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揭示中国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差异性事实。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在逐年缓慢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创新的不断提升。东北、华北、华南、华东、西南地区为中度耦合协调，华中和西北处于低度耦合协调，仅有东北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城市规模和耦合协调度成正比，不同城市规模间表现出较大差异。②耦合协调度在地区间的差异占整体差异的48.7%，尤其是华东、华南与西北、西南、东北之间。城市规模间的差异占整体差异的84.18%，同一城市规模内部差异较小。基于系统论视角，研究结论为落实创新驱动经济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政策支撑。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美丽中国既要富强民主文明，也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章应用区域发展理论和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13—2017年美丽中国5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得出以下结论：①2013—2017年，中国大陆各省域美丽中国系统间的耦合度高，系统相关性强；②耦合协调度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③耦合协调度5年间始终呈现空间集聚分布，具有空间溢出效应；④生态建设始终是美丽中国系统协调发展最大的贡献因子，“高质量”经济建设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有待提高。
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政府可利用信息优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文章利用2010—2018年的CFPS数据测算我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并使用GMM模型探讨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我国多维贫困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和下降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居中并与全国贫困水平基本一致。②财政分权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水平，财政分权可通过生产性财政支出与服务性财政支出促进多维贫困减缓，且服务性财政支出的减贫作用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③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均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别，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由此，文章从提高欠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实现高质量减贫；建立城乡减贫一体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间的联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文章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在500 m网格尺度上，以POI数据与“六普”人口数据为基础，结合现有的城市养老设施分布特征，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养老设施选址布局进行定量模拟。文章先从武汉市31 390个网格中模拟出4 878个适合选址点位，然后根据各区域老龄化程度，进一步筛选出1 366个需要优先布局的点位，初步实现精细化尺度下养老设施定量化选址。研究发现：①模型模拟结果与现有养老设施对比，准确度为95.7%，方法可靠。②预测结果表明武汉市新增养老设施主要布局在三环以内等老龄化人口集聚区；同时，部分远城区街道人口老龄化也比较严重，需尽快新建养老设施。③研究尝试采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养老设施规划选址，可以使整体的布局趋向最优，可以尽量避免规划选址的主观性。该方法在其他公共设施选址中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多维要素流视角，以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从节点、层级、子网络三个方面对经济、人口、交通、信息等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刻画，并进行多维网络对比分析，用企业水平差异、文化节点性差异、平均时间距离差异、人均GDP差异、行业结构差异等五个影响因子构建多重网络关系回归模型，剖析多重网络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城市圈可划分为三级联系片区，武汉、鄂州分别为主副中心，黄石、孝感、黄冈三市为集聚—辐射中心片区，其余城市为次级核心城市。②多维网络之间的相似性排序为经济网络—信息网络>经济网络—人口网络>人口网络—信息网络>经济网络—交通网络>人口网络—交通网络>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经济网络与其余各类网络之间的相似性最高。③交通效率及企业发展水平是使多维网络产生相似性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关系、产业分工影响因素是多维网络产生差异性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关系影响最薄弱，交通效率因素影响最强。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应用TOPSIS法对五指标金融发展评价体系进行评价测算，应用DEA-Malmquist法测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指标，探讨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二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与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出多核集聚特征。此外，通过空间杜宾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及子指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关系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城市金融发展对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负向作用，且这两种作用均主要源自其对技术进步增长的影响。最后针对性提出三点建议：加强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加快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进程以及重视技术效率改进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2005—2018年A级物流企业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ESDA等多种GIS分析方法，对中国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及多尺度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对形成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物流企业规模呈显著增加趋势，不同等级之间发展程度出现严重的不平衡，较高、较低等级占比较小，而中间等级占比较大。②从全国尺度来看，物流企业整体上呈现出“南（偏西）—北（偏东）”的空间分布态势，不同等级均表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较高等级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相对集中性和地域性。③从地带尺度来看，物流企业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大体上保持一致，呈现出东中西依次减少的“梯度化”分布特征，沿海高于内陆、南方远高于北方，分别形成“3∶2”和“4∶1”的比例关系。④从省域尺度来看，物流企业分布具有明显空间自相关特征，冷热点格局的“梯度化”特征较为明显。⑤从市域尺度来看，物流企业集中分布于Ⅱ型和Ⅰ型大城市，合计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热点区集中于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⑥物流企业分布是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工业水平、市场规模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随着尺度的增大影响因素与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的关联性趋于增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互联网+”战略的推进和智慧社会的构建使互联网全面融入和渗透进实体经济行业，互联网企业的区位研究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以2014、2016和2019年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函数、条件logit选择模型等方法探究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特征，考察其在街道层面的集聚与分散特征，并探索了不同时期影响新创企业选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①文三路创新社区、滨江高新创业区以及文一西路电商创业群是目前相对稳定的3个核心集聚区域；②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集聚形态逐年延续并强化，核心区向外辐射，最终形成“一片三核”群团式分布格局；③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创业环境和区位条件一直是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高端金融商务区、政策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格局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并以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为例，实证本地与邻地的分工效应，主要结论：①从空间格局来看，长三角地区具高环境规制与高分工水平耦合特征，而云贵川等上游地区则具低环境规制协同性与低分工水平，上中下游区域空间差异大。②从空间关联来看，短期内加强环境规制引致产业链区际转移，“污染天堂假说”成立，且本地与邻地分工水平均呈下降特征，但邻地降幅低于本地，长期来看，影响呈倒“U”型特征，本地临界值为1.7850，邻地为3.3025，即当强度为1.7850时，本地与邻地分工水平都得到提升，在1.7850~3.3025之间时，对邻地分工更有利，但高于3.3025时，本地与邻地分工均将抑制。同时，规制加强对本地与邻地都具技术促进作用，且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影响分工水平。建议如下：①各地区应制定适度环境规制；②实施地区差异化环境政策并协同推进；③建立“引领—跟随”型区际分工推进机制；④加大技术创新，严格外商引入渠道；⑤统筹度量要素组合，注重产业长远发展。
运用大数据挖掘、核密度与缓冲区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技术，以携程网上提取的21 108家经济型与星级酒店为样本，以湖南14市州为研究区域，实证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特征、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发展时序不均衡，呈现由2007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向2011年开始的高速增长的演化格局；②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分布整体呈现由单核集聚走向寡头集聚、由片状集聚走向点状集聚的演化格局，交通便利度、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商业繁华度、高校的分布等是其主要影响因素；③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模式由以传统的“交通枢纽型”“商圈依赖型”为主演变为以“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高校依赖型”为主，且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强度与城市商圈的多寡呈负相关，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④湖南酒店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市州间呈现联合显著性差异。最后，文章针对湖南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信息的实时监控与公布、旅游营销、交通便捷度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既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客观要求，又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只有构建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才能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政策，才能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构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必须以产业组织、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等理论和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必须遵循可量化、层次性、可比性三条基本原则。可以从产业创新、产业协调、产业开放和产业共享四个维度构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政策意义在于：有助于科学把握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有助于实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科学化；有助于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目标。
借鉴国内外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结合江西省绿色发展特色，从绿色环境、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政策等4个维度构建江西省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泰尔指数（Theil Index）、莫兰指数（Moran Index）对2009—2019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和空间关系进行评价与分析，并基于江西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建设实际提出了促进江西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①江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鹰潭、南昌、景德镇、新余、吉安、赣州、九江、抚州、宜春、上饶、萍乡；②江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组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总体差异近年来正在不断降低，各地级市间绿色发展开始趋于地域均衡；③江西省各地级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效应，且江西省绿色发展水平相近的地级市空间集聚处于波动状态。
农业农村是新时代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农业景观更是新时代地理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早在20世纪中叶欧美学术界就对农业景观做了大量探索和研究，我国对农业景观的广泛研究则始于1980年代。文章沿着“核心理论提炼—关键问题剖析—研究趋势展望”的思路，从景观生态学、地理学、土地科学、管理学、旅游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农业景观演变及保护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着重系统梳理了农业景观的概念内涵，对比分析了农业景观和景观农业概念的异同，并从农业景观分类、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的效应、农业景观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等4方面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指出未来农业景观研究的重点和发展趋势，即深化山区农业景观塑造及农耕文明传承策略研究、深化国家战略和制度政策对农业景观演化及农耕文明传承的影响机制研究、强化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于农业景观研究中的应用和注重国情特点兼顾他山之石。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文章依据浙江各地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及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和历史演进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分为9大农业文化遗产区。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美学、生态学等多重价值，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应该注意对其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和间接衍生价值的区别对待。文章构建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体系并定量评价了浙江省内8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运用增长极理论重点研究了浙江省内8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供给增长极、旅游需求增长极、旅游客源市场潜力和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效用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策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