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年度统计数据，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评价模型，分析2002—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速和人均增速的差异性，对其变化和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与解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四大区域板块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四大区域板块的经济增速形成2002—2007、2008—2013和2014—2019年三个明显阶段，对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金融危机、经济新常态等历史时期，分别反映了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比较优势和领先作用。②2002—2010年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2010—2019年期间不明显，2002—2019年实际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存在绝对β收敛，表明区域间发展差异在逐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成效明显。③在近20年的发展中，各区域板块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重塑和转换，东北地区粮食、生态等功能明显提升，西部地区维护生态安全和边境安全等功能增强，其中川渝陕等省份经济和人口集聚能力上升，中部地区制造业基地、交通枢纽、粮食生产基地的地位不断巩固，东部地区创新中心、开放中心、经济中心的作用持续加强。④“十四五”期间，四大区域板块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东部地区重点优化创新和开放举措，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创新动力源；中部和川渝陕等西部重点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和城镇功能，提高人口和经济支撑能力，培育发展增长极；东北和西部地区重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和重点区域发展，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撑带。
文章以厦（门）漳（州）泉（州）都市圈为案例，通过分析资源环境要素的空间分异和时序演变特征，认为厦漳泉都市圈东部沿海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高于西部山区，近25年资源环境经历了2000年前的起步耗损、2000—2010年的快速耗损、2010年后的趋缓耗损的阶段。识别出资源环境各要素对都市圈的胁迫关系，认为环境污染因子的影响最大，水土资源因子的影响次之，生态质量因子的影响最小，它们的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90、0.85、0.75。在资源环境不断施压的过程中，都市圈主要的响应与反应表现为与资源环境高度关联的产业部门产值和产品结构出现了波动调整、产业链条的中低端生产加工环节加快由资源环境趋紧地区向宽松地区转移、承载上述产业转移的建设用地在空间上打破行政区划束缚并加速向易于接受辐射的地区集聚。最后围绕资源环境禀赋多寡与约束力的强弱关系、资源环境各类要素约束的机制、缓解都市圈资源环境约束的创新方向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
基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将经过测算和比选后的成本距离替代传统的直线距离，以中国同全球各国的贸易为研究案例，对贸易引力模型的距离成本进行重构和检验，研究表明：①相比于直线距离，成本距离综合了海运、陆运等多种方式，并结合了运费和时间成本，更能贴合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②基于直线距离进行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从模型构建后反馈的统计性质和具体参数看，基于成本距离构建的贸易引力模型无论是在回归结果的可信度上还是在对未来趋势演化预判的准确性方面均超出直线距离建模。
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城市群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规模结构趋于合理、城市联系更为紧密和均衡，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的过程。运用分形计量模型、修正引力模型以及熵值法，对成渝城市群发展质量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较高，表现为城市群空间结构分形特征开始显现，城市整体空间布局较为均衡，城市之间交通网络通达性较好。②成渝城市群规模结构质量欠佳，表现为城市规模结构体系发育还不成熟，中间位序城市缺失，尚未形成大—中—小城市梯度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城市联系依然呈现放射状非均衡结构，城市群边缘区和省际接壤区存在城市联系“洼地”，成都—重庆双核城市间联系尚不充分，城市群城市联系质量有待提高。③成渝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同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差异明显，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双核”特征突出，生态环境质量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④完善成渝城市群交通网络，积极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强化边缘区和接壤区跨区域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大气环境质量，能有效推进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以成都市为例，基于地铁刷卡、POI、建成环境等多源大数据，运用GIS、Python、Spark等进行数据处理，分析156个站点客流量、出行时间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解析站域设施数量、建成环境、经济属性等15个因素对客流量与出行时间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成都市轨道交通客流量具有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分布特点，每站日均客流量为1.6万人次；②出行时间随距CBD距离增加逐渐增大，每站乘客平均出行时间为32 min，出行时间的概率密度呈Gamma分布特点；③路网密度、容积率、办公设施、交通设施等对客流量具有非线性正向影响，而房价、距CBD距离与客流量则分别为“凸”形与“凹”形的非线性关系；④距CBD距离、购物数量、办公数量等与出行时间非线性正相关，而交通设施、房价等与其负相关。最后，提出考虑“流量”与“时间”阈值效应的建成环境优化、构建“出行+生活”的轨道通勤圈等规划策略。
分级诊疗制度以促进医疗设施的合理化利用来缓解医疗资源的紧张，而优化各级医疗机构的空间配置是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重要保障。以武汉市为例，从医疗设施的供需关系出发，分析居民就医需求与各级医疗设施供给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武汉市医疗设施的分级供需矛盾，认为武汉市医疗设施总量丰富但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医疗设施供给强度呈现严重的中心城区过度集聚而郊区配套偏低的不均衡现象，综合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社区级医疗设施供给不足且利用率低。据此提出应完善社区医疗设施与资源的精准配置、强化综合医院的均衡覆盖、构建与分级诊疗制度相适应的医疗设施联动网络等优化策略，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深度落实。
通过改进城市质量评价体系和距离函数构建引力模型，测算出湖北省各市综合发展质量和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从而构建全省经济联系网络，并以城市经济联系势能为因变量，路网密度为自变量，在经济联系势能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交通网络对经济联系驱动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湖北省经济联系层级现象显著，高强度的联系关系缺乏，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特征明显；公路网对经济联系驱动作用小于铁路网，公路网对长江城镇密集发展带、京广城镇发展轴的经济联系驱动作用相对较大，铁路网对汉十城镇发展带、襄荆城镇发展轴的经济联系驱动作用相对较大。
考虑到样本数据存在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特征，基于空间计量视角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在城市轨道交通（URT）沿线住宅租金的空间分异特征，按照每200 m的间隔对租金影响范围进行细分，预测URT对住宅租金的影响强度在各区间内的变化趋势，以新一线城市长沙为例，选取地铁沿线2.6 km范围内的2 233个样本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相比，GWR具有更好的模型拟合优度；在12个主要影响因素中，住宅到城市商业中心（CBD）的距离对租金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住宅建筑面积，体现了租户首先考虑的是住宅区位因素和结构因素，然后才是邻里因素的心理特征；靠近中央商务区的小户型住宅更受租户青睐，具有更高的收益率；长沙地铁对沿线住宅租金会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对600~1 000 m范围内的住宅租金影响最大。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工具，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沿线国家间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密度和关联性均较高，具有极佳的连通性，贸易潜力巨大。②在贸易网络中，中国处于网络中心地位，中东欧、西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处于重要网络节点位置，中亚、南亚、西亚部分国家处于贸易网络边缘位置。③整个贸易网络分为4个板块，各板块主要表现为内向贸易、外向贸易和双向贸易，不存在经纪人板块，体现出贸易网络极佳的互惠性。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新能源汽车贸易关系建立有显著正向作用；锂电池贸易差异、是否为接壤国对新能源汽车贸易关系建立和贸易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近的营商便利指数、物流绩效指数、关税水平、燃料贸易水平及地理距离有利于国家间建立新能源汽车贸易联系和提升贸易强度。
粮食安全与国际粮食贸易是世界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依然有限。文章尝试利用2000—2018年231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贸易关系数据，采用网络密度、平均距离、聚类系数等复杂网络指标，对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化规律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粮食贸易网络逐渐趋于复杂化，网络发育程度逐渐增强，全球粮食贸易组团始终处于不断分化融合的动态演化中；2000—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发生重塑，中亚和东南亚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地位逐渐上升，而欧洲则呈下降态势；法国、美国、加拿大、荷兰、南非、英国是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国家，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而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较低。最后从自然、经济、政治、政策及文化等方面对其演化机制进行分析。
文章以存在密切产业关联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研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生产效率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量”与“质”的增长。首先，利用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测度2003—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其次，以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两个角度，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进步和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实现区域经济“量”与“质”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地区要强化一体化发展意识，突破区域界限，加强区域合作，在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业生产效率。文章利用湖南省怀化、邵阳、永州、益阳四市受访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农业生产效率损失计量模型，对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选择路径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分析发现：①农村劳动力产出弹性为0.06%，高于农业机械投入产出弹性0.02%，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6；②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并非完全是负面的；③相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而言，农村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优势更为显著，老龄化劳动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作出积极贡献。因此，需要考虑当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基本特征，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提供满足农村老龄化劳动力需要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机械生产与购买补贴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基于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域间的农业保险相关数据，通过信息量权重法刻画我国农业保险综合发展指数，运用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方法从不同维度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探索。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保险的综合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东部、中部、西部发展的整体差异较大，长期则趋于稳态收敛发展。最后，引用空间计量模型，运用GeoDa软件进行β收敛分析，验证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且空间误差模型SEM是最适合研究农业保险收敛性的模型。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优化农业保险差异发展策略，完善制度供给，保险企业则应提高产品创新技能，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以促进区域农业保险均衡发展，从而形成稳定的农业保险市场。
以长株潭城市群中开发强度最大的长株潭核心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和计量分析工具分析长株潭核心区200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从自然环境、区位交通、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驱动、人口增长等六大维度，以及城市交互作用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各地类变化的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8年，耕地减少324.96 km2、林地减少855.47 km2，建设用地增长1 161.87 km2，草地与水体面积总体保持稳定并略有变动。②2000—2008与2008—2018年两期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因子存在较大差异。③自然环境（DEM、河流水系）是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的基础条件，从根本上决定着三种地类变化的空间形态；区位交通中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的延伸，扩大了三种地类变化的范围；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发展、人口增长加快了三种地类变化的速度。④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有效反映了各种地类变化，特别是建设用地变化的趋势，这表明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是除六大维度外的第七大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生态足迹理论量化分析了中国30个省份2000—2015年的生态环境状况，实证检验污染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对2035、2050年的生态可持续性指数进行预测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中国污染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研究表明：①中国各省区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生态足迹在2000—2015年快速增长，基本形成三大梯度区间，即以山东—河北—江苏为代表的环渤海湾到长三角的高位足迹带，以湖南—湖北为代表的长江中游的中位足迹带，以广西—贵州—青海为代表的低位足迹带。②生态承载力呈现整体稳中有升，北部沿边省区有较快增长，而京沪和东南部沿海省区有不同程度的降低。③全国30个省区的生态压力呈快速增长态势，处于非常安全的省区数量不断减少，处于极度不安全状态的省区2015年已达24个。④从产业类型看，重度和中度污染产业转入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从产业转移方式看，结构转移不利于承接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竞争力转移则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⑤根据生态可持续性指数，将中国30个省区划分为重点引入区、优化引入区、限制引入区和禁止引入区四大区域，为未来我国污染产业的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互作用是城市群城市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要素流动的映射表现，系统地构建其交互作用机制，对于丰富城市群扩张理论和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构建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互作用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揭示二元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共生理论引入城市群扩张研究中，从城市开发和生态保护二元共生视角提出研究城市用地扩张的新思路。研究表明：①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整体上表现出阶段性特征。②由自然、经济社会和空间三个维度构成的“驱动—协调—约束”共生机制是实现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环境保护通过分区管控、治理修复与城市用地扩张方面的监测预警、城市更新形成多维交互作用，最终实现二者的共生发展。③基于共生机制框架提出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二元共生发展的对策建议，从而形成高效集约、生态安全、宜居宜业的城市群国土空间结构。
中国与东盟地区旅游交流面临复杂的风险挑战。文章以2013—2019年6 798起东盟旅游安全事故为研究对象，采用克里金插值法对旅游安全事故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危险性（H）—暴露性（E）—脆弱性（V）—保障性（P）分析框架和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对各风险因子的组态影响进行探测。研究表明：①东盟出境旅游安全事故类型和结果具有差异性和复杂性特征。旅游安全事故规模呈现出异质化空间分布格局，泰国曼谷、印尼巴厘岛等部分地区出现了事故规模集聚极化现象。②东盟旅游事故发生是多源风险因子耦合作用的结果，旅游安全事故具有多重风险并发性和因果非对称性，承载主体暴露性因子是高事故规模发生的必要条件，4个变量产生的6种条件组合是解释高、低事故规模的组态路径。③东盟各国旅游安全事故风险因子组态引致路径呈现出较高的区域差异性，不同国家风险因子的异质性和复杂交互作用导致各国呈现出不同的事故分布规模。
在对我国2004—2017年期间雾霾污染与入境旅游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研究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①雾霾污染与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高污染区域与入境旅游小规模区域以及低污染区域与入境旅游大规模区域重叠特征；②雾霾污染已经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其中，PM10的负向效应最显著，其次为NO2，SO2的影响相对较弱；③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对东中部地区的负向影响大于西部地区，对北方地区的负向影响明显于南方地区。最后，提出改善雾霾污染以提升我国入境旅游吸引力和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文章立足于游客公共交通出行满意度多种影响因素的现实条件，从游客公共交通出行满意度影响因素由多个条件路径组态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分析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游客公共交通出行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复杂路径。研究发现：①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科学美观性和附加功能形成的32种组合中，其中有7个充分性条件构成特定组合路径能够影响游客公共交通出行满意度；②单项因素中舒适性因素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但其余单项因素都不能构成游客公共交通出行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③这7条游客公共交通出行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条件路径组合的总体覆盖率约为0.871135，总体一致性约为0.863739；④在所有路径组合中，便利性的频率最高；⑤围绕“一定包含”舒适性和便利性的共同作用构成了2个原始覆盖率最高的组合；⑥而当组合“一定不包含”舒适性和便利性时，产生了原始覆盖率最低的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