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0 , Vol. 40 >Issue 3: 119 - 12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3.014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 肖晔 , 1 ,
  • 赵林 , 2, ※ ,
  • 吴殿廷 1
展开
  • 1.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中国 北京 100875
  • 2.曲阜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中国山东 日照 276826
※赵林（1988—），男，山东泰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均衡。E-mail：。

肖晔（1996—），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分析与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19-03-19

  修回日期: 2020-02-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2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CZKJ04)

收起

Evaluation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hina’s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XIAO Ye , 1 ,
  • ZHAO Lin , 2, ※ ,
  • WU Dianting 1
Expand
  • 1.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Shan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3-19

  Revised date: 2020-02-0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1

Fold

摘要

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地市级尺度的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性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水平不高，空间分异显著；总体呈现出以城市群为基本辐射区、以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高值突出点的点面结合格局，点面串联形成“两横三纵”的空间形态，并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四个高值区；不同协调水平型地市在空间分布形态和子系统结构关系方面具有一定规律性。②中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较弱，但局部有显著空间自相关，形成城市群中心—外围和省区中心—边界的典型集聚区，体现出一定的虹吸效应和边界效应。③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开放度、第三产业基础、教育资源禀赋和交通水平对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各地市应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区域情况，合理定位，补足短板，因地制宜。

关键词： 会展业; 会展教育; 耦合协调; 产教融合; 旅游; 差异化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肖晔 , 赵林 , 吴殿廷 . 中国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 40(3) : 119 -12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3.014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in China's prefecture-level scale. Based on this,two-stage least squares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Overall,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hina's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is at relatively low level,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s significant. The spatial pattern is one incorporating points into planes wher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basic radiation zone,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core city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are high-value points. The points and polygons are connected in series to form the "two horizontal and three vertical" spatial form,and also form several high coordination areas: Beijing-Tianjin-Hebei,Yangtze River Delta,Pearl River Delta and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different coordination level show a certain regularity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m and subsystem structure. 2) The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hina's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is weak. However,there is significant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s center-peripheral and provincial center-boundary are typical agglomeration areas,reflecting the siphon effect and boundary effect to some extent. 3) Local economic growth level,economic openness degree,tertiary industry foundation,education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raffic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hould combine their own development stage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to set rational position,make up for the short and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Key words： MICE industry; MICE educ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vocation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ourism;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会展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辐射效应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崛起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明星行业，并已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2]。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共有160个城市举办了展览活动，展览数量达9 283场，展会经济直接产值高达4 803.1亿元。在中国会展业发展迅猛和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会展教育自21世纪初应运而生后同样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3]。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有101所院校开设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168所院校设置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纵观国际会展强国，其蓬勃发展的背后无不有着专业化系统化的会展人才培养体系作支撑。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为行业变革中的会展企业赢取了市场[4]，随着人力资本的日益彰显，会展产业与会展教育的耦合协调质量更是成为会展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由此可见，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的互动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会展业与其他系统要素的互动影响，国内外学者已从经济、社会、相关产业等多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Kim、Dwyer、叶凯等先后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协整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实证测度了会展业对于城市经济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5⇓-7]。Waitt、Prayag、罗秋菊等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分别以悉尼奥运会、伦敦奥运会和广交会为案例探究了会展与社会感知、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8⇓-10]。会展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强，其与旅游业的互动是一大研究热点，并已催生出了会展旅游这一新业态。Dwyer、潘文焰等分别基于互动—机会模型、触媒效应和母体效应理论阐释了会展业与旅游业的互动机理[11-12]；Lim、戴光全等分别运用广义矩估计和本底趋势线模型实证测度了会展业和会展活动与旅游业之间的相互影响[13-14]。
会展教育本身就是会展和教育相融合的衍生产物，其诞生后也逐渐成为会展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国内外学者或是着眼国家或地区会展教育现状进行宏观剖析[15-16]，或是针对会展教育的学科定位和社会认知[17⇓-19]、知识和课程体系构建[20-21]、人才培养模式优化[22-23]等方面进行探索，逐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互动研究则十分有限，仍处于初步阶段[24-25]。其中，董绍华[24]在引入政府主体的基础上提出了会展高等教育与区域会展产业的基本互动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Jiang等[25]基于对7国17个会展行业管理者的调查，探究了会展管理教育在会展管理职业化中作用，指出业界和学界仍需达成共识，合作构建会展管理教育体系，以此适应会展行业快速增长的职业需求。
综合来看，目前会展业和经济、社会、旅游等系统要素的互动研究角度广泛、方法多样，相对而言其与会展教育的互动研究则略显单薄。研究视角方面缺乏空间角度的考虑，会展业与会展教育的互动关系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关于其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基于以上认知，本文通过建立两者耦合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对其协调水平及空间格局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探索其影响因素，为优化我国会展教育的资源配置、提升会展教育与会展业的耦合协调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经过数十年以城带乡的管理、治理过程，我国地方经济大型活动的组织运行初步形成了以大城市和地级市为支撑点的地域运动模式。为此，本文以2016年作为研究时间节点，以我国338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未含港澳台，下文统一简称地市）作为研究空间单元，基本覆盖我国地级行政区域。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的数据为各直辖市的汇总数据，不细化到区县。
研究所需的会展业数据来自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会展教育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和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https://www.zyyxzy.cn）；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2 指标体系

综合考虑指标的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提出了一个如下的指标体系（表1），以此从不同方面测度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发展水平。会展业方面，以展览业为主体[26]，从展览、展馆、展览机构和国际影响四个方面选取了七个指标。会展教育方面，会展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和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专科）是目前我国教育部正式批准和备案的与会展直接相关的专业，本文则以开设这两个专业的院校作为我国会展教育的主要载体。囿于数据可获得性，在此仅以院校规模衡量各地市会展教育发展水平。
表1 会展业与会展教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权重
会展业 展览规模 展览数量 0.1406
展览面积 0.1347
展馆规模 专业展馆数量 0.1200
专业展馆面积 0.1228
展览机构规模 展览机构数量（包括政府管理机构、会展协会组织和会展研究机构） 0.1228
国际影响水平 UFI会员数量 0.1614
UFI认证展会数量 0.1978
会展教育 院校规模 本科专业院校数量 0.5167
专科专业院校数量 0.4833

注：UFI为国际展览联盟。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本项研究通过对极差标准化后数据进行加权求和来测度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发展水平。为客观评判各指标的功能效用，本文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该方法根据各指标熵，即离散程度的大小测度其所含信息量的多少，从而确定权重大小，一定程度上较人为主观赋权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27]。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概念源于物理学，是指两个或多个要素或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8]。本文将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视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子系统，借鉴物理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会展教育与会展业发展水平间的耦合度模型[28]：
C = 4 U 1 U 2 / U 1 + U 2 2
式中： C为耦合度； U 1、 U 2为子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数，即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发展水平评价指数。 C的取值范围为0~1， C越大表明二者的相互影响程度越高。
然而，耦合度在很多情况无法有效区分高水平耦合和低水平耦合，即当某地区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发展水平均较低时也会表现出高耦合度，这显然无法与两者均为高水平状态下的高耦合度相提并论。因此，本文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对系统间的耦合质量加以评判。模型如下[28]：
D = C × T ,   T = α U 1 + β U 2
式中： D为耦合协调度；T为会展业与会展教育的综合评价指数； α和 β为待定参数，且 α+ β=1。鉴于会展业与会展教育在相互协调促进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不对等性，本文将 α和 β分别赋值为0.6和0.4。 D的取值介于0~1之间， D越大表征系统协调性越好，反之失调性越差。

1.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相关分析是探究空间效应形式和类型的有力工具，其主要通过建立空间权重矩阵来测度空间中不同位置所在单元同一属性值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空间自相关分析可分为全局测度和局部测度两种，本文依此来探究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在整体和具体空间中的空间关联性[29]。

2 会展业与会展教育的空间耦合特征

2.1 会展业与会展教育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采用ArcGIS自然断裂法，将两项指数分别划分成五级并进行可视化（图1），探究全国地市层面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区域差异特征。
图1 会展业（a）和会展教育（b）发展指数

Fig.1 Development index of MICE industry(a) and MICE education(b)

会展业指数的平均值为0.052，标准差为0.091，变异系数为1.758。空间上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杭州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和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川渝地区四大会展业发展高值集聚区。四大高值集聚区中，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差距较小。除此之外，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会展业发展指数相对较高，而“胡焕庸线”以西的青藏高原和西北内陆则普遍为低值区。
会展教育指数的平均值为0.051，标准差为0.126，变异系数为2.481。与会展业相比，全国会展教育区域差异更为显著，并且在空间上暂未形成明显的高值集聚区，呈现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突出的点状格局。其中，第一梯度高值点主要为东南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还包括中部的科教中心城市武汉；第二梯度高值点主要为长三角、成渝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的省会城市。和会展业相似，低值区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广泛分布。
总的来说，目前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在全国各城市的覆盖尚不全面，造成两项指数平均值较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产业和新型社会行业，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在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率先兴起，呈现出等级扩散态势，其区域格局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背景有关。

2.2 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评价与分析

2.2.1 空间分异

基于耦合度模型计算可得，全国各地市会展教育与会展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平均值为0.916，标准差为0.101，变异系数为0.111。普遍较高的耦合度说明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系统的关联程度较高，相互影响大。
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评判耦合质量水平，计算得到全国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为0.169，标准差为0.133，变异系数为0.786。总体来看，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显著。
为深入剖析二者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情况，在运用自然断裂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五级的基础上，以10%为临界值进一步将各地市子系统发展水平划分为三种相对类型：会展教育规模滞后型（U1-U2>10% U2）、会展教育规模平衡型（U1-U2≤10%U2或U2-U1≤10% U1）、会展教育规模超前型（U2-U1>10% U1）（图2）。
图2 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a）及其发展水平相对类型（b）

Fig.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a) and their type of relative development level(b)

受子系统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的综合影响，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以城市群为基本辐射区、以城市群核心城市和以省会城市为高值突出点的点面结合格局，点面串联形成“两横三纵”的空间形态。其中，以东部沿海的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城市群纵轴条带较为明显，中部纵轴条带（京津冀—长江中上游城市群）和西部纵轴条带（宁夏沿黄—成渝—滇中城市群）尚待进一步发育；两条横轴则分别为京津冀—太原—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城市群条带和长三角—长江中上游—成渝城市群条带。可以看出，东南沿海的珠三角城市群和横纵轴交汇区的京津冀、长三角及成渝城市群为几大耦合协调度高值区域。具体来说：①高度耦合协调地市主要为几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包括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天津、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济南、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杭州、珠三角城市群的广州、成渝城市群的成都—重庆，以及中部的省会城市武汉；②中高度耦合协调地市主要为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分布数量由东至西递减；③中度耦合协调地市主要分布在城市群次外围地区，以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主；④中低度耦合协调地市主要分布在城市群外围和省级边界区域，以成渝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为主；⑤低度耦合协调地市范围较广，面积较大，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西北内陆地区。由此来看，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与我国新型城镇化格局较为吻合，各城市群辐射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异，但都呈现出中心—外围递减的特点，高度和中高度耦合协调地市点状散布，中度和中低度耦合协调地市组团分布，低度耦合协调地市遍域分布。
将子系统发展水平相对类型与耦合协调度叠加分析，可以发现高度耦合协调地市均是会展教育规模超前型，中高度和中度耦合协调地市中两种类型混合存在，中低度耦合协调地市多是会展教育规模滞后型，而低度耦合协调地市则多是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双滞后平衡型。由此来看，与会展业和旅游业的互动相似[30]，会展业和会展教育之间的耦合互动同样具有时间序列和发展层次上的动态发展关系：作为会展业的衍生产物，只有当会展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展教育的产生才具备前提条件，而会展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将激发正反馈机制，促进二者双螺旋上升发展。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GeoDa对2016年我国338个地市会展教育与会展业耦合协调度分别进行全局和局部自相关分析，以探究我国各地市会展教育与会展业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
从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来看，测定得各地市耦合协调度的Moran's I值为0.0789，Z值为2.3125，P值为0.021。虽然Moran's I值为正，并通过了置信水平为0.05的显著性检验，但其值已接近0。由此来看，目前全国各地市会展教育与会展业的耦合协调度仅具有较为微弱的空间正相关性，即总体集聚程度不强，空间依赖性较低。这与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在大量地市仍处于空白状态的现实情况有关，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仍属于初级阶段。
从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来看（图3），高—高（H-H）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几大城市群中心区，综合实力强劲，会展业和会展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低—高（L-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的外围，与中心区对比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虹吸效应；高—低（H-L）集聚区主要为中西部省会城市，形成省区中央凸起区，这与目前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在中西部多数省份中仅在省会城市有所发展的现实情况有关，同时折射出省会城市在省内显著的资源聚集优势；低—低（L-L）集聚区主要位于省际边界地区，以陕甘新青藏边界最为集中，还包括黑吉蒙边界、湘鄂边界、粤赣边界和滇黔桂边界等，在“行政区边缘经济”[31]和“边界效应”[32]等的作用下成为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多重属性下的省际边缘区，会展业和会展教育水平普遍滞后。
图3 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发展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图

Fig.3 LISA cluster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3 耦合协调影响机理分析

3.1 耦合协调影响因素识别

3.1.1 研究假设

为了探究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33⇓⇓-36]的基础上，从经济水平、会展基础、政府能效、中介服务几个方面选取相关变量进行定量分析（表2）。
表2 研究假设及变量说明

Tab.2 Study assumptions and variable descriptions

假设内容 变量选取及符号 表征含义
经济水平影响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 人均GDP（X1） 地方经济增长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比值（X2） 地方经济开放度
会展基础影响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3） 第三产业基础
百万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数（X4） 教育资源禀赋
政府能效影响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 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X5） 地方政府行政能力
中介服务影响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 年度客运量（X6）* 交通水平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7） 投资水平
互联网用户数占总人口比重（X8） 信息化水平

注：“*”人流和物流分别由客运量和货运量两指标表征，但由于客运量和货运量具有高度正相关性，为避免模型受多重共线性影响，因此仅选择客运量这一指标作为交通水平的反映。

3.1.2 回归结果

根据前文结果，各地市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较弱，因此本文不考虑空间作用首先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为消除量纲影响，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同时，怀特检验显示此截面数据存在异方差，因此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
为了修正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误差，本文进一步选取工具变量（IV）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会展业自身是一种第三产业，其规模会直接影响地方第三产业产值，其强大的经济社会效应也会影响地方GDP水平、投资规模和客运规模，因此推测人均GDP（X1）、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3）、年度客运量（X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7）可能为内生变量。鉴于此，本文将X1、X3、X6、X7分别滞后一期构造工具变量。首先，内生变量与其滞后变量相关，弱工具变量检验中几个滞后变量的F统计量均远大于10，且p值均为0.000，表明其非弱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其次，由于滞后变量个数等于内生变量，为恰好识别，无法进行过度识别检验，但从理论上说，滞后变量为前定，其值与当期的扰动项不相关，因此也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综上，选取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OLS和IV估计的结果见表3。对比来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在两估计结果中基本相同，区别较大的是年度客运量（X6）在OLS估计中的系数为0.383，并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IV估计中系数降为0.336，显著性水平也降为5%。DWH检验的p值为0.006，表明模型确实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因此使用IV估计更为有效。接下来以IV估计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表3 多元回归结果

Tab.3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变量 OLS估计 IV-2SLS估计
人均GDP（X1） 0.516***
（0.094）		 0.509***
（0.099）
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比值（X2） 0.173***
（0.049）		 0.187***
（0.051）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3） 0.275***
（0.067）		 0.281***
（0.066）
百万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数（X4） 0.343***
（0.055）		 0.352***
（0.054）
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X5） -0.123
（0.099）		 -0.106
（0.100）
年度客运量（X6） 0.383***
（0.141）		 0.336**
（0.130）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7） -0.258***
（0.082）		 -0.307***
（0.092）
互联网用户数占总人口比重（X8） -0.030
（0.069）		 -0.020
（0.070）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表4同。

经济水平方面，人均GDP（X1）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比值（X2）两项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在1%水平上显著，且人均GDP（X1）的标准系数达到0.509，在所有变量中最高，表明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开发度对当地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尤为重要，符合研究假设。
会展基础方面，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3）和百万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数（X4）的回归系数也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第三产业基础和教育资源禀赋也对地方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符合研究假设。具体来看，X3和X4的系数分别为0.281和0.352，表明地方教育资源禀赋相对于第三产业基础的影响程度更高，即反映出目前会展教育对于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制约更强，这也与中低度耦合协调地市多为会展教育规模滞后型这一现象相呼应，辅助论证了前文所述会展业和会展教育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
政府能效方面，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X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目前对于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无显著影响，与研究假设不符。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是政府能效的一个侧面，其不显著影响可能与当前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的制约有关。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难以量化考察，但其对于政策优惠倾斜方向和资源整合管理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当前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在我国总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虽然许多城市相继提出打造“会展城市”的口号，但真正提出并落实相应发展战略的城市相对有限，因此总体来看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作用难以发挥，影响暂不显著。
中介服务方面，三个变量的影响效应各不相同。年度客运量（X6）的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交通水平对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符合研究假设。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7）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达到-0.307，即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不符，可能与选取指标的偏向性有关。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占据较大比重，因此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较高的地区往往偏重传统行业，对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这样的新兴行业青睐度不高。互联网用户数占总人口比重（X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信息化水平对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暂无显著影响，也与预期结果不符。这可能仍与我国目前的会展初级发展阶段有关，各地市会展和会展教育的发展以传统模式为主，与互联网的结合尚不紧密，仍具较大开发空间。

3.1.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做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①考虑到部分未开展会展活动的地市样本可能干扰结果，剔除会展空值样本重新进行估计；②运用Bootstrap重取样（设置B=400），重新进行估计。同样采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2SLS估计，相应检验结果证明了内生性存在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Tab.4 Estimation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剔除会展
空值样本
（IV-2SLS估计）		 Bootstrap
重取样
（IV-2SLS估计）
人均GDP（X1） 0.453***
（0.137）		 0.729***
（0.109）
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比值（X2） 0.243***
（0.068）		 0.152***
（0.044）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3） 0.274***
（0.081）		 0.250***
（0.059）
百万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数（X4） 0.352***
（0.061）		 0.403***
（0.056）
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X5） -0.067
（0.126）		 -0.307***
（0.086）
年度客运量（X6） 0.343**
（0.133）		 0.239***
（0.070）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7） -0.372***
（0.144）		 -0.372***
（0.072）
互联网用户数占总人口比重（X8） -0.077
（0.106）		 -0.003
（0.066）
从检验结果来看，剔除会展空值样本后，各变量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原结果基本一致；Bootstrap重取样后，年度客运量（X6）的显著性水平由5%提升为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X5）变为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地方行政水平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考量。总体来看，本文的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3.2 影响机理分析

基于高等教育职能理论[37]和知识溢出理论[38]，结合影响因素识别结果，本文尝试构建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机理的解释框架（图4）。总的来说，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系统受到地方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各主体能效综合作用，彼此影响、共同演进。从外部环境来看，增长和开放的经济环境激发着社会活动的需求，同时为会展产业、会展教育、政府、中介机构等主体能效的充分发挥奠定了基础。
图4 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机理解释框架

Fig.4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MICE industry and MICE education

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作为核心主体，是耦合协调系统的子系统组成，两者各自依赖的第三产业基础和高校资源禀赋为其互动协调提供了最直接的源泉。概括而论，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互为导向和支撑关系，会展产业的规模、结构和商业运作模式与会展教育的规模、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彼此影响、相互协调。具体而言，会展企业和会展高校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主要联系纽带，通过要素互通和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交流共进。人才培养方面，会展高校天然拥有庞大的生源、专业的师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和教学设施环境等教育优势，而会展产业则可凭借其市场优势与会展高校共享行业信息、输出业界精英客座指导、投资教育经费、提供实训平台，由此会展高校得以优化教学条件和教育模式，会展企业则得以吸纳充足优质的行业人才，提升人力资本。科学研究方面，会展高校凭借其智力优势可向会展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助力会展产业科学化运作的同时增强会展教育理论体系的应用性和生命力。此外，二者还可合作研发项目，由会展企业提供行业诉求信息与研发资金，使得会展高校成为技术创新的阵地，激发学术活力，而会展企业则提供成果应用转化平台，提升自身资源产出效率。
政府和中介机构作为辅助主体，其行为直接影响着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互动的方向与效率。就政府而言，其宏观调控职能引导和规范着各项要素的传递和流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发挥受制于区域发展战略的导向影响，因而其对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发展的作用可能因地而异。中介服务机构则涉及交通、金融、通信、旅游、餐饮等一系列部门，作为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互动发展的平台和联系纽带，其各部门的发育程度和联动效能直接影响着系统中人流、物流、资金和信息流的传导方向与强度，进而影响到耦合协调系统的演进方向。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各部门作用的发挥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行业偏向的影响，从而可能对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的耦合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本文通过构建会展教育与会展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中国各地市会展教育与会展业耦合协调水平空间格局，并结合2SLS模型探讨了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①空间格局方面，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空间分异明显，总体呈现出以城市群为基本辐射区、以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高值突出点的点面结合格局，点面串联形成“两横三纵”的空间形态，与我国新型城镇化格局较为吻合；各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异，但都呈现出中心—外围递减的特点；不同协调水平类型内部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空间分布形态呈面—团—点递进，子系统结构关系凸显了会展教育和会展业的在时间序列和发展层次上的动态发展关系。
②空间依赖性方面，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发展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较弱，总体集聚程度不强；局部有显著空间自相关，H-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区；L-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外围；H-L集聚区为主要为中西部省会城市，形成省中央凸起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省级边界区域，以青藏高原和西北内陆地区为主；局部空间自相关以城市群中心—外围和省区中心—边界为典型集聚区，体现出一定的虹吸效应与边界效应。
③影响因素方面，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受到地方总体经济环境和内部各主体能效综合作用，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开放度、第三产业基础、教育资源禀赋、交通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投资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信息化水平暂无显著影响，地方政府行政水平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其中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效应最强。

4.2 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新兴服务产业和新型社会行业，会展产业和会展教育的发展需要具备诸多条件，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与政府导向息息相关。高耦合协调度意味着地方会展业与会展教育处于良性互动之中，利于其经济社会效应的释放；低耦合协调度则意味着地方会展业与会展教育的发展条件尚不成熟或二者规模方向不匹配，因而经济社会效应不显著或有待协调提升。各地市应当根据其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发展阶段及其系统耦合协调度，结合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①对于H-H型地市，应把握城市群核心区资源优势与雄厚基础，着力培养会展高端复合型人才、打造会展知名品牌，提升中国会展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积极开拓融合“互联网+”等战略进行模式创新，促进信息共享知识共享；②对于L-H型地市，应规避与核心高水平地区的同质化竞争与资源单向流失，积极打造特色会展项目，同时把握会展业与会展教育的动态发展关系，提升本地会展人力资本，减轻虹吸效应，逐步形成有序竞争错位互补的会展格局；③对于H-L型地市，应尝试将自身运营管理技术和师资人才等优势向周围低水平地区外溢，协同分工，疏通物流、传媒、旅游等服务纽带，逐步构建区域会展业整体产业体系；④对于L-L型地市，应明晰会展的经济门槛限制，认清边界地缘环境导致的交通设施和经济开放度等方面的先天劣势，着力补足短板，量力而行地发展会展业与会展教育，或是寻求与地方社会经济环境更相适应的产业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会展教育中，高级人才的培养将为更大范围的会展活动服务，初级人才的培养则主要为本地会展活动服务。反过来说，小规模、低档次的会展活动，可以主要地依赖于本地会展教育培养的人才；大规模、高档次会展活动，则需要更高级地区、更高级教育机构培养的会展人才支撑。本文完全基于本地会展与会展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研究成果及其应用价值的相对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囿于新行业的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所研究的会展教育侧重于院校规模，对师资、学生、成果产出等方面的考虑不够，对耦合关系的研究也仅限于横向层面，未进行纵向的动态演变对比分析，这是本文的欠缺所在。随着会展的蓬勃发展，日后有望在不同阶段进行长时间、多指标的综合动态评价，以此助推我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田言付, 付业勤. 基于CSSCI的国内会展研究现状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10, 30(18):205-208.

[2]
方忠权.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3, 68(4):464-476.

[3]
刘大可. 中国高等会展教育发展态势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5):81-84.

[4]
Dawson B K, Young L, Tu C, et al. Co-innovation in networks of resources-a case study in the Chinese exhibition industry[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 43(3):496-503.

[5]
Kim S S, Chon K, Chung K Y. Convention industry in South Korea:an economic impact analysi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3, 24(5):533-541.

[6]
Dwyer L, Forsyth P, Spurr R.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events: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6, 45(3):59-66.

[7]
叶凯, 田金信, 施敏. 城市会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 2011, 25(2):157-161.

[8]
Waitt G. Social Impacts of the Sydney Olympic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1):194-215.

[9]
Prayag G, Hosany S, Nunkoo R, et al. London residents' sup- port for the 2012 Olympic Games: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verall attitud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36:629-640.

[10]
罗秋菊, 陈可耀. 社区居民参与城市会展业发展的社会交换关系研究——以广州琶洲村村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4(3):50-55.

[11]
Hiller H H. Conventions as mega-events:a new model for convention-host city relationship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5, 16(5):375-379.

[12]
潘文焰. 大型活动与旅游业的互动研究——基于“触媒效应”与“母体效应”理论[J]. 人文地理, 2012(6):124-129.

[13]
Lim C, Liang Z.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Meetings,Incen- tive,Exhibitions,and Conventions (MICE) and tourism demand using Generalized Methods of Moments (GMM):the case of Singapore[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8(4):1-10.

[14]
戴光全, 保继刚. 昆明世博会效应的定量估算:本底趋势线模型[J]. 地理科学, 2007, 27(3):426-433.

[15]
Dredge D, Benckendorff P, Day M, et al. Drivers of Change in Tourism,Hospitality,and Event Management Education: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Education, 2013, 25(2):89-102.

[16]
周全明. 河南省会展专业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9(6):99-101.

[17]
俞华, 仇薇. 会展学科定位探究[C]// 2007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东莞: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07:191-197.

[18]
张骁鸣, 常璐. 会展本科教育的社会认知——聚焦于会展学生家长的视角[J]. 旅游论坛, 2017, 10(2):1-9.

[19]
Ryan W G. Events management awards in the UK in view of First Destination Employment (FDE):a student perspective[J]. Event Management, 2016, 20(2):217-226.

[20]
Zeng X, Yang J. Industry perceptions of the event management curriculum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Convention & Event Tourism, 2011, 12(3):232-239.

[21]
杨琪, 回凤瑾. 我国台湾会展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及其启示[J]. 旅游论坛, 2017, 10(2):10-17.

[22]
Tang, Vivian H W. Constructing a competence model for inter- national professionals in the MICE industry: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pproach[J]. Journal of Hospitality,Leisure,Sport & Tourism Education, 2014,15:34-49.

[23]
王春雷. 项目驱动型会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上海师范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为例[J]. 旅游科学, 2010, 24(6):84-92.

[24]
董绍华. 会展高等教育与区域会展产业互动研究[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25]
Jiang J, Schmader S W, Robertson M, et al. Event manage- ment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the view from the trenches[J]. Event Management, 2014, 18(18):25-37.

[26]
杨欣, 金李梅. 中国会展业时空分布特征[J]. 经济地理, 2014, 34(8):96-102.

[27]
于伟, 吕晓, 宋金平. 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时空格局[J]. 地理研究, 2018, 37(2):319-332.

[28]
刘娜娜, 王效俐, 韩海彬. 高校科技创新与高技术产业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10):59-70.

[29]
于伟, 宋金平, 韩会然. 北京城市发展与空间结构演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30]
马勇. 会展与旅游互动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 2003, 23(1): 130-139.

[31]
安树伟. 行政区边缘经济论[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32]
朱传耿, 王振波, 仇方道. 省际边界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J]. 人文地理, 2006, 21(1):1-5.

[33]
张琰, 郭英之. 中国会议中心城市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008, 23(8):85-90.

[34]
张海洲, 陆林. 会展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京津冀与长三角都市圈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3):46-54.

[35]
王奔, 晏艳阳. 我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7, 37(2):39-45.

[36]
赵林, 吴殿廷, 王志慧, 等.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11):39-49.

[37]
Etzkowitz H. Evolu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 Globalisation, 2004, 1(1):64-77.

[38]
Fukugawa, Nobuya. Knowledge spillover from university re- search before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eform in Japan:localisation,mechanisms,and intermediaries[J].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6(1):1-23.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