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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6: 1 - 1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6.001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和印度对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时空演化

  • 牛福长 , 1 ,
  • 胡志丁 , 2, ※ ,
  • 王学文 1
展开
  • 1.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 2.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中国 上海 200241
※胡志丁（1986—），男，江西上饶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牛福长（1997—），男，云南曲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缘经济与地缘环境。E-mail：

收稿日期: 2020-10-25

  修回日期: 2021-05-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0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38)

收起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India Geo-economic Power to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 NIU Fuchang , 1 ,
  • HU Zhiding , 2, ※ ,
  • WANG Xuewen 1
Expand
  • 1. Faculty of Geograph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China
  • 2. School of Urban & Regional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25

  Revised date: 2021-05-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8

Fold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和印度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崛起，对地区乃至全球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印共同周边国家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度“东向战略”的交汇区与重叠区，对中印地缘经济地位提升和中印地缘经济权力空间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构建地缘经济权力模型，解析中印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时空演化格局。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均未出现为中印负向敏感区和负向脆弱区，周边国家对中印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国、印度的敏感区和脆弱区整体表现出明显连贯性和持续性，个别年份存在差异。②中国与印度对共同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均呈上升趋势，中国和印度都成为周边国家地缘经济的重要辐射源，呈现中心—外围的区域扩散趋势。③印度对周边国家地缘经济权力弱于中国。④中国与印度对周边地缘环境的构建和选择各有侧重，中国深入影响东南亚、中亚，印度则将南亚视为“自家后花园”，以缅甸、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地缘战略区则成为中、印双方地缘经济权力对抗的“前沿阵地”。⑤战略层面上的大国零和博弈，中印双方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彼此把对方看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假想敌，中国、印度地缘经济权力之争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⑥敏感性、脆弱性、地缘经济权力均存在一定的国别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

关键词： 地缘经济权力; 地缘政治博弈; 中国; 印度; 周边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 敏感性; 脆弱性

本文引用格式

牛福长 , 胡志丁 , 王学文 . 中国和印度对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时空演化[J]. 经济地理, 2021 , 41(6) : 1 -1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6.001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China and India have both risen in varying degrees,which influences the region and even the global worl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shared by China and India,as intersection and overlap area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dia's "Eastward Strategy",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China-India Ge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expansion of China-India Geo-economic space power. Based on the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Geo-economic power model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Geo-economic power between China-Indi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re is no negative sensitive and negative vulnerable area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sides,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in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The sensitive and fragile areas of China and India overall show obvious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with differences in a few years. 2) It shows an upward trend in their Geo-economic power between China-India and their common neighbors. And both of them become important sources of Geo-economic radiation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which presents a central-peripheral regional diffusion trend. 3) India's Geo-economic power ov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weaker than that of China. 4) China and India have their own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surrounding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ina has deeply influenced Southeast Asia,Central Asia while India focuses on South Asia. The Geo-strategic region represented by Myanmar and Sri Lanka has become the "forward position" of the Geo-economic power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5) As the zero-sum game for big countries at the strategic level,both China and India regard each other as enemy of the geopolitical game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s,which shows a strong sense of realism. 6) Sensitivity,vulnerability,Geo-economic power show nation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to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 Geo-economic power; geopolitical game; China; India;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nsitivity; vulnerability

权力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概念和重要议题，是构思地理空间的重要方式，表现在国家行为体双方政治经济能力的不对称性[1]。吉登斯将国家视为“有界的权力容器”[2]，泰勒则进一步指出现代国家是主权和权力的结合[3]。从拉采尔的“生存空间”到契伦的“生存空间论”[4]再到豪斯浩弗基于军事背景和政治学视角提出的“生存空间理论”，皆阐述了权力是主体对客体的行为和思想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能力[4]。二战后地缘政治研究经历短暂的蛰伏，1970年代前后的西方人文地理学中，以“空间—权力”为核心的研究再度兴起。地理学家将权力置于社会地理环境中，将权力作为主体国家在地理空间的特定思考和行为方式，权力空间拓展则是为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种机制[5]。Sack、Delaney认为权力是地理和政治战略的组合，是实现控制权的手段[6-7]。但Delaney否认权力是自然实体，认为权力是为了达到特殊目的所创造[6]。而Elden认为权力伴随国家尺度的领域边界消失而被重新配置，空间与权力关系也随之被重新塑造[7]。
地缘经济与经济权力自诞生便引起各领域的热烈讨论。地缘经济是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所形成的合作、联合（经济集团化）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8]。经济权力源于经济的相互依存，取决于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9]，是经济主体凭借其掌握的各项资源形成的对其他主体的影响力与控制力[10]。在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当今世界，国家的地缘位势不仅来源于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源于由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形成的权力，且这种权力能够克服权力的空间制约[11]。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依存关系包括绝对依存、平等依存、非对称依存三种类型[12]。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包含两类依存关系，即敏感性依存和脆弱性依存。综上认为，地缘经济权力是指在地理环境、地缘结构、地缘关系等地缘因子的影响下，主体国家基于自身经济实力运用经济手段对客体国家所施加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迫使他国改变自身行为、意志并对主体国家产生依赖倾向。
地缘经济权力日益成为国家对外施加战略影响的核心依据[12⇓-14]。Baracuhy认为新的地缘经济权力正在重塑全球化进程[13]，目前国家间由对抗性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快向竞合逻辑下的地缘经济领域过渡[8]。冷战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呈现低军事化政治化趋势，地缘经济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发展方向，科技、金融、资本和市场等经济要素开始逐渐取代战争、军备、武器等军事要素成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手段与工具[15]。地缘经济理论认为地缘经济将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国家及其集团对于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是未来国际关系的主旋律[15]。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所获得的经济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指标，经济权力与经济相互依存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关系全局性变革的新特点[6]。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地缘经济内涵、地缘经济发展态势、地缘经济竞争与合作等内容[16]，国内研究聚焦地缘经济战略[17⇓⇓-20]、地缘经济格局[21⇓-23]、地缘经济关系[24⇓-26]、地缘经济要素及地缘经济协作[27]等内容。随着新的地缘经济要素不断涌现，以能源博弈[28]、人民币国际化[29]、经济外交[30]等要素为依托的地缘经济权力逐渐成为地缘经济研究新热点。就研究领域横截面而言，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的同时崛起和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中国学者对印度进行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31]，大部分学者从传统地缘安全、非传统地缘安全、地缘环境、地缘结构、地缘政治想象、地缘格局等方面对印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也有学者从纠葛于双边或多边经济和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阐释方面进行研究，如：中日关系[32]、中美关系[33]、中韩关系[34]、中国—东盟[35⇓-37]等。在传统地缘安全方面，对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影响力[38]、印度地缘战略和地缘安全进行了大量研究[14-15]，也有对南亚地区整体的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安全战略进行解析的，认为印度面临来自陆上压力和海上挑战[16]。在地缘环境方面，对南亚和印度地缘政治、地缘环境进行探讨，胡志丁[39]、熊琛然[40]、王淑芳[41]等学者认为印度在南亚地理环境和地缘结构上占据优势，但是在地缘关系方面与南亚各国的地缘经济联系少[20]。在地缘政治思想方面，对中国、印度的制定对外战略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印度在制定对外战略过程中受到印度政治文化传统和现代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共同影响[42]。在地缘政治想象方面，朱翠萍把中国与印度进行对比，为中印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参考[43]。在整体地缘经济方面，刘宗义[44]、王淑芳[37]等对地缘经济进行了大量研究。以往研究多以定性的客观事实阐述强调逻辑的思辨，相对缺乏以客观数据对背后的国家行为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本文填补实证定量研究的空缺，分析中印崛起过程中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地缘经济权力大小的转变及空间格局变化，并对其格局变化态势进行比较，试图全面刻画中印崛起过程中对周边国家地缘经济权力的此消彼长，对复杂的国家地缘格局现实和地缘关系演变状况进行补充。定量分析为地缘经济权力的时空格局、关系演化及影响因素等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科学支撑和系统刻画。
图1 研究区区位图

注：本文中所有地图均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6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地缘经济权力视角分析必须结合国家经济实力与周边地缘环境两大因素。中印两国的事实性崛起也必然伴随着权力半径的延伸，权力空间和利益攸关范围的不断向外扩展[46]，地缘经济权力覆盖的范围争夺将愈加激烈，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地区乃至世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45⇓-47]，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印对比成为新研究热点[48-49]。本文基于中印在地理空间上互为重要邻国的现实，以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为基础对“经济权力”进行界定，赋予其空间内涵[6-7]，测度中国与印度对共同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强弱，解析地缘经济权力时空演化格局，尝试刻画与展示中印对周边国家地缘经济权力空间的争夺和周边国家的对中印依赖倾向等方面。本文以地缘经济权力刻画，不仅避免中美大博弈下的中印地缘政治对抗的诸多不便和敏感事件，也丰富了地缘经济权力的内涵和外延。

1 研究区概况、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中、印及其周边国家构成的区域为研究区，即以中印边界东北—西南方向为轴线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22国作为中印的共同周边国家。

1.2 研究方法

1.2.1 模型理论来源及敏感性与脆弱性关联解释

本文所采用模型来源于经济相互依存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提出，经历了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的完善与实践检验，形成目前学界公认可靠的模型理论来源——国家间复合相互依存理论，例如杜德斌等的经济权力模型[12]、杨文龙等的中美战略均势的地理透视[50]等皆来源于此理论。非对称的相互依存包括敏感性依存和脆弱性依存，敏感性指的是某种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脆弱性指弱势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度[51]，与制裁如出一辙。敏感性与脆弱性程度表示国家行为体在双边关系中的位势，高敏感性和高脆弱性的一方处于低位势状态，即劣势地位。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来实现，故采用国家间贸易或投资上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不对称性来衡量一国的经济权力。不平等相互依赖用于衡量两国对第三方国家的经济权力大小，用以比较两国经济权力强弱程度。
权力被视为一种能力，即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其代价为前者可接受），视之为影响力。权力也可以视为对结果进行控制的能力，即控制力。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是经济权力的来源，敏感性和脆弱性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强势国利用敏感性和脆弱性原则可以实现影响力和控制力转化。权力是一种控制或对结果的潜在影响，而敏感性和脆弱性则是体现控制和对结果潜在影响最好的刻画与表达。敏感性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的反应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的变化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即在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脆弱性是表明哪些行为体是“别无其他情形下”的确定者或是行为体能确定的游戏规则，即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50]。
当向行为体提供权力时，脆弱性的依赖大于敏感性的依赖。若一个行为体可以通过改变国内或国际政策而降低其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敏感性难以精确衡量权力。脆弱性依赖包含战略意义，而敏感性依赖恰好缺少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敏感性是不重要的。敏感性的迅速上升往往导致对相互依赖的“抱怨”以及相互依赖现状的“政治努力”。进一步理解为：敏感性反映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变化的成本有多高，即前者的变化影响后者对外经济所付出成本的变化；脆弱性反映一国变化对另一国国内经济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即前者的变化对后者国内经济的损害程度。如A国对B国贸易政策改变，对B国的商品进口总额减少，引起B国出口量的大幅度减少，则B国将面临两种政策选择：一是中断与A国的经贸关系而在国际寻求替代市场；二是向A国妥协，遵循A国的政策提议。B国对第一种选择与第二种选择的成本进行比较，如果第一种选择的成本高，则B国对A国的敏感性高，反之，B国对A国的敏感性低。同理可得，如果第一种选择对B国经济造成的损害程度大，即中断与A国的经贸关系将导致B国的GDP严重受损，则B国对A国的脆弱性高，反之，B国对A国的脆弱性低。根据敏感性与脆弱性定义，选取两国进出口总额占其中一方贸易总额的比例以及两国进出口总额占其中一方GDP的比例测算两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50]，故本文地缘经济权力模型以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基础模型或者说敏感性和脆弱性足以体现地缘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1.2.2 敏感性测度模型

S x → C H I N A = T x - C H I N A t 1 T x t 1 - T x - C H I N A t 1 T C H I N A t 1
式中： S x → C H I N A表示 周 边 x国对中国的敏感性； T x - C H I N A t 1指 t 1时刻 x与中国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 T x t 1与 T C H I N A t 1则表示 t 1时刻 x国的贸易总额和中国的贸易总额；若 S x → C H I N A>0，则表示 x国对中国敏感；若 S x → C H I N A<0，则表示 x国对中国不敏感；若 S x → C H I N A=0，则表示 x国和中国呈现对称敏感。
同理： S x → I N D I A则表示周边 x国对印度的敏感性。

1.2.3 脆弱性测度模型

V x → C H I N A = T x - C H I N A t 1 G x t 1 - T x - C H I N A t 1 G C H I N A t 1
式中： V x → C H I N A表示周边 x国对中国的脆弱性； G x t 1与 G C H I N A t 1表示 t 1时刻 x国与中国的GDP；若 V x → C H I N A>0，则表示 x国对中国脆弱；若 V x → C H I N A<0，则表示 x国对中国不脆弱；若 V x → C H I N A=0，则表示 x国和中国呈现对称脆弱。
同理： V x → I N D I A则表示周边 x国对印度的脆弱性。
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按照敏感性和脆弱性模型可做以下类型划分（表1）。
表1 国家间依存关系类型（ x国对中国和印度）[12]

Tab.1 Types of dependencies between countries （country x to China and India）

指标 <-0.05 [-0.05，-0.01） [-0.01，0.01] （0.01，0.05] >0.05
敏感性 负向高度敏感 负向低度敏感 对称敏感区 正向低度敏感 正向高度敏感
脆弱性 负向高度脆弱 负向低度脆弱 对称脆弱区 正向低度脆弱 正向高度脆弱

1.2.4 地缘经济权力模型

本文以敏感性和脆弱性模型为基础，构建地缘经济权力模型。为对比中印对周边国家经济权力的大小构建模型如下：
S C H I N A - I N D I A x = S x → C H I N A - S x → I N D I A
V C H I N A - I N D I A x = V x → C H I N A - V x → I N D I A
P C H I N A → I O R = S I O R → C H I N A × I S + V I O R → C H I N A × I V
P I N D I A → I O R = S I O R → I N D I A × I S + V I O R → I N D I A × I V
P C H I N A - I N D I A I O R = P C H I N A → I O R - P I N D I A → I O R
式（3）中：若 S C H I N A → I N D I A>0，则表示 x国对中国敏感性大于 x国对印度敏感性；若 S C H I N A → I N D I A<0，则表示 x国对中国的敏感性小于 x国对印度的敏感性；若 S C H I N A → I N D I A=0，则表示 x国对中国和印度呈现对称敏感。式（4）中 V C H I N A → I N D I A亦然如此。式（5）中： I S、 I V表示敏感性和脆弱性指标的权重[12]； P C H I N A → I O R表示中国相对于周边邻里国家的权力大小，同理： P I N D I A → I O R则表示印度相对于周边邻里国家的权力大小。基于不同权力大小，将其划分为4种类型： P C H I N A → I O R 0.1为中国权力高能区； P C H I N A → I O R 0.05且 P C H I N A → I O R ≤ 0.1为中国权力中能区； P C H I N A → I O R 0且 P C H I N A → I O R ≤ 0.05为中国权力低能区； P C H I N A → I O R ≤ 0为中国无权力区。式（6）中 P I N D I A → I O R印度亦然如此。式（7）中：若 P C H I N A - I N D I A I O R>0，则表示中国对周边邻里国家的经济权力大于印度对周边邻里国家的经济权力；若 P C H I N A - I N D I A I O R0，则表示中国对周边邻里国家的经济权力小于印度对周边邻里国家的经济权力；若 P C H I N A - I N D I A I O R =0，则表示中国对周边邻里国家的经济权力与印度对周边邻里国家的经济权力呈对称性。

1.3 测度过程与结果

数据计算主要包括4个部分，首先是收集中印及周边22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其次是计算出各国对中印两国敏感性和脆弱性，再次通过权力测度模型计算出中印两国在各国的权力值，最后将各国对中印敏感性和脆弱性作差，及中印两国在各国的权力值作差，即获取： S x → C H I N A、 S x → I N D I A、 V x → C H I N A、 V x → I N D I A、 P C H I N A → I O R、 P I N D I A → I O R、 S C H I N A - I N D I A x、 V C H I N A - I N D I A x、 P C H I N A - I N D I A I O R9个指标值，时间跨度为2010—2018年共计1 863个值，考虑数据对比性和结果聚焦度，以3年为间隔，但因数据库中2019年的部分国家数据未统计，故选取2010、2013、2016、2018年为时间节点进行刻画。

1.4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https://www.imf.org）、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联合国贸易发展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在时间序列上不存在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当出现个体分析中数据以及测度结果特征呈现较大差异时，再分别加以论述。

2 结果分析

2.1 周边国家对中印敏感性及其时空分析

2010—2018年周边国家对中印均为未出现负向敏感区，且随着时间推移周边国家对中印的敏感性总体呈波动趋势。周边国家对印度的敏感性空间分布上，南亚地区以正向高度敏感为主，以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最为显著；中亚五国、东南亚十国对印度正向敏感性呈上升态势，特别是尼泊尔、缅甸始终保持高度敏感；同时伊朗、阿富汗、缅甸则最为稳定，而巴基斯坦敏感性变化幅度则最为显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敏感性空间分布上，2010、2016、2018年正向敏感区大致以中国—印度为轴线呈西北东南对称分布，区域上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面状的演进趋势，中国以东南亚、中亚为主，印度则以南亚、阿富汗、伊朗为主。在空间扩散上均表现出“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周边国家接收中国、印度的经济辐射都是由近及远的过程，均表现出中心—外围的特征。尤其对中国敏感性格局呈现显著的“趋中分布演化”，即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敏感性保持向上增长的趋势，仅有少数的国家没有保持与中国高度敏感，如不丹常年作为中国的对称敏感区，文莱则变化最为显著。
2010年，周边国家对中印贸易敏感性格局覆盖3种类型（对称敏感区、正向高度敏感区、正向低度敏感区），其中中国正向高度敏感区主要集中在中亚五和中南半岛诸国，形成明显的两区联动格局；中国的正向低度敏感区主要分布于正向高度敏感区外围，大致呈现出对称敏感区为核心—正向高度敏感区为次外围—正向低度敏感区为最外围的格局。总体上看，2010年周边国家对中国敏感性的数量格局呈现“倒金字塔型”结构，即处于顶端正向高度敏感区和正向低度敏感区的占据绝大部分，处于中间阶层的对称敏感区类型数量很少；而周边国家对印度贸易敏感性格局则呈现出“水桶型”结构，即三种类型的分布数量上差别不大，空间上“点块”结合明显。而同时期的印度，三种类型无论是空间分布还是数量均较为均匀。2013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敏感性格局仅覆盖2种类型（正向高度敏感区、正向低度敏感区），此时中国的对称敏感区发生改变，除阿富汗、不丹为正向低度脆弱性，其余20国为正向高度敏感区，高度敏感区急剧增加，足以表明各经济体对中国经济敏感依存剧增。同时期周边国家对印度贸易敏感性格局覆盖的3种类型（对称敏感区、正向高度敏感区、正向低度敏感区）数量上极不均匀，空间上的“块状”分布以正向高度敏感区为主导，数量上除不丹、阿富汗、斯里兰卡外皆为正向高度敏感区，各类型区也开始连片，“片块”空间上也有区块联动的迹象。表明这一时期周边国家对印度的敏感性也处于上升阶段。自此印度开始成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也开始扮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角色。2016、2018年周边国家或地区对中国贸易的敏感性格局仅覆盖2种类型（正向高度敏感区、对称敏感区），除不丹为对称敏感区，其余21国为正向高度敏感区，较2015年此时中国的对称敏感区发生改变，阿富汗等开始向正向低度敏感过渡，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的事实完全吻合。同时期周边国家对印度贸易敏感性格局覆盖的3种类型（对称敏感区、正向高度敏感区、正向低度敏感区）数量上差别不大，空间上的“块状”连片分布以正向高度敏感为主，对称敏感区开始连片。2016和2018年周边国家对印度的敏感性格局变化差异不大，仅乌兹别克斯坦由对称敏感区变为正向低度敏感区。就整个中亚看，通过四个时间节点演化可以看出印度对中亚五国的地缘经济敏感性效果有限。
图2 2010—2018年周边国家对中印敏感性

Fig.2 The sensitivity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0 to 2018

将周边国家对中国、印度的地缘经济敏感性进行比较，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敏感性数量、空间、时间演进趋势均优于印度，周边国家没有任何一国属于中印的对称敏感区（图3）。周边国家2010—2018年对中国或者对印度的敏感依赖性倾向，时序变化和空间演化都是不尽相同的，但也表现出对主体国家强大的依赖惯性。以时间节点为例，2010年印度的经济敏感性国家为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阿富汗、柬埔寨，2013年为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2016年为尼泊尔、不丹、阿富汗，2018年则为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阿富汗，不难看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始终属于中国或者印度地缘经济敏感国家，足以表明各个年份中国和印度对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区别很大，也说明周边国家历年来对中国和印度的地缘经济倾向是不同的，中印对周边国家具备强有力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除了周边国家迫于中印的强大与之开展“不平等”经贸等，其国内对中印的选择如何，对中印持何种态度，中国、印度及本国的国家行为是怎样的有待进一步探究。
图3 2010—2018年中印周边国家地缘经济敏感格局

Fig.3 Geo-economic sensitivity pattern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0 to 2018

2.2 周边国家对中印脆弱性及其时空分析

2010—2018年周边国家对中印均为未出现负向脆弱区，且随着时间推移，周边国家对中印的脆弱性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10—2018年周边国家对中印两国覆盖类型为（对称脆弱区、正向低度脆弱区和正向高度脆弱区）三种类型无任何一年缺少，只是空间分布格局和数量有所差别，未出现负向低度脆弱和负向高度脆弱。且周边国家对中国正向高度脆弱区数量上总体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周边国家对印度脆弱区则表现不一，无明显变化趋势。
其中2010、2016、2018年正向脆弱区大致以中国—印度为轴线呈西北东南对称分布；区域上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面状的演进趋势，三种类型的分布除个别国家，如斯里兰卡等为点状呈现，其余国家同种类型均呈现面状分布，“点面结合”并有连片的趋势受经济距离和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中国以东南亚和中亚为主，印度则以南亚和西亚为主。在空间扩散上则表现为“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和印度的正向低度脆弱区数量自2010年开始小幅减少，表明周边各国因中国经济发展对印度贸易的脆弱度呈持续下降状态，与中国贸易联系呈强化的趋势，但不丹除2013年为中国正向高度脆弱区，其余年份一直为中国的对称脆弱区，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究。时空演化格局上，周边国家对中国脆弱性大于对印度的脆弱性，除以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印度深度影响国外，2010年，周边国家对中印贸易脆弱性格局覆盖3种类型，其中中国正向高度脆弱区主要为中亚和中南半岛，有明显的两区策应联动特征；而同时期的印度三种类型分布较为均匀，数量差异不大。2016年，周边国家或地区对中印的贸易脆弱性格局与2013年相比发生较大的改变，此时中国的对称敏感区发生改变，除阿富汗、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转变为正向低度脆弱性，其余18国为正向高度脆弱区，说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愈发脆弱，中国的控制力开始凸显。同时期的周边国家对印度的脆弱性则以对称脆弱和正向低度脆弱为主，表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经济脆弱性似乎有着互相抵消的趋势。2018年，中印脆弱格局则有高值与低值格局互换对应的特征。
周边国家对中印的地缘经济脆弱性依赖倾向与敏感依赖性倾向如出一辙，但时序变化和空间演化是不尽相同的，但也表现出对主体国家强大的依赖惯性。以时间节点为例，2010年印度的经济脆弱性国家为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阿富汗、柬埔寨，2013年为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2016年为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阿富汗，2018年则为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阿富汗，表明地缘经济脆弱区处于一个动态更迭的变化过程，各年份中国和印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对双方贸易额和国内GDP的影响举足轻重，经贸关系的恶化与国内GDP受损密切相关。纵向对比，把中印的敏感性国家和脆弱性国家比对发现，所属分类国家大同小异，但也有些许差别，差别背后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考究（图5）。
图4 2010—2018年周边国家对中印的脆弱性

Fig.4 The vulnerability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0 to 2018

图5 2010—2018年中印周边国家地缘经济脆弱格局

Fig.5 The Geo-economic vulnerability pattern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China and India in 2010-2018

2.3 中印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地缘经济权力及其时空演化

印度对周边国家产生持续上升的地缘经济权力，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印度，使得印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不及中国突出，但印度的崛起也部分抵消中国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地缘经济权力。2010—2018年，中国的地缘经济权力始终以权力中能区、权力高能区为主导，高能区国家数量持续增加，权力低能区国家数量相对减少，其中包括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等，其受中国的地缘经济权力影响不亚于印度；印度地缘经济权力中能区数量逐渐增加，权力高能区和权力低能区国家数量相对减少，其中，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始终是印度的权力高能区，东南亚、中亚则多数年份处于印度的权力低能区，巴基斯坦由印度的权力低能区转变为非权力区（图7）。权力空间演化特征如下：第一，印度在南亚的权力高能区呈点状分布，权力中能区呈团状演变，权力低能区则呈现连片态势，南亚国家间的关系除了印巴对抗关系之外，还有对印的半依附关系（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对印的完全依附关系（尼泊尔和不丹）和若即若离关系（阿富汗），与南亚不对称性权势结构和失衡性安全架构吻合[52]，而中国则以中亚和东南亚为权力释能区；第二，印度在南亚、伊朗、阿富汗等地区经济权力位势高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与中国刚好相反；第三，巴基斯坦虽是印度南亚邻国，但在印度的权力位势中却排名最后，属于印度的无权力区，而对于中国则一直维持权力中能区和权力高能区，与“巴铁”与“印巴冲突”密不可分；第四，印度在中亚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老挝、印尼等国家中一直处于低权力位势状态，但缅甸为中印双方共同权力高能区，缅甸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未来可能成为中印大国博弈的阵地。
图6 2010—2018年中印对周边国家地缘经济权力值

Fig.6 The power value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0 to 2018

图7 2010—2018年中印周边国家地缘经济权力格局

Fig.7 Geo-economic power pattern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China and India in 2010-2018

在“东向战略”体系下，印度对喜马拉雅山区国家的控制取得极佳的效果，以尼泊尔和不丹最为显著。中亚、东南亚作为印度和中国的东西翼，但囿于国家综合实力、域外大国干涉等多方面影响，印度在东南亚、中亚的影响力有限，东南亚国家大多数是其权力低能区。缅甸与印度毗邻，是印度在东南亚国家中权力位势最高的国家，印度与越南的双边关系不断上升，在越南的权力位势呈上升态势，中亚则是印度一直“突而未破”的地区。除南亚地区以外，印度的权力位势整体较低且权力高能区呈点状分散的特征，地缘经济权力仍不能与美、中等国家相提并论。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印度地缘经济权力依赖倾向，时序变化和空间演化的特征不尽相同，以2013年为例，印度的“惯例地缘经济权力国家”（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成为中国的地缘经济权力国家，其背后涉及的国家行为值得进一步深究。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①周边国家均未出现为中印负向敏感区和负向脆弱区，周边国家对中印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国、印度的敏感区和脆弱区整体表现出明显连贯性和持续性，个别年份存在差异。②中国与印度对共同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均呈上升趋势，中国和印度都成为周边国家地缘经济的重要辐射源，地理分布格局呈现中心—外围的区域扩散趋势。随着中国和印度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经济实力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印地缘经济敏感性和脆弱性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地缘经济权力也随之增强。③整体上，印度地缘经济权力弱于中国，但其地缘经济权力处平稳增长状态。印度虽在南亚地区处于核心地位，但其综合实力仍不能与中国抗衡，印度以主导影响周边核心地缘战略国为基点，个别年份有所差异。④中国与印度对周边地缘环境的构建和选择各有侧重，中国深刻地影响东南亚和中亚，印度则以掌控南亚、西亚核心，以缅甸、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地缘战略区则成为中、印双方地缘经济权力对抗的“前沿阵地”，中印对这些周边国家的“争夺”“影响”和“控制”尤为激烈。中印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依托将地缘经济权力扩展至东南亚等亚太核心地区，以期强化巩固外部的经济安全空间。特别是印度拉拢美、日、俄等大国来制衡中国，当前印度对华战略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已陷入“安全困境”。中国在制定对印政策时除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外，还应考虑印度的“大国梦想”及其安全诉求。⑤战略层面上的大国零和博弈，中印双方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彼此把对方看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假想敌，中国、印度地缘经济权力之争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东进战略对于印度摆脱南亚地缘环境桎梏、走向亚太地区具有积极意义，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破解“大国围堵包围”的重要法宝。如今，中国、印度经济权力空间正从周边向全球扩展，在相互都已经渗透的国家（缅甸等）展开博弈，并伴随着向发达国家渗透和更远距离的国家扩散的趋势。研究区内存在着一些对中印两国均敏感或脆弱及中印权力位势大致均衡的国家，随着中印两国地缘权力空间的此消彼长，这些国家日趋发展为中印争夺的主要目标。因其战略地位特殊，在未来的地缘战略部署上，中印将会不断增大对这些国家的资源投放力度。⑥敏感性、脆弱性、地缘经济权力均存在一定的国别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某些年份的区块集聚有明显的联动迹象，形成热点区和冷点区。

3.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选定区域有限，未能全面刻画中印地缘经济权力的时空演化，区域内没有“第三极”大国，三者及三者以上之间权力“调节与制衡”未表现。国家经济权力源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流通、货币国际化等领域，未来研究可构建更加完善的国家经济权力指标体系。本文的敏感性、脆弱性、地缘经济权力特征背后的国家行为分析将是未来研究的主攻方向，中印对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大小及演化趋势，中印对周边国家施加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原因，中国如何破解“印度给中国的掣肘”等话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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