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区域经济分化与协调发展是我国新时期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方向。文章利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和可视化方法，使用2000—2017年我国地级行政区尺度的国内消费市场和GDP数据，先后分析我国南北区域以及全国经济的空间演化趋势。同时使用二次椭圆（即标准差椭圆内要素分布的标准差椭圆）识别我国更高度密集的经济集聚区并比较若干不同区域的经济空间集聚水平。结果发现，南北区域经济呈现明显的空间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态势，其经济重心距离在不断缩短，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北方城市因为彼此邻近并且更邻近全国市场，其增长整体上快于其他地区的城市。同时，横跨南北方的北京—杭州沿线区域和郑州—武汉沿线区域经济的空间密集度更高，可能成为促进我国南北区域经济协调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轴带。
海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人居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对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权重和集对分析法对2008—2017年中国12个海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时空演化格局、子系统发展态势及陆域—海岛差异进行研究，并结合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海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提升，县区间差异趋于缩小。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由低水平不均衡格局向高水平均衡格局演进的趋势，南北差异分界明显，省域经济影响深。受地方政府决策影响，子系统服务之间发展失衡，教育、医疗低水平区域“追赶效应”明显，社会保障地区差距仍旧悬殊，且优劣势“区域化”特征突出。陆海统筹背景下，海岛县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劣于陆域地区的非均等问题仍有待破解。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能力、海陆开发空间、人口规模与分散程度等影响因素通过内在基础、外部环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两侧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于海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时空演化。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生态协同发展，可有效促进人居海岛可持续开发。
区域新路径发展规律和机制的研究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对该主题的认识先后经历区域机会窗口理论、路径依赖与路径分支理论，随后发展出对不同类型区域的新路径发展的不同机制的区分。但到目前为止较少对该议题进行全面的评估。文章对演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新路径发展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与总结，认为当前建立在内源性和企业驱动的路径发展过程的研究框架过于狭隘，难以涵盖完整的演化过程并较好地解释实践问题。随着对区域新路径发展认识的逐渐加深，出现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关系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转型研究、社会期望学等领域相关理论的优势并融合的趋势。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以及当前研究框架的局限性，文章提出未来应从多尺度环境中注重多主体与区域环境相互作用、将未来期望纳入研究框架以及关注路径间关系等方面展开广泛研究，以加深对区域内新路径如何出现的更广泛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渐进式开放路径和贸易规模的高速增长导致贸易地理格局的重构和贸易网络的演化。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等数据，分析省区对外贸易地理格局和贸易网络的演变。通过计算省区出口贸易节点中心度和结构熵刻画出口多样化和均衡化特征，使用聚类分析揭示省区出口目的地结构的相似性特征，从国家间多维邻近性和省间溢出效应的视角，实证分析省区出口贸易地理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出口网络拓展的驱动力。结果发现：①各省区出口多样化和均衡化呈现总体上升趋势；②省区出口网络节点的地理格局发生显著演变，主要目的地节点增多且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③具有相似出口目的地结构的省份呈现集聚分布特征，省区间溢出效应和国家间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对省区出口贸易地理格局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④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显著影响省区出口贸易网络的拓展。
基于2007—2016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互联网发展对城市贸易产业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人力资本差异是影响城市贸易水平与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以互联网人力资本集聚为特征，将形成新的“互联网中心”城市，并通过改变贸易供求关系影响城市收入水平。空间杜宾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所在市的贸易与收入水平，对邻近城市也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趋同的情况下，培育互联网人力资本，增强互联网应用能力，将成为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基于城市联系网络分析城市群城市等级结构为当前研究热点。文章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4个城市群为研究区，通过获取公路客运的日均发车班次数据构建城市群的城市联系网络，基于城市联系强度划分出不同层级的联系子网，利用复杂网络中度和特征向量指数对比分析城市群等级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各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均呈现出明显的重尾分布特征，基于重尾分级法可将城市联系网络及城市节点划分成不同层级。城市联系网络的层级结构和城市节点的等级结构特征形成明显的映射关系，等级较高的联系线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辐射状结构，而中等水平的联系线以地方中心城市间的联系形成网络状结构，对城市群的发展轴线或经济密集区有一定指示作用。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的等级结构较为合理，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在对应的联系子网中占据首要地位。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处于中心城市快速发展阶段，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且以成渝城市群最为明显。
以2004—2013年中国东北地区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夜间灯光和PM2.5年均浓度遥感影像数据，对市域空间结构和环境污染水平进行测度，借鉴环境经济学中的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考察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的影响，进而理清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响应机制，并探讨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影响的空间效应以及不同规模城市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①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单中心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②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尺度上的非线性门槛特征。③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本地区环境污染会加重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而本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污染具有抑制作用，邻近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则会加重本地区环境污染。
文章计算2000—2015年中国省际城镇化质量指数、水资源承载力指数，采用标准差椭圆、协调发展指数及空间差异系数、灰色关联系数分析两个系统的时空演化趋势、整体协调发展状态及交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各地区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值在0.11~0.71之间，水资源承载力指数在0.23~0.69之间，均处于波动变化状态。②城镇化质量指数的重心位于河南，偏转方向为“西南”；水资源承载力指数的重心在陕西，偏转方向是“东北—东南—西南”。③协调发展度总体属于良性发展趋势；空间整体分布状态先积聚后扩散。④水资源承载系统主要约束因素排序：人均供水量>人均水资源量>年末供水综合生产能力>产水模数，城镇化系统主要胁迫因素排序：城镇恩格尔系数>图书馆数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文章基于1993—2017年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与ArcGIS，采用参考数据辅助对比法提取城市群建成区范围，利用Landsat 8遥感影像和Kappa系数进行精度检验，运用时空扩展规模、重心偏移及景观格局形态分析方法对城市群演变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动态阈值法提取夜光数据城市群建成区与实际符合，演变规律与规划、经济和政策贴合，经过中速调整过渡—高速边缘扩展—低速内部填充—快速飞地式扩展过程，呈现复杂周期性变化。②城市群重心由荆州市石首市南移至益阳市南县内，常德市与岳阳市主导城市群快速发展。③景观格局破碎度较高，空间连通性较弱，城镇相对独立，城市群呈“五核”空间扩展模式。
为探究电子商务纵深推进背景下快递企业物流网络的宏观格局及微观机制，文章基于“双十一”期间的中通快递流通数据分析多尺度视角下省—市—县三种层级快递物流网络的空间格局、网络结构和网络自组织效应，得到以下结论：①快递流量分布格局由省域尺度的块状分布格局，向市域的多核心及极核溢出的聚集式分布转变，再向县域尺度的一核多极空间形态转变。不同尺度下的网络结构异质性明显，具有一定尺度效应。②电商快递有效削弱区域联系格局中的地理约束，强化沿海区域与欠发达地区的物质输送联系，而且快递物流网络格局反映电商产业供给侧集聚—消费需求侧离散的空间特征。③网络联结紧密度呈省—市—县梯度下降。快递物流网络尺度越小，交互性较强的模体结构出现的频率越低，而发散型模体结构的主导地位越强。④互惠性、扩张性、传递性、中介性以及闭合性等多种网络自组织效应推动快递物流网络结构复杂化。
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网络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但文化创意产业的网络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选取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前100名企业，通过分析企业20年间的投资联系变化，运用连锁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5个时间段内9个子行业的产业时空演化和产业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行为存在由东南向西北的方向性，投资流入与流出的城市层级差异较大；②文化创意产业网络在空间上具备强中心性与扁平化的双重特征；③文化创意产业的子行业网络与主网络差异较大，产业内部差异应成为产业网络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银行业对外开放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银行进入不仅可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也可以引入外部竞争，通过鲶鱼效应促进本国银行业提升经营效率。以6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量化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市场竞争度的影响，并通过分组回归的方法检验影响程度的异质性。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外资银行进入程度越高，银行业竞争度反而越低；分组回归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市场竞争度的影响，会因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外资银行的数量与资产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银行业市场竞争度；而对于高收入国家，则会显著提升银行业市场竞争度。因此，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应与东道国银行业发展水平相匹配，既要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提升东道国银行业竞争度，同时也要维护东道国金融自主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网络是创新成功的关键。文章基于2000—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合作专利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Arc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构建海洋产业合作创新网络，分析合作网络的特征、结构及邻近性机制得出：①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合作专利经历萌芽和探索阶段，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部分省的合作专利贡献率不足。②创新主体中心节点带动辐射能力与合作能力增强，高校是合作创新的主力军。以企业为中心的海洋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企业创新生态环境有待完善。③海洋产业合作创新网络结构的广度扩张，有明显的合作团体出现，但网络整体通达性弱，结构松散、不稳定。④城市间趋于向更多、更广的范围拓展合作，上海市、青岛市、天津市、广州市与其他各城市联系较强，北京市引领创新能力逐渐凸显。⑤社会邻近性对海洋产业合作创新网络的解释力最高，且两两邻近性之间对城市间合作率的交互影响呈现双因子或非线性增强关系。
以中南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GIS空间分析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1980—2020年陶瓷手工艺作坊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并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探讨陶瓷手工艺作坊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发展态势总体呈现“低—高—低”的变化特点，即在萌芽期和形成期数量低，发展期和高峰期高，最后进入衰退期；总体上，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空间分布的集聚性逐渐增强，且呈逐步放缓的趋势；省域上，表现为以广东和湖南为核心的“双核”结构发展；市域上，最先兴起的梅州、肇庆、长沙等地，带动其周边市域形成作坊的聚集并维持着相对较为稳定的发展；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资本存量、从事陶瓷手工艺作坊人数、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陶瓷手工艺产业规模及当地旅游发展水平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传承陶瓷手工艺作坊文化，应加大典型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集群建设，并充分利用其正向溢出效应，拉动周围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经济的发展。
耕地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要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可为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提供思路。文章基于土地利用转型理论论述了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内涵、动力机制，探讨了劳动力要素变动与耕地利用转型之间的关系。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下的耕地利用转型是社会经济转型和变革过程中，乡村地区劳动力数量、质量、年龄结构变化引发的种植结构、经营方式、固有投入和耕地产出能力等耕地利用形态的变化，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动态过程与微观个体体能效应、劳动替代效应、土地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是助推耕地利用转型的动力。研究认为，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下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关键在于通过耕地利用形态的刻画，剖析劳动力结构变动与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关系。在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背景下，面向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耕地利用转型调控需要全面把握劳动力要素的新发展趋势，逐渐强化土地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
以传统农区湖南省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空间集聚分析、时序变化趋势分析等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1986—2016年湖南省县域典型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演变过程、格局及阶段性特征，从环境基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探讨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86—2016年湖南省共出现29种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有83个县市区进行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调整，主要调整方向为降低主粮作物的种植比例，增加经济作物和蔬菜类作物种植比例，类型丰富度呈先增后减的趋势。②从县域尺度上看，1986—2016年湖南省作物种植比例呈显著减少趋势的主要是早稻、晚稻；种植比例呈显著增加趋势的主要是中稻、蔬菜和油料，种植类型格局调整为中稻、玉米、蔬菜和油料等作物共存的种植类型格局。③农作物种植结构演化是区域自然环境基础与外部影响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社会发展与市场需求通过作物价格差异、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地区种植面积，助推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科技进步通过农业技术推动地区种植面积增加；农业政策通过宏观调控与加大农业投入保证地区粮食种植面积；环境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地区种植面积与规模；气候变化通过干预农户对作物种植类型与种植面积的选择，从而影响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
在批判性地分析“乡村绅士化”的基础上，文章根据我国土地制度和相关政策，探索一条可以规避西方国家“乡村绅士化”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乡村中产化”的路径，并从“消费侧理论”和“生产侧理论”的角度论证“乡村中产化”对我国的乡村振兴的积极意义和作用。提出通过吸引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到乡村置业、创业，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并传承本土文化和历史，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乡村中产化”。随着乡村生活质量的提升、乡村居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中产阶层将进一步扩大。乡村中产化是改变乡村即贫困的固有印象，解决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的途径。
拥有多产地的农业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更倾向于使用企业品牌，而很少使用（少用）甚至完全不使用（弃用）地理标志，这一现象是地理标志品牌建设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文章通过两类品牌利润模型构建与推演，找出影响多产地企业使用地理标志品牌的变量，并探究原产地资源禀赋对企业使用地理标志品牌意愿性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产地农业企业使用地理标志品牌意愿性，与地理标志产品被批准登记保护的时长、原产地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产品质量技术规范水平、在行业中相对品牌地位、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水平、原产地生态保护水平、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企业总体质量等地理标志品牌强度相关构成要素有关。在此基础上，以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研究提出地理标志品牌管理者应进一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特色、加强地理标志品牌的制度建设、倡导合规企业使用地理标志品牌等建议，积极探索地理标志品牌和企业品牌的品牌组合策略，推动两类品牌协同发展。
城市土地供应绩效评价是掌握土地市场形势的关键环节，对区域土地供应体制机制建设和城市土地市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从土地供应的结构绩效、经济绩效、公平绩效、生态绩效四个层面构建土地供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改进可拓物元模型对2003—2017年武汉市土地供应绩效进行评价，并通过障碍度指标评价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2003—2017年武汉市土地供应绩效总体绩效水平呈阶梯式上升趋势，由2003年I级（差）上升至2017年的IV级（良好），其中结构功能绩效和经济绩效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公平绩效出现陡升陡降，生态绩效显著提升，分析发现四类绩效水平受土地供应方式、产业布局调整、住房市场调控、城市环境治理等政策影响较大。②2003—2017年武汉市土地供应绩效的障碍因素中，结构障碍和公平障碍是主要的障碍来源，随后是经济障碍，以及环境障碍，而具体障碍因子有住宅用地供应比例、工矿仓储用地供应比例、土地利用率、地均第三产业增长、土地出让金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土地综合地价水平、人均绿地面积7个指标。
为揭示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规律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梯度效应，文章以2003—2016年我国285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热点分析、莫兰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工具变量等方法分析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工业污染具有向环境规制弱地区集聚的趋势，主要集聚在华中和华北地区，工业污染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由华中华北地区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已有多个城市成为工业污染热点、次热点区。②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相较于2003年，2016年工业污染的空间依赖性更强，说明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具有加剧的趋势，部分城市存在“污染避难所”的风险，需要引起地区政府的高度关注。③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距离上呈现为“倒U”型关系；在150 km范围圈内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的溢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随距离衰减；由于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在1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作用发生逆转；4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溢出作用不再显著。
边境旅游作为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文章采用Theil指数、地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测算旅游综合发展指数，同时探讨2005年以来中国陆地边境地区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边境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整体波动下降，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而后趋于平稳的收敛态势，东北、西北、西南三大片区内部差异大于片区间差异。②边境地区旅游发展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西双版纳州对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扩散效应在西南地区渐显。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旅游综合发展相对缓慢，尚未形成稳定的旅游发展核心区域。③口岸的建设对边境地区整体的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东北片区主要受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而丰裕的旅游资源是西南和西北边境地区旅游得以发展的重要依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对边境旅游发展的整体影响相对最弱，需继续加大力度优化边境地区的产业结构。
在探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全国31个省市区2013—2017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探讨其空间分异规律，基于地理探测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①2012—2017年我国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时序特征；②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是公共资本、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手段使用、社会消费支撑等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以2011、2014、2017年为时间截面，构建修正系数，通过引用修正的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Ucinet软件分析云南省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云南省旅游经济联系度（量）逐年上升，“增长极（昆明）—最弱极（怒江）”特征明显；②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结构趋向成熟，但网络中心性存在差异，昆明—大理—丽江已发展成为旅游经济联系的主要轴线；③网络中核心区不断扩大，核心区↔核心区、核心区→边缘区、边缘区→核心区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密度大幅提升，边缘区↔边缘区增幅微小；④旅游经济联系凝聚子群空间自组织性呈“优化→劣化”的演变特征，但相互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密度稳步提升。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通过推进“三极六轴五片区”发展模式进一步实现云南省旅游经济空间一体化发展。
苗族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族团结和利益关系的重要载体，系统研究其空间分布对保护传统村落、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空间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苗族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进行科学识别，并探寻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上呈集聚特征，空间分异显著；核密度最大值为雷凯台区域，呈倾斜“T”字形坐落特征。②苗族传统村落为无标度区，具有明显的分形结构特征。自组织演化中围绕清水江和都柳江等地带展开，分形结构十分复杂。③苗族传统村落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以东南为热点区、东北—西南为冷点区的分布格局。④苗族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海拔500~1 000 m、地形起伏度30~70 m、坡度5°~15°、清水江与都柳江以及交通闭塞等地带；自然地理环境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起着基础性作用，苗族文化和苗族人口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闭塞的交通条件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