右。这表明，对于南昌众创空间中的大部分创业项目涌现来说，金融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新创项目的规模都比较小，同时金融对于当前项目的发展来说并不像技术调试、市场积累等因素那样关键。然而，随着创业项目逐渐成熟，金融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这可从3.3中受访人对南昌金融环境不满态度和积极构建内部金融渠道的行为上得到印证。至此，验证了假设4。

4.4 产业政策作用：信息杠杆与政策背书

根据江西省和南昌市发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众创空间相关政策，可将产业政策对众创空间内创业者的影响分为三类：①补贴类，如《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实施意见》中的“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标准5 000元”等；②担保类，如“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给予10~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并按规定给予贴息”等；③引导支持类，如各种“鼓励”“引导”“支持”创业者的词汇在政策文件中的体现，以及推动众创空间优化内部创业生态以改善创业环境。
问卷中设计了“企业（项目）创立时间”“创业想法产生时间”“政府补贴”“是否受到过政府的特别扶持”“‘双创’政策对创业的影响”等指标/问题来探究产业政策对大众创业的影响。分析发现，仅有18%企业（项目）创立的时间在2015年之前，82%企业（项目）是在中央提出“双创”政策之后创立的。这表明产业政策与大众创业具有高度共显性。有97%的创业者认为中央提出“双创”政策对他们的创业产生积极影响。这表明产业政策对大众创业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但进一步分析发现，76%的创业者未曾直接受到过来自南昌市相关政府部门的补贴，仅有3%的创业者直接受到过南昌政府的大力度补贴，21%的创业者直接受到过较小程度的补贴；79%的创业者的创业想法萌生于中央出台“双创”政策之前。这表明，产业政策的补贴并不是影响大众创业的原因。同时，结合4.3的分析，大量创业者并未接受到政府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因此，产业政策对大众创业的影响更多的是创业引导与政策背书的作用。

5 讨论与结论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南昌众创空间涌现影响的空间机制和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经过对6家众创空间的访谈调研和33个大众创业项目有效问卷调研后发现，众创空间涌现机制具有较强空间依赖性。首先，众创空间创办者和创客项目创业者主要为本地人。这些企业家嵌入在本地多重复杂关系网络中，如政治关系网络、工作关系网络、亲属关系网络等。其次，沉没投入是南昌众创空间涌现的重要促进因素。具体地，南昌过量写字楼存量促使南昌众创空间产生，而大部分创客项目的知识技术来源则与创业者先前的工作经验、专业学习等相关。尽管创业者初期知识获得与本地并不存在显著关联，但是外部知识流入与后期知识学习与本地高度相关——前者由于创客嵌入于本地关系网络才决定在本地创业并将外部知识带回；后者由于重要的知识源都位于本地因此后期知识学习也发生在本地。这也再一次证明本地路径依赖的显著作用。再次，金融资本对南昌众创空间的影响呈现先弱后强的动态变化过程。最后，产业政策对众创空间的涌现机制较为复杂：第一，一部分众创空间是企业家根据敏锐的市场嗅觉与企业发展布局自发涌现的，与产业政策关联较小；第二，政策型众创空间与房租套利型众创空间涌现与政策推动关联度较大；第三，投资服务创收型众创空间最初受政策推动的影响较大，而后续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减少对政策的依赖；第四，政策对所有众创空间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与众创空间整体发展共同演化；第五，产业政策对创客项目的影响主要为信息杠杆与政策背书，并非直接通过经济激励促进创客项目涌现。现有关于众创空间的研究，主要限于经济学、管理学、创业教育等领域，探讨的提议主要围绕众创空间的内涵特征、组织模式以及众创空间的实践应用，而鲜有涉及众创空间的空间发生学研究。现有文献默认众创空间受政策驱动发生。本研究探讨众创空间的空间发生机制是拓展众创空间研究的基本参照点，对于全面认识众创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深入探讨产业政策对众创空间的影响，有力地回应了众创空间发生的政策驱动默认观点，揭示了产业政策与众创空间涌现的复杂互动关系。
本文提出的假设都得到了验证。研究也发现：第一，路径依赖机制并不决定众创空间涌现，而是企业家根据自身能力基于已有路径结构转译现有资源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发现也与Storper等认为的经济行动者能够创造自己所需地方环境[54]的观点不谋而合。进一步说，不同因素对众创空间的路径依赖影响不相同，如本地人效应、沉没投入的路径依赖影响较大，而金融资本的路径依赖效应则相对较小，企业家的能动性可以改变本地金融环境。第二，产业政策对不同类型众创空间的涌现的作用不尽相同。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有：政府在打造本地创新力过程中要加强对本地人的激励，吸引在外创业的本地人回乡创业；落后地区的政府要注重梳理区域沉没资源，思考如何与当前经济热点的对接盘活沉没投资；在构建本地金融环境的同时，加强与外地优质金融资源的对接；产业政策设计中要更注重如何激励生发企业的内生动力，规避纯政策套利的经济行为。本文仅研究了众创空间的涌现，并没有涉及众创空间后续演化过程。众创空间现象是我国新的经济景观，后续需要跟踪研究这一空间演化过程。本研究的众创空间不包括海归人员、院士等高端创业项目，这些创客项目以及所在的众创空间与普通的众创空间的空间发生机制有何不同，这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刘小芳, 张联民, 刘毅. 国内众创空间研究的文献分析[J]. 江苏科技信息, 2018(10):31-34.

[2]
张娜. 众创空间——互联网+时代本土化的创客空间[J]. 科协论坛, 2015(10):22-25.

[3]
侯晓, 金鑫, 吴靖. CAS视角下的众创空间特征及运作机制研究[J]. 情报杂志, 2016, 35(10):195-200,119.

[4]
王佑镁. 发现创客:新工业革命视野下的教育新生态[J]. 开放教育研究, 2015, 21(5):49-56.

[5]
王佑镁, 叶爱敏. 从创客空间到众创空间:基于创新2.0的功能模型与服务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 2015(11):5-12.

[6]
刘志迎, 陈青祥, 徐毅. 众创的概念模型及其理论解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2):53-61.

[7]
贾天明, 雷良海, 王茂南. 众创空间生态系统:内涵、特点、结构及运行机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11):8-14.

[8]
陈夙, 项丽瑶, 俞荣建. 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结构、 机制与策略——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5(11):35-43.

[9]
陈武, 李艳萍. 众创空间平台组织模式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4):593-608.

[10]
王节祥, 田丰, 盛亚. 众创空间平台定位及其发展策略演进逻辑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11):1-6.

[11]
李瑞军, 吴松. “众创空间”视域下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思考[J]. 思想教育研究, 2015(7):82-85.

[12]
王占仁, 刘海滨, 李中原. 众创空间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作用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 2016(2):85-91.

[13]
张玉臣, 周宣伯, 罗芬芬, 等. 创客个人动机与外部环境影响关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18):150-154.

[14]
Boschma R, Martin R. The aims and scop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C]// Boschma R,Martin R.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n: Edward Elgar, 2010.

[15]
Neffke F, Henning M, Boschma R.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 over time?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87(3):237-265.

[16]
Rigby D.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nd knowledge space:En- try and exit of US cities from patent classes[J].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11):1922-1 937.

[17]
Hidalgo R, Klinger B, Barabási A, et al.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J]. Science, 2007, 317(5837):482-487.

[18]
Boschma R. Relatedness as driver behind regional diversifica- tion:a research agenda[J]. Regional Studies, 2017, 51(3):351-364.

[19]
Arthur B.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M]. London: Penguin Publishing, 2009.

[20]
Binz C, Truffer B, Coenen L. “Path creation as a process” of resource alignment and anchoring:industry formation for on-site water recycling in Beijing[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92(2):172-200.

[21]
Dawley S. Creating new paths?Offshore wind,policy activism, and peripheral region development[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90(1):91-112.

[22]
Trippl M, Grillitsch M, Isaksen A. Exogenous sources of re- gional industrial change:attraction and absorption of non-local knowledge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8, 42(5):687-705.

[23]
Todtling F, Trippl M.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beyond neo-liberal and traditional systemic view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 26(9):1779-1 795.

[24]
Isaksen A, Tödtling F, Trippl M.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region- al structural change:Combining actor-based and system-based strategies[C]//Isaksen A,Martin R,Trippl M. New Avenues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oretical Advances,Empirical Cases and Policy Lessons. Cham:Springer, 2018.

[25]
Stam E. Entrepreneurship,evolution and geography[C]// Bos- chma R,Martin R.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n: Edward Elgar, 2010.

[26]
Carter N, Gartner W, Reynolds P. Exploring start-up event se- quen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6, 11(3):151-166.

[27]
Stuart T, Sorenson O. Strategic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7, 1(3-4):211-227.

[28]
Sorenson O.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geography of entrepre- 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8, 51(3):527-537.

[29]
Stam E. Why butterflies don’t leave:Locational behavior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J].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83(1):27-50.

[30]
Clark G. Behaviour in context[C]//Clark G,Feldman M, Gertler M,et al. The New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1]
Tuan Y. Space and place:humanistic perspective[C]//Gale S,Olsson G. Philosophy in Geography. Dordrecht: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 387-427.

[32]
Heidegger M. Basic writings: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M]. San Francisco: Harper,1993.

[33]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Pion,1976.

[34]
Tuan Y.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

[35]
Ettlinger N.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a relational and microspace approach to trusts,rationalities,networks,and change in collaborative workpla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2):145-171.

[3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481-510.

[37]
Boschma R, Frenken K. Why is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3):273-302.

[38]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 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 1979, 47(2):263-291.

[39]
雷辉. 多主体协同共建的行动者网络构建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0]
Hirsch S. The united states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C]// Wells L.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Boston: Division of Research,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72.

[41]
Holtz-Eakin D, Joulfaian D, Rosen H. Sticking it out:Entre- preneurial survival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1):53-75.

[42]
Sorenson O, Stuart T. Synd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6):1546-1 588.

[43]
Stouffer S. 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A theory relating mobili- ty and dista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0, 5(6):845-867.

[44]
Zook M. Grounded capital:Venture financing and the geogra- phy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1994-2000[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2):151-177.

[45]
Martin R, Sunley P. Complexity thinking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7(5):573-601.

[46]
Plummer P, Sheppard E. Geography matters:Agency,struc- tures and dynamic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conomics and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5):619-637.

[47]
Hall P, Taylor 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 alisms[J]. Political Studies, 1996, 44(5):936-957.

[48]
林毅夫, 张军, 王勇. 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49]
Zhu S, He C, Yi Z. How to jump further and catch up?Path- breaking in an uneven industry spa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1):521-545.

[50]
郭玥. 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与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9):98-116.

[51]
中国江西网. 李涛:从一到一百打造千亿级企业[EB/OL]. http://jiaju.jxnews.com.cn/system/2014/09/05/013308141.shtml,2014-09-12.

[52]
搜狐网. 南昌楼市住宅库存约350万平去化期不到7个月[EB/OL]. http://www.sohu.com/a/46373418_183984,2015-12-04.

[53]
凤凰网湖北综合. 创业无惧风雨整合再创辉煌——心客 CEO缪金生的“逆袭”之路[EB/OL]. http://hb.ifeng.com/a/20180322/6451249_0.shtml,2018-03-22.

[54]
Storper M, Walker R.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Territory, Technology,and Industrial Growth[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9.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