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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1: 184 - 19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1.019

三农、土地与生态

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 胡碧霞 , 1 ,
  • 吴楚仪 , 2, 3, ※ ,
  • 匡兵 2, 3 ,
  • 李小琴 4
展开
  • 1.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中国 北京 100035
  • 2.华中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 3.华中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治理研究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 4.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工程管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吴楚仪（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E-mail：

胡碧霞（1995—），女，博士，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11-27

  修回日期: 2024-03-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18

基金资助

自然资源部资助项目(102121201070000009006)

自然资源部资助项目(121107000000190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3FJYA005)

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21B0831)

收起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Land Use

  • HU Bixia , 1 ,
  • WU Chuyi , 2, 3, ※ ,
  • KUANG Bing 2, 3 ,
  • LI Xiaoqin 4
Expand
  • 1. China Land Surveying and Planning Institute，Beijing 100035，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3. Institute of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4. School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12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27

  Revised date: 2024-03-14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8

Fold

摘要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数据为样本，首先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阐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测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并从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产业3个发展维度衡量了数字经济水平；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效应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发展态势总体向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呈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特征，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发展速度较为缓慢。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将直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575个单位，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③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④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出了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城市土地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强化数字经济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赋能效应等建议。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城市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 数字化; 机制; 中介效应; 新发展理念

本文引用格式

胡碧霞 , 吴楚仪 , 匡兵 , 李小琴 . 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效应[J]. 经济地理, 2024 , 44(11) : 184 -19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1.019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coordination,green,openness,and sharing,and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net,informatization,digital industry. It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through empirical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re generally good.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higher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that in the western region,followed by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and the central region,whil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decreases from the east of China to the west of China. 2)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with every 1 unit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ading to a 0.575 unit increase in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even after consider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3)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ctors such as optimal alloc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empower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4)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it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at ar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o narrow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accuracy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element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and strengthening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digitization; mechanism; mediating effec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资源基础和物质载体，其合理配置和高质量利用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1-2]。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土地利用还存在无序扩张、效率较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尚未实现向以创新驱动、绿色友好等为特征的高质量利用方式转型[3-5]，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高质量发展。因此，面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对挖掘城市土地利用潜力、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提出的新要求，当前亟需全面审视基于土地利用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寻找优化土地开发利用格局的内生动力和可循路径，不断引导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转型。
目前，学术界围绕城市土地利用状况开了一系列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经济发展[6]、城镇化水平[7]、交通设施[8]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格局、效率及程度的内在机理。随着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有学者注意到数据要素能够与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共存[9]，改变土地利用系统内外部的物质循环、能量交换和信息传递，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功能的有效发挥。聚焦数字经济在土地要素领域的作用价值，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一是数字化应用场景向土地流转[10]、土地整治[11]、土地空间格局优化[12]等开发利用过程拓展，赋予了土地合理开发、集约利用新的发展路径；二是数字经济在效率层面为土地节约集约[13]、土地绿色利用[14]等发展方式提供增长动力。特别是在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土地利用呈现出新的外在表征——基于土地利用背景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对这一外在表现如何产生影响且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也有待完善。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在土地利用的框架下，将数字经济这一变量引入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框架，在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进行科学识别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系统考察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有助于丰富数字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认识以及交叉研究，为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城市土地利用转型，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理论分析

1.1 基于土地利用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蕴涵

高质量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复合状态，其本质是区域生产资源的有序流动和要素优化组合，从而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5]。城市土地作为各要素排列组合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其高效率配置、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利用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土地利用“过程”和“结果”中，即注重土地利用过程的集约高效，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所提供生产、生活、生态类产品质量的协同提升，持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16]。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相比，基于土地利用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则更侧重于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和管理，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关注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政策实施等，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基于土地利用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将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到城市土地利用系统运行过程中，引导包含土地在内的各项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完善土地利用系统功能、结构和利用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综合过程（图1）。
图1 基于土地利用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

Fig.1 Connotation framework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and use

具体来说：①“创新”是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创新维度，城市高质量发展侧重于创新资源和技术要素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投入应用，从而衍生出低消耗、高效益的新生产工艺和利用模式，更科学地利用土地，形成土地生产力和利用效率的集约提升。②“协调”是增强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功能的协同力。在协调维度，城市高质量发展侧重于形成均衡发展的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土地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统筹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和产业体系，促进土地利用整体功能最大化。③“绿色”是增强城市土地利用系统韧性的稳健力。在绿色维度，城市高质量发展侧重于城市土地利用低碳、绿色转型，实行生产清洁化，降低能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以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与服务保障人地关系和谐统一和城市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13]。④“开放”是增强城市土地利用系统活力的驱动力。在开放维度，城市高质量发展侧重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提高城市土地利用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土地开发利用中的集聚，汲取开放发展动能[17]。⑤“共享”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价值导向。在共享维度，城市高质量发展侧重于显化城市土地利用的福利价值，使土地利用的经济产出能够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产出能够满足优质完备的公共服务需求，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2 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最活跃的增长动力，通过赋能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内外部要素互动、结构响应和功能提升，推动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和谐、可持续，主要表现在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升级、科学技术进步3个层面（图2）。
图2 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Fig.2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and use

①要素优化配置。数字经济的“创新频率高、应用场景多样化”等特征增加了信息、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的投入规模，并借助信息化平台与传统要素相互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优化整合、协作开发以及网络化共享[18]。同时，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能够融通信息链，降低信息检索和资源匹配成本，克服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弊端，使得资源要素在行业、区域间得到最优化配置[19]。要素优化配置映射在土地利用“投入—产出”过程中表现为能够增进区域间、国内外市场中资本、技术、人才等增长性资源与土地要素的互联互通，从而增强土地利用系统的协调性和开放程度，由此形成的规模效应、技术扩散进一步释放了土地要素的创新发展动能。
②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具有强渗透性和扩散性，能够使数字化技术和服务融入传统产业智慧化转型的各个环节[20]，数据流动和共享也为产业合理布局和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而且，数字经济本身的颠覆式技术变革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拓展了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成长空间，有助于提升产业附加值，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升级会在用地企业内部形成竞争激励，刺激土地向投资回报更高的生产领域参与产业空间重配，倒逼土地利用结构向集约高效、低碳循环优化调整，促使用地企业提升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夯实使土地利用产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产业基础，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21]。
③科学技术进步。数字经济领域集聚了知识密集型产业，能够依托已有的研发人员、知识积累进行技术改进，在此过程中，新兴信息技术产出能够持续以中间产品的形式投入应用，促使产业体系进行配套升级[22]，从而大幅降低技术进步的成本。而且，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改善了各项研发资源的流通效率和扩散程度，使得技术研发的管理模式趋于开放，不同部门和人群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参与技术创新，既降低了技术变革的风险，也显著提升了技术更新的效率。此外，技术优化进步不仅有助于减少城市土地生产活动中的资源环境成本，还能在保证单位土地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城市土地多功能利用和公共福利提升，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由人民共享。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模型设定

为考察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
H I G H U L i t = α 0 + α 1 D I G i t + ∑ k = 2 n α k X i t + μ i + λ t + ε i t
式中：i、t分别为区域和年份；HIGHU表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DIG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表示一系列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集； μ i、 λ t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ε i t表示随机扰动项； α 0表示常数项； α 1、 α k表示待估计系数。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通过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升级、科学技术进步三大传导效应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借鉴温忠麟等提出的“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23]，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
M e d i a t o r i t = β 0 + β 1 D I G + ∑ k = 2 n β k X i t + μ i + λ t + ε i t
H I G H U L i t = γ 0 + γ 1 D I G i t + γ 2 M e d i a t o r i t + ∑ k = 3 n γ k X i t + μ i + λ t + ε i t
式中： M e d i a t o r i t表示中介变量，若 α 1、 β 1和 γ 2均显著，表明中介效应成立，且在此基础上，若 γ 1不显著，则表明为完全中介，反之则为部分中介。具体来看， β 1表示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 γ 1表示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的直接效应； γ 2表示基于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介变量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效应。

2.2 变量说明

①被解释变量。城市高质量发展是立足于经济高质量转型中的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和环境发展失衡等问题，更强调通过创新引领提效增产、协调协同均衡发展、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开放驱动资源集聚、共享优化功能结构，从而在经济、社会、生态3个层面实现城市土地产出的均衡提升。在魏修建等已有研究[24]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选取16个指标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各项指标对应的区域范围是城市的市域。继而采用熵值法[25]定量测算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当存在负指标时，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具体地， x i j ' = ( x ¯ - x i j ) / s j，其中xij为第i个样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 x i 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x ¯和 s j分别为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此外，采用极差法[26]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平移0.001个单位以消除无效值，满足对数运算要求。
表1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维度 准则层 指标层 度量说明 权重
创新 创新投入 地均科学技术投入 科学技术投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万元/km2） 0.0996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在校大学生人数/年末总人口（人/万人） 0.0265
创新产出 高新技术企业数 高新技术企业数（个） 0.1760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专利授权量/年末总人口（件/万人） 0.1515
协调 城乡协同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 城镇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 0.0111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 0.0335
绿色 环境污染 地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城市建设用地面积（t/km2） 0.0059
绿化治理 污水处理率 污水量/污水排放总量（%） 0.008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 0.0087
绿化覆盖率 绿化覆盖面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0.0136
开放 对外开放 地均外商直接投资额 外商直接投资额/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万元/km2） 0.1217
地均进出口额 进出口总额/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万元/km2） 0.1388
共享 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万元/人） 0.0538
公共服务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城市道路面积/年末总人口（m2/人） 0.0266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居住用地面积/年末总人口（m2/人） 0.0685
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年末总人口（m2/人） 0.0557
②核心解释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部分学者采用单一邮电业务指标，如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等来度量[27]。由于数字经济发展渗透社会各个领域和层次，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单一的量化指标难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全貌，部分学者建立了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来测度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如刘军等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化交易发展3个维度构建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28]；赵涛等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2个方面对地级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测度[29]。由前述可知，数字经济作为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映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虽然随着数字化广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基本价值内涵和发展规律是一致的[30]，即能够以数字化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为媒介和载体，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与融合应用赋能生产流程及经济结构优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发展规律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具备良好的信息建设条件，实现万物互联互通，使得数字技术具备一定的产出能力，发展数字化产业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生产生活。因此，依据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规律，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产业发展3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2），采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度。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维度 准则指标 度量说明 权重
信息化发展 人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年末总人口（km/万人） 0.0635
人均移动电话基站数 移动电话基站数/年末总人口（万个/万人） 0.0435
信息化从业人员占比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0.1147
互联网发展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年末总人口（万个/万人） 0.0511
移动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年末总人口（部/百人） 0.0327
固定互联网普及率 固定互联网用户数/年末总人口（%） 0.1324
数字化产业发展 软件业务收入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 0.2125
电信业务总量 电信业务总量（万元） 0.2041
邮政业务总量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0.1456
③中介变量。在要素优化配置上，主要借鉴徐升艳等的研究方法[31]，分别以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比重、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以招拍挂形式出让的土地面积占全部出让土地面积的比重来刻画劳动、资本、土地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指数，采用等权法测算要素综合配置水平（FA）。在产业结构升级上，主要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2个方面来衡量，具体是借鉴干春晖等的研究[32]，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UP），借助泰尔指数并通过取倒转为正向指标来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R）。在科学技术进步上，参考徐志雄等的做法[33]，选取R&D科研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代理变量（TEC）。
④控制变量。参考邓荣荣等已有研究[34]，选取经济发展、金融条件、政府干预、人口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进行控制。经济发展（PGDP）：经济发展影响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能力及产出效益，选取人均GDP来表示；金融条件（FIN）：金融资本的发展影响投资意愿，能够为城市土地生产活动提供高效的资金支持，最终影响城市土地利用质量，选取地区机构存贷款总额表示；政府干预（GOV）：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规制监管等影响城市土地供应、开发、配置和调控，推动城市土地利用质量提升，选取地方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人口规模（POP）：人口扩张能够促进产业和资源集聚从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但人口增加也会带来环境污染压力，可能会降低城市土地利用质量，选取城市人口密度表示；固定资产投资（INV）：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在供给端推动土地扩张，巩固土地利用产出的规模和质量优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空间，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值表示。

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依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2011年以来数字经济发展逐渐成熟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从数据可获得性上看，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许多指标均从2011年开始统计，现有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中也选取了2011年为起始年[29]。因此，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不含中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11—2022年数据为样本开展研究。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年鉴》等，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表3描述了相关变量的统计学特征。为减缓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的不利影响，对绝对量数据形式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条件、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取对数后再进行回归分析。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HIGHUL 0.210 0.113 0.049 0.69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 0.104 0.037 0.021 0.594
中介变量 要素优化配置 FA 0.770 0.059 0.707 0.911
产业结构合理化 lnR 2.152 0.802 0.961 4.086
产业结构高级化 UP 1.354 0.745 0.527 5.283
科学技术进步 TEC 0.018 0.030 0.000 0.191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 lnPGDP 10.885 0.454 9.682 12.156
金融条件 lnFIN 11.049 0.898 8.529 13.250
政府干预 GOV 0.257 0.103 0.124 0.600
人口密度 lnPOP 5.466 1.287 2.062 8.282
固定资产投资 INV 2.152 0.802 0.961 4.086

3 结果分析

3.1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格局

如图3所示，总体来看，2011—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且伴随着要素质量改善，城市高质量发展潜力得以提升；但两者历年平均综合指数均处于低水平区间，表明省际发展差距大，部分地区发展动能不足，提升空间较大。在区域层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其中2022年北京（0.59）、广东（0.53）、上海（0.46）、浙江（0.45）、江苏（0.42）位列全国前五，优良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产业发展环境以及国际合作条件推动了东部地区核心技术率先攻关。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推进，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如贵州、重庆等发展速度快、势头猛，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目前10个国家数据中心群中，位于西部地区的有和林格尔集群、中卫集群、庆阳集群、天府集群、重庆集群和贵安集群，西部地区的数据中心主要用来承接东部地区的非实时算力需求，为西部地区发展数字产业提供了更多契机。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中部地区，但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其中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省市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东北、西部地区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年均值以下，部分省份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这与其在城镇化及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产生环境污染存在关联。在指标增速层面，2011—2022年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13.0%，这表明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各省份的重要共识。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8%，表明当前亟需寻找新动能、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格局。
图3 2011、2022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值

Fig.3 Valu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in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of China in 2011 and 2022

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首先考察各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发现其VIF值都在10以下，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基于模型（1）分别使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并分别对加入控制变量前后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由表4列（1）（2）可知，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直接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其内在逻辑在于数字经济自身具有高渗透性、高附加性、网络化等特征，能够拓宽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土地利用系统的创新潜力和发展动能，重塑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城市土地资源错配，进而赋能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升级，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Tab.4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HIGHUL
RE （1） FE （2） RE （3） FE （4）
DIG 0.671***（17.42） 0.597***（15.70） 0.561***（16.62） 0.527***（14.74）
lnPGDP 0.039***（3.36） 0.002
（0.13）
lnFIN 0.066***（7.34） 0.132***（6.51）
GOV 0.253***（4.90） 0.222***（3.59）
lnPOP 0.024***（4.08） 0.129***（3.06）
INV 0.009
（1.23）		 -0.002
（-0.20）
Constant 0.051***（4.73） 0.062***（9.05） -1.231***
（-9.30）		 -2.076***
（-7.64）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00 300 300 300
R2 0.829 0.831 0.867 0.87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值。表5、表6同。

由表4列（3）（4）可知，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的系数始终为正并保持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模型的拟合优度从0.831上升到0.876，说明数字经济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条件、政府干预、人口密度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正相关，其中经济发展和金融条件的完善大幅提升了土地生产能力，政府财政调控和政策支持能够为城市发展更合理高效利用营造有利环境，人口规模的扩大也创造了集约化、多元化的土地利用需求，倒逼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调整，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规模扩张和传统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

3.3 影响机制检验

表4的基准回归结果支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地，本文将要素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科学技术进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见表5。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5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s

变量 要素优化配置 产业结构升级 科学技术进步
FA （1） HIGHUL （2） lnR （3） HIGHUL （4） UP （5） HIGHUL （6） TEC （7） HIGHUL （8）
DIG 0.067*（1.69） 0.397***（11.70） 0.649**（1.84） 0.593***（15.49） 0.713***（2.71） 0.575***（15.28） 0.065***（4.43） 0.573***（14.75）
FA 0.147***（2.76）
lnR 0.006（0.91）
UP 0.031***（3.88）
TEC 0.368***（2.59）
Constant 0.981***（101.51） -0.044（-1.14） 1.661***（25.94） 0.053***（4.38） 0.910***（19.08） 0.034***（3.48） -0.000（-0.33） 0.062***（9.17）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459 0.834 0.640 0.831 0.680 0.838 0.497 0.834
在要素优化配置层面，由表5列（1）可知，数字经济对要素优化配置的估计系数为0.067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优化配置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列（2）中要素优化配置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为0.147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相比基准估计结果略有下降，验证了要素优化配置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强化了资源要素的高渗透性和协同性配置，实现生产要素更精准、高效匹配，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条件，进而有利于完善土地利用系统的要素投入、配置结构和效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在产业结构升级层面，表5列（3）~（6）分别展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2个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其中，由列（3）（5）可知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由列（4）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进一步利用Sobel检验进行验证发现P值为0.2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并未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协调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不同部门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不同，结构调整过程存在政策导向不足、资本逐利等问题，实现产业合理布局和资源高效流动需要一定时间，产业结构与土地要素投入的耦合程度不高，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的效果存在局限性。由列（6）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数字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为0.649，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主要由于数字化技术和产业变革推动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继而倒逼土地利用结构向绿色化、集约化调整，促进了城市高质量发展。
在科学技术进步层面，由表5列（7）可知数字经济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为0.065且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列（8）中科学技术进步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为0.573且显著为正，说明科学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表现为数字产业自身的技术密集性和网络化特征有助于降低技术革新和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增强创新能力，进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3.4 稳健性检验

3.4.1 剔除特殊样本

①对主要解释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双侧缩尾处理来消除异常样本对最终结果的影响，重新估计新样本得到的结果见表6列（1），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②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发展实际不同，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基于历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剔除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5个省份，测算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0.16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稳健，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6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s

变量 HIGHUL
剔除特殊样本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处理内生性问题
（1） （2） （3） （4） （5）
DIG 0.548***（14.89） 0.165***（3.64） 0.154***（6.18） 0.038***（9.48） 0.663***（6.93）
PGDP 0.008（0.59） 0.003（0.32） 0.016（1.56） 0.005（0.24） 0.003（0.19）
lnFIN 0.109***（6.34） 0.130***（9.24） 0.043***（3.04） 0.107***（4.20） 0.148***（5.65）
GOV 0.198***（3.47） 0.102***（2.42） 0.257***（5.91） 0.331***（4.27） 0.199***（2.87）
lnPOP 0.107***（6.56） 0.083***（2.78） -0.008
（-0.29）		 0.326***（6.56） 0.057（0.80）
INV 0.003（0.37） 0.006（1.06） -0.000
（-0.06）		 0.015（1.39） -0.007
（-0.85）
Constant -1.800***（-7.02） -1.718***（-9.30） -0.357*
（-1.88）		 -3.023***（-9.02） -1.904
（-6.10）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882 0.905 0.947 0.841 0.886
KP rk LM 7.100***
KP rk Wald F 94.863

3.4.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避免测算方法选择、指标体系偏误可能引致的测算结果异常，本文首先基于上文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在赋予各指标相等的权重下通过线性加权测算出的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其次，采用郭峰等测算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5]来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重新进行估计。该指数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网络借贷与互联网支付等发展状况计算出的综合指标，是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由表6列（3）（4）可知，替换解释变量后回归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3.4.3 处理内生性问题

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可能会受到一系列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在估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反向因果、变量遗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而产生测算结果偏误。因此，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列（5）。其中，KP rk LM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KP rk Wald F统计量远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有效。因此，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促进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①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发展态势向好，区域发展不均衡性显著。数字经济的时空分异趋势表现为东部省份发展水平和速度处于第一梯队，西部地区处于快速追赶行列，东北及中部地区紧随其后，亟需缩短发展差距，缓解“数字鸿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格局上呈现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特征，与数字经济发展相比，年均增速缓慢，加快引导城市高质量转型是未来重要任务。
②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赋能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将直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527个单位。这表明具备高渗透性、高附加性、网络化特征的数字经济带动了信息化、互联网、数字化产业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是科学认识基于土地利用的数字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内在逻辑的必要探索。
③在土地利用的框架下，数字经济通过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科学技术进步间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要素优化配置层面，数字经济能够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和市场环境，改变技术革新效率，推动要素优化配置和科学技术进步，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作用；在产业结构升级层面，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中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尚未成为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渠道；在科学技术进步层面，数字产业自身的技术密集性和网络化特征有助于降低技术革新和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增强创新能力，进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4.2 建议

①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当前，我国逐渐从依赖土地、资本的发展模式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转变。各地区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因地制宜地采取积极措施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潜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并提供保障。其中，东部地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断融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引领经济发展新动能；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枢纽作用，强化算力统筹和智能调度，协同联动东部和西部算力发展，同时加速科技创新步伐，积极布局引领性技术攻关；西部地区要依托资源禀赋及政策优势，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品牌，通过丰富的产业人才资源和政策优惠，吸引更多的数字经济企业和投资者；东北地区要发挥传统产业优势，利用数字经济特点，着力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网络带宽和速度的提升，推动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②提高城市土地要素在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各地区要不断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土地供给，保障重点企业用地需求，加快重点园区建设，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鼓励将闲置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务楼宇、沿街商铺等改造为数字经济园区，进一步提高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让每寸土地都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沃土，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③强化数字经济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赋能效应。各地区要通过不断优化要素配置、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科学技术等方式强化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应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及现行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布局数字技术空间[36]，促进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土地利用政策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匹配与渗透；要通过城市更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经济发展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范围，实现智慧化管理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应加强技术投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国土调查、国土测绘、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中的作用，提升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水平，从而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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