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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2: 214 - 22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2.023

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

  • 吴丽 , 1 ,
  • 梁皓 , 2, ※ ,
  • 虞华君 2 ,
  • 霍荣棉 2
展开
  • 1.中国计量大学 公共事务系，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 2.中国计量大学 行政管理系，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 梁皓（1987—），男，山西吕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土地制度、人口与区域发展。E-mail：

吴丽（1981—），女，湖北潜江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公共文化服务。E-mail：

收稿日期: 2020-01-12

  修回日期: 2020-06-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01

基金资助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NDJC042Z)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9G010006)

收起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 WU Li , 1 ,
  • LIANG Hao , 2, ※ ,
  • YU Huajun 2 ,
  • HUO Rongmian 2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China Jil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Zhejiang，China
  • 2.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China Jil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Zhejia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1-12

  Revised date: 2020-06-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1

Fold

摘要

在探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全国31个省市区2013—2017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探讨其空间分异规律，基于地理探测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①2012—2017年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时序特征；②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是公共资本、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手段使用、社会消费支撑等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关键词： 文化产业; 旅游; 文旅融合发展; 空间分异; 驱动因素

本文引用格式

吴丽 , 梁皓 , 虞华君 , 霍荣棉 .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J]. 经济地理, 2021 , 41(2) : 214 -22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2.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using the panel data during 2013-2017 of 31 provinces,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us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Meanwhile,it also analys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law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geographical detector,the results show that: 1) 2012-2017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presents a "greater volatility"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2) public capital,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ans and social factors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Key words： culture industry; travel;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driving factor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原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成为各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围绕二者融合的制度、政策措施与工作手段等研究层出不穷。而早在2009年国家《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文化是旅游的内核，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和展示平台，文化和旅游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011年，中央针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布了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重要性，随后又陆续颁布了系列政策，切实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
除了上述在国家政策层面逐步推进文旅融合的实践，在学界针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研究亦是源远流长。在理论层面，早在16世纪国外便将文化体验当作是旅游的一种主要目的[1]。但真正建立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概念体系的是在1970年代，Robert McIntosh首次提出“旅游文化”的概念[2]，随后学者们开始逐步探讨“文化旅游”的概念内涵，包括Valene L.Smith所提出的文化旅游是文化的旅游产品层次，是人们记忆中的“生活场景”或“地方特色”[3]等。其中，也不乏相关行业组织所作的规范性概念界定，如欧洲旅游休闲教育协会（ATLAS）的技术性定义：“人们离开他们的常住地，到文化吸引物所在地的一切移动，如遗产遗迹、艺术与文化表演、艺术与歌剧等”[4]。与此同时，在实践层面的文旅融合应用性研究早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82年美国艺术部就明确了文化和旅游关系的互利性。而最早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的动力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现带来文化和旅游产业的交叉和融合，但此时学界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某种单一类型的业态融合的探讨，如旅游演艺、影视旅游、节事旅游、宗教旅游、遗产旅游等[5]，且核心观点侧重在融合功能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包括对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及旅游产品的内涵和品质，以及提高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率以及旅游文化对于本地文化的影响和演变规律等[6⇓-8]。
事实上，基于中国语境下的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研究也是由来已有。早在1980年代，国内学者便开始探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关系，从简单地将社会文化看成是一种旅游资源，或将旅游当作是文化生活的类型之一，到认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二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的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推进[9-10]。而针对文化和旅游实践层面的研究维度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融合政策体系设计的相关研究，包括文旅融合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导向、文旅融合产品的形态演进与供给方式、文旅融合人力资源开发与储备等各项内容的研究[11⇓-13]；二是融合机制、机理的研究探索，包括从市场、产业本身、政府、经济、技术等层面确定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推力[14-15]；三是对融合路径的研究，包括探讨当前所存在的资源融合、功能融合、市场融合、空间融合、业务融合、技术融合等各类融合路径[15]；四是融合水平的定量评价体系建设研究，可见的研究成果多数基于非回归的研究方法，如通过建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和模型进行耦合度与系统协同性关系研究[16]，基于全国面板数据探讨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关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分异规律[17]，也有少数是基于汇总数据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18]。
综上，国内外对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融合产生的产品形态和活动方式上，对融合度测量的研究也仅是从产业融合的维度来探讨，虽在融合机理分析及空间分异研究均有涉及，但针对其融合分异现象的内在影响因素探索上未见系统性成果。本文试图运用耦合协调理论和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基于全国31个省市文化和旅游2012—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二者融合发展的四大维度，即文旅服务队伍、文旅服务空间、文旅服务受众、文旅服务产业的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评价我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现状水平，并探讨其融合水平差异生成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路径提供决策参考。

1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具有天然的优势，正如国内学者所提出的文旅融合依据时空融合尺度可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初始时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掣肘于体制，在合作领域、融合机制、政策协同、资源衔接等方面均面临各种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从文化的角度增加旅游功能、扩展旅游效应，同时也从旅游的角度吸收文化元素、添加文化艺术内容，丰富旅游产品、延展旅游时间。此后，在文化和旅游空间上，任何原有的旅游场地设施、景点线路、建设项目、渠道载体、服务方式，都尽可能融汇并体现文化内涵；任何原有文化软件硬件设施、城市文化区域、历史人文遗存、传播渠道载体，都尽可能兼顾旅游价值、融入旅游功能、挖掘旅游效应。最后，文旅发生跨越式发展并逐步变迁演化。在新的文旅产业层面，空间是“全域”，时间是“全程”，结构是“多层次”，品种是“全系列”，地位是“支柱产业”。基于此，本文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时空视角，结合二者融合发展研究可行性因素，建立基于文化和旅游服务人员、服务空间、服务受众、服务产业的“四位一体”文旅融合发展模型。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通常用来衡量多个系统或要素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借鉴物理学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19]，即：
C n = u 1 , u 2 , u 3 , … , u m u 1 + u j 1 n
式中： u i i = 1,2 , 3 … m为各子系统综合评价函数。
由于研究中仅涉及文化和旅游两个系统，因此，可以将式1作如下简化：
C = u 1 ∙ u 2 u 1 + u j 1 / 2
式中： u 1 = ∑ i = 1 a α i x i为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u 2 = ∑ i = 1 b β i y i为文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α为旅游系统各指标权重； β为文化系统各指标权重。
为了避免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和文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低而出现耦合度较高的情况，本文引入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个系统互相关系程度，即：
D = C ⋅ T
T = w 1 u 1 + w 2 u 2
式中： D为耦合协调度； T为文化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C为文化旅游耦合度； w 1和 w 2分别文化系统和旅游系统权重系数。

2.1.2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是空间分异性的探测模型，是为改进传统空间统计学中空间分异性较为缺乏的事实而提出的[20]。该工具基于如下假设：“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也应该具有相似性”而设计，并通过分异及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险区探测以及生态探测等四部分来实现空间分异性的测度。
首先，使用因子探测模型分析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情况，并识别耦合协调的影响因子。模型如下：
P A , B = 1 - ∑ i = 1 n m i δ i 2 m δ 2
式中： P A , B为影响因子 A对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 B的影响程度（%）； m i和 m分别为次一级研究区域i的样本数和整个研究区域的样本数； δ i 2和 δ 2分别为次一级研究区域的样本方法及整个研究区域的总体方差； P A , B的取值范围[0,1]，取值越高，表明影响因子 A对耦合协调度 B的影响程度越大。
同时，借助 P A , B中的某一个转换满足非中心F分布的属性，通过查表检验 P A , B值是否具有显著性，即：
F = m - n n - 1 ∙ P A , B 1 - P A , B ∼ F n - 1 , m - n ; λ
λ = 1 δ 2 ∑ i = 1 n Y i ¯ 2 - 1 m ∑ i = 1 n m i Y i ¯ 2
式中： λ为非中心参数； Y i ¯为层i的均值。
其次，借助交互作用探测模型判断不同因子交互作用对文化与旅游协调情况的影响类别。判定原理如下：
计算因子 x i和 x j对Y的 P A , B值 P A , B x i、 P A , B x j，如果 P A , B x i ⋂ x j < m i n P A , B x i , P A , B x j则判定 x i和 x j相交后对Y呈现线性减弱作用；如果 m i n P A , B x i , P A , B x j < P A , B x i ⋂ x j < m a x P A , B x i , P A , B x j，则判定 x i和 x j相交后对Y呈现单因子非线性减弱作用；如果 P A , B x i ⋂ x j > m a x P A , B x i , P A , B x j，则判定 x i和 x j相交后对Y呈现单因子非线性减弱作用；如果 P A , B x i ⋂ x j = P A , B x i + P A , B x j，则判定 x i和 x j相交后对Y呈现作用相对独立； P A , B x i ⋂ x j > P A , B x i + P A , B x j，则判定 x i和 x j相交后对Y呈现非线性增强作用。

2.2 指标设置及数据来源

为了能够科学测度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情况，以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四个维度作为指标选择依据，构建了包含服务队伍、服务空间、服务受众和服务产业在内的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测度指标体系

Tab.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文化 服务队伍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博物馆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图书馆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服务空间 博物馆个数（个） 正向指标
图书馆个数（个） 正向指标
艺术表演场馆（个） 正向指标
服务受众 博物馆参观人次（万人次） 正向指标
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万人次） 正向指标
艺术表演场馆演出观众人次（万人次） 正向指标
服务产业 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万元） 正向指标
文化批发零售业企业营业收入（万元） 正向指标
文化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万元） 正向指标
旅游 服务队伍 星级饭店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旅行社工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A级景区固定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服务空间 旅游景区总数（家） 正向指标
星级饭店（家） 正向指标
服务受众 景区接待人数（亿人次） 正向指标
服务产业 景区营业收入（亿元） 正向指标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千元） 正向指标
从指标内涵而言，服务队伍是一个“全梯队”的涵义，需要通过年龄结构、专业机构、层次结构、来源结构衡量和反映服务队伍的维度；服务空间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除了在宏观上需要体现不同服务点位数量及服务半径，在中观还需考虑服务空间的集群化、特色化指标，同时在微观上还需要考量文旅服务空间的内部结构设计、功能区设置、外部基础设施的配比以及同属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融合度高低的问题；服务受众是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指标，文化旅游项目的实施、产品的提供、服务的开展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实现受众的“全覆盖”，因而在服务受众的衡量上，文化旅游资源所属地服务受众、属地外服务受众、特殊群体（残疾人、老年人）服务受众，均应纳入到服务受众的内涵之中；服务产业是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无论是服务空间、服务队伍抑或是服务受众，均是围绕产业这一维度在不同方面的拓展，需要从“全领域”的视角审视服务产业的内涵，而其中项目类型及结构、技术手段的配比、项目需求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均是衡量服务产业能否实现耦合发展的关键维度。
文化和旅游的耦合是一个兼具多维性和系统的概念，其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根据统计研究中指标选择的全面性、系统性、可获取性原则，本文提炼并构建了包含2个维度、4个层次、21个指标在内的，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测度指标体系。同时，考虑到我国正式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制度2012年才得以构建，且能够满足现有指标数据采集要求的年份截止于2017年，因此，将研究时限界定为2012—2017年，主要指标数据来源于2013—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3 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

3.1 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差异

图1为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港、澳、台）2012—2017年的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情况图。整体上看，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整体变动不大，呈现出“缓慢的波动上升”的趋势。
图1 2012—2017年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

Fig.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7

2012—2015年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为文旅融合政策密集出台期，2009年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联合出台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将文旅融合作为提升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新思路；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文旅融合的内涵和发展思路。由于公共政策从制定实施到产生既定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因此2012、2013年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文旅融合四个维度的耦合发展情况也处于缓慢的变化阶段，而文旅融合政策的效果直到2014—2015年才得以体现。
同时，从2016年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水平看，这一年总体耦合协调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在各维度上，除文旅服务产业耦合协调度同上年持平外，其余各维度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呈现出该种变化情况，主要在于这一阶段国家出台的文旅融合相关政策未触及到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各个维度，而仅在文化和旅游产业两个维度上作出了调整和改革，并且改革的侧重点也集中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文化和旅游多维度融合政策的缺失，使得这一阶段文旅融合工作的推进缺乏可行的依据，导致2016年文旅耦合协调发展度并未延续前期的发展趋势。
2017年，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发展度又有了小幅的回升，文旅融合在各个维度上的耦合协调度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得益于2016年《“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出台，重新界定了未来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思路，提出了“全域旅游”和“旅游+”的新理念，这为我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新的政策契机和政策导向。

3.2 我国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

从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看，虽然耦合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趋势并不明显，为了能够直观表现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的差异情况，本文截选2012和2017年作为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空间分析的基准年和水平年。根据自然断裂法分类原则，将不同省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情况划分5类：[0，0.22）为严重失调；[0.22，0.41）为轻度失调；[0.41，0.55）为濒临失调；[0.55，0.83）为良好协调；[0.83，1）为优质协调。
表2反映了2012和2017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与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情况。整体上看，2012年共有3个省份处于严重失调状态；10个省省份处于轻度失调状态；11个省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6个省份处于良好协调状态；1个省份处于优质协调状态。相较于2012年，2017年我国的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情况有所改善，其中：严重失调省份数量并未发生变化，轻度失调省份减少2个，同时良好协调省份增加了2个。
表2 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测度结果情况表

Tab.2 The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地区 2012 协调类型 2017 协调类型
北京 0.602 良好协调 0.661 良好协调
天津 0.345 轻度失调 0.306 轻度失调
河北 0.479 濒临失调 0.516 濒临失调
山西 0.397 轻度失调 0.429 濒临失调
内蒙古 0.354 轻度失调 0.368 轻度失调
辽宁 0.447 濒临失调 0.473 濒临失调
吉林 0.322 轻度失调 0.359 轻度失调
黑龙江 0.368 轻度失调 0.357 轻度失调
上海 0.617 良好协调 0.614 良好协调
江苏 0.757 良好协调 0.821 良好协调
浙江 0.688 良好协调 0.735 良好协调
安徽 0.488 濒临失调 0.534 濒临失调
福建 0.482 濒临失调 0.507 濒临失调
江西 0.478 濒临失调 0.499 濒临失调
山东 0.693 良好协调 0.736 良好协调
河南 0.522 濒临失调 0.595 良好协调
湖北 0.480 濒临失调 0.525 濒临失调
湖南 0.554 良好协调 0.558 良好协调
广东 0.833 优质协调 0.859 优质协调
广西 0.395 轻度失调 0.417 濒临失调
海南 0.219 严重失调 0.243 轻度失调
重庆 0.363 轻度失调 0.412 濒临失调
四川 0.545 濒临失调 0.575 良好协调
贵州 0.334 轻度失调 0.325 轻度失调
云南 0.410 濒临失调 0.457 濒临失调
西藏 0.180 严重失调 0.171 严重失调
陕西 0.461 濒临失调 0.508 濒临失调
甘肃 0.324 轻度失调 0.370 轻度失调
青海 0.176 严重失调 0.198 严重失调
宁夏 0.137 严重失调 0.169 严重失调
新疆 0.310 轻度失调 0.356 轻度失调
耦合协调度平均值 0.444 濒临失调 0.473 濒临失调
表2反映了2012和2017年不同身份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情况。从不同类型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来看，2012年我国的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从东到西逐步递减，从北向南逐步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2017年这一特征虽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有“从沿海向内陆”延伸的空间分布特征。
呈现出该种空间分布特征的首要原因在于，根据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四个维度可以看出，广泛的受众基础、良性的产业发展条件和基础、健全的服务空间或场所体系、多梯度的服务队伍是衡量地区文化和旅游高度融合协调发展的主要标志，而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在这些维度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其次，伴随着区域一体化战略，特别是沿海、沿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的理念也逐步嵌入了区域一体化战略框架中，并且在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下，内陆地区的文化和旅游发展状态也开始从“失调”的状态向“协调”的状态演变，形成了耦合协调发展区域从“沿海向内陆”演变的空间发展趋势。

4 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驱动因素分析

4.1 驱动因素识别及体系构建

驱动因素分析是探究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变动情况根源的关键，为了能够合理分析不同驱动因子对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的影响，本文从四个维度对潜在驱动因子进行了识别。
第一，服务空间的整合是实现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无论是空间建设抑或是配套设施的完善均需要政府和社会主体的投资予以保证，因此政府和社会主体投资的能力是驱动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二，服务受众的全面覆盖是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的核心要求，服务空间打造、产业的整合虽然能够解决受众覆盖面的问题，但是由于空间和产业的地域性特征较为明显，影响受众的范围也仅仅局限服务空间和产业所在属地，很难对属地外受众产生影响，而通过将旅游和文化资源数字化、虚拟化，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将其纳入到大众传播系统中，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区域文化和旅游的影响力，为文化和旅游的协调发展提供稳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科技手段的运用在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服务产业整合是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是产业发展基本特征，在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投资能力、受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直接决定文化和旅游产业能在多大范围内为受众提供必要的产品和服务，而在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科技手段的应用，将会决定文化和旅游产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基本需求。由此来看，探讨文化与旅游耦合产业协调发展，投资能力、消费能力、科技水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四，服务队伍是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与旅游融合中科技的融入程度、受众的消费需求会对文化和旅游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并会在不同层面上对服务队伍的数量和结构的配置提出新的要求，可以看出，科技能力、消费水平和结构会对文化与旅游服务队伍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是公共资本、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手段使用、社会消费支撑共同驱动的结果，并且这些要素通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成为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表3 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Tab.3 Indicator system of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驱动因素 驱动因子 代码 指标内涵
投资能力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GTZ 社会投资能力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GYS 政府投资能力
科技能力 R&D经费（万元） RDJ 科技投入能力
有效专利数（件） ZLS 科技产出能力
消费能力 消费支出（元） SFZ 居民消费能力
文教娱乐消费占比（%） WJX 居民消费结构

4.2 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分析

表4为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驱动因子探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构成投资能力、科技能力和消费能力3个维度的6个指标在不同年份呈现出了不同的影响特征。
表4 2012和2017年文旅系统耦合度驱动因子探测值

Tab.4 Detection values of coupling driving factors of cultural and travel systems in 2012 and 2017

驱动因素 驱动因子 代码 2012 2017
投资能力 固定资产投资额 GTZ 0.888 0.99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GYS 0.982*** 0.959***
科技能力 R&D经费 RDJ 0.940*** 0.961***
有效专利数 ZLS 0.946*** 0.902***
消费能力 消费支出 SFZ 0.977 0.865
文教娱乐消费占比 WJX 0.920 0.614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2012年，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驱动因子指标体系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R&D经费和有效经费3项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应Q值分别为0.982、0.940、0.946，说明这3项指标在98.2%、94%、94.6%的程度上解释文旅耦合协调度的变动，这一结果也说明政府投资和科技手段的运用在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过程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政府公共投资能力的影响程度高于其他2项指标，而固定资产投资、消费支出和文教娱乐消费占比指标虽然Q值较高，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017年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驱动因子指标体系中，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R&D经费和有效经费四项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应Q值分别为0.996、0.959、0.961、0.902，说明这3项指标在99.6%、95.9%、96.1%、90.2%的程度上解释文旅耦合协调度的变动，同时与2012年相比固定资产投资指标、R&D经费影响程度有所提升，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有效专利数指标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这一变动说明，该阶段社会力量参与和文化和旅游融合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是影响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而消费支出和文教娱乐消费占比指标虽然Q值较高，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耦合协调驱动因子的探测结果看，政府和社会投资的能力与水平以及科技研发与应用是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受众的消费能力虽从理论上具有拉动和提升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的作用，但实证效果并不明显。

4.3 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交互分析

交互分析结果反映了单因子情况和双因子交互作用下对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情况。
根据表5的交互分析结果，构成影响因素的6个指标两两交互均比单个指标对文化与旅游耦合度的影响作用要明显，特别是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消费支出、与文教娱乐消费占比、R&D经费的交互影响力，达到1，说明社会和政府相关主体的投资同居民消费能力和科技能力共同推进了文化与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而这种完全交互作用的情况得益于2009和2011年原国家旅游局出台的关于文旅融合发展相关政策，在政策导向下社会主体和政府引导投资倾向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的快速高效融合，同时在科技手段和受众多元化、高水平消费的支撑下，投资、科技、消费形成了良性互动，促进了2012年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的大发展；同时R&D经费与受众消费支出、受众消费支出与消费结构的交互影响力也达到1，说明除了投资与科技、消费形成了良性互动，同时科技水平的提升激发了受众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消费活力，并且促进了受众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趋向于文化和旅游领域，为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表5 文化旅游系统耦合度驱动力交互探测情况表

Tab.5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detection of coupling driving force in cultural tourism system

2012 2017
两两交互 交互值 对比值 交互结果 两两交互 交互值 对比值 交互结果
GTZ∩GYS 1.000 >max（GTZ，GYS） 双因子增强 GTZ∩GYS 1.000 >max（GTZ，GYS） 双因子增强
GTZ∩RDJ 0.901 >max（GTZ，RDJ） 双因子增强 GTZ∩RDJ 0.901 >max（GTZ，RDJ） 双因子增强
GTZ∩ZLS 0.995 >max（GTZ，ZLS） 双因子增强 GTZ∩ZLS 0.995 >max（GTZ，ZLS） 双因子增强
GTZ∩SFZ 1.000 >max（GTZ，SFZ） 双因子增强 GTZ∩SFZ 0.969 >max（GTZ，SFZ） 双因子增强
GTZ∩WJX 1.000 >max（GTZ，WJX） 双因子增强 GTZ∩WJX 0.936 >max（GTZ，WJX） 双因子增强
GYS∩RDJ 1.000 >max（GYS，RDJ） 双因子增强 GYS∩RDJ 0.998 >max（GYS，RDJ） 双因子增强
GYS∩ZLS 0.906 >max（GYS，ZLS） 双因子增强 GYS∩ZLS 0.906 >max（GYS，ZLS） 双因子增强
GYS∩SFZ 0.932 >max（GYS，SFZ） 双因子增强 GYS∩SFZ 0.932 >max（GYS，SFZ） 双因子增强
GTZ∩WJX 0.998 >max（GYS，WJX） 双因子增强 GTZ∩WJX 0.998 >max（GYS，WJX） 双因子增强
RDJ∩ZLS 0.945 >max（RDJ，ZLS） 双因子增强 RDJ∩ZLS 0.973 >max（RDJ，ZLS） 双因子增强
RDJ∩SFZ 1.000 >max（RDJ，SFZ） 双因子增强 RDJ∩SFZ 0.998 >max（RDJ，SFZ） 双因子增强
RDJ∩WJX 0.996 >max（RDJ，WJX） 双因子增强 RDJ∩WJX 0.997 >max（RDJ，WJX） 双因子增强
ZLS∩SFZ 0.948 >max（ZLS，SFZ） 双因子增强 ZLS∩SFZ 0.996 >max（ZLS，SFZ） 双因子增强
SFZ∩WJX 0.982 >max（ZLS，WJX） 双因子增强 SFZ∩WJX 0.991 >max（ZLS，WJX） 双因子增强
SFZ∩WJX 1.000 >max（SFZ，WJX） 双因子增强 SFZ∩WJX 1.000 >max（SFZ，WJX） 双因子增强
从2017年各项指标的交互作用影响力看，虽然这一阶段仅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预算支出、受众消费支出与消费结构的交互影响力为1，但这一阶段不同指标的交互作用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这一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投资能力、消费能力、科技水平的运用能力，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在文旅融合业已成型的趋势下，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四个维度构建了“四位一体”文旅融合发展框架，测度了我国文化与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在分析时空差异的前提下，采用地理探测器从投资能力、科技能力、消费能力三方面探讨了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①2012—2017年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时序特征。其中：2012—2015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16年有明显的下降，2017年耦合协调度再次回升。从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趋势来看，政策导向是决定其变动的主要原因。政策密集出台期，虽不会给文旅融合进程带来即时效应，但会随着政策滞后性作用的发挥而使其促进功能得以体现；政策缺位时，往往是文旅融合缺乏政策导向的时期，因而主要表现为政策耦合度的降低，其政策意义是在当前我国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既要重视政策的重要性，使其激励功能能够得以发挥，同时也要注意政策的稳定性，使得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能够保持长效性。
②2012年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从东到西逐步递减，从北向南逐步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2017年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有“从沿海向内陆”延伸的空间分布趋势。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是形成该种空间差异格局的主要原因。沿海地区天然的优势决定了其在实现文旅融合的重要地位，但同时沿江、沿海、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增强了文化资源和旅游要素的流动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旅融合发展特殊的地理格局。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需要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并依托要素流通通道实现要素向内陆地区扩展，从而实现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平衡发展。
③虽然投资能力、消费能力、科技能力三个维度下各指标对于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情况有所差异，但从整体看，三类要素的交互影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从侧面印证了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是公共资本、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手段使用，社会消费支撑共同驱动结果的理论解释。其政策意义在于，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过程中，推进政策应该满足提升投资、消费和科技水平的需要，同时，推进性政策应该是系统的，而非孤立的，依据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进行不同维度的组合，使政策的促进作用达到最佳状态。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是一种过程，而从结果的视角看其又是一种状态，因而对于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视角也应该是多维度的。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初期，对于文旅融合的认识也仅局限于理念方面，这造成现有关于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相关统计资料较为局限，因此本研究中仅选择了较为关键的因素，以整体上反映我国文化和旅游的整体空间特征，并基于现有理论提炼了可能影响文旅融合空间分异的驱动因子，对我国文旅融合呈现的空间差异进行解读，为文旅融合差异化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策在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过程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政策或不同的政策组合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将是该领域后续值得推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Richards 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Europe[M]. Spain: Estudios Turísticos, 2001.

[2]
罗伯特·麦金托什, 夏希肯特·格波特. 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5.

[3]
Smith V. 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2nd ed.)[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4]
徐菊凤. 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J]. 旅游学刊, 2005, 20(4):67-72.

[5]
张朝枝. 文化与旅游何以融合:基于身份认同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12):162-166.

[6]
McKercher B, Cros H, McKercher R B. Cultural tourism: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M]. New York: The Haworth Hospitality Press, 2002.

[7]
Aoyama Y. The role of consump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a cultural industry:the case of flamenco[J]. Geoforum, 2007, 38(1):103-113.

[8]
Brendan Canavan. Tourism culture:Nexus,characteristics,con-text and sustainabili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53):229-243.

[9]
陆立德, 郑本法. 社会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J]. 甘肃社会科学, 1985(6):39-44.

[10]
于光远. 旅游与文化[J]. 瞭望周刊, 1986, 6(14):35-36.

[11]
吴璇欧, 高晓峰. 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府保障机制研究——以张家口为例[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6-68.

[12]
周春波.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与产业升级:机理与路径[J]. 旅游论坛, 2018(6):18-27.

[13]
张建宏. 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旅游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 商业经济, 2015(7):68-71.

[14]
孔永和.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以河北省为例[J]. 社会科学论坛, 2016(10):240-244.

[15]
左绪刚. 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山东泰安市为例[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16]
董芳, 监文慧. 河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探析[J]. 中国市场, 2014(8):119-120.

[17]
鲍洪杰, 王生鹏.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10(8):74-78.

[18]
许妍谢. 基于耦合模型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J]. 江苏商论, 2019(5):68-72.

[19]
周叶.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江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3):41-45.

[20]
翁钢民, 李凌雁. 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1):180-187.

[21]
江敏, 贺卫. 文化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贸实践, 2016(15):88-90.

[22]
生延超, 钟志平. 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8):24-30.

[23]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1):11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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