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空间的不均衡分布和集聚是常态，核心区域的集聚优势使得核心区创新研究成为主流，边缘区域创新则往往被忽视和低估。然而，近年来，边缘区域创新活动日益频繁，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对其进行解释。现有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探讨，但对其概念界定、路径探讨等尚未形成统一理解，且未形成系统性文献梳理和机制解释。文章在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边缘区域”内涵，界定了“边缘区域创新”行为，并创造性地构建了理解边缘区域创新途径的“内部、外部和系统创新”分析框架；同时指出边缘区域创新需要区域能动性、外部环境和区域能力的协调匹配，在挖掘自身需求和潜力、发挥能动性获得内部创新时，也需要建立外部联系获得外部创新和嵌入系统，才能实现多尺度系统创新。
海运服务是实现贸易流通和经济全球化的纽带，准确辨析世界各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中的实际地位，对促进贸易良性循环和海运业稳定发展，量化识别海运服务贸易的格局及特征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探究了全球海运服务贸易网络的拓扑特征和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从网络结构特征演变看，样本期内网络密度由0.143增长到0.241，海运服务贸易网络趋于复杂化稠密化，具有核心边缘层级结构、小世界性和极化特征，而无标度性不明显；度和强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在-0.4780~-0.3930及-0.0206~-0.0155之间，海运服务贸易网络是典型异配网络；GCX、F8X、FKX 3种模体在各年出现频次均较高，出口结构和互惠结构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模式，高度集中化贸易模式则并不突出。②从各国网络地位和承担角色看，美国、德国、日本等核心国家在网络中具有绝对引领作用，南亚为贸易低值集聚区，空间上呈现以欧洲、亚洲、北美为主导的格局；中国、印度的节点度中心性逐渐提高，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明显增强；新加坡是海运服务贸易枢纽中心，德国和美国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输出国，日本、英国和泰国倾向于承担进口发起国角色，中国作为核心国和中间节点起着重要的传输作用。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首先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北京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并在更新和补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测度了北京参与双循环水平；然后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互动机理进行剖析；最后利用2002—2022年北京38个行业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北京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逐步趋于稳定。②北京以参与国内循环为主，尤其2007年之后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参与国际循环比例变动趋势相反。③北京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其中技术进步起到积极作用；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未能促进北京进一步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中环境规制起到阻碍作用。④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技术服务投入占比较高的行业通过深化国内循环会对绿色低碳循环水平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⑤从时间异质性来看，党的十八大之后北京参与国际循环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提升。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县域为载体推进共同富裕并构建支撑共同富裕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对于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构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的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浙江省为研究区，探讨了各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发展格局方案和多层次推进共同富裕的策略。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有所提升。其中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和共享性水平差距扩大，发展性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可持续性水平波峰形态由“单峰”向多极分化演变。②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其中山区26县共同富裕水平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是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短板。③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一条明显的非均衡线——临象线。为破解非均衡线两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建议构筑支撑浙江省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轴线——慈庆线，并基于临象线与慈庆线构建浙江省“两线四区四核”的共同富裕发展新格局，为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空间支撑。
文章从联系广度、联系强度、服务能力等方面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在全国高铁与民航服务网络中的空间组织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高铁联系广度与联系强度及其均衡性均明显高于民航，高铁联系广度及联系强度大的城市在空间上呈以沪宁、沪杭为轴线的集中分布特征，民航网络中高值城市则呈岛状分布，上海的航空枢纽地位较之高铁枢纽更为突出。②高铁网络中，联系强度呈现一定的距离衰减规律，强度高的城市对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内部，其中沪宁沿线最为集中；民航网络中，强度高的联系则主要发生在远距离城市群之间，且集中于远距离城市群中心城市之间。③综合考虑联系广度和联系强度的服务能力，无论是在高铁网络还是在民航网络中，上海、南京和杭州优势均突出，空间分布与联系广度、联系强度特征基本一致。④经济、社会和城市性质三方面因素对民航运输的影响均明显大于对高铁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在高铁和民航服务网络格局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多因素交互作用对两者空间组织的影响作用更大。
文章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熵权—TOPSIS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13—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空间呈“东高西低”分布，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差异明显；②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其中高—高集聚区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低—低集聚区以西部为主，近年来新质生产力空间绝对差异扩大；③经济、教育、政策和资源因素对新质生产力具有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整体教育投入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政策关注度整体对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水资源拥有量、矿产资源拥有量整体产生负向影响，且各因素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我国省域为尺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析其省际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省际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关系具有网络结构特征，2011—2021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稳定性提升，但网络之间的联系程度仍有提升空间。②省际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性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可分为四大板块，其中以环渤海省份为主的“净受益”板块和以长三角、东南沿海省份为主的“双向受益”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获益最多，以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在网络中的获益最小，以中部省份为主的“经纪人”板块在网络中具有“中介”作用。④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信息沟通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地理邻接性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正向影响，农业结构具有负向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空间邻近性的影响程度最大。
文章选取黄河流域63个地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区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核算体系，对2015和2020年2个时段黄河流域的GEP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探寻GEP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揭示不同尺度下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GEP总量整体呈现较快增长趋势，从2015年的9.19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9.76万亿元，增长幅度达6.2%，表明黄河流域生态质量好转，生态价值得到了有效提升。从GEP空间分布看，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且GEP各区域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规律性不显著；从行政单元看，表现为西部和北部GEP总量高，而东部和南部整体偏低的特点。②黄河流域GEP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东高西低、自然过渡和逐渐变化的特点；而相对发展度则整体呈现从西向东逐渐提高的空间特征，说明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综合发展能力高于西部地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能力更强。③从黄河流域各市州耦合协调发展变化看，地区间差异较为明显，但总体呈现从失调发展转为协调发展，从经济—生态双滞后向二者相当、共同发展转换的特点，表明黄河流域逐步走向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说明我国实施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应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原则，加强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常态化监测，因地施策，有力推动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突，对国土空间进行优化是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文章在综述空间冲突、冲突风险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围绕基础理论建构、识别评价、驱动机制、优化调控等方面，初步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的逻辑主线。在理论框架建构时，结合土地利用多功能和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从管控治理维度和空间形态维度深入剖析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形成和冲突发生的形成机理，凝练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的概念内涵，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分类体系。在方法体系建构中，提出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评估路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驱动机制研究路径以及基于冲突风险的“三生”空间优化路径。未来，应从加强中小尺度空间单元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入手，在深度挖掘“三生”空间风险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场景、研发“三生”空间冲突风险智慧监管平台等方面强化“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
智慧乡村是数字化背景下整体性的乡村发展战略，相关国际经验对中国乡村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文章以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慧乡村发展案例为基础，对智慧乡村发展中的国家作用进行总结分析。研究表明，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作用，一方面是国家的“总领性”作用，特征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整合，另一方面是国家的“中介性”作用，特征为自下而上的集体参与。导致国家作用存在差异的因素，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力量。总体来看，“总领性”或“中介性”作用均具有一定的优势性与局限性，因此，为实现中国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要在完善“总领性”作用的基础上，提升“中介性”作用，致力于构建两者并存的复合体系。
基于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53个城市数据，在对数字产业和旅游经济韧性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动态fsQCA方法，分析了在不同条件变量下高旅游经济韧性的组态生成机制和路径演化。研究发现：①三大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但不同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旅游经济韧性无法通过某个单一变量提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②高旅游经济韧性主要包括以下组态路径：政府干预主导型、区位交通主导型、数字产业主导型、对外开放主导型、数字—政府并驱型和数字—经济—开放共创型。③旅游经济韧性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条件变量的差异化影响，不同城市群高旅游经济韧性的组态机制差异显著。基于研究结论，为提升三大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文章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涵联系及其内在机制。文章首先界定了新质生产力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场景，包括场景创新、服务模式变革以及统一调度平台的构建。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的要素配置、数字技术的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的生产协同以及空间聚集的绿色发展效应，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的赋能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构建动态管理智慧平台、优化文旅资源配置、强化区域间数字化衔接以及坚持低碳绿色发展等策略，以期推动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