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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4: 155 - 16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4.018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1990年来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及优化策略

  • 郑伯红 ,
  • 骆晨 , ※
展开
  •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75
※骆晨（1994—），女，湖南郴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城市发展。E-mail：。

郑伯红（1966—），男，广东韶关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城市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9-06-26

  修回日期: 2019-09-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0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478470)

收起

Evolu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Manufacturing Space in Changsha Metropolitan Area since 1990

  • ZHENG Bohong ,
  • LUO Chen , ※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6-26

  Revised date: 2019-09-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8

Fold

摘要

制造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石，其空间的演变是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文章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ArcGIS和SPSS分析工具，对1990年以来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和驱动力进行研究，构建了“外部动力—内在动力—空间结果”的制造业空间演变研究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制造业空间优化策略。结果表明，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集聚效应明显，扩展模式以“圈层—轴带式”为主，并逐渐向“多核心—组团式”转变，扩展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扩展方向以东、东南和西北方向为主。制造业空间的分布格局取决于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作用。其中，规模经济是影响长沙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制造业空间; 产业集群; 驱动力; 优化策略; 工业园区; 政策与规划

本文引用格式

郑伯红 , 骆晨 . 1990年来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及优化策略[J]. 经济地理, 2020 , 40(4) : 155 -16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4.018

Abstract

Manufacture development is the cornerstone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space i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Based 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land vector data，in combination of taking GIS and SPSS statistical tools，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ynamic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for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space in Changsha Metropolitan Area since 1990. The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external motiva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spatial consequence" to explain the Manufacturing spatial evolu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regating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space in Changsha Metropolitan Area is significant，the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space was still dominated by "circle-axis belt mode"，but gradually transited to"Multicore group structure"，The Development of Extended Architecture from Single-Center to multicenter，the direction of functional is east，southeast and northwest. External motivation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determine the manufacture location. Economy is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nufacture location.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space; industrial cluster; driving force; optimization strategy; industrial park; policy and planning

1990年以来，随着国有土地出让制度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城市都市区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受到土地溢价的影响，制造业在中心区比重不断下降，推动城市空间重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开始审视制造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改变制造业“空心化”的现状，各国开始鼓励科技创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成为当代产业发展的趋势[1]。《中国制造2025》及一系列配套文件的出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强基、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创新等工程顺利开展，有效增强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制造业空间演变是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力，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国外学者基于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与实践，深入研究了大城市都市区内部制造业空间迁移的过程[2-3]。随着科技发展，城市传统产业逐步向知识型、信息型产业转型，从而推动制造业空间向郊区迁移[4]。从迁移过程来看，出现了地理性集聚现象，且工业地理集聚区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5]。国内关于制造业空间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交通通讯设施的改进推动产业空间向郊区转移[6]。大城市制造业空间中心区比重下降，都市区外围明显上升，郊区化现象显著[7]。在制造业空间演化过程中，呈现出“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格局特征[1]。尽管影响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因素复杂多样，但通常认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规模经济、政策制度、生产成本等因素的作用越发明显[8⇓⇓⇓⇓-13]。各种影响要素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产业的作用不同，市场潜力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显著影响，政府行为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影响较大，产业联系则促使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14]。随着各类数据的日益丰富，空间计量方法的逐步完善，学者们依托土地利用、统计年鉴、经济普查等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制造业空间演变[15]。现有研究大多以国家、省和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对中部地区城市的研究较少。长沙市作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其制造业空间的演变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目前对于长沙市产业空间演变的研究，是以用地资料为基础，通过计算相关指标，建立评价体系，确定了长沙核心产业集群[16]，描绘了长沙工业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17-18]，发现了长沙工业用地发展的分布特点[19]，分析了工业用地扩展的动因[17]。但未有学者对长沙市制造业空间演变进行系统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1990—2017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用地数据为基础，借助GIS、SPSS分析工具，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制造业空间演变进行长时段的动态研究，得出制造业空间扩展特征、扩展模式、扩展轨迹，总结演变过程中的驱动力，构建制造业空间扩展的解析框架，并提出都市区制造业空间布局的优化策略。研究不仅有助于扩充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相关理论，也有助于认识和优化中国大城市功能空间，促进产业升级。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采用《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4年修订）》中界定的都市区范围作为研究区域，总面积1 930 km2。同时，由于都市区的概念2003年后才开始正式提出，为了尽量保证对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研究的一致性，设定2003年以前都市区的范围与《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4年修订）中的范围一致。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包括用地数据和年鉴数据。1990—2017年，长沙经历了四次总体规划修编，当前长沙正在进行最新一轮总规的修订（《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本文基于1990、1996、2003、2011、2014和2017年的用地数据进行研究。运用ArcGIS10.2软件对数据进行转换、几何配准与图像校对。年鉴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历年《长沙统计年鉴》和《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变量选择

在变量选择方面，学者们根据自身对制造业空间的研究，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总结出影响制造业空间发展的主要因素（表1）。总的来说，国内学者认为：①规模经济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规模经济本质上源于大规模生产和节省运输成本的经济性[14]。其中，产业规模常用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市场需求、企业发展规模等指标来衡量；运输成本常用路网密度、全社会货物运输量等来衡量。②生产成本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是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常用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工业用地成交均价来衡量。③区域通达性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常用距市中心距离，距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距离等来衡量。④政府行为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常用税收、产业园区数量、实际利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度等来衡量。
表1 影响制造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变量选择

Tab.1 Variable selection of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of manufacturing space

研究者 研究城市 因素变量
因素 变量
张晓平等[8] 北京市 区域通达性、要素成本、工业区规划、城市空间功能规划 距市中心距离、距重大交通设施距离、有无高速、工业用途土地价格、有无市级开发区、城市功能类型
周锐波等[14] 广东省 比较优势、市场规模、生活成本、运输成本、产业联系、政府行为 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市场潜力、交通路网密度、产业联系度、政府税收
王俊松[10] 长三角 区位通达性、要素禀赋、政策因素 距市中心距离、市场潜力、距机场距离、土地成交均价、国家级产业园区数量
杨晨[12] 武汉市 人口劳动、社会经济、城市建设 常住人口、从业人员数、生产总值、三大产业比重、实际利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货物运输量、公路货运量
樊秀峰[13] 陕西省 规模经济、行业的增长、行业劳动力密集度、地方政策、FDI、劳动生产率、运输成本、市场需求、地租成本、城市化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
考虑长沙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规模经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政府行为共同影响长沙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分布。首先，行业规模大、经济发达的地区有利于吸引企业的集聚。企业平均规模指数（Enterprise）是衡量区域企业规模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地方经济密度（Economic）表示地区单位面积上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土地利用的程度，是衡量城市经济基础的重要指标。其次，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及土地成本有利于吸引制造业布局。土地成交均价（Land）是衡量城市土地成本的主要指标，职工年平均工资（Labor）能直接体现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尽管长沙还有部分制造业仍布局在中心区，但大型制造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向郊区转移。同时，便捷的交通能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14]。全社会货物运输量代表一个地区物流运输水平，区域货运量的增加，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由于长沙地处内陆，公路货运量（Transport）是衡量区域货运量的重要因素。而地区路网密度（Network）的增大可以提高整个区域交通的通达性，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再次，长沙市政府对于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全球性资本进入长沙制造业领域，带动了相关企业随之集聚。并通过建立工业园区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而国家级工业园区具有强大的导向性，能吸引更多企业聚集。因此，本文采用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Capital）代表长沙利用外资能力，国家级工业园区数（Park）代表工业园区的发展水平。具体来说本文选取的变量见表2。
表2 制造业空间布局驱动要素解释变量及说明

Tab.2 Variables and explanation for driving element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驱动力 要素 变量 定义与解释
规模经济 地区经济密度 Economic 单位面积土地经济效益的水平
企业平均规模指数 Enterprise 企业平均规模
生产成本 劳动力成本 Labor 区域职工年平均工资
土地成本 Land 地区工业用地成交均价
运输成本 公路货运量 Transport 一定的时期内区域公路的货物运输量
公路网密度 Network 平均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总里程数
政策行为 利用外资能力 Capital 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
国家级工业园区数 Park 区域国家级工业园区数量

注：历年长沙市工业用地成交均价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http://www.landvalue.com.cn/）。

1.4 研究方法

1.4.1 “圈层—扇形”分析法

“圈层—扇形”分析法[1]是选取具有研究意义的中心作为圆心，划分等距离外圈，并以圆心作多个均等份的扇形。本文选取长沙老城区中心五一广场为圆心，按3 km等距向外划分10个圈层，将l、2、3圈层定义为中心区，4、5、6圈层定义为近郊区，7、8、9、10圈层定义为远郊区，且以正东方向为起点顺时针旋转，将坐标系均分为八个方位，分别命名为Ⅰ、Ⅱ、Ⅲ、Ⅳ、Ⅴ、Ⅵ、Ⅶ、Ⅷ，并与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用地现状面积叠加，提取各圈层、扇区的制造业用地面积，得出各年份制造业用地圈层和方向变化规律。

1.4.2 空间重心

空间重心常被用于城市空间和土地利用演变的研究[20]。其计算公式为：
X t = ∑ i = 1 n a t i × x t i ∑ i = 1 n a t i
Y t = ∑ i = 1 n a t i × y t i ∑ i = 1 n a t i
式中： X t和 Y t代表第t年制造业用地的重心坐标； a t i为第t年i用地斑块的面积； x t i和 y t i为第t年i地块的重心坐标。
将公式（1）和公式（2）计算出的各年份制造业用地重心坐标代入公式（3）中计算得各年份制造业用地重心的迁移速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V t i + 1 - t i = x t i + 1 - x t i 2 - y t i + 1 - y t i 2 t i + 1 - t i
式中： x t i和 y t i分别表示t年i地块的重心坐标； t i + 1 - t i为i地块重心转移的间隔时间； V t i + 1 - t i表示为 t i + 1 - t i时间内地块的重心迁移速率。

1.4.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是通过分析一定范围内点空间的集聚程度来实现的。本文借助ArcGIS，将长沙都市区各年份制造业用地图斑转点导入，采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分析每个点单元的空间集聚度，并与工业园区范围进行叠加，判断制造业空间聚集极与工业园区的位置关系。

2 1990年以来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

2.1 演变方向特征

将各年份制造业用地矢量数据按照“圈层—扇形”划分统计（图1）：从圈层来看，1990—2017年，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中心衰减、近郊剧增、远郊微增的特征，其中近郊区是制造业空间的主要承载地。从扇面来看，长沙制造业用地扩展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①Ⅱ扇区作为长沙工程机械、电子信息集聚区，其制造业用地开发量一直保持较高比重，这说明长沙对于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产业存在着较大依赖；②Ⅳ、Ⅶ、Ⅷ扇区内制造业开发量快速增长，这是由于工业园区的拉动；③交通轴线带动了其他象限的制造业用地的线性扩展，岳麓大道—三一大道成为连接东西工业园区的轴向发展带。
图1 1990年代以来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用地的“圈层一扇形”分布图

Fig.1 The sphere-sector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space in Changsha metropolican area since 1990

2.2 重心变化特征

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得到6个年份制造业的重心坐标（x，y）（表3）。从图2中1990—2017年长沙制造业用地重心的变化来看，1990—2003年制造业重心变化较小，主要在南二环附近游离；2003—2011年，制造业用地重心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向西移1.45km、向北移动4.61 km，空间上已从南二环沿线向北移至伍家岭一带，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制造业已经跳出了传统的老工业区；2011—2014年，制造业重心继续向东南移动，已经接近岳麓大道至三一大道，说明该轴线上的制造业发展力度较大；2014—2017年，制造业的重心向东北部剧烈跳动，继续向三一大道工业发展轴靠近，同时也开始向长沙经济开发区靠近，说明此时工业发展轴和长沙经济开发区内的制造业发展力度大。
表3 1990—2017年长沙市制造业用地重心坐标计算

Tab.3 Barycentric coordinat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land during 1990-2017

年份 X坐标 Y坐标 制造业迁移方向（km） 迁移速率（m/年）
1990 49 472 97 761 - - -
1996 49 941 98 037 向北0.47 向东0.28 90.71126
2003 49 572 96 612 向南0.37 向西1.42 210.27954
2011 48 124 101 217 向北1.45 向西4.61 965.58620
2014 48 536 100 566 向南0.41 向东0.65 154.08008
2017 51 832 101 139 向北3.30 向东0.57 836.22061
图2 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用地重心转移轨迹图

Fig.2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move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land gravity centers

通过公式（3）计算得出1990—2017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用地重心迁移速率（表3）。1990—1996年，长沙市都市区制造业用地重心迁移速率较低，2003年之后开始不断加快，到2011年，重心迁移速率最快，为1990—1996年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2003—2011年是长沙制造业用地增长最迅猛的阶段。到2011—2014年，长沙市都市区制造业用地的重心迁移速率跌入最低值150左右，表示制造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后，趋于稳定状态。2014—2017年，制造业用地重心速率快速增长，说明制造业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

2.3 空间集聚特征

研究表明，199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核密度值较低，且位于中心城区内，整体上呈“弱中心”的集聚特点；1996年，中心区内制造业核密度加强，但仍处于较低的状态，同时，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的高新区吸纳了部分制造业，已形成弱集聚点；至2003年，制造业核密度值在近郊区显著增加，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点，高新区和隆平高科技园内集聚效应更加明显；2011年制造业继续向外围迁移，核密度整体呈现出“近郊区—多极发展”的格局，都市区内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均形成了各自的高集聚点；2014年制造业用地继续向外扩张，核密度格局上呈现“近、远郊区—多点集群发展”的趋势；2017年长沙都市区内制造业郊区化现象更加明显，形成“郊区—多中心集聚连片发展”的格局，由于工业园区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大批制造业企业入驻，核密度高集聚极均位于工业园内，且在东部、西北方向形成依托长沙经开区、高新区和望城经开区为主要载体的核密度高集聚区（图3）。
图3 1990年代以来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用地的核密度分析图

Fig.3 Kernel density estimate of manufacturing space in Changsha metropolican area since 1990

2.4 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4.1 制造业发展步入变革，需优化发展环境

长沙正在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智能制造”产业迅猛发展，部分“智能制造”企业布局不合理，制约了企业的健康发展。而建立在高技术上的“智能制造”产业，其区位选择更加看重地区交通条件及创新资源。当前，传统的交通运输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制造业的发展需求，需加快区域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同时，长沙地区高校资源丰富，应整合利用科教资源等要素作用，从而优化产业的发展环境。

2.4.2 制造业用地快速增长，需集聚集群发展

自2000年开始，长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制造业用地的大量扩张，导致部分地区制造业用地斑块数量多，集聚度弱。同时，近远郊区纷纷招商引资，成立众多，规模大小不一的工业园区，而大部分工业园区同类化明显，专业化特色不强，这也就导致产业集群的发育水平不高，产业的空间调整难度大。所以，促进制造业用地的集约化、集群化发展，是长沙制造业用地未来发展的重点。

2.4.3 制造业用地无序蔓延，需合理拓展空间

随着城市的发展，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经历了“单中心、圈层—轴带式”的城市蔓延，政府通过批租大量工业用地来推动制造业发展，造成了制造业空间多向延伸，导向性不明显等问题。同时，长沙市内仍有部分大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布局在二环内，一方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城市空间的优化。

3 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机理分析

3.1 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解析框架

当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涉及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外部动力[21]与内在动力（政府、企业）[22]，但缺乏对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框架的系统研究。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和长沙实际，着重从外部动力、内在动力及空间结果方面对长沙制造业空间演变进行研究。

3.1.1 外部动力

制造业空间的外部动力主要指制造业演变过程的外部环境。本文从经济驱动力、成本吸引力、政策调控力和交通引导力对制造业空间演变进行研究。一方面，经济驱动力是根本动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会推动城市制造业空间的快速扩展，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以跨过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资本进入长沙制造业领域，带动了相关企业随之集聚。成本吸引力是影响企业布局的重要动因，受土地溢价的影响，原本布局于长沙中心区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逐渐向外围郊区迁移。另一方面，政策调控力是主要推力，对制造业空间布局起到指导和约束双重作用[22⇓-24]。1990年来，长沙制造业在各类政策（表4）的引导下，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交通引导力则是发展基础，良好的区位条件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引导制造业空间向郊区生长。1990年以来，长沙三条环线的贯通，多条高速公路的陆续建成，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缩短了交通运输时间，推动了大型企业的外迁，引导工业园区以主要交通设施为基础，在近郊区形成产业集群地带。
表4 1990年以来影响长沙制造业空间布局政策规划体系

Tab.4 Policy and planning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manufacturing space in Changsha since 1990

类型 年份 制造名称 制度作用 空间影响
城市发展
战略规划		 1990 《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1990—2010）》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宏观把控城市格局，引导制造业空间发展
2003 《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并于2011、2014年进行修订
2017 《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园区建设
政策		 2014 《关于加快工业园区发展的若干意见》 确定园区主导产业；推动园区特色发展；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制造业向园区集聚
产业发展
相关政策		 2007 《长沙市六大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发展六大产业集群 促进制造业快速发展，影响制造业空间布局，推动制造业空间格局重组
2011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决议》 编制工业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工业投入力度
2012 《长沙市工业产业空间布局规划（2012—2020）》 ①规划园区建设用地；②配套园区基础设施；③促进工业空间格局形成、推进集聚区发展
2015 《长沙智能制造三年（2015—2018年）行动计划》 激励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智能制造业新增长点，提升全市智能制造业发展水平
2017 《关于振兴长沙工业实体经济的若干意见》（长沙工业30条） ①降低企业成本；②推进产业转型升级；③开拓企业市场；④加大人才培养；⑤优化实体经济
行政区划 2011 《国务院关于同意湖南省调整长沙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 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区域发展 推动制造业郊区发展
环保政策 2015
2017
2018		 《长沙市环境保护中长期规划（2015-2030 年）》《长沙市“十三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长沙市规划区林地、绿地、绿地、湿地、水域生态资源保护办法》 严格控制城市生态红线；构建基本生态安全格局；统筹工业项目布局，支撑环保产业发展；整改区、县、园区环境污染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限制企业区位选择

3.1.2 内在动力

内在主体的行为是推动制造业空间发展的内在动力。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源自于地区政府和企业个体对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23]。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的平衡[1]。长沙政府出于GDP、税收等政绩考核，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制造业企业入驻。同时，为了避免城市空间粗放、无序的扩展，2014年的《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4修订）》中，政府以禁令的形式划分生态控制线，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行约束，维持地区发展平衡。企业在追求利益的情况下，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和集聚两种趋势。近年来，长沙部分制造业企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越来越大，导致原有的生产用地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企业采用增设分部、整体搬迁、总部外迁的方式来寻求新的发展。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市场、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的依赖程度不同，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与分散的特征。
总的来说，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具有追求经济效益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又使得政府需要约束和控制企业的行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制造业空间演变。

3.1.3 空间结果

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取决于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的共同作用，是政府引导和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这些因素推动制造业企业郊区化迁移，呈现出圈层拓展、多轴延伸的模式，形成都市区尺度上扩散，和工业园区尺度上集聚的格局。同时，也造成“用地蔓延”“重心游离”等空间问题的出现（图4）。
图4 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结构框架图

Fig.4 The frame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atical evolution in Changsha metropolican area

3.2 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驱动力分析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密度（Economic）累积贡献率达89.21%，这说明长沙市单位面积上的经济效益水平对制造业布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制造业空间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表5）。其余因素对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相对作用较小。同时从表6可以看出，主成分与其他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说明这些因素与长沙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表5 主成分分析

Tab.5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变量 起始特征值 撷取平方和载入
总计 变异的% 累加的% 总计 变异的% 累加的%
Economic 7.137 89.210 89.210 7.137 89.210 89.210
Enterprise 0.658 8.225 97.435
Labor 0.099 1.243 98.678
Land 0.059 0.743 99.421
Transport 0.039 0.490 99.911
Network 0.004 0.047 99.958
Capital 0.003 0.031 99.990
Park 0.001 0.010 100.000
表6 因子载荷值

Tab.6 Factor load value

变量 F1与变量的相关性
Economic 0.994
Enterprise 0.976
Labor 0.983
Land 0.982
Transport 0.987
Network 0.908
Capital 0.932
Park 0.774
为了对主成分分析结果进行检验，同时考虑到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以建成区面积为因变量，以上文选定的8大变量为自变量，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进行计算。
根据系数分析结果，模型1的显著性最高。因此，我们能构建一个建成区面积变化同地区经济密度（Economic）的回归方程：
Y = 110.567 + 0.036 E c o n o m i c
式中： Y代表建成区面积；Economic代表地区经济密度，地区经济密度（ E c o n o m i c）每变动一个单位，能带动制造业面积增加0.036个单位。因此，地区经济密度（ E c o n o m i c）是影响制造业用地演变的主要因素。
另经分析，Capital的B值为0，Enterprise、Labor、Land、Transport、Park的显著性大于0.1，所以不能引入模型。
本文综合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得出，在长沙都市区内，单位面积上的经济效益越高，吸引到的制造业企业越多，经济密度是影响制造业空间演变的主要动力。

4 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发展优化策略

4.1 改进要素作用，创新制造业空间发展模式

4.1.1 优化地区交通体系，构建制造业有机模式

长沙应立足长株潭城市群，按同城化要求构建长沙与近域城市的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网络，加快 “井字+环形”快速路系统的构建，轨道交通线网的形成，重大交通设施的完善，提高区域运输效率和水平。从而改变传统产业的布局方式，推动大型制造业企业布局在郊区，新兴企业布局在主干道两侧，高新技术企业布局在重大交通设施附近，促使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用地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有机布局模式。

4.1.2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培育智能制造发展带

发挥长沙科教资源优势，在都市区内结合科研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等院校等科教研发区，规划建设以创新要素为依托的园区型、校区型、城区型等特色产业园，重点培育岳麓科技产业园、隆平高科技园等。同时，在园区的用地规划上建议布局教育培训用地和研发用地，为生产研发基地、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创业园、创业基地等科技创新场地提供场所。形成集科教研发、生产开发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带。从而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和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

4.2 协调地区资源，促进制造业空间集群发展

4.2.1 契合产业集聚特性，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调整长沙市原有工业园区，引导关联企业集聚发展。将制造业空间规划为北部、南部、西部和东部四大发展极。北部以金霞经济开发区为主，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大力推动机械及零配件制造、新能源开发及环保节能产业的发展。南部以长沙天心环保产业园、雨花经开区、暮云工业园为主，重点突出汽车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西部以望城经济开发区和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突出打造污染小、含金量高的工程机械、电子信息、新材料及新能源、生物医药及精密机械制造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东部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隆平高科技园为核心，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农产品加工、新材料及新能源等产业。

4.2.2 依托各级工业园区，带动土地集约发展

结合长沙市制造业空间布局特点，按照“企业入园、产业集群、土地集约”的优化原则，考虑到不同地区开发前景、环境承载力和产业协调等因素，实行差异化的优化政策，在都市区范围内构建产业集聚、区域协调、特色突出的制造业空间格局。在进行工业园内各区块的空间规划时，需要考虑产业链的延伸，为未来产业调整预留空间。同时，对于主城区外围郊区的制造业用地应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和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减少区域地块的数量，整合集聚分散用地，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效应，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增长极。

4.3 优化空间组织，引导制造业空间合理拓展

4.3.1 引导城市线性拓展，明确建设重点发展轴

城市的发展具有方向性，轴线可生长的非均衡式结构更适应长沙制造业发展的需求。结合近年来长沙市制造业布局的现状，发展轴应以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大国家级工业园区和长沙信息产业园区、隆平高科技园区和星马创意产业园三大知识产业园为基础，以岳麓大道、三一大道、长浏高速为依托，逐步形成“T”型生长的轴线发展结构。

4.3.2 因地制宜梯度开发，协调布局工业园区

根据不同性质制造业所处价值区段，引导制造业空间“多点集聚，分层布局”。中心区适合布局占地较小、选址灵活的工业园区，可引导转型成为先进制造业管理中心；近郊区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承载区，要利用其优势，加快对现状制造业用地的集聚，形成规模的制造业集聚区；远郊区由于不受用地的限制，发展空间充足，应依托各个组团，按照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方略，以国家级、省级和部分发展条件好的市级重点工业园区为载体，发展适合当地资源条件，布局具有特色的大型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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