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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7: 138 - 14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7.015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大陆苹果零部件供应链空间组织研究

  • 康江江 , 1 ,
  • 林柄全 , ※ ,
  • 宁越敏 3
展开
  • 1.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研究所，中国 上海 200020
  • 2.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管理教研部，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9
  • 3.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中国 上海 200241
※林柄全（1989—），男，江苏宿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地理与区域经济。E-mail：

康江江（1989—），男，山西吕梁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产业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0-10-21

  修回日期: 2021-05-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3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S0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D007)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2021-01-07-00-08-E00130)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20ECK006)

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系列课题(2021ZD029)

收起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pple'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in China

  • KANG Jiangjiang , 1 ,
  • LIN Bingquan , ※ ,
  • NING Yuemin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s，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China
  •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Party School of C.P.C Jiangsu Committee，Nanjing 210009，Jiangsu，China
  • 3. School of Urban& Regional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21

  Revised date: 2021-05-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3-31

Fold

摘要

选取2012—2018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和GIS空间分析描述苹果零部件供应链空间分布特征，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检验地方粘性与全球链接两大要素的作用。结果表明：①苹果供应链呈现出少数城市和省域集聚性、大城市群的高度集聚性、城市等级规模的衰减性三大特征。②长三角和珠三角核心城市表现为同、异功能供应商区位共聚特征，一般城市和中西部的城市以单一产品专业化生产为主且表现为同功能供应商区位共聚特征。③苹果零部件供应链倾向于在产业开发区较多、交通便利且与全球贸易联系紧密的城市分布。供应链上游企业倾向于向经济发达且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分布，而生产成本上涨则会显著妨碍上游企业进入；外资增长会对供应链中游的企业区位选择产生负向作用；供应链下游倾向于向制造业人口较多、港口运输能力较强且参与全球贸易较多的城市区位布局。

关键词： 零部件供应链; 区域特征; 地方粘性; 全球链接; 企业区位选择; 地方比较优势; 全球贸易

本文引用格式

康江江 , 林柄全 , 宁越敏 . 中国大陆苹果零部件供应链空间组织研究[J]. 经济地理, 2021 , 41(7) : 138 -14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7.015

Abstract

Based on the address and product information data of Apple's component supplier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12 to 2018,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pple'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by using the method of Herfindahl index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In addition,th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ethod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of local factors and global factor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Apple'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 few cities and provinces,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gglomeration in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decrease property on the urban scale. Secondly,the suppliers at core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 clustered with producing components of different links,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regional co-agglomeration of suppliers with the same function and different function. The general cities and the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mainly specialize in the production of single component,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regional co-agglomeration with same function. Lastly,Apple'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tends to choose cities with 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and stronger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The increase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trade will also promote the distribution of Apple suppliers to this city. The firms of upstream supply chain tends to choose the cities with developed economy and large population,while labor cost and industrial land cost will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The FDI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 midstream supply chain. The downstream supply chain tends to choose the cities with a larg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strong port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and larg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trade.

Key word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localization; global link; enterprise location selection;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global trade

企业区位选择和产业空间布局是经济地理学核心议题之一，尤其是专业化分工特征显著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研究，一直备受关注。电子信息产业具有技术密集程度高、产品间依赖性强、全球化分工水平高等特点，在空间上比一般产业具有更强的局域集中分布特征[1-2]。同时，由于生产环节具有较强区域分工特征，不同环节供应商空间分布差异特征非常显著[3]。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以及不断蔓延态势，对全球既有的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发起了新的挑战与冲击，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都会影响到整个产业体系的稳定[2,4-5]。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保证产品供应链的有序生产与安全，是地区推动经济复苏与提高经济韧性的有力保障[2]。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其供应链的稳定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6]。
企业区位选择首先源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以及马歇尔的专业化集聚理论影响，后受到行为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修正与补充，并受到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等的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影响。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从关联和演化视角讨论企业区位问题[7]。从实证研究来看，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由欧、美、日等国家向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转移，网络构成以北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为主[8]。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1,3,9]。电子信息制造业趋向于集聚在少数具有研发、技术和劳动力优势的城市，且集聚度不断提高[1,3]。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向外转移，电子信息制造业在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尤其少数内陆城市与区域也成为重要集聚地[10-11]。具体到电子信息产品，潘峰华等发现北京、天津和深圳是三个全国最大的手机产业集聚区[12]。康江江等的研究部分呼应了这一结论，但是他们却发现有新的变化特征，尤其是北京和天津地位衰退显著且不再是手机产业重地[3]。苹果手机零部件供应商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内陆的成渝和中原城市群也发挥重要作用，并形成一定的产品内分工格局[3]。虽然北京和天津曾作为手机产业重镇，但是由于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没有跟上智能手机时代的发展步伐，且未能参与苹果手机全球产业链，同时，这两大城市没有产生国产手机厂商的土壤，导致其在手机产业中地位衰落，这就表明电子信息企业的区位在不断发生变化，需要给与足够重视并增强深入研究。
总结现有研究发现，经济地理领域从供应链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少数学者讨论了汽车产业供应链构建的城市网络研究[13]。鲜有学者从供应链（尤其产品供应链）视角来研究产业分布的区域差异以及驱动机理，尤其是供应链厂商区位的变化研究关注较少。就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发展形势来看，供应链的持续、安全与稳定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发重要。同时，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具体指标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而忽略从理论视角进行整合。具体而言，电子信息制造企业空间区位选择问题在理论上可能受地方粘性（地方发展视角）因素和全球链接（全球联系视角）因素的综合影响，因为其在生产上具有显著模块化、片段化、全球化生产特征所决定的[3,9]。基于此，鉴于苹果公司（Apple Inc.）主导其产品全球生产模式，并形成苹果零部件全球供应链[5,14]，本文以苹果公司供应商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描述分析与计量模型来研究其供应商地理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以期掌握苹果零部件供应链在我国大陆的分布变化状况，并厘清不同要素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具体作用。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于苹果官网（https://www.apple.com），并作如下处理：①通过检索供应商名单，逐一查询供应商的企业网站，确定其总部位置和业务类型。②筛选供应商中的在华企业，由大陆企业和外资企业两部分组成。由于苹果公司仅从2012年开始公布供应商信息，本文选取2012—2018年的供应商进行分析，信息见表1。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在苹果零部件供应链（以下简称为：苹果供应链）中占据核心地位，集中表现为在华供应商占比在持续上升。
表1 2012—2018年苹果公司供应商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分布变化

Tab.1 The number change of Apple's supplier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时间/企业数量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在中国大陆分布的企业数量 329 347 336 343 329 356 380
其余国家和地区分布数量 472 455 425 435 415 422 428
全球供应商企业总数 801 802 761 778 744 778 808
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数量占比（%） 41.07 43.27 44.15 44.09 44.22 45.76 47.03

1.2 研究方法

1.2.1 赫芬达尔指数

该指数是用来测度集中程度的综合指标[15]，本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计算苹果公司供应链的企业集中度，计算方式如下：
H H I = ∑ i = 1 N X i / X 2
式中： X i表示城市i的企业数量；X表示企业数量总数。

1.2.2 供应链分级

参考康江江等[3]基于苹果手机零部件的价值划分标准，将苹果零部件供应链按照其价值高低整体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区段。具体而言，上游主要包括芯片领域、面板领域以及相机模块；中游主要包括声学器件、电池组件、连接器、印刷电路板等价值含量处于中等价值零部件；下游主要包括外壳、结构件、金属材料等低价值零部件。此外，处于供应链下游的环节还包括组装代工环节和包装印刷材料环节，这些环节的供货商在供应链体系中也获益较少。因此，在描述部分将苹果供应链分为6个环节：芯片、面板及相机模块、中等价值零部件、低价值零部件、组装代工、包装印刷。

1.2.3 区位选择模型

由于苹果供应链的空间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离散特征，通过检验因变量的方差与均值，发现方差明显大于均值，说明存在“过度分散”，需要用负二项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16]：
l n λ i t = l n K i t + o f f s e t i t + β 0 + β 1 X 1 t + β 2 X 2 t + … + β i t X i t
λ i是 Y i的估计参数， Y i服从泊松分布：
P Y i t = y i t x i t = λ i t y i t y i t ! e - λ i t , y i t = 0,1 , 2 , … , n
式中：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K为超离散程度，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α的伽马分布。α越大，表明超离散程度越强。

2 苹果供应链空间分布总体特征与不同环节地区分布差异

2.1 苹果供应链总体分布具有较强的少数城市或省域的集聚特征

从省、市尺度分别计算了前三大省份与前五大城市的赫芬达尔指数（表2）。可以发现，苹果供应链主要集中于前三大省域和前五大城市。此外，相比市域尺度而言，省域尺度表现出更强的少数省份的强集聚特征。具体而言，分布最多的前三大省域依次为广东、江苏和上海，并且省域尺度的赫芬达尔指数明显大于各省均匀分布的数值，凸显了苹果供应链具有非常高的区域集中分布特征。其次，从城市尺度而言，前五大城市（苏州、东莞、深圳、上海、无锡）的赫芬达尔指数也显著高于各个城市均匀分布的数值，表明苹果零部件供应链分布也具有非常高的局域集中分布特征。可以发现中国前五大城市集聚了苹果供应链数量的六成以上，印证了苹果供应链在城市尺度的强局域集中特征。
表2 2012—2018年苹果供应链分省市的局域集中特征

Tab.2 The local concentration features of Apple'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2012 to 2018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分布区域
前三大省赫芬达尔指数 0.2196 0.2386 0.2336 0.2448 0.2410 0.2161 0.2247 广东、江苏、上海
省域均匀分布均值 0.0556 0.0588 0.0556 0.0526 0.0526 0.0526 0.0476
前三大省数量占比（%） 77.51 79.54 78.57 78.72 78.11 75 75.53
前五大城市赫芬达尔指数 0.1049 0.0967 0.0959 0.0946 0.0894 0.0889 0.0868 苏州、东莞、深圳、
上海、无锡
市域均匀分布均值 0.0204 0.0185 0.0189 0.0185 0.0179 0.0161 0.0156
前五大城市数量占比（%） 67.78 66.28 65.48 64.43 62.61 60.96 60.26
选取苏州、东莞、深圳、上海、无锡5个核心城市，来分析不同城市的专业化生产特征，结果见表3。发现这5个城市作为苹果供应链的集中分布地，其供应的产品具有显著的关联多样化特征，即生产了上—中—下游多个环节零部件。同时，这些城市之间的空间分工主要集中于上游环节，而在中下游环节则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具体看来，苏州、深圳、上海以及无锡的供应商均从事芯片环节供应，但是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坐落在苏州的瑞萨电子提供3D超声波指纹传感器，分布在深圳的安森美、意法半导体等主要提供电源管理芯片与图像传感器，上海则主要是提供模拟信号半导体以及芯片封装，无锡则主要集中在芯片封装环节。同时，除了上海之外，其余4个城市均有液晶面板供应商分布。各个城市在中游环节存在较强的相似性，以生产连接器、散热组件、声学器件等零部件为主。例如，苏州的立讯精密、东山精密以及东莞的正崴精密等，均以生产连接器为主。最后，五大城市均有结构件、包装印刷等产品供应商分布，代工组装企业在这几个城市也分布较多。
表3 2018年苹果供应链分布前五大城市的主要企业名称及产品类型

Tab.3 Firm name and product types in the top five cities of Apple component supply chain in 2018

城市 上游代表企业和具体产品 中游代表企业及具体产品 下游代表企业及具体产品
代表企业 产品类型 代表企业 产品类型 代表企业 产品类型
苏州 瑞萨电子、日月光、松下、三星电子、JDI等 3D超声波指纹传感器、芯片封装、液晶面板等 台达集团、立讯精密、东山精密、欣兴电子、楼氏电子等 连接器、散热组件、声学器件 金箭印刷、捷普、领益智造、迈锐集团、和硕、裕同包、东阳理化学等 代工组装、结构件、包装印刷、功能材料等
东莞 JDI、京瓷、大立光、高伟电子、阿尔卑斯、钛鼎科技等 液晶面板、触控面板、摄像头镜头 国泰达鸣、正崴精密、金龙控股、日本电产株式会社等 充电器、连接器、精密马达等 正隆股份、卡士莫实业、领益智造、TDK等 结构件、包装印刷、功能材料等
深圳 日本电工、旭硝子、安森美、意法半导体 液晶面板、电源管理芯片、集成电路设计芯片 瑞声科技、雅特生科技、比亚迪、欣旺达、安费诺、奇鋐科技等 声学器件、连接器、散热组件等 鸿海精密、捷普、领益智造、裕同包装、正美集团等 代工组装、包装印刷、结构件等
上海 日月光半导体、达尔科技、美蓓亚等 芯片封装、芯片生产 藤仓、莱尔德、迅达科技、奇鋐科技等 连接器、散热件、电池 赫比、鸿海、和硕、广达、统一钢铁科技等 代工组装、外壳、结构件等
无锡 江苏长电、高通、SK海力士、夏普等 芯片封装、液晶面板 村田制作所、国泰达鸣、住友电气等 电阻、连接器、充电器 捷普、光宝、领益智造等 代工组装、功能材料

注：由于篇幅有限，表中主要列举了部分代表性企业以及具体产品，企业名称主要以简称为主，具体可查阅该企业公司网站。

2.2 供应链上—中—下游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差异，并形成一定的产品空间分工特征

由图1可以发现，苹果供应链趋向于集聚在大城市群内的高等级城市，且核心城市主要呈现出供应链环节同、异功能共聚特征，而一般城市则以同功能集聚为主。
图1 2012—2018年苹果零部件供应链上—中—下游环节空间分布变化

注：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0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The chang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pple'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from 2012 to 2018

①芯片、面板和相机模块供应商集中于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无锡以及珠三角的深圳、东莞、广州等核心城市，但在产品生产上存在一定的分工与竞争。例如，上海以芯片为主，其优势在于芯片的生产和封装能力；苏州主要供应液晶面板且集聚了多家液晶面板企业；无锡虽然在面板和芯片产品方面均有涉及，但其主要优势是芯片封装。同时，中西部的一些地方性中心城市逐步嵌入到了苹果供应链的上游环节。例如，成都和南昌等城市分别加入到芯片和相机零部件供应链。②供应链中游也集中在苏州、深圳、东莞、上海等核心城市。其中，苏州提供的零部件具有较强的多样化特征，主要供应散热组件、连接器、印刷电路板等；深圳则以连接器、充电器、散热组件为主；上海则以提供连接器和电池电源为主。这表明，供应链中游存在零部件异功能区位共聚特征，即这些城市供应了关联多样化零部件。其他城市则以专业化生产为主，如重庆供应印刷电路板、天津供应电池。③供应链下游同样以苏州、东莞、深圳、上海等城市为主要核心。其中，苏州主要生产结构件和外壳；东莞以生产结构件为主；深圳和上海也以生产结构件和外壳产品为主。此外，成都、重庆、信阳等中西部城市成为供应链下游的重要生产地，也以生产结构件、外壳为主。④在代工组装环节，上海、深圳、苏州等沿海城市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郑州、开封、太原等中部城市作用也比较突出，并形成了从零部件组装、外壳到包装环节的有机统一；成都和重庆在组装代工环节占据一定地位，这主要是富士康、光宝、和硕、广达、纬创资通等代工企业区位布局的结果。
总体而言，长三角与珠三角在苹果供应链的上、中、下游等环节均占据核心地位，表明这两大城市群的产品供应链比较完善。同时，上海、深圳、苏州等核心城市表现出明显的零部件同、异功能供应商区位共聚特征，而供应商分布较少的城市则表现出某一零部件专业化生产特征。

3 苹果供应链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全球化与地方化是全球经济运行过程中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是影响区域经济与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17]。首先，企业的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地域嵌入性，因为本地可以提供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如劳动力与土地供给[5]。同时，受交通条件的影响，会形成区位优势。由于地方比较优势的存在，结果会促使企业向该地区集聚，以降低成本并提升企业效益[18]。此外，政府会通过政策干预来创造地方优势，主要表现为产业开发区的建设，通过提供土地、税收、融资等各种优惠手段，来吸引外来企业进入当地[19]。因此，地方产业发展优势会形成较强的本地属性与本地持续性，进而形成地方产业发展的地方粘性，吸附企业向该地区集中[20]。其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大量进入沿海地区，使其成为了我国主要的制造业集聚中心[21]。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内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到全球生产体系中。一方面，全球化贸易促进了地方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另一方面，外资进入又会强化地区之间的产业竞争，对地方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地方的全球链接能力也会对产业发展与空间变化产生显著影响。总结而言，区域产业动态主要受具有较强地方粘性的本地要素以及与参与全球化的全球链接要素影响，这两个要素的不断作用，结果导致苹果供应链的空间特征发生变化（图2）。由于受到这两个要素的影响，也会导致处于不同供应链环节的供应商的空间区位选择发生分异，造成不同零部件环节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
图2 苹果公司零部件供应商空间分布的驱动机制

Fig.2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tial distriution of Apple's component supply chain

3.1.1 地方粘性要素的变量选择

地方比较优势、交通区位优势以及政府作用的介入会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功能、类型以及演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22]。就地方粘性要素而言，主要从生产成本、交通通达性以及产业开发区三个层面选择具体变量。首先，苹果零部件供商在空间选址时，生产成本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生产成本会直接关系到企业效益。因此，选择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两个指标来表征。具体指标，选择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e）和招标、拍卖或挂牌出售的土地的均价（Land price）来表示。交通通达性是企业发展关键，方便的城市交通会显著降低企业通勤成本，选择城市人均道路面积（Road）、港口货运量（Ports）和机场的货运量（Airport）来反映城市交通发展水平。最后，产业开发区是政府介入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进驻产业开发区会享受开发区内部的政策，如税收减免、土地出让优惠等。因此，选择位于产业开发区中的企业数量（IDZ）来反映产业开发区的作用。

3.1.2 全球链接要素的变量选择

苹果公司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零部件全球外包的生产模式，进而搭建其全球供应链。因此，这些企业的空间布局，会着重考虑城市的全球联系，即全球化程度会对这些企业的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全球链接变量主要以外资进入和外贸两个指标表示，具体选择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反映外资进入的影响。外资企业的建立会吸引其他企业向本地区集聚，也会形成产业竞争产生挤出效应。参与全球贸易主要通过全球市场扩展、技术交流以及专业化要素积累来提升本地的产业竞争水平，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向该地分布。选择进出口贸易总额（IaE），反映参与全球贸易对苹果供应链分布的影响。
此外，本文选择人均GDP（Pgdp）、人口总数（Population）以及制造业从业密度（Emp-density）作为控制变量，来综合反映城市经济实力、人口规模以及制造业发展水平对苹果供应链的影响。面板数据包括2012—2018年的数据，所有变量属性见表4。
表4 变量基本属性与描述

Tab.4 Descrip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定义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因变量 Y 城市供应商数量 82 0 4.802
地方化要素 lnWage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11.917 -23.026 10.913
lnLand price 招标、拍卖或挂牌出售的土地的平均价格（万元/hm2） 12.393 5.502 7.671
lnIDZ 供应商分布在开发区的数量（个） 3.951 -23.026 -7.862
lnRoad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m2/人） 9.619 6.906 8.000
lnPorts 港口货运量（万t） 11.520 -20.723 -10.389
lnAirport 机场货运量 15.251 -20.723 -3.273
全球化要素 lnFDI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亿美元） 5.731 -3.878 2.270
lnIaE 货物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8.589 0.486 4.712
控制变量 lnPgdp 人均GDP（亿元） 13.056 9.532 11.022
lnPopulation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7.167 -0.077 3.260
lnEmp-density 制造业人口从业密度（人/km2） 8.040 4.253 6.340

3.2 模型结果分析

检验发现因变量方差明显大于均值，表明不适合使用泊松模型，应该用负二项回归。豪斯曼检验发现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1展示仅放入地方粘性变量后的结果、模型2展示仅放入全球链接变量后的结果、模型3展示放入全部变量后的结果，模型4~6分别展示供应链上、中、下游的结果。可以发现，地方粘性主要从生产成本优势、交通优势以及比较优势重建等对供应商区位产生影响。全球链接要素中的外资进入会产生负向作用，而参与全球贸易则会产生正向影响。此外，从控制变量而言，苹果零部件供应链倾向于向大城市分布，供应链上游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高且人口规模较多的城市，供应链下游则倾向于向制造业人口集聚能力较强的城市分布。
表5 苹果供应链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Tab.5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自变量 地方粘性变量
（模型1）		 全球链接变量
（模型2）		 整个模型
（模型3）		 供应链上游
（模型4）		 供应链中游
（模型5）		 供应链下游
（模型6）
lnWage -0.0030（0.0833） -0.0070（0.1334） -0.7178***（0.2134） -0.0703（0.2042） 0.0015（0.1632）
lnLand price -0.0435（0.0310） -0.0440（0.0305） -0.1997***（0.0543） 0.0501（0.0772） -0.0586（0.0397）
lnIDZ 0.0821***（0.0134） 0.0821***（0.0138） 0.1017（0.1147） 0.0597***（0.0158） 0.0785（0.2244）
lnRoad 0.2385*（0.1432） 0.2150（0.1602） 0.0332（0.2499） 0.1901（0.2126） 0.2830（0.2031）
lnPorts 0.0084**（0.0039） 0.0074*（0.0039） 0.0175（0.0615） 0.0012（0.0043） 0.0161*（0.0097）
lnAirport 0.0167（0.0340） 0.0216（0.0369） -0.0252（0.1249） 0.0021（0.0677） 0.0559（0.0511）
lnFDI -0.0029（0.0550） -0.0443（0.0527） 0.1512（0.0928） -0.1408*（0.0778） -0.0642（0.0996）
lnIaE 0.3414**（0.1557） 0.2376*（0.1365） 0.2839（0.2802） 0.0106（0.1704） 0.5858***（0.2171）
lnPgdp 0.1254（0.0838） 0.0711（0.0494） 0.1008（0.0839） 0.4154*（0.2231） 0.0349（0.1040） 0.0524（0.0880）
lnPopulation 0.8841***（0.2398） 0.8987（0.5619） 0.8150***（0.2865） 1.5075***（0.4598） 1.1979***（0.4332） 0.9279（0.5901）
lnEmp-density 0.0367（0.0626） 0.0236（0.0887） 0.0311（0.0721） -0.0248（0.1153） -0.0792（0.2636） 0.1394**（0.0688）
N 504 504 504 154 252 24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01；**，p<0.05；*，p<0.1。其中，上、中、下游城市有所重叠，同时将2012—2018年不同供应链环节供应商数量在1~3家的城市剔除。由于常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故没有放入模型。

模型1中开发区、城市人均道路以及港口货运量等三个变量正向作用显著，而在整个模型（模型3）中仅有开发区变量和港口货运量变量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开发区变量显著为正，是因为开发区中的土地、税收、租金等政策设计优势可以降低企业进出口的贸易成本和财务成本[23]。同时，容易掌握政府最新政策、园区孵化器服务以及具体事务服务等，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节约企业时间成本[3]。最后，通过产业园区内部交流可以让更多的企业掌握园区内企业生产信息，拓展企业之间形成合作，推进产业的上下游专业化集聚[24]。港口货运量结果为正，说明较强的港口货运能力，会提升整个城市的交通货运水平。苹果供应商很多都是外企和国内行业龙头，并且零部件生产以出口导向为主，需要发达的交通体系支持[25]。从反映全球链接要素结果来看，出口变量在模型2和模型3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因为苹果零部件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美国，需要与苹果公司保持紧密联系，要求城市拥有较强的外贸能力与国外市场进行对接与联系。同时，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通过干中学和循环累积效应，可以促进相关性企业的专业化集聚，进而吸引更多的关联企业进入[26]。
从模型4可以发现，职工工资和土地成本变量对供应链上游企业的区位选择的作用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①零部件上游环节的产业所雇佣的劳动力主要为技术水平较高的职工，使得上游企业需要支付给员工较多的工资。②上游供应商需要投入较多的研发成本，并且产品良率的问题会导致企业效益收效周期较长，结果会提升上游供应商的支出成本，导致其可能倾向于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城市布局。这也说明生产高价值零部件企业在中国的分布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技术工程师工资较低，而并未将技术要求最高的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大陆。地价变量结果也显著为负，表明地价的上升会妨碍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在此分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工业用地成本不断上升。同时，上游零部件产业通常需要面积较大且全封闭、无尘空间，导致企业因用地成本太高而趋向于选择在用地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布局。
模型5发现，开发区数量的增加会促进苹果供应商向该城市进行区位选择，这是因为产业开发区的建设，能够吸引企业进入并促使该产业相关的产业在该城市分布。然而，反映全球化的外资变量结果显著为负，这主要是因为供应链中游的产业虽然比下游环节的产业具有较高的效益和技术含量，但是该环节产业仍属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很多该环节的外资可以进入，会增加本地零部件企业的市场竞争。目前，外资在中国处于扩散阶段，会促使供应链中游的产业向不同地区分散。
从模型6的结果来看，对于供应链下游的加工组装、一般零部件以及印刷等企业来讲，对城市交通的便捷性要求较高，需要有发达的交通运输能力来将运输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次，供应链下游企业所在的城市参与全球贸易的程度越高，会促进该产业向本城市分布，这是由于供应链下游企业主要为全球性产品服务，需要与全球市场紧密联系。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2—2018年苹果公司零部件供应商数据，基于产品供应链视角分析了苹果供应链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负二项计量模型从地方粘性与全球链接视角检验了两个要素对苹果供应商分布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①苹果供应链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少数核心城市集聚特征，供应链上游、中游和下游企业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但是中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在下游环节也发挥重要作用。苹果供应链上、中、下游在核心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城市具有较强的区位共聚特征，既呈现出同功能企业区位共聚，还表现出异功能上—下游环节企业共聚特征。
②苹果零部件供应链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地方粘性要素与全球链接要素影响。其中，苹果供应链倾向于在产业开发区较多、交通运输能力较强且与全球贸易紧密的城市进行布局。更进一步，可以发现生产成本提升会限制供应链上游企业在该地进行区位选择，外资进入越多则会对供应链中游的企业布局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供应链下游更倾向于向运输能力较强且参与全球贸易较多的城市布局。
与比较优势理论相比，本文发现应通过有为政府来重建地方比较优势，如建立相关的产业开发区来形成产业发展后发优势。苹果供应链倾向于集聚在一起，构建较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并形成较强的正集聚外部性。这更说明专业化较强的同类产业和关联产业倾向于集聚在一起，形成专业化生产和产品内分工，即既体现为同功能产品的专业化集聚，也体现了异功能产品的相关专业化集聚，拓展了产业集群理论中的专业化集聚思想。同时，本文也呼应了演化经济地理的关联研究，但是本文的供应商区位的演化分析是演化经济地理研究所忽略的。与已有实证相比，本文研究结论在已有研究中也得到印证[24,27-28]，同时不同环节供应商区位选择存在差异[29]。有文献认为外资进入有利于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区位选择[1]，但本文发现城市FDI的数量越多越不利于中游企业进入。我们认为，外资大量进入的城市往往属于经济发达的城市，但这些发达城市经营的平均利润也在随着外资资本的增加而边际收益递减，新进入的中游企业难以获得更高的利润[30]。同时，外资进入较多的城市会强化原有市场竞争环境，并导致市场趋向饱和，结果会增加中游供应商在该城市布局的支出成本。最后，供应链中下游市场竞争激烈且利润较低，外资的大量进入会通过市场充分竞争来不断压缩原有的利润空间，反而不利于中下游企业进入。
最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苹果全球零部件供应链安全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中国作为苹果公司供应链核心分布区，供应链安全与稳定对于苹果公司乃至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市场至关重要。从本文主要发现来看，苏州、东莞、深圳、上海和无锡等城市是苹果零部件供应链核心集聚地所在。同时，成都、惠州、广州等城市在苹果供应链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城市的供应链安全也十分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南昌、长沙、西安、郑州等城市虽然在苹果供应链中地位较低，但是由于零部件生产的特殊性，其供应链的安全也比较重要。这表明中国大陆的苹果零部件供应链是一个区域性的生产系统，与国外其他区域的零部件生产形成一个完整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任何环节的缺失都将对苹果全球供应链安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供应链的安全也对城市经济发展或韧性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从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城市韧性视角来研究零部件供应商的空间分布问题，需要未来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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