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关键问题：从人地关系视角研判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持续作用形成的共处关系；从空间异质视角审视流域不同区域的联系及其相应的空间协调状况。在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和生态先天脆弱的前提下，对地市级人类活动施压、资源环境承压及两者关系相对分级评价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多数地区的人地关系类型保持不变，近1/5的地区趋于紧张；2017年高度紧张、轻度紧张的区域占21.18%，基本协调的区域占38.82%。从人地关系调控的客观条件看，黄河流域受到生态先天脆弱性与经济发展迫切需求的双重压力。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与路径依赖问题对人地关系基本协调甚至相对宽松的地区形成挑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诉求的实现将会进一步加重人类活动施压强度，使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研究建议，应深入把握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地关系，进行针对性处理。黄河流域的城市空间联系特征映射了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流域空间结构的特殊性，应着力加强流域内部联系，迈向更高质量的区域合作。建议采用以大城市为中心面向周边的放射状开发开放新模式，以此驱动流域空间结构重塑与助推空间协调发展。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取决于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及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对2016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及内部所有地级城市进行高质量发展评估，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中下游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中上游城市群；②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中存在“中部塌陷”，处于中部地区的中原和晋中城市群多个维度上低于东西部城市群；③城市群内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核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外围城市；④行政等级高和区位条件好的城市往往拥有较高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受所处黄河位置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城市群应该加强核心城市对城市群整体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城市群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影响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市管县”“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成为推动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于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区划调整，既有研究基于多方治理视角，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文章以主体行为视角来考察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提出了区划调整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发现，通过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实现了从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利用权力的集中化以及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推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同时，通过实证表明，区划调整带动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向城市属性转变，最终实现了“真”的城市化，验证了“政区合并先导型城市化”的有效性。
以往集聚经济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专业化、多样化等为核心的外部集聚经济，对内部集聚经济关注不足。而在“多部门企业（Multi-unit firms）”组织方式背景下，单一企业的规模经济逐渐扩展为同一集团下属企业由于共同区位带来的内部集聚经济，重新发现内部集聚经济益发重要。文章旨在以华东地区整车集团新成立企业的区位选择为例，分析内部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整车集团在某区域的从业人员总数每增加1%，该集团在该地设立下属企业的概率提升0.818%。纳入集团的初始位置、在投资地的投资时长和本地竞争等因素后，内部集聚经济的影响作用依然稳健。集团企业在同一价值链环节内部和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均会发生共同集聚。另外，加入内部集聚经济因素后，没有找到外部集聚经济稳健地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证据。
利用200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地理溢出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和投资决策相似度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地理溢出效应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但这种影响仅在过度投资的企业中有效；地理溢出效应会增加投资决策相似度，并且这种影响对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企业均能表现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对投资决策质量的影响方面，同地区不同行业溢出效应的作用更强，在对投资决策相似度的影响方面，同地区同行业与同地区不同行业两种溢出效应的作用相近。最后，不同地区特征下地理溢出效应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地理溢出效应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
省级区域规划是国家和地方发展和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实践中，探究我国省级区域规划实施评估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建立更加有效的省级区域规划实施评估的内容、方法和机制，对于进一步落实好省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更好全面、有效实施好省级区域规划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提出了我国省级区域规划实施评估存在的问题、评估的方法、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具体建立更加有效的省级区域规划实施评估机制的建议和设想。
面对网络时代下人类信息传递和社交方式的革命性突破，文章以南京市高校师生的新浪微博用户作为抽样源群体，但在研究思路上又不局限于该师生样本，而是以各样本为原点来分别串联、圈定和分析其跨区域的网络社交关系；继而以“社交网络+地理网络”作为贯穿性主题词和关键指标，按“总体把握”和“师生比较”两个层面展开高校的网络社交特征与时空规律探讨，进而通过“社交关系+社交频率”组合形成的网络关联度对其地理网络进行分析，并与“南京总体微博用户”的地理网络特征和规律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样以南京市为基点）进行比较，得出高校社交网络在空间规模上聚集度高、等级差异明显，在关联强度上局限性大、不均衡性强等差异性特征，并剖析得出高校社交网络机制形成的地域植根性、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以及高校群体特有的教育资源（学术前沿）空间分布、群体自身特殊性等动因。
出行方式管理是城市防疫抗疫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公共事务，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市实施了最严格的个人出行管制，并控制、封闭了进出武汉的大通道。文章基于城市居民线下娱购出行方式视角，应用2018—2019年出行调查数据，对选择机制展开了多项Logit建模，总结了武汉市疫情期间出行管控的积极效用。研究认为：管控效用的发挥分为了两个重要阶段，其标志分别为“停运禁行公交及小汽车、封闭公路通道”“社区管制、家庭自我隔离”。武汉市创造性地发展了一套“基于购物单元的网选需求共递”举措，用线上网购与合并运输的形式，有效地补充了出行管控期间，居民线下基本生活的购物不足。武汉市渐进解除步行和公交车出行方式管控，将释放购买蔬菜生鲜和日用品的线下购物需求，促进社区商业网点及大型零售商业中心的业务回暖，改善武汉市中低收入人群出行质量。解除管控过程须重点关注60岁以上老年男性、18岁以下中小学生、公交站点密集地带。研究建议优先解禁电动车和自行车，对中小学开学前的学习用品实施需求管理。研究结论为全球新冠肺炎防治的“中国方案”和“武汉经验”，补充了理论认知与解释。
文章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内十大细分行业，选取709家企业，利用其5 420个总部及分支机构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差异性角度解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结构，并比较中心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是城市网络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一方面，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都市圈结构的支撑作用不同，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承载力”和“选择性”也强化了都市圈城市网络的结构性差异。依据城市节点特征，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网络特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分别属于单中心成长型、多中心稳健型和双中心超前型城市网络，进一步地，节点连通水平由高至低依次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几乎所有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长三角城市网络均占相对优势，京津冀和珠三角分别在IT，设计和广告行业中占优势。
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全球范围的城市与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多尺度、广联系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出现，城市发展的过程与逻辑发生重大变化，“星球城市化”的概念应运而生。文章在介绍“星球城市化”的相关概念及内涵基础上，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与演变的整体表现，检视“星球城市化”理论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解释力。研究认为，我国4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印证了“星球城市化”的诸多特征与表现。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和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日渐深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方卷入到全球资本大循环过程，资本导向下的“空间修复”对原有下垫面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与颠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城市研究，文章认为一方面要分析“星球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空间形式、表征内容、影响方式与响应机制等，探究空间资本化、资本在地化的发展机理与逻辑过程；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和处理“星球城市化”引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问题，为中国健康和可持续新型城镇化进程奠定基础。
研究运用引力模型、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经济重心模型等方法剖析了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特征以及联系总量格局，并在多维邻近视角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规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多核心”的金融空间联系网络格局较为稳定，网络复杂度持续升级，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在空间上形成三大层级性明显的金融辐射圈；②金融空间联系格局展现出“核心—边缘”的发展形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发展重心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反“Z”形变化特征；③金融空间联系能通过信息技术发展打破传统地理空间距离壁垒，具有明显的多维邻近效应，其中城市经济规模、工业基础能力、产业升级导向和城市创新能力是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政府供给导向因素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的政府竞合行为有利于金融要素的流转与联系。
制造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石，其空间的演变是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文章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ArcGIS和SPSS分析工具，对1990年以来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和驱动力进行研究，构建了“外部动力—内在动力—空间结果”的制造业空间演变研究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制造业空间优化策略。结果表明，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集聚效应明显，扩展模式以“圈层—轴带式”为主，并逐渐向“多核心—组团式”转变，扩展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扩展方向以东、东南和西北方向为主。制造业空间的分布格局取决于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作用。其中，规模经济是影响长沙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时序演变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县域城乡老年人口空间差异与关联性，并结合空间回归模型对差异背后的机制进行解析。主要结论为：①城乡老年人口绝对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不考虑政策因素带来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乡村老年人口始终高于城市，但增速较缓。②然而，乡村较城市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速度快于城市，老龄化“城乡倒置”呈现“缩小—再扩大”的阶段性特征。③城市老龄化以东北三省、苏北及川渝为甚，乡村老龄化呈“三足鼎立”之势，以乡城人口流迁主导的城乡差异格局开始凸显，具体围绕长江三角洲、川渝、呼包鄂榆城市群郊县分布。城乡老龄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乡村集聚性大于城市，区域不均衡较城市更明显。④新时期，人口迁移构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人口因素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各异，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文章旨在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城乡人口统筹发展指明方向，为城乡后社会主义老龄化理论探索提供依据。
以绿色农业发展为导向，选择农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采用超效率的SSBM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相结合的方法，以县域单元为尺度对2000—2017年安徽省农业效率水平、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传统DEA模型忽视了农业碳排放等非期望产出的负面效应，从而高估农业资源利用的实际状态，基于超效率的SSBM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能较好地识别各评价单元之间的优劣关系。②研究期内，安徽省农业效率值呈波动式上升态势，但总体上处于效率中等水平，农业效率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皖南地区>皖中地区>皖北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变化趋势呈现自西向东递增、自北向南U型增长的变化态势，南北差异的增大是安徽省县（市、区）农业效率差异增大的主导因素。③除2010年外，安徽省农业效率呈正相关，空间差异有所缩小，但空间集聚程度相对较弱；安徽农业效率HH集聚县区集中分布于皖南地区，且呈现出向周边县区扩散的态势，LL型县（市、区）则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区，且空间分布较为稳定。④研究期内，安徽省农业效率空间正相关的县（区）数量有所增加，表明该时间段内安徽省农业效率空间上进一步集聚，LL型集聚的皖北地区应当是安徽省农业发展关注的重点。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
利用百度指数构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关注度网络，揭示网络结构特征，进一步分析网络关注度与现实游客量之间“错位”特征及其影响机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关注度网络具有菱形结构特征，菱形的四个顶点分别位于北京、广东、四川、上海，网络结构特征受现实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总体上“名不副实”类占到大多数，人口分界线西北侧景点大部分“名不副实”；“名小于实”与“名副其实”的地区主要交错分布在人口分界线东南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游客量的影响机制相对复杂，网络关注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这也是导致其“错位现象”的主要原因。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现实游客量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网络关注度只是在中西部地区作为交互主导因子之一。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考核评价机制”，针对不同类别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营销。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边缘民族地区拓殖的同时，地方也不断作出响应，二者的互动塑造和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深刻变迁。文章以西藏芒康县盐井地区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资料，分析现代性向边缘民族地区拓殖的路径、地方响应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现代性通过以机械化生产技术为代表的“硬现代性”和以旅游发展为代表的“软现代性”两条路径向边缘少数民族社区拓殖。②民族社区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只是被动卷入，而是根据其现实需求、价值观念及地方知识的内在合理性等采取接受、调适、创造与抵制等多种应对策略。③现代性与地方的多元互动引发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地方社会中人地关系的疏离、回归与转变，以及社会关系与交往逻辑的打破与重构。文章关注现代性对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发展实践的具体影响，是对现代性理论的综合性微观实证探索，有助于加深对现代性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以及旅游社会影响的再认识。
区域旅游节点的交通畅达性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区域旅游节点的交通畅达性优劣取决于内部的连通性和外部的可达性。文章基于因子分析法分别就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普铁、高铁（动车）、民航航线等因素对武陵山片区内各旅游节点的交通畅达性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分析，对各旅游节点的畅达性进行了排名；并选取2010、2014、2018年等3个时间节点数据导入GIS生成3个片区旅游交通图。研究发现：①重庆、武汉、长沙、贵阳四大中心城市的交通连线支撑起武陵山片区的交通网络，片区旅游节点之间的畅达性逐步提升；②处于武陵山片区外围重庆、武汉、长沙、贵阳四大中心城市交通大廊道上的旅游节点之间畅达性处于片区前列；③同一省市或同一传统旅游线路的旅游节点连通性较好，分属不同省市的旅游节点之间连通性普遍较差；④历史上，山高谷深、交通闭塞，各地市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文化旅游浓郁独特，近年来，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与交通建设相互推拉，呈现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