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0 , Vol. 40 >Issue 4: 214 - 22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4.024

旅游经济与管理

现代性拓殖与地方响应：少数民族盐业旅游社区的发展实践

  • 孙九霞 , 1, 2 ,
  • 庞兆玲 , 1, ※ ,
  • 王学基 1, 2
展开
  • 1.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275
  • 2.中山大学 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东 广州 510275
※庞兆玲（1988—），女，山东日照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与社会发展。E-mail：。

孙九霞（1969—），女，山东潍坊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E-mail：。

收稿日期: 2019-07-18

  修回日期: 2019-09-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0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18)

收起

Modernity Colonization and Local Respons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Minority Salt Tourism Community

  • SUN Jiuxia , 1, 2 ,
  • PANG Zhaoling , 1, ※ ,
  • WANG Xueji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7-18

  Revised date: 2019-09-1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8

Fold

摘要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边缘民族地区拓殖的同时，地方也不断作出响应，二者的互动塑造和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深刻变迁。文章以西藏芒康县盐井地区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资料，分析现代性向边缘民族地区拓殖的路径、地方响应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现代性通过以机械化生产技术为代表的“硬现代性”和以旅游发展为代表的“软现代性”两条路径向边缘少数民族社区拓殖。②民族社区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只是被动卷入，而是根据其现实需求、价值观念及地方知识的内在合理性等采取接受、调适、创造与抵制等多种应对策略。③现代性与地方的多元互动引发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地方社会中人地关系的疏离、回归与转变，以及社会关系与交往逻辑的打破与重构。文章关注现代性对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发展实践的具体影响，是对现代性理论的综合性微观实证探索，有助于加深对现代性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以及旅游社会影响的再认识。

关键词： 硬现代性; 软现代性; 地方响应; 盐业旅游社区; 芒康盐井; 藏族; 人地关系; 社区参与

本文引用格式

孙九霞 , 庞兆玲 , 王学基 . 现代性拓殖与地方响应：少数民族盐业旅游社区的发展实践[J]. 经济地理, 2020 , 40(4) : 214 -22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4.024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local communities never stop responding to the colonization of modern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derni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further shapes and influences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local society. Taking the Yanjing area in Mangkang County of Tibet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collects data by methods of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to analyze the path of modernity colonization and the local response,and further explores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influences the local society. The study finds that: 1. Modernity colonizes the minority tourism community through two paths: "hard" modernity represented by mechaniz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soft" modernity represent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2. In this process,the minority community is not just passively involved,but adopts a variety of response strategies,such as acceptance,adjustment,creation and resistance based on its actual needs,values and the inherent rationality of local knowledge; 3. The multi-interact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leads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the alienation,regre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as well as the disru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logic. The article pays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influence of modernity on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minority tourism community. It is a comprehensive and micro-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of modernity and helps to deepen the re-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social impact of tourism.

Key words： hard modernity; soft modernity; local response; salt tourism community; Mangkang Yanjing; Tibetan; human-land relationship;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代转型，“现代性”成为理论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理论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既有解放和进步的一面，也有道德毁灭性的一面[1]，其消极面则引发了有关地方性的丧失[2]、传统的瓦解与断裂[3]、虚无主义[4]等隐忧。上述隐忧部分源于学者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地方社会的能动性以及现代性的多面性。现代性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发展过程，其推动在地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主体的自觉性[5]。同时，现代性既有基础性、结构性的一面，也有可变性、文化性的一面[6]。因此在讨论现代性之于地方社会的影响时，单独讨论某一面向是不完整的。Sven-Eric Liedman在其著作《在未来的阴影中：现代思想史》中首次区分了现代性的二元性[6]，认为现代性具有“硬”和“软”两种版本[7]，前者指经济、技术、自然科学领域的结构现代性，亦可称之为“基础现代性”（Basal Modernity），如现代技术的应用与扩散；后者指世界观、政治观、审美表达和社会文化表现领域的文化现代性，或称“可变现代性”（Variable Modernity）[8]，如现代旅游的发展。对现代性“硬—软”面向的区分，有助于更深刻地剖析现代性的结构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复杂影响，但遗憾的是该观点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现代性作为一种行为制度与模式[9]，正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世界的每个角落，试图将边缘地区囊括进全球化体系[10]。本研究试图借助这一理论剖析边缘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更为细致地理解现代性的拓殖过程与机理。
边缘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现代技术的应用与扩散，这也是“硬”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方面。科技在促进社会“祛魅”[11]、撬动现代性与社会发展[12]的同时，也使个体逐渐摆脱集体的限制[13]，人们转而依赖抽象系统才能获得本体性安全[9]，甚至在自然层面、社会层面、人本层面产生历来受学界关注与批判的“技术异化”问题[14]。但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其持续完善和进步将是必然趋势；技术只是在被应用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异化的消极面，而这种异化只能依赖于制度的批判[14]与技术使用者的价值观[15]等“软”现代性力量加以弱化。
同时，旅游作为一种“软”现代性力量，已经成为我国边缘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在促进边疆融入中心[16]、“去边缘化”[17]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产生于深受异化社会之困的游客对目的地的地方想象，在旅游场域中时常发生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7]，并对东道主社区的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在与现代性的斡旋过程中，地方社区可能会采取多种策略应对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变化[18]，抑或通过以传统文化为基底的“权力抗争”，在坚守文化传统与经济利益之间获得平衡[19]。旅游过程中的主客交往刺激本地居民重新发现、反思、重构地方传统[20]，使地方社会尚未步入“硬”现代性带来的异化之前便提前进行反思，从而能够在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过程中协调传统与现代间的紧张关系[21-22]。
本研究选取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盐井地区为案例，通过分析这一边缘少数民族盐业旅游社区的发展实践，探讨现代性的拓殖过程与地方响应。“拓殖”（Colonization）可以理解为外来行动主体在一个新的地区萌发、成长和发展的过程[23]，外来主体与在地主体之间因各自的能动性而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本文将现代性拓殖（Colonization of modernity）界定为现代行为制度与发展模式介入传统地方社区，经过一系列互动协商并最终实现在地化的过程。研究具体探讨：现代性以何种路径和方式作用于边缘民族社区?地方社区如何作出响应?地方与现代性不同面向的互动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旨在通过典型个案的剖析呈现边缘少数民族社区的现代化发展实践，以期能够为现代性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更加细致的理解。

1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案例地为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盐井地区，行政区划上包括上盐井村、纳西村和加达村（图1），人口分别有741、1 347和1 249人 ① 。据《芒康县志》记载，该地盐业生产历史可追溯至格萨尔王时期，清朝开始有详细的文字记载[24]。加达村是该地区最初的产盐地，后来扩展到上盐井和纳西村。上盐井村和纳西村位于澜沧江东岸，分别有587块和853块盐田，西岸的加达村有1 774块盐田 ① 。盐田由各村盐民就地取材，夯实粘土而成，因两岸土质不同，西岸的加达村主要产红盐，东岸上盐井和纳西村主要产白盐。
图1 盐井地区的地理位置

Fig.1 The location of Yanjing

井盐生产流程大致包括取卤、浓缩、注卤、晒盐、晾盐、收盐、运销、修整盐田等多个环节（图2）。取卤是指从盐井汲取卤水倒入贮卤池存放5~6天，可以冷却卤水同时提高卤水浓度。将贮卤池中的卤水灌注到盐田中即为注卤。晒盐则依靠风吹日晒析出盐粒，每年的11月至次年6月为晒盐季，其中3~5月为旺季。晾盐指将结晶的盐刮成弧形以充分脱水。收盐的周期因气候、地势而异，平均3~5天收一次盐，一般分两道工序，第一道用薄木板或薄铁片刮取最上层的盐，此道盐杂质少，一般为人食用；第二道盐因混有泥土，一般为牲畜所食用。历史上盐的运销主要由男性用骡马驮运至昌都、四川、云南等地销售，现今多为盐商来村内收购。盐田主要有三种不同程度的修整方式：第一种是每次收完盐后用木拍拍打盐田，将刮松的盐田拍实、打平，防止卤水渗漏；第二种是将盐田的泥土翻新，盐田下面的木板拆下来浸泡在贮卤池中，提高卤水浓度后再重新搭建盐田；第三种是将梁、柱拆下来彻底更换，此类修整频率很低，十年左右一次。
图2 芒康盐井地区传统的盐业生产流程

Fig.2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salt industry in Mangkang Yanjing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正式田野调查于2018年8月1日至10日在盐井地区开展，主要采用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资料。深度访谈主要从不同主体视角了解不同时期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尤其是盐田及制盐工艺的变迁过程及影响因素，村民参与旅游的情况及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等，受访对象包括本地居民、政府工作人员等共25人。非参与式观察法主要了解盐民的盐业生产活动、日常活动及卖盐、旅游接待等活动及场景。此外还收集了有关盐井地区盐业生产活动的历史资料，包括地方志、昌都市村情汇编及相关文献等作为二手数据。

2 现代性与地方的互动实践

2.1 现代性的介入：塑造合法化身份与确立桥接者

“硬”现代性作为一股外来力量，以解放身体化劳作之名作为合法化身份介入传统社区。盐井地区长期以来艰苦的生产条件催生并强化了藏族女性获得劳动解放的内生性需求。在2003年使用水泵之前，盐业生产全过程均依赖女性的身体化劳作，尤以汲卤、背卤、注卤环节最为艰苦。晒盐旺季，凌晨就要下到数米深的盐井中用木桶背（后用塑料桶挑）出卤水，再沿羊肠小道背/挑至自家的贮卤池中；自然浓缩一周左右后，再注进盐田中。一天中至少背60~100桶左右，澜沧江东岸因地势陡峭，劳作难度更大。很多女性因长期高强度劳动和卤水浸泡而患有风湿病、关节炎、肩周炎、腰肌劳损等身体疾病。如此恶劣的生产条件下，盐民对替代性生产工具具有强烈的需求。水泵技术对身体化劳作的解放完美契合了盐民长期以来对省时省力的期望，创造了其介入传统社区、获得盐民认可的合法身份。
对传统盐业社区而言，作为“软”现代性载体的旅游是一种全新的生计方式，也需要凭借合法化身份征得社区认可与接纳才能介入社区。旅游首先被作为一项带动地方就业、促进地方发展的经济活动自上而下植入盐井社区。在G214国道沿线旅游兴起的背景下，盐井旅游发展逐渐起步。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加达村村民为旅游发展让渡着资源、空间与权力，如砍掉江边数十年的古树以实现加达村与景区间通车，江边修建广场以展演“巴玛巴典”仪式，开放家空间向游客提供参观与住宿餐饮接待服务，村口建售盐点向游客销售手工制盐等。盐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被叠加了旅游消费空间，盐田实现了由社区生产资料向核心旅游吸引物的转换，生计方式由盐业向盐业和旅游业兼顾转型。伴随现代旅游者而来的是现代社会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25]。以经济之名，“软”现代性悄无声息地渗透进盐井社区。
“硬”现代性在拥有合法化身份之后，需要合适的桥接者将其引入传统社区，进而触发扩散机制。机械化生产工具对身体化劳动的解放契合盐民共同的生产需求，经与外界接触频繁的年轻盐民引入后，迅速在村内扩散至家家户户。水泵作为一种机械化生产工具，是典型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物质世界进行改造的劳动资料。2003年，加达村第一台柴油机水泵由到云南卖盐的年轻男性购回，在保守者短暂的观望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普及到绝大多数盐户家中。个别经济条件有限的盐户则通过合买或借用的方式实现机器生产。从此，水泵便嵌入到加达村的盐业生产过程，替代了取卤、注卤环节的人工操作。第一代的柴油机水泵仍过于笨重，2005年，相对轻便的第二代汽油机水泵被引入。2006年加达村盐田通电后，在村长的带领下，第三代电水泵进入加达村，并取代汽油机水泵成为至今家家户户仍在使用的重要盐业生产工具。拥有与外界沟通机会和能力、具有创新意识的社区内部成员是桥接“硬”现代性与传统社区的重要中介者。现代技术一旦被引入，将会触发被压抑的内部动机，引发社区成员的效仿与学习，从而实现技术扩散。
与水泵在盐业生产中的应用不同，旅游发展并非社区居民强烈的内生需求，需要外界力量的干预与引导，政府与媒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实现旅游这一新的“软”现代性力量成功介入社区，政府与媒体积极建立“软”现代性与地方意义之间的联结。千年盐田景观、手工晒盐技艺、茶马古道历史、藏族风俗文化等因其独特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价值，并作为反观现代社会的镜像，成为各类纪录片宣传的重点；旅游主管部门则借助盐井地区在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圈中的地理位置优势，积极规划发展，并筹办“茶马古道旅游文化节”等节事活动推介盐井旅游，筛选并支持符合条件的藏民家庭经营藏家乐等。通过旅游建构起盐井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事象与“他者”之间的联系，由此勾连起此地与彼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使旅游及其代表的“软”现代性找到扎根地方的入口。

2.2 地方的多元响应：接受、调适、创造与抵制

地方面对现代性的拓殖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对不同的事项作出相应的反应，充分展现地方的力量和主动性。在现代性与传统两股力量的角逐过程中，传统也并非完全是脆弱的、易被消解的，而是根据其地方意义系统做出接受、调适、创造抑或抵制的多元响应。相较而言，地方与“硬”现代性斡旋的空间相对较小，而与“软”现代性有着更多协商的可能。
首先，那些一直被地方社区所渴望，并能为居民带来便捷、高效和经济收益的现代性力量很容易被地方主动接受并纳入生产生活领域，从而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一方面是机械化技术部分嵌入盐业生产。水泵这一“硬”现代性的载体已经深刻地嵌入到盐业生产过程。使用水泵前，在晒盐旺季，藏族女性一天中要在盐田劳作长达10余小时，十分艰苦。2003年，第一台水泵由村内经常到外地贩盐的年轻人购买回来。由于机器价格相对昂贵，保守的老年人最初并不支持购买水泵，但年轻人看重水泵的省时省力，十分支持并最终获得协商的胜利。水泵的使用迅速在全村扩展开来，并在短短的4年时间内实现3次更新换代，机器越来越轻便且容易操作。目前，加达村盐户家家都在使用电水泵取运卤水，但其他环节仍由手工操作完成。盐民沉浸于机器替代人工的喜悦中，认为过去的方式充满“艰苦”和“辛酸”，甚至很多人认为千年盐业生产技艺中最不该保留的便是“人背/挑卤水”的环节。
另一方面，盐井村民逐渐卷入旅游市场。旅游介入盐井地区后，为地方知名度的提升和村民经济增收开辟了新的道路，逐渐获得村民的支持与积极参与。在加达村，村民们参与旅游的形式有售卖红白盐、藏红花、雪莲等地方特产，经营藏家乐提供旅游餐饮与住宿接待等。其中，红白盐销售由全村盐户参与，按照“十户一组，一组三天，收入由十户均分”的方式组织。盐作为旅游商品的售价为白盐15元/kg，红盐10元/kg，钟乳晶盐20元/kg，是卖给盐商价格的5倍左右。盐田下形成的造型奇特的盐结晶也被作为旅游纪念品向游客兜售，价格可协商而定。村内已有32户接待条件较好的居民经旅游局授牌经营民宿。他们将家中多余房间布置为单人间、标准间、多人间等不同规格，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配备设施。厅堂用于餐饮接待，二楼佛堂亦可向游客开放参观。现阶段村民对游客仍持一种欢迎态度。
其次，现代性力量跨越传统的边界相对容易，对传统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也难以避免，但文化是具有韧性的，面对现代性的强势介入往往需要做出一定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在盐井社区，这种调适明显地体现在藏族女性日常时间结构与社会交往上。在日常时间结构上，取卤由主导地位转向从属地位。人力取卤时代，“勤劳”是晒出更多盐的唯一法宝。晒盐旺季，女性盐民凌晨3点就陆续前往盐井劳作。她们的时间结构以汲卤、背卤为主导（图3）。水泵引入后，藏族女性投入盐田的劳作时间大大压缩，原来需要2天才可完成的劳动量，现在2小时即可完成，夜间劳作的场景不再。女性的日常时间结构中抽卤退居到从属地位。在社会关系结构上，一方面体现在生产实践中由互助合作转向个体劳作，另一方面体现在交往空间由盐田转向村口集中售盐处。人力取卤时代，由于个体力量有限，女性盐民通常结伴取卤、劳动互助，形成各方均在场的合作劳动。盐田既是生产空间，也是重要的社会交往空间。水泵的引入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公共盐井的卤水涌量不足以支撑多家盐户同时抽取。因此盐民们通过自主协商决定抽卤顺序，共同在场的合作演变为单方按序出场的个体劳作，劳作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功能被挤压。旅游发展后的售盐轮流制为她们创造了新的社会交往机会，村口的集中售盐点成为她们新的交往空间。
图3 加达村女性的日常生活演变示意图

Fig.3 The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daily life in Jiada Village

这种调适还表现在家庭性别分工上。历史上，该地产盐由男性跑马帮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贩卖至外地。因路途遥远，往返通常需要一周甚至半月时间，由此自然形成“男性外出卖盐，女性守家晒盐”的性别分工模式。如今，盐的销售模式发生变化——开始由盐商进村收购，纳西乡也有商店收购。但男性依然极少下盐田，转而外出务工，晒盐和家务劳动仍由女性负责。旅游发展后，女性继续承担盐业生产的同时，因性别优势兼顾家内的旅游接待与村口卖盐工作。男性开始承担下厨房、带小孩的日常家务。性别分工趋于“男主内，女主外”，只是此处的“内、外”之分是以家户为参照，区别于过去基于社区视角区分。如遇盐田劳作与轮流卖盐时间冲突之时，女性仍然会以盐田工作为主，而卖盐则由家中老人或小孩替代。
再次，现代性作为一种陌生的外来力量嵌入传统社区，改变了居民熟悉的生活环境。人们难以完全基于过去的经验图式认识新事物，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但面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地方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现代性的消解和改造[26]，而是结合地方知识的内在合理性[3]，重新发明出新的地方性传统、制造新意义，实现现代性的本土化[27]。这在盐井社区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一方面，盐业生产中创造出新传统。电水泵的应用为盐户带来不稳定的安全隐患，盐民结合地方性知识创造新传统以应对新焦虑。加达村村民信仰藏传佛教，群体内有着稳定的宗教价值观念和处事哲学。现代技术作为新生事物进入地方生产实践中，尤其是电的使用增加了盐业生产的风险。使用水泵前，加达村除每年藏历新年正月初九前后举办“巴玛巴典”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外，并无有关盐业生产的其他特殊仪式。然而，自2006年盐田通电以来，村内先后发生4起盐民在劳作期间因漏电触电身亡的事故，引起了盐民的不安全感。为此，盐民们向附近寺院的活佛请来护身符以求平安，下盐田时佩戴胸前，平时则收放在家中或盐田工具箱内。盐民们结合地方知识的内在合理性发明出新传统，以应对现代性带来的风险，并以此方法建立起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联系，而并非将传统与现代割裂。现代性的科学主义价值观念也并未完全取代传统信仰和地方知识。
另一方面，盐产品在旅游情境下被建构出新功能。旅游发展前，白盐产量低、价格更高，一般为人食用，而红盐产量高、价格便宜，一般销往牧区饲喂牲口。但旅游发展后，社区居民迎合游客的求奇求异和追求健康养生的消费心理，建构出红盐的保健养生价值，如赋予红盐去脚气、治风湿、缓解关节疼痛等功能。红盐因此成为加达村的特色旅游商品，知名度和销量远超过白盐，成为旅游时代的“新秀”。这在以往研究中有类似的观点。旅游社区是多元主体对社区空间想象的建构结果[28]。旅游者往往抱着追求“文化差异”的动机前往“他者的世界”[29]。但社区居民并非只是被动接受游客的凝视，而是积极响应游客建构的文化意义，以获得物质利益[29]，由此将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与旅游情境勾连，创造出新的意义。
最后，当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难以协调，传统社区亦可能抵制现代性的越界，而维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界。旅游裹挟着现代城市人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拓殖进传统的藏族社区，但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所向披靡。当游客的现代生活习惯与藏区的宗教信仰冲突，村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而迎合旅游者的现代化需求。这在加达村藏家乐是否配备抽水马桶一事中可见一斑。加达村藏族民居一般为二层设计，一楼为客厅，二楼通常为起居室和佛堂，厕所设于院落的一角。藏民家中二楼皆设有佛堂供念经礼佛之用，佛堂周边禁忌出现污秽之物。旅游发展后，经营藏家乐的藏民将二楼的起居室隔成数量不等的客房，但出于宗教禁忌，尽管意识到游客对现代卫生条件的强烈需求，依然拒绝在房间内配备抽水马桶。随着旅游的发展，是否会出现地方性知识的协商与再建构尚需更长时间的追踪观察[30]。

3 现代性与地方互动的影响

3.1 传统与现代的边界建构与消弭

水泵作为新的替代性生产工具被引入井盐生产后，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的行为模式等发生互动和协商。其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井盐生产的部分流程，使人工背卤、挑卤的艰苦时代成为过去，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被封存进橱窗以备向后来者、外来者展示。它们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脱离出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的对立面，难再以实体的形式回归现代生活。现代技术深深嵌入井盐生产过程，真正实现了在地化。盐民十分热衷于通过讲述背卤之艰苦来标榜当下的幸福生活。近年来，地方政府着力发展盐井旅游，各类宣传片和纪录片热衷于呈现人工背卤、挑卤等制盐场景，而对机器抽卤略微提及。这种对现代技术应用的避而不谈，恰恰反映其已扎根于地方，并带给传统社区不可逆转的影响。从盐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藏族女性将不会重返肩背和肩挑的时代。通过将传统抽离为象征符号以强化传统与现代割裂的事实，建构二者间的边界，“硬”现代性名正言顺地实现了在地合法化。
不同于“硬”现代性对传统的颠覆，“软”现代性的拓殖旨在消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界，以达到两种观念的对话与相互理解。旅游者的观光、摄影及各类宣传纪录片的拍摄等“他者”眼光逐渐引起盐民的反思，社区“我者”开始透过“他者”看盐田。盐民的思维和行动受到“他者”凝视的形塑，并对“他者”的需求做出诸多迎合性的回应，如盐民对盐田开始有了审美需求。为了迎合现代人对康养保健的需求，盐民也会推荐游客到澜沧江边的盐井有偿泡脚。表面看来，旅游是旅游者试图到非惯常环境中追求差异，背后却是地方居民与游客之间的观念差异逐渐被抹平，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似乎成为一种旅游发展中的悖论，却是“软”现代性拓殖的结果。

3.2 人地关系的疏离、回归与转变

水泵替代人工在实现个体劳动解放的同时，也使人地关系部分地疏离，而“他者”的浪漫主义凝视又重新建构起盐民与盐田之间的叙事关系。一方面，机器成为嫁接人地关系的桥梁。在人力取卤时代，藏族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深刻地嵌入在盐田与盐井之中。使用水泵之后，盐民通过操作和监控水泵完成取卤，水泵替代人勾连着盐井与盐田，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人地互动的时空被压缩。引进水泵之后，人力取卤的时间大大缩短，盐民与盐井的互动大大减少。过去盐民一天要在盐井与盐田之间往返上百次，使用水泵之后只在收放抽水管时才去盐井。然而，“他者”的凝视却推动了盐民通过叙事展演重建与盐田的关系。随着游客、媒体等对盐田投以越来越多的好奇与凝视，盐民不断向“他者”讲述、舞台性展演他们与盐田的故事，甚至带游客到盐田参观、盐井泡脚等，借此重新建构起与盐田的关系。
在人地关系的变迁过程中，盐民的自然观也随之发生转变。盐田之于盐民经历了由敬畏到敬畏、征服、审美共在的转变。《芒康县志》记载，盐井由观世音菩萨胸中飞出的两个红白“阿”字变成的两只凤凰幻化而成。民间传说反映了盐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并试图通过神话调和人与自然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加达村至今保留着藏历新年举行“巴玛巴典”仪式的传统，娱乐山神以祈求风调雨顺。曾有盐民尝试使用水泥修筑盐田以免去每年翻新盐田之繁，但最终以晒不出盐而告终。水泵技术在盐井地区成功普及，平衡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质是盐民对自然的一种温和地征服。旅游介入后，盐田成为游客凝视的对象。在主客互动的过程中，旅游者的审美性、建构性凝视反过来作用于盐民对盐田的看法，使他们也开始在乎盐田的毁损、矗立的电线杆影响美观。当下盐民虽然部分地温和征服了自然，但依然对其持有敬畏之心，并在旅游凝视作用下萌生出新的审美观，人与自然以更加多元的姿态和谐共处。

3.3 社会关系与交往逻辑的重构

水泵的应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盐民之间共同在场的“抱团”式互助合作结构，转向了按序到场的个体劳作，但旅游发展又重新建构起新的有机联结。如前所述，水泵技术提高了个体的生产力，人力背卤时期多人同时背卤、互助合作的人际结构不再适应新的生产环境。盐户之间通过非正式的协商约定，错峰抽卤，制盐活动转变一种协作式的个体化行为。与此同时，旅游发展创造了人际关系新的联结契机。旅游发展初期，加达村曾短暂出现过个体无序竞争状态，后经集体协商决定在村口设置统一售盐点，并制定出轮流销售的利益分配模式，重新将盐民有机联系起来。村口成为继盐田之后新的社会交往空间。
与此同时，社会交往逻辑得以重构。原礼俗社会中强调互惠往来的人情规则导向的社会交往[31-32]机会减少，导致盐户之间的社会粘连性越来越低，社会关系松动。在旅游嵌入社区之后，其所裹挟的货币逻辑与公平规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游客之间的社会交往逻辑，甚至引发不和谐的现象。基于个人主义、量化通约的货币逻辑开始在盐井社区当下的社会交往中显现出来，但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也开始出现。主要体现在原本只在藏历新年表演一次的“巴玛巴典”仪式，因当地政府宣传推介盐井旅游的需要一年组织数次，但每次无论是表演者，抑或是观看者都积极参与，场面热烈。如遇周末或假期，在附近县城工作的年轻人也会返乡协助承担旅游接待工作，大学生则利用假期承担旅游志愿服务，村民对社区发展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
表2 现代性与地方互动的影响

Tab.2 The impact of modernity and local interaction

现代性 传统—现代 人—地 人—人
边界 关系 观念 关系 交往逻辑
“硬”现代性 建构 部分疏离 崇拜→征服+崇拜 打破 人情逻辑弱化
“软”现代性 消弭 浪漫回归 审美 重构 货币逻辑趋显，公共意识显著
图4 边缘少数民族社区现代性拓殖的过程与机制

Fig.4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modern colonization in marginal minority communities

4 结论与讨论

“硬”现代性和“软”现代性在芒康盐井社区的拓殖经由现代性介入和地方响应而实现，并重构着传统与现代的边界以及地方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人—人关系。其中“软—硬”现代性依赖合法化身份的塑造和桥接者的勾连介入社区。面对现代性的强势介入，地方并非只是被动卷入或脆弱得不堪一击，而是结合本土情境与在地文化能动地做出接受、调适、创造与抵制等多种响应，并经与现代性的互动而实践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界，实现带有“本土印记”的现代性。“硬”现代性在传统社区的拓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区居民的自然观，增强了个体征服自然的能力，导致人与自然部分地疏离。同时打破了互助合作式的社会关系结构，减少了基于人情逻辑进行社会交往的机会，从而弱化了社会粘连度。“软”现代性的拓殖带来村民对审美观及社区新秩序的反思，推动人地关系的浪漫化回归与社会关系结构的重组。与此同时，人际交往的人情规则逐渐向公平规则转变，出现了一些经济理性导向下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但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依然十分凸显。
现代性在全球化拓殖过程中皆不可避免地遭遇本土化，呈现出本土现代性的样式[22]。现代性的在地化过程无法完全抛开地方的具体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情境而全盘复刻西方模式，多元现代性才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图景。已有研究认为，尽管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其所携带的价值观念、制度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趋同之势，但这并非意味着现代性向西方单一模式聚拢[33]。相反，“现代性的全球化将带来西方优势的终结”[34]，这恰恰是现代性之反思性的结果。芒康盐井社区案例即充分展现出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在地方传统的框架基础上，筛选、组合并重构现代性要件，更新社会秩序，最终生产出适合地方社会政治条件与精神世界的本土现代性[21]。该本土现代性虽含有西方现代性的成分，却更多杂糅着地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织减弱了二者断裂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及其伴随的失落感与迷失感，有效保障了传统社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盐井社区居民对现代性拓殖的响应兼具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如何避免未来走向他者性值得进一步思考。无论是广泛应用水泵，还是积极参与旅游，抑或是主动调整、适应新的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皆与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保持不无关联，使其在现代性拓殖的过程中不至于迷失自我。盐井村民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在主客互动过程中，其积极呈现、展演本地文化的同时，也在不违背宗教信仰、传统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主动揣摩并响应着游客的需求，体现出其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的一面。保持主体间性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成为该社区的主导性生计方式，地方深刻卷入市场体系。本地居民是否依然能够保持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而避免走向他者性的极端是一个值得持续跟踪的研究问题。在盐井地区的未来发展中，社区居民与游客、社区居民与政府、社区居民之间的主体间性不仅需要双方平等地对话交流，更需要规范和制度加以保障。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 任斯·理德尔, S.N.艾森斯塔德. 多元现代性的反思[M]. 郭少堂,王为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
Relph E. Place and Placeness[M]. London: Pion, 1976.

[3]
蒋培. 现代性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调适与延续[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5(5):43-48.

[4]
乔治·里茨尔. 虚无的全球化[M]. 王云桥,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5]
戴庆中, 陶渝苏. 比较互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小族群文化发展机制研究[J]. 思想战线, 2011, 37(1):22-27.

[6]
Liedman S E. I skuggan av framtiden:Modernitetens idéhistoria,Stockholm[M]. Stockholm: Albert Bonniers Förlag, 1999.

[7]
Nilsson B. Ideology,environment and forced relocation:Kiruna—a town on the move[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10, 17(4):433-442.

[8]
Sjöström L O. Modernitet i det traditionella-Kulturbyggen och gränser inom ett nordsvenskt område[D]. Umeå: Umeå universitet, 2007.

[9]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0]
Oakes T. 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M]. London: Routledge, 1998:7.

[11]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闫克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2]
张天勇. 技术异化与现代性的走向——海德格尔与鲍德里亚的视域[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5, 32(2):63-67.

[13]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4]
郭冲辰, 陈凡. 技术异化的价值观审视[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 19(1):1-5.

[15]
Maoz D. The mutual gaz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1):221-239.

[16]
孙九霞, 王学基. 川藏公路与鲁朗社区的旅游中心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6):36-44.

[17]
孙九霞. 旅游发展与边疆的去边缘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1(2):6-11.

[18]
Doğan H Z. Forms of adjustment.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9, 16(2):216-236.

[19]
吴炆佳, 解佳, 孙九霞. 少数民族传统节事商品化:行动主体及微观权力运作[J]. 经济地理, 2019, 39(5):217-225.

[20]
Abram S, Waldren J, Macleod D. Tourists and tourism:identifying with people and places[M]. Oxford: Berg, 1997.

[21]
魏雷, 孙九霞. 少数民族旅游社区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以泸沽湖大落水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17, 32(10):47-56.

[22]
孙九霞. 小地方与大世界:一个边缘藏族社区的本土现代性[J]. 民俗研究, 2019(5):112-121.

[23]
官建文. 重视媒介的文化拓殖功能[J]. 新闻与写作, 2017(2):73-74.

[24]
芒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芒康县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25]
Milne S, Ateljevic I. Tourism,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local nexus:Theory embracing complexity[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4):369-393.

[26]
肖青.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J]. 思想战线, 2008, 34(3):6-10.

[27]
马歇尔·萨林斯. 甜蜜的悲哀[M]. 王铭铭,胡宗泽,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8]
Chatterjee P.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J].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20(3):521-525.

[29]
Qian J X, Wei L, Zhu H. Consuming the tourist gaze:Imaginative geograph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sexulity in Lugu Lake[J]. 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B,Human Geography, 2012, 94(2):107-124.

[30]
魏雷, 钱俊希, 朱竑. 旅游发展语境中的地方性生产——以泸沽湖为例[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99-109.

[31]
李秀辉. 货币与礼物:社会交往的两种逻辑——兼论货币的真实起源[J]. 社会科学战线, 2015(6):52-61.

[32]
贺青梅, 李海金. 农户交往社会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以豫东任村为分析对象[J]. 中州学刊, 2012(2):98-102.

[33]
李明轩. 现代性的嬗变:从单一到多元[J]. 理论月刊, 2019(9):56-63.

[34]
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全球社会学[M]. 文军,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