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合作是欧盟区域政策的内容之一，“边界空间”在欧洲区域化的过程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治理单元。INTERREG区域间合作计划是欧盟跨界合作的重要策略工具。通过信息整理与空间可视化等综合分析，研究表明：①INTERREG计划是一种空间重构形式的区域发展策略，该计划在阶段性的实践中日趋成熟；②INTERREG Ⅴ的目标、类型与尺度、资金分配、合作领域等呈现出该计划的系统性与完备性；③该计划的合作类型划分与空间尺度紧密相关，不同尺度的跨界合作均呈现出治理上的尺度重组与联系上的网络化特征；④历史发展与场景化差异、制度化设计、基金政策、聚焦创新与文化激励以及共信共享的理念，这些是欧盟INTERREG计划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欧盟跨界合作的优势与特性。
以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模型来探讨2006—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时序上：全国、四大区域及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低下，2018年全国平均水平仍处于中等偏下类型。②空间上：中国普惠金融水平以上海和北京为相对高水平起点，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扩散，最终形成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中部塌陷”的空间分布格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聚集状态，高—高聚集区多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低—低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③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扶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对本地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依次降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金融发展效率和教育与科技所占比重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以长三角城市群27座中心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数据构建反映城市合作创新关系的多值无向网络，使用凝聚子群分析方法和多值ERGM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中凝聚子群的特征及发育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中存在两个凝聚子群，网络整体结构混合凝聚子群和核心—边缘两者的特点；②城市的经济实力、研发实力、地理邻近、认知邻近和制度邻近均有利于城市间创新合作关系的形成与加强，而经济实力差距则对创新合作不利；③城市创新网络中凝聚子群的发育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呈现自我强化的特征，使得各城市创新网络资本差距不断扩大，促进了城市资源、区位优势的分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我国中部要位，涵盖31个地级市。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承载力进行研究，可以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各城市产业消费“双循环”，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选取经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口和外贸承载力指标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并基于灰色GM模型对城市群各指标未来五年综合承载状况进行科学预测，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结果表明：2009—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W”型变化；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现出“中心城市高周边低”的格局；预测2019—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基本保持平稳增长，各城市群子系统承载力发展不尽相同。最后结合预测的结果，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要从积极解决不同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短板、加强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提高整体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其带动中部地区扩大内需以及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行政壁垒、利益角逐和公共产品性质导致行政交界区生态环境治理“屏障效应”与“囚徒困境”以及合作流程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行政交界区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非线性、非均衡、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开放系统，与协同学原理高度契合，是实行协同治理的逻辑与机理。构建行政交界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型，在上一级生态环境部门（必要时应急管理部门）协调下，利用法律法规、制度、经济、伦理等控制参量，整合各个主体、各行政区等各类要素，充分发挥主体互补效应、空间配合效应、过程一体化效应，产生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政府应在多中心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社会组织培育、法治与德治结合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实现行政交界区生态环境治理更加有序，达到治理效能和效果最大化目标。
采用2019年中国战略新兴产业100强企业网络数据和百度指数数据，运用链锁—隶属网络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从全国—城市群间—城市群内三个相互嵌套的空间尺度，解析尺度重构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应用随机森林和逐步回归法分析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信息流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呈菱形空间结构；企业流视角下，网络联系较弱，呈放射状分布；二者均呈现“东密西疏”分散分布。②不同尺度的城市网络内部均存在小团体现象，核心城市的集聚力普遍大于其对外的辐射力；中国城市网络层级结构特征显著，择优链接效应明显；城市群间联系小团体特征明显，层级性显著；信息流视角下城市群间网络联系远强于企业流视角下城市群网络联系，京津冀城市群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群内部均存在小团体与互惠对特征，网络结构呈现单核心和双核心两种类型。③政治资源、知识资本、专业技术服务、人力资本是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关键影响因素。
基于流动空间，借助GIS、Matlab和Gephi等技术手段，构建多元流动要素网络，分析港—城网络体系空间重构的特征与过程，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流动空间重塑了港—城体系的结构和方向，核心港口城市能级提高，港口城市间由单纯的竞争关系变为新型的竞合关系；社团结构组合变化促进多元流网络联系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枢纽港及其城市溢出效应进一步扩大。②多核心的扁平化结构取代原来的金字塔结构成为流动空间视角下港—城网络体系的典型特征，其中上海、深圳、广州和天津等综合性港口城市的辐射作用凸显。③港—城网络体系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突出表现为“内外统筹”影响下的枢纽港及其城市主导作用明显、“相辅相成”推动下的新兴港口城市快速成长及港口城市间实现自组织协调。物质流和虚拟流越来越成为港—城网络体系演化的决定性因素，且虚拟流的冲击程度更为显著。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2000—2018年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0—2018年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演变趋势，空间上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的不均衡特征。②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中心—外围的圈层式复杂网络结构形态；包容性绿色效率在省际间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网络稳定性不断增强，但整体关联网络的等级结构较为森严。③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省份溢出效应明显，属于边缘行动者；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具有显著“虹吸效应”，既是关联网络中的中心行动者，又兼具“中介”和“桥梁”的功能。④块模型分析表明，京津和长三角属于“净受益”板块；西北、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属“净溢出”板块；广东、浙江和福建属于“经纪人”板块；东北、华北地区省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
针对2016年中国多个大城市房地产过热的态势，多地启动了住房限购进行调控。限制外地户籍人群购买新建住宅是广泛采取的手段，旨在通过提升购买门槛强制降低成交面积的方式为楼市降温。文章以该类政策代表性城市长沙市作为研究对象，以房地产市场区域板块为基本单元，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量化评估限购政策“长七条”对长沙住宅成交面积产生的冲击。 结果表明：受限购影响，①长沙市房地产市场区域板块新建住宅月成交面积平均下降5.3万m2；二手住宅月成交面积平均上升0.63万m2。②新建住宅的套均购买面积平均提升10.55m2。③限购后，城市边缘区和老城区的新建住宅成交降幅更大，中心城区的二手住宅和户均成交面积提升更明显。限购政策极大降低新建住宅的成交面积，但同时也激发更多二手住宅和更大户室面积的购买需求，且限购效果在城市内部呈现明显空间异质性。从最终效果来看，住宅限购属于过渡性的行政指令，楼市最终还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长效调控机制。
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就会反映为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利用“五普”“六普”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2018）从县域层面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进行识别和区分，并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域层面人口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节点”特征，人口自分散的区县向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辖区的集聚过程十分明显；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城镇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性；人口负担反映的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散过程通过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机制对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化程度和人口密度也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市辖区依旧是城镇化中心，相比县城具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城镇化要选择何种路径是未来区县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产业集群是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提出一种兼顾产业联系和地理邻近双重特征的中国国家标准产业集群识别策略，即基于我国投入产出表及全国经济普查微观企业数据构建对应的产业联系矩阵和地理邻近矩阵，然后通过K-means聚类算法进行集群划分。文章识别出68类中国国家标准产业集群，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家标准产业集群的总体特征、各省的集群发展差异以及中美的国家标准产业集群总体特征差异进行分析。
选择每个经营年度所进入的新产业种类数、新产业营业收入占企业总营业收入的比率作为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评价指标，应用2009—2017年沪市、深市、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企业作为样本，引入空间分析工具讨论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各个省域家族企业上述两个评价指标在地理空间上存在较为不同的冷热点分布，主要表现为“高—高”“低—低”“高—低”和“低—高”4种形式。接着，应用空间常系数模型分析区域文化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区域9个GLOBE文化维度中，“不确定性偏好”和“未来导向”（“恃强性”和“绩效导向”）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中“新产业种类数量”（“新产业营业收入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后构建出一个理论模型，命名为“基于四种创新态势的关联分析”，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区域文化影响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性的诠释。
零售业空间布局和发展趋势对于指导城市近期建设、统筹城市远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深圳市零售业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最邻近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深圳市总体及不同类型零售业POI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深圳市网格办实际管理人口数据、路网数据、地铁站点数据及商业地价数据，采用双变量Moran's I分析法，进一步探讨深圳市零售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①深圳市零售业总体空间分布模式呈现出“两核—三带—零星”式空间分布形态。“两核—三带”区域呈现以交通干线为轴线的带状分布空间格局特征，“零星”区域呈现小范围零星集聚分布的点状分布形态；②深圳市总体零售业表现出多层次的等级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原关内地区密集、原关外地区零散，中西部密集、东部零散的特点；③各类别零售业大都集中在深圳市中部和西部地区，空间分布具有集聚特征并存在明显差异；④总体及各类别零售业受人口密度影响最大，受路网密度的影响次之，受商业地价和地铁可达性的影响较小。
基于中国大陆1997—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时间维度和空间视角对中国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过程进行测度。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可视化表明，保险业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东高西低”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从保险业发展水平的Dagum基尼系数分解来看，中国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呈下降趋势，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异明显大于地区内的差异，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保险业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在Kernel密度估计方面，相较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的区域内部差异明显较大，并且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差异较东部地区更为凸显。因此，基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具有地域分异规律，应充分重视省际空间动态关联，提出促进保险业全域提升的对策建议。
文章构建中国省级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网络，并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法，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空间关联的关系。 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份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空间关联网络分别存在107和142个空间关联渠道，其网络通达性和稳定性较好。②东部省份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明显，且在网络中起到的“桥梁”作用更大。③基于QAP相关和回归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地理位置邻接对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空间关联和空间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应。④知识产权保护空间关联、地理邻接及人均GDP、制造业结构升级、信息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可共同解释82.09%的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空间关联。
文章构建了农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了珠三角地区乡村土地资本化各阶段中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特征与传导机制，并以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农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乡村经济空间重构过程与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村土地资本化是产权主体通过出让、转让、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过程，核心是集体土地产权的流动性与增值性。②珠三角地区农村土地资本化过程大致经历以集体内部经营为主转变为以出租为主，再到多元方式并存的土地资本化形式。其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向分散、破碎、低效、蔓延的乡村工业格局转变，最终逐渐走向集中的乡村多元经济空间形态。③农村土地资本化是黄龙村经济空间重构的核心环节也是重要驱动力。在以土地出租为主到土地出让与出租并存的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土地的资本价值重新活化，同时促进低端集聚的乡村工业空间向绿色高质量的乡村多元经济空间重构。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运用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及扩展强度差异指数、景观扩展指数、人口—土地协同度、经济—土地协同度等方法，分析了198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格局的特征和扩展质量，同时运用重心—GTWR模型剖析各个时期不同发育等级城市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①198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整体上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并在2005—2010年出现高峰，2005年之前高速发展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2010年后安徽省各地市的城镇扩展强度开始上升，经济增长是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变化的核心驱动因子。②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扩展速度南部高于北部，并有向北部转移趋势，经济增长、教育水平和交通区位的驱动影响较大，城镇用地创造的经济效率显著。③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以飞地式和边缘式模式并存为主，空间发展模式逐渐向多核发展模式转变，出现西部资源承接中心、中部教育中心、南部科技研发中心和东部资源配置中心四大功能核心组团。
城市化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绿色生态空间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数据，借助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绿色生态网络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构进行分析，总结我国绿色生态网络研究的学科、研究团队、期刊分布特征、研究热点与趋势。研究表明：①我国绿色生态网络研究主要经历了萌芽（1993—1999年）、起步（2000—2009年）和快速发展（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②“生态网络”“景观格局”“生态廊道”“生态安全格局”是热点研究领域；③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上都具有明显的多学科交叉的特征，研究对象由单一的生态系统逐渐扩大到市域、省域乃至中国、全球综合生态系统尺度，研究内容从单纯的网络构建向网络体系构建、网络体系评价、网络优化等更加具体的方向发展。通过对近20多年来我国绿色生态网络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以总结我国绿色生态空间网络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为进一步拓展我国绿色生态网络研究体系及内容提供参考。
海岛是陆地生态和海洋生态的汇合，海岛县是海陆生态空间复合系统。文章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系数法，分析了1990—2018年中国12个海岛县植被动态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结果表明：1990—2018年，中国12个海岛县的平均NDVI在0.347~0.380之间，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额从1990年的8.27亿美元下降到2018年的8.21亿美元，呈现区域差异性。长海县、长岛县、崇明区、平潭县、岱山县、洞头区、嵊泗县和东山县8个海岛县的NDVI呈下降趋势，玉环市、定海区、普陀区和南澳县4个海岛县的NDVI呈增长状态；长海县、长岛县、平潭县、岱山县、东山县、洞头区和普陀区7个海岛县的ESV呈下降趋势，南澳县、定海区、玉环市、崇明区和嵊泗县5个海岛县的ESV呈增长状态。
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是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问题，以往我国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方法很少考虑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导致生态补偿额度标准偏低。借助修正人力资本法、患病失能法以及潜在减寿年法等方法，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的计量模型来估算我国各省域的健康损失价值，进而将健康损失纳入生态补偿额度测算范围。 结果表明：2017年我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为9 632.92亿元，因水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为681.04亿元，健康损失总价值约占全年GDP的1.218%；健康损失价值最高为江苏省，达1 633.26亿元，占GDP比重最高的为天津市，达3.963%；纳入健康损失后的生态补偿额度有19个省份为负值，12个省份的生态补偿额度为正值；生态补偿主体均为经济强省或农业大省，在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呈现空间集聚，生态受偿主体均为生态资源丰富的省份，在西部内陆地区集聚分布，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东部补西部、沿海补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建筑艺术的重要载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我国西南地区1 912个传统村落为案例，运用计量地理法与GIS空间分析探索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 结果表明：①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且逐渐形成滇西北、黔东南—黔东北、黔南和云南红河州四大高密度区。②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自然环境的影响因子最强，地域文化次之，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社会因子影响力较弱；各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增强，且海拔高程、坡向和河流间两两交互的增强作用最为明显。③从影响机理来看，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形成演化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策导向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基石”，起着主导作用；人文社会因素是传统村落发展演化的内在驱动因素；政策导向是形成现有空间格局的外在动因。
从多城扩张背景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从城乡融合视角解析优化调控模式，这既是新时代乡村旅游融合城乡要素的新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路。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界定乡村区域，运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揭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格网为单元，对研究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进行分区，并以其为基础提出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路径及调控模式。 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区的同步扩张对外围乡村旅游点存在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挤压现象，近城乡村旅游点逐步嵌入所属城市或相邻城市建成区；②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呈现从离散到集聚的演进过程，并形成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空间格局；③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应采用分区调控和要素调控相结合的调控策略，因地制宜地构建既响应城市增长需要，又促进乡村旅游引导城乡融合的地域模式。
乡村旅游地发展影响因素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文章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外资注入、区域经济和网络平台为前因变量，探索其中符合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理论逻辑的前因条件组合，并建立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 结果表明：①单因素分析中，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可视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②5个变量共产生3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4条。③前因条件构型的一致性指标均大于理论阈值0.8，4组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组合，总体覆盖率为0.909091，能够很好地解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④在路径组合中，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是在不同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要素，其二者共同出现并且与区域经济组合的路径显示出最高的原始覆盖率。
作为旅游地品牌化的关键要素，旅游地品牌个性已逐步成为旅游地非功能定位的可行方向，对拓宽盈利空间，实现旅游地品牌增值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旅游地品牌个性、参照群体影响、旅游地品牌信任、旅游地品牌溢价的概念模型，采用实验法，探讨旅游地品牌个性对旅游地品牌溢价的影响，并引入参照群体影响作为调节变量，剖析旅游地品牌个性与参照群体影响交互作用对旅游地品牌溢价的影响及旅游地品牌信任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旅游地品牌个性与参照群体影响的交互作用对旅游地品牌溢价具有显著影响：当旅游地为真诚型品牌个性时，相比较规范性影响，信息性影响更有助于提高旅游地品牌溢价；当旅游地为活力型品牌个性时，相比较信息性影响，规范性影响更有助于提高旅游地品牌溢价；旅游地品牌信任在旅游地品牌个性和参照群体影响的交互作用与旅游地品牌溢价之间起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