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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9: 214 - 22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9.022

旅游经济与管理

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与优化调控——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 殷章馨 , 1 ,
  • 夏赞才 , 2, ※ ,
  • 唐月亮 3, 4 ,
  • 刘涵妮 2
展开
  •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 2.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 3.湖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128
  • 4.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夏赞才（1962—），男，湖南安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区域发展。E-mail：

殷章馨（1980—），女，湖南常德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旅游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1-03-27

  修回日期: 2021-08-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0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209)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437)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YBQ022)

收起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 of Rural Tourist Spo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A Case Study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 YIN Zhangxin , 1 ,
  • XIA Zancai , 2, ※ ,
  • TANG Yueliang 3, 4 ,
  • LIU Hanni 2
Expand
  • 1. College of Business，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Hunan，China
  • 4. Hun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Geography，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3-27

  Revised date: 2021-08-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1

Fold

摘要

从多城扩张背景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从城乡融合视角解析优化调控模式，这既是新时代乡村旅游融合城乡要素的新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路。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界定乡村区域，运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揭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格网为单元，对研究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进行分区，并以其为基础提出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路径及调控模式。 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区的同步扩张对外围乡村旅游点存在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挤压现象，近城乡村旅游点逐步嵌入所属城市或相邻城市建成区；②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呈现从离散到集聚的演进过程，并形成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空间格局；③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应采用分区调控和要素调控相结合的调控策略，因地制宜地构建既响应城市增长需要，又促进乡村旅游引导城乡融合的地域模式。

关键词： 乡村旅游; 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 优化调控; 长株潭城市群; 适宜性评价; 特色村镇

本文引用格式

殷章馨 , 夏赞才 , 唐月亮 , 刘涵妮 . 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与优化调控——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 经济地理, 2021 , 41(9) : 214 -22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9.022

Abstract

Recogni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tourism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nalyzing the regulation mode are not only the new content of rural touris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new era,but also the new thinking of rural touris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efining rural area with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and using the spatial statistics and function fitting to reveal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adopted for the suitability zoning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area to construct the regul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 city squeezes rural tourism space nearby,which is gradually embedded into the urban built-up areas. 2) The rural tourism space has evolved from the discrete distribution to the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and a highly agglomeration area of rural tourism space has formed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urban built-up area. 3) To meet the needs of urban growth and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a regulation model should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y combining regional regulation with factor regulation.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ptimization and regulatio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suitability evaluation;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and towns

乡村旅游点，即乡村旅游产业的经营场所，具体指位于乡村地区，以农业为基础，“乡村性”为核心[1-2]，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开展旅游休闲活动的景区景点和农庄山庄等。乡村旅游点既能让市民“看山见水解乡愁”，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3-4]，也有助于乡村地区整合经济、复兴文化和优化环境[5⇓-7]。乡村旅游点的科学布局，将有力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并契合时代需求，服务国家战略，是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8-9]。在当前遭遇疫情冲击，远距离乘坐公共交通出游受阻的背景下，自驾游的便捷化和城市群交通的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了城郊和城际乡村旅游休闲活动的常态化和规模化，乡村旅游的出行范围从城市转向了城市群地区。此外，相较单一的城市，作为乡村振兴重要依托和城乡融合地域系统的城市群地区[10]，多城扩张带来的跨行政单元的空间挤压，使位于城乡边界附近的乡村旅游点所面临的乡村景观破碎化和环境要素趋城化等问题更为突出。从城乡融合视角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解析优化调控模式，既是新时代乡村旅游融合城乡要素的新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路。
从已有研究视角看，城市群地区的旅游空间格局研究一般基于城市地理视角，聚焦城市旅游[11]，较少关注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相关议题多是在乡村社区发展的研究中进行探讨[12]。此外，从研究尺度看，乡村旅游点的空间格局研究较多基于省、市和村镇等行政地域单元[13⇓-15]，而城市群、都市圈和经济带等经济地域单元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对武汉城市圈[16]、丝绸之路经济带[17]等区域性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展开研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研究多分为两类，其中采用多种空间格局指数的集疏格局研究在不区分城乡空间的情况下一致认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表现为离散—集聚的演变过程[18-19]，而采用行政边界法或道路环线法等静态城乡空间划分方法的圈层分布研究中，乡村旅游数量分布随距城市中心距离的增长存在递增[20]、递减[21-22]或倒U结构[23]的差异化结果。总体而言，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24]，但不区分城乡空间或仅采用静态的城乡空间划分方法，未能客观反映城市动态扩张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无法显化多城扩张下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嵌入所属城市或相邻城市建成区的趋势，亦无从获知单一行政单元和城市群区域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异同。
本文以我国中部典型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25]，通过遥感影像提取城乡边界，在动态界定乡村地域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方法分析多城扩张下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建立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格网为单元进行适宜性分区，构建助推城乡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模式，进而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为推动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涵盖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位于我国中部，湖南省中东部地区，占地28 069 km2。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乡村旅游起步早、发展好，且数据资料、研究文献较为丰富；此外，三市建成区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 km[26]，且建成区扩张明显，多城扩张对不同城市乡村旅游点均存在明显的挤压现象，以该区域研究多城扩张下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1.2 ArcGIS空间分析

运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点模式进行空间非参数估计，通过计算点在周围领域中的密度研究乡村旅游点的密度在空间上的连续变化[27]，其公式为：
λ ^ n ( s ) = ∑ i = 1 n 3 π h 4 1 - s - s i 2 h 2 2
式中：s为待估计乡村旅游点位置； s i为落在以s点为圆心h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第i个乡村旅游点的位置；h表示以s为圆点的曲面在空间上延展的带宽，即搜索半径。核密度分析工具根据输入要素数据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重点反映一个核对周边的影响强度。核密度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
另外，运用ArcGIS计算一定区域内乡村旅游点的密度，辨识乡村旅游点的冷热点区，并利用近邻分析工具，确定乡村旅游点与最近的城乡边界之间的直线距离，以此来研究乡村旅游点数量分布随距离变化的规律。

1.3 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进行评价，目的在于揭示城市群各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条件的优劣，以明晰区域发展的路径。基于乡村旅游点的内涵，结合乡村旅游区（点）经营条件及评定标准，在区位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史密斯在《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中旅游景点布局的理论分析框架[28]，并参考以往相关研究中的指标体系[13,17,29-30]，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旅游协作和社会支撑条件这4个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表1）。
表1 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说明
乡
村
旅
游
的
发
展
适
宜
性		 自然
环境
条件
（0.238）		 地形条件 海拔高度。鉴于平原及低缓丘陵开发难度小、成本低，基础配套设施更易布局[31]，将海拔高度分为5个等级：≤500m、500~1 000m、1 000~1 500m、1 500~2 000m、>2 000m，并分别赋值5、4、3、2、1
地面坡度 坡度。从生态环境承载力角度，坡度越大，承受力越差，旅游可能造成生态破坏[32]，将坡度分为5个等级：≤5°、5~10°、10~15°、15~20°、>20°，并分别赋值5、4、3、2、1
气温 年均温。确定以15~17℃为最适宜，得分向两侧递减
降水 年降水量。确定800~1 500 mm为最适宜，得分向两侧递减
空气质量优良率 空气质量优良率。空气质量优良率越高，因子赋值越高
PM2.5 PM2.5。PM2.5越低，赋值越高
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类型。将林地、草地、耕地、水域、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未利用土地分别赋值5、4、3、2、1、0
经济
基础
条件
（0.313）		 经济发展水平 GDP。GDP越高，指标赋值越大
产业支持水平 第三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越大，指标赋值越大
地区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越高，指标赋值越大
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指标赋值越大
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越高，指标赋值越大
旅游
协作
条件
（0.137）		 旅游景区支持 以3A及以上级别景区为中心，对其进行欧式距离计算
旅游住宿服务 以民宿为中心，对其进行欧式距离计算
旅游总收入 旅游总收入。旅游总收入越多，指标赋值越大
旅游总人次 旅游总人次。旅游总人次越多，指标赋值越大
旅游产业地位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比重越高，指标赋值越大
社会
支撑
条件
（0.312）		 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越多，指标赋值越大
城镇化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城镇化率越高，指标赋值越大
政府扶持力度 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政支出越高，指标赋值越大
交通便捷程度 高速、国道、省道、县乡道通达性。通达性越好，指标赋值越大
自然环境条件是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的基础，既能提供多元的旅游吸引物，又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产生影响。经济基础条件是乡村旅游开发和乡村旅游消费的重要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乡村旅游投资越高，服务业越发达，旅游消费越旺盛，潜在旅游市场越大。良好的旅游协作条件是乡村旅游点存续的关键因素，星级景区景点是乡村旅游成长成熟的重要依托，住宿设施是游客完成旅游活动的重要凭借，旅游收入、人次和产业地位能反映地区旅游发展能力。社会支撑条件是乡村旅游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人口基数越大，潜在游客越多，而人口城镇化使农民转化为市民并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机会增加，此外，政府的投入和交通的发展均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支持。
设定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为SDR （Spatial Development Rationality），考虑指标涉及空间属性数据和非空间属性数据，因而对非空间属性数据，如GDP、人口数据等进行空间化处理，以揭示县域内部的差异性，对其他统计数据进行了矢量转栅格的处理，并对正向、逆向指标采用离差标准化，对适度指标进行中心化处理，并采用结合了定性和定量优点的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得到各准则层评估值分别为 R 1、 R 2、 R 3和 R 4，各要素层分值为 b i j，准则层、要素层的权重分别为 W i和 W i j，则有：
S D R = ∑ i = 1 4 R i = ∑ i = 4 4 w i ∙ ∑ b i j ∙ w i j
式中：当i=1时，j=9；i=2时，j=8；i=3时，j=7；i=4时，j=8；i=5时，j=6。

1.4 数据来源

提取城乡边界采用的遥感数据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地球资源观测与科学中心和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基础地理数据中的长株潭城市群行政区划矢量图层和高速、国道等交通数据、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共享服务平台，地形数据来源于中国数字化地形图，降水、气温、PM2.5等气象数据来自Earthdata平台；GDP、人口等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2018年各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3A及以上级别旅游景区、民宿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文旅厅；乡村旅游发展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文旅厅和农业厅，其中的乡村旅游点数据包括湖南省文旅厅公布的星级乡村旅游景区景点和湖南省农业厅公布的星级休闲农庄，性质均为工商登记备案的经营乡村旅游的企业。本研究所有非空间属性数据与空间属性数据均统一于WGS-1984-UTM-zone-50N投影坐标[33]。

2 多城扩张下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的发展始于2000年，与此同时，这一地区正处于城市快速扩张进程中[34]。时隔6年，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定为“乡村旅游年”，这一年也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年份。此外，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逢偶数年份评定，因此，本研究以6年为间隔提取城乡边界，剔除已注销、吊销以及落入城市建成区的乡村旅游点，最终获取2000、2006、2012和2018年的乡村旅游点数量分别为10、99、342和513个。

2.1 乡村旅游点嵌入邻近建成区的演变特征及趋势

鉴于长株潭城市群多城扩张下“城进乡退”的客观现实，并综合考虑多城扩张产生的相邻城市间的交互作用，本文在通过遥感影像提取城乡边界的基础上，采用距城乡边界距离法，利用ArcGIS度量乡村旅游点到最近的城乡边界距离，以10 km为一个区间，统计每个区间内乡村旅游点的数量，在不考虑A级景区等其他影响因素的理想条件下，得到以下假设：如果城市群各城市建成区的城乡边界在2018年的基础上，全部均匀外推10 km，则目前0~10 km区间内的214个乡村旅游点将受到影响，约占总数的40%；如果城乡边界均匀外推20km，则有超过一半（55%）的乡村旅游点嵌入城市建成区；如果均匀外推30 km，将有65%的乡村旅游点被城市扩张“吞没”。乡村旅游点的数量分布在距城乡边界0~30 km区间内随距离的急剧衰减在城市群多城扩张背景下呈现出嵌入城市建成区的演进趋势。
经进一步拟合幂次函数和指数函数，并对比两者赤池信息标准（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发现幂次函数的AIC和BIC值均更低，模型拟合更好，故而选择幂次函数，拟合值见表2，拟合曲线如图1。其结果可直观反映出：乡村旅游点数量随城乡边界距离的衰减规律符合幂次法则。由此说明，受城市群多城扩张的影响，乡村旅游点将遭遇被城市“吞没”的风险，且嵌入邻近建成区的演进趋势符合幂次法则，城市群建成区周边的乡村旅游点面临“清算关闭”和“移址外迁”的现实困境，亟待转型发展。
表2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距离衰减的幂次函数拟合值一览表

Tab.2 List of the power function fitting values of distance attenuation of rural tourist spots

方程 y=a·xb
2000 2006 2012 2018
a 52.19±18.03 326.25±39.68 838.52±99.92 1 028.96±109.51
b -1.35±0.20 -1.13±0.06 -1.05±0.06 -0.97±0.05
Reduced Chi-Sqr 0.22 4.00 42.64 79.43
R2（COD） 0.90 0.98 0.97 0.97
调整后R2 0.89 0.97 0.97 0.97
图1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距离衰减的幂次函数拟合图

Fig.1 The power function fitting diagram of rural tourist spots

2.2 乡村旅游点集聚格局演变特征

以20 km为搜索半径，得到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核密度图（图2）。结果显示：2000年，乡村旅游点数量少，空间格局呈散点状分布。2006年，在长沙建成区外围形成2条核密度高值带，空间格局为条带状集聚分布。2012年，集聚区向长沙建成区外围的北部扩张，同时，远离株洲建成区的南部炎陵县，出现集聚中心，形成一大一小、一北一南的双核心集聚分布。经查询属性表，炎陵县境内有24个乡村旅游点均集聚于2005年开业的神农谷景区（国家4A级）周边。2018年，集聚特征体现为对城市群建成区的连绵包围，以及向外围的连片扩张趋势，形成“一核独大”。此外，远离株洲建成区的中部地区攸县的集聚度明显上升，攸县境内19个乡村旅游点均位于2008年开业的酒埠江风景区（国家4A级）周边，而株洲南端炎陵县神农谷景区的集聚核心继续独立发展，从而在广大乡村地区围绕各大景区形成多核心集聚，最终呈现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集聚格局。
图2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空间格局的核密度图

Fig.2 The kernel density map of rural tourism spatial pattern

整体而言，多城扩张下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散点、条带、大小双核，以及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演进历程需要从城市群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空间关系深入解读。基于单个城市的城乡关系而形成的城区外围乡村旅游点的环状集聚，因城市群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接近而相互连接，逐渐演变成多个城区外围的连片集聚，最终形成多个城市建成区外围及其连绵区域的面状集聚。随着城市持续扩张，乡村土地面积减少，乡村旅游点集聚程度进一步加剧，“一核独大”持续强化。此外，乡村旅游点在远离建成区的乡村地区分布不均，一般在景区周边形成点状集聚分布。

2.3 乡村旅游冷热点梯度格局演变特征

研究通过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各县（市、区）乡村地域范围内乡村旅游点的平均密度（城乡边界以内的城区面积不包括在内），即点密度，可知乡村旅游点的分布在县级尺度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图3）。进一步采用Jenks自然断点法将各县（市、区）的点密度划分为三个等级，即热点区、过渡区和冷点区，可进一步揭示县级尺度的乡村旅游点空间类型及其变化（图4）。
图3 长株潭城市群县（市、区）乡村旅游点的点密度

Fig.3 The point density of rural tourist spots in the county (city,district)

图4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类型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ural tourist spots

研究发现：“热点区—过渡区—冷点区”随距建成区距离呈“边缘—近城—远城”的梯度变化，热点区和过渡区围绕城市群建成区呈包围之势。此外，随时间推移，部分县（市、区）的乡村旅游点空间类型经历了由“冷点区—过渡区—热点区”的变迁，变迁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多城扩张的影响，城市建成区外缘的县（市、区），乡村土地面积减少，乡村旅游点密度增加，过渡区和热点区数量增多，并在多个建成区之间形成连绵之势；另一类是近城和远城的县（市、区），如果境内拥有3A及以上级别的景区景点，交通通达性好，受城市流入的旅游者人数增多的影响，乡村旅游点数量增加，密度增大，空间类型从冷点区发展成为过渡区。

3 助力城乡融合的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

由以上分析可知，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存在两大问题：①围绕城市建成区的近距离分布，使乡村旅游点面临因多城扩张而嵌入邻近城市建成区，近城区域的乡村旅游点亟待转型发展；②乡村旅游点在远离城区的广大乡村地区分布较少，且一般分布在3A及以上级别景区周边，城市要素难以通过旅游到达其他区域，旅游促进城乡融合存在困难。此外，地理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区域乡村旅游的区域支撑条件即发展适宜性存在差异，优化调控理应基于差异，并寻求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与其所处区域的支撑条件相匹配。因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需要响应城市群城市增长需要，匹配区域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以利于城乡地域系统中的城乡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35]。基于此，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应该在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的基础上，耦合点、线、网等重点空间要素，实施分区调控耦合要素调控的组合调控策略。

3.1 基础调控：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分区

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是优化调控的基础，是引导人口、资本、产业等要素向适宜程度不同的区域集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与区域基础相协调的重要途径。采用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将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旅游协作和社会支撑条件4个准则层的栅格图层按照各自权重加权叠加，得到长株潭城市群100 m×100 m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数（图5左），并采用自然断点法确定乡村旅游的发展适宜性分区（图5右，表3）。
图5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图

Fig.5 The zoning map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表3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的地域分布列表

Tab.3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lis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zoning

分区 主要分布地域
高适宜区 长沙市：开福区北部、天心区西南部、岳麓区西北大部
株洲市：芦淞区中南大部、天元区中南大部等地区
湘潭市：韶山市东南大部
较高适宜 长沙市：浏阳市向西南延伸至渌口区南部
株洲市：醴陵市北部向南延伸至攸县中北部等集中片状分布区
湘潭市：湘乡市中东大部向西延伸至湘潭县西部边缘
适宜区 长沙市：长沙县西北部地区、宁乡市中东大部地区
株洲市：醴陵市东北部地区。
湘潭市：湘潭县中北大部地区
较低适宜区 长沙市：宁乡市西北、浏阳市东北
株洲市：茶陵县与炎陵县东南部边缘地带，攸县、渌口区和醴陵市三地交界处
湘潭市：湘潭县中南部
高适宜区分为两类，一类各方面条件均较为优越，位于近城区域，邻近客源市场；另一类在某方面条件特别突出，多位于离城区稍远的较适宜区内部，如韶山市和茶陵县、炎陵县中南部地区。对于前者，应在关注优势条件的同时，从韧性理论的视角思考位于这一区域的乡村旅游点如何应对城市扩张带来的乡村景观破碎，地价上涨等危机和挑战，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乡村旅游点的转型发展道路；对于后者，则应突出优势，积极引导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向，弥补弱势以谋求发展。较高适宜区与适宜区这两大区域的空间分布范围广泛，共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7.6%，大致呈现集中面状式分布。这些地区应充分发挥空间集聚和整体规模的优势，打造特色突出、旅游功能完善、旅游业态丰富、旅游竞争力强的乡村旅游集群片区。较低适宜区海拔高度稍高、坡度起伏略大、可进入性稍差、开发难度较大，并不适宜大规模的乡村旅游点布局与选址。但其生态资源丰富、人文要素富集、人居环境优越，处于较低适宜区的乡村旅游点可充分发挥区域生态环境的优势，创造条件发展特色休闲旅游。

3.2 弹性调控：助推城乡融合的重点空间要素

针对城市客源和乡土资源的基础、多城扩张的特点和城乡融合的需要，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还应整合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实施基于重点空间要素的弹性调控。具体分为三类：一是依托于3A及以上级别景区、特色村镇及其组合的“点”调控；二是针对因多城扩张而嵌入城市建成区的乡村旅游点实施转型发展，以城乡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响应城市增长需要的“线”调控；三是打造交通网、信息网和物流网，以促进城市要素下乡和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乡间自由便捷地流动，实现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网”调控。

3.2.1 依托“点”的调控路径

依托和打造3A及以上级别景区。3A及以上级别景区具有绝对的集聚效应，是乡村旅游选址布局的重要依托[31]。这类调控一方面可依托现有景区实现城市客源的“合作引流”；另一方面，可通过引入城市资本，开发乡村资源，打造新的景区以吸引客源，带动当地农户开展乡村旅游经营，即遵循“资源开发—景区创建—城市客源到访—乡村旅游布局”的发展路径。
遴选和建设特色村镇。特色村镇尤其是特色小镇，既是城乡融合的空间节点，上接城市下引农村[36]，也是文旅融合的空间载体，内依文化外托旅游。由政府牵头，遴选并建设一批特色村镇，推动乡村旅游从以农户及其家庭为主体的“单打独斗”式经营，转向以村镇为单元获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支持的“抱团取暖”式发展。一方面利于引导资本下乡，吸纳社会创意资源对接乡村，形成“城市资本+文化创意+乡村旅游”的组合；另一方面，吸引有学识、有经济实力，又有乡土情结的人旅居或返乡定居，最终通过“乡村观光—乡村旅居—乡村生活”的转型实现乡村旅游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点的串联和组合。乡村旅游点的建设还应具有全局观，要在点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乡村旅游的黄金线路。具体而言，不仅要将乡村旅游点置于3A及以上级别景点周边或特色村镇区域内，还要将乡村旅游点与前述点元素进行空间组合和产品组合，串点成线[37]，并以点为基础进行空间和产业两方面的拓展和调控。同时，还要以点带面，形成“乡村旅游点+3A及以上级别景区+精品民宿+特色村镇”的组合模式。通过点的合理配置，城乡要素得以在不同点之间自由流动，并发挥以点为基础的辐射带动作用。

3.2.2 依托“线”的调控路径

城乡边界。城乡边界是城市建成区的外围边界，是分割城市和乡村的实体边界线，随城市的扩张呈动态变化。由于城市建成区的扩张对近城以“乡村性”为基底的乡村旅游点的存续产生威胁，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的布局需要与城乡边界保持“安全距离”。
城市增长边界。城市增长边界是政府依据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目标所划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的界线[38-39]。城市增长边界通过将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有序控制在边界内，以避免城市空间无序延伸，因而，乡村旅游点理应在边界以外区域选址。
线的围合与分割。应积极分类引导和转型改造上述两条边界线围合范围内的乡村旅游点。由于长株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仍在持续扩张，对于进入城区的乡村旅游点，一是可将其打造成为休闲类的城市景点，二是将其改造成为城市菜园以进入研学市场。对于城乡边界以外，城市增长边界以内的区域，则可采用整合乡村旅游空间和城乡绿地的方式，打造城乡融合生态旅游系统，实行国家公共服务和农户私有经营“两条腿走路”的互补型生态旅游系统配置模式，打造未来绿色田园城市。此外，随着城市群的发展，中心城市的城市增长边界也将面临动态调整，以城市增长边界分割的城市群广域的乡村地区，可通过乡村旅游点的合理布局，引导城市要素下乡，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

3.2.3 依托“网”的调控路线

交通网。连接城市客源地和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城乡交通网能有效促进旅游要素在城乡地域系统内的流动和运输。乡村旅游点应依托城市群内部现有的路网并沿交通干线布局。此外，提高城市群外部交通的连通性与接驳性，引导域外资源流入乡村地区，为城市群乡村旅游注入外部活力。
信息网。信息网是沟通乡村和城市的纽带，能便捷地传递乡村供给信息，反馈城市客源需求。一方面，加强线上信息传输，借助淘宝、京东、快手等电商平台和微信、抖音、微视等网络媒体，通过乡村直播、短视频、VR、动漫、游戏、微信推送等多种形式，在线展示乡村的多彩风光和多元文化，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的数字转化和网络传播，将乡村吸引力、品牌形象、特色亮点等传递给游客，吸引城市客源；另一方面，拓展线下信息交流，通过游客到访，打通农产品销路，让无公害农产品、绿色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直达游客。同时，锁定客源需求，留存游客信息，提供游后二次消费联络和农产品邮购快递服务。
网的拓展和联通。乡村旅游点可借助实体交通网和虚拟信息网便利人流物流的传输和信息资讯的联通，实现要素城乡之间顺畅、便捷的流动，以及农业和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3.3 基于分区与要素耦合的调控模式

城乡融合视角的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的具体实施路径，即分区调控路径和要素调控路径相互耦合，共同构成了分区—要素调控模式（Region-Dot Line Net Model，简称R-DLN模式）。具体而言，R表示依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实施分区调控，反映社会、经济、自然和旅游条件的本底状况；DLN分别代表依托重点空间要素即“点、线、网”等实施要素调控。R与DLN在城市群乡村地域范围内交叠，前者为基础分区，后者为弹性选择，两者耦合，形成多种组合调控策略（图6）。
图6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模式示意图

Fig.6 A schematic diagram of optimization and regulation mod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R-DLN调控模式包含4个类别8种组合（表4）。其中，基础模式仅基于乡村旅游的适宜性分区进行调控，是最基础的调控类型（R）。在此基础上，根据耦合的空间要素种类和数量，调控模式又分为单要素耦合（R-D、R-L和R-N）、双要素耦合（R-DL、R-DN和R-LN），以及三要素耦合（R-DLN）。各地区可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弹性选择调控模式，以应对城市扩张、响应城市增长需要、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表4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模式R-DLN的分类组合列表

Tab.4 Classification list of optimization and regulation mode(R-DL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名称 组合 模式适用的特征描述
基础模式 R 无可依托的重点空间要素。附近无可依托的景区，所属村镇为非特色村镇，且远离城区，交通不便
单要素耦合 R-D 仅依托点要素。附近有景区或位于特色村镇，远离城区且交通不便
R-L 仅依托线要素。位于城乡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围合区域，或多个城市增长边界外围相邻区域，附近无可依托的景区，所属村镇为非特色村镇，交通不便
R-N 仅依托网要素。交通、通讯、物流便捷，但远离城区，附近无可依托的景区，所属村镇为非特色村镇
双要素耦合 R-DL 依托点、线两个要素。附近有景区或位于特色村镇，位于城乡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围合区域，或多个城市增长边界外围相邻区域，交通、通讯或物流不便
R-DN 依托点、网两个要素。附近有景区或位于特色村镇，远离城区但交通、通讯、物流等便捷
R-LN 依托线、网两个要素。位于城乡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围合区域，或多个城市增长边界外围相邻区域，邻接交通路网，附近无可依托的景区，所属村镇为非特色村镇
三要素耦合 R-DLN 依托点、线、网中的全部三个要素。附近有景区或位于特色村镇，位于城乡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围合区域，或多个城市增长边界外围相邻区域，邻接交通路网

4 结论与讨论

以遥感解译界定2000、2006、2012和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乡村地域范围，运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分析城市群多城扩张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和分布规律，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开展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分区，并耦合点、线、网等重点空间要素，构建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①距城乡边界距离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点数量分布在距城乡边界30 km内的急剧衰减规律符合幂次法则。受城市群多城扩张的影响，近城的乡村旅游点将逐步嵌入所属城市或邻近城市的建成区，乡村旅游点面临“清算关闭”和“移址外迁”的现实困境，亟待转型发展。
②核密度分析表明，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经历了“离散—集聚”演进过程，并因三市建成区的近距离分布形成了以三市建成区外围连绵集聚和景区周边点状集聚为特征的“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格局。同时，点密度的研究也显示，部分县（市、区）的乡村旅游点经历了由“冷点区—过渡区—热点区”的类型变迁，并随距建成区距离表现为“边缘热点区—近城过渡区—远城冷点区”的梯度变化。由于乡村旅游点在三市建成区外围连绵区域形成高度集聚分布，在远离建成区的乡村地区分布不均衡，城市要素较难通过旅游进入广大乡村地区，乡村旅游引导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困难。
③乡村旅游点的分区调控需基于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的区域差异。通过建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旅游协作和社会支撑条件这4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在对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测度的基础上，划分高适宜区、较高适宜区、适宜区和较低适宜区，不同适宜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区域调控，为旅游引导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基础性的调控路径。
④乡村旅游点的要素调控可依托“点、线、网”等重点空间要素，针对3A及以上级别景区和特色村镇的串联和组合，城乡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的围合与分割，以及交通网和信息网的拓展和联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乡村旅游助推城乡融合提供弹性选择的调控路径。
⑤耦合分区调控路径和要素调控路径的R-DLN优化调控模式可细分为4个类别8种组合，以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乡村旅游点实施差异化调控。这既有利于解决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所面临的空间矛盾和现实困境，又有助于指导企业布局和政府规划，通过构建合理和均衡的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构建城乡要素流动的通道，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并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
以上结论是对多城扩张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和优化调控模式分析的结果。与单一城市扩张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变化不同，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区的近距离分布使得多城扩张凸显了城市间的交互作用和邻近效应。具体而言，交互作用表现为多城扩张引致部分乡村旅游点嵌入相邻的另一城市建成区，因而其数量随距离衰减比单一城市更为剧烈；而邻近效应使得乡村旅游点在三市建成区外围的环状集聚因建成区的两两邻近而相互连接形成连片的面状集聚，并随城市的持续扩张，乡村面积的逐步缩小，其集聚程度加剧，“一核独大”愈发明显。针对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特征，其优化调控也应在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的基础上，关注与多城扩张、城乡空间变迁和城乡要素流动相关，以及反映时代新特征的重点空间要素，以分区和要素耦合的多种调控模式促进乡村旅游点的合理布局，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然而，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城市群的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差异，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式理应不同，后续有待进行分类探讨，以便为城市群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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