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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1: 84 - 9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1.009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评价及优化策略——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 郭念发 , 1 ,
  • 王录仓 , 1, 2, ※ ,
  • 常飞 3 ,
  • 马平易 1 ,
  • 廖婷 1 ,
  • 付淼 1
展开
  • 1.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 2.甘肃省绿洲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 3.深圳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智慧城市研究院，中国广东 深圳 518000
※王录仓（1967—），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规划。E-mail：

郭念发（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3-10-19

  修回日期: 2024-03-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371219)

绿洲科学科研成果突破行动计划(NWNU-LZKX-202302)

收起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Equivalen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Based on Community Life Circle：A Case Study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 GUO Nianfa , 1 ,
  • WANG Lucang , 1, 2, ※ ,
  • CHANG Fei 3 ,
  • MA Pingyi 1 ,
  • LIAO Ting 1 ,
  • FU Miao 1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Gansu，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asis，Lanzhou 730070，Gansu，China
  • 3.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mart Citie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00，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19

  Revised date: 2024-03-21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8

Fold

摘要

文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5 min、10 min、15 min三级社区生活圈，结合幼儿学位、适龄儿童、路网等数据，从结果均等（供需）与机会均等（可达性）出发，运用叠加分析方法评价了学前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分析了圈层放大对均等性的影响以及空间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三级社区生活圈中，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基本匹配，供需平衡的数量远高于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随着生活圈放大，“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生活圈数量递减，当学龄儿童无法实现就近入园时，可以通过调节就学半径和范围来实现供需平衡。②5 min生活圈中“可达性适中”的区域分布面积较广，且基本均匀分布，幼儿可就近便利入园。随着生活圈的放大，“可达性低”的生活圈数量递增、覆盖面扩大，反而造成入园不便。③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性较高，尤其在5 min生活圈表现更突出。伴随着生活圈放大，均等性下降。据此，基于供需和可达性优化思路，提出需新增幼儿园33所、学位8910个，优化168个5 min生活圈路网。

关键词： 社区生活圈; 学前教育资源; 供需匹配; 可达性; 均等性; 优化策略; 兰州市主城区

本文引用格式

郭念发 , 王录仓 , 常飞 , 马平易 , 廖婷 , 付淼 .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评价及优化策略——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 44(11) : 84 -9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1.009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as a case study and evaluates the e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based on the three-level community life circle of 5 min,10 min and 15 min. By combining data on preschool enrollment, school-age children, road network, etc.,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superposition analysis method to assess the e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ircle amplification on equality and spati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In the tertiary community life circle, there is a basic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number of balanced areas far exceeds that of oversupplied or undersupplied areas. As the living circle expands,there is a decrease in both "oversupply" and "undersupply", with adjustments in schooling radius and scope helping achieve supply-demand balance when school-age children cannot access their nearest kindergarten. 2) The 5-minute living circle exhibits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and even coverage in terms of "moderate accessibility",ensuring convenient access to kindergartens for children.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the living circle, the number of "low-accessibility" living circles has increased and the coverage has expanded, which has caused inconvenience in accessing kindergartens. 3) Overall, there is high equality in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especially within the 5-minute living circle. However this decreases as the living circle expands. Consequently,it is proposed to add 33 kindergartens with an additional capacity for 8910 places while optimizing road networks within 168 5-minute living circles based on supply-demand optim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life circle; preschool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accessibility; equality;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教育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1]。教育均等理念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末期，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西方国家则从社会公正、平等角度出发，强调教育起点和过程公平，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的教育权[2-3]。均等性是教育公平的核心[4]，若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不能保证均等性，则会导致教育资源在地区间和群体间失配，进而影响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公平性[5-6]。此外，受阶层分化、区域差异的影响，教育资源在物理和社会空间上配置不均成为转型期中国教育失衡的主要病因之一。教育服务均等性的初心指在分配有限空间资源时，确保资源分配公正、合理和平等[7]，主张通过打破教育资源的空间间隔，实现教育空间公平[8]，这为破解教育失衡难题提供了新视角。学前教育是教育体系的基座，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的载体，受学龄儿童心智水平和行为特征的影响，对物理空间均等性的要求更特殊、更苛刻，对社会空间均等性的牵涉面更广泛。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尽管各级地方政府要求“划片招生”“就近入园”，但由于幼儿园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差异悬殊，加剧了对优质教育的激烈争夺，形成示范幼儿园“挤破头”，而一般幼儿园“无人问”的残酷现实。因此研究学前教育资源的均等性，更具底层性和前置性。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全面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障群体公平发展”，这既是彰显空间均等正义的教育现代化，也是推进社会正义的出发点和突破点。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社会分层显现和人口流动性加强，教育不平衡现象日益加重，具体显化在城市内部不同空间教育资源的均等性[9-10]、不同群体群间受教育机会的均等性[11-12]等方面。由于均等性内涵复杂和衡量标准多样，不同学者的关注点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均等性指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地点或人群之间能够平等分配，以确保所有社区和个体都能获得基本服务[13-14]，包括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其中，机会均等是指公民能够不受约束地接受教育资源，通常用可达性来衡量；结果均等指平等共享教育资源的分配结果，多从供需关系来检视。地理空间分异不仅影响教育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而且影响供需平衡，进而诱发均等性问题。可达性是衡量区域内任意一点到达最近的公共服务中心的便利程度[15]，映射出社会公平和福利水平的延伸程度，是均等性的重要表征[16]。教育设施分布不均、不同家庭的教育投入，会放大地域间的供需不匹配[17-18]；而不同社会阶层获取教育资源时，往往存在“边缘弱化”和“空间剥夺”现象[19]。因此，教育资源供需差异、可达性良莠不齐是影响教育服务均等性的关键变量[20]。要塑造好教育资源物理和社会空间均等性，就必须将供需平衡与可达性统筹起来，突破地域、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限制，实现空间资源的均等分配。
均等性涉及空间规模、尺度、边界及其组合特征，承载着空间中的人和物属性。目前，大多数学者为精准刻画供需关系和可达性，采用供求比模型、比例模型、潜能模型、最邻近距离、两步移动搜索模型等[21]。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往往缺失两个关键的控制变量，一是缺乏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学龄儿童数量的估算；二是缺乏各幼儿园的学位数供给侧数据，因此往往无法真实地分析供需平衡。也正因此，在研究城市学前教育均等性问题时，不得不放大到街道、市区空间尺度[22]，以得到相对精确的学龄儿童数据，但这种做法与现行的“划片招生”不符，严重突破了“片”的空间边界，是一种“虚空间”的表现，从而导致评估结果与事实大相径庭。同时，在测评空间可达性时，将幼儿园和居住区空间属性抽象为简单的POI点，仅关注了供需点空间位置对接的适配性[23]，没有考虑城市建筑物、围墙等的分隔作用和交通路径的引导作用等。事实上，不同空间尺度影响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的实现[24]。基于市区、街道尺度测算空间可达性的做法，表面上体现了空间尺度对均等性的基础性作用，但现实只有高中面向全市招生，与市区尺度相关，而初中、小学、幼儿园均实行“划片招生”政策，划片的基础是社区，与市区、街道没有直接挂钩，因此在市区和街道尺度上分析供需和可达性是失效的。另外，也有学者从学区尺度上研究教育均等性[25]。学区制度的初衷是以“空间”换“时间”，试图实现教育服务均等，但由于教育资源的质量存在着差异，在资本、权力、阶层利益驱动下，学区制度反而成为部分群体获取优质资源的“制度保障”[26]，背离了均等性初衷。因此需重建空间概念，实现均等性强调的“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社区生活圈是根据居民实际生活而形成的圈域，是城市进入精细化治理阶段的重要标志[27]。社区生活圈衔接“家”与“城市”，是联系小尺度（学校、社区）与大尺度（市区、街道）的桥梁，从中尺度上为幼儿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资源[28]，切合城市政府宏观引导与微观治理的愿景。通过划分5 min、10 min、15 min社区生活圈，合理配置圈内学前教育资源，提升可达性，可使幼儿获得平等、便利的入园机会，从而实现“完整社区”和均等性，促进城市学前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29]。
兰州市是典型的河谷带状城市，多中心、多组团结构特征显著，东西向延伸有余而南北跨河沟通不易，加剧了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均等配置的难度。幼儿园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带有显著的属地化建设、属地化管理和属地化服务特征。若在市区、市辖区和街道尺度上研究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必然会进一步放大传统算法下的失真问题。因此只有针对空间的特殊性，对空间尺度进行降维，落实到生活圈尺度上，才能既契合现实需求与管理目标，又能体现均等性。鉴于此，本文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将社区生活圈解构为5 min、10 min、15 min 3个尺度，研究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性，并提出学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方案，为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供借鉴。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省会城市，人口基数大、流动人口多，对学前教育资源需求旺盛，截至2022年末，兰州市幼儿园在园幼儿13.42万人。兰州市学前教育资源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配置不均衡，存在着主城区聚集而边缘区缺失，单位型社区配套而商业型社区缺失等现象，导致其机会均等性与结果均等性实现难度远大于一般平原性城市，并在主城区商业型小区边缘化、教育设施配置缺失化、外来移民边缘化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另外，兰州市主城区幼儿多由家长步行就近接送入学[30]，与社区生活圈以适宜的步行范围为空间尺度进行设施配置相契合。因此，本文案例地选择兰州市主城区，基于社区生活圈视角研究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性与优化问题。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1.2.1 3~6岁适龄儿童数据

兰州市尚无适龄儿童专项数据，需进行模拟。数据源包括：“七普”街道“常住人口”“0~14岁组人口”数据；2014—2017年《甘肃发展年鉴》出生率、总人口数据；兰州市“China population 2020”人口格网数据（图1a）；百度热力图数据（取自2020年7月15日20∶30~22∶00，属疫情防控期间，人口处于“静态管理状态”，能反映研究区人口空间分布状态（图1b）。
图1 适龄儿童空间分布拟合过程

Fig.1 Fitting proces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chool-age children

首先是街道适龄儿童模拟，按照韩高峰等模拟学龄儿童方法[31]，通过主城四区2014—2017年人口出生率、总人口数测得2020年各区3~6岁适龄儿童数。3~6岁组人口是0~14岁组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各区3~6岁适龄儿童数乘以街道0~14岁人口比率，测得2020年街道3~6岁适龄儿童数据（图1c）；其次是人口分布拟合，“China population 2020”人口格网数据能精准定位人口空间位置，王录仓等人发现热力密度与人口密度具有很高相关性[32]，本文测定相关性为0.897，构建两者间函数关系，借用栅格计算器获取城市空间人口格网数据；最后是适龄儿童模拟，儿童活动一般围绕家庭展开，属静止人口[33]，因此以城市空间人口格网数据为基础，借鉴郑銮娟等人模拟人口数据过程[34]，将街道适龄儿童数据按比例分配到格网，得到3~6岁适龄儿童格网数据（图1d）。

1.2.2 幼儿园、居住区、路网数据，幼儿园学位数、社区生活圈数据

调用高德地图Web基础服务API编码，获取兰州市2022年居住区、幼儿园、路网数据，经过裁剪、拓扑处理，得到兰州市主城区幼儿园（公私皆有） 481所、居住区3272个。幼儿园学位数来自《兰州市教育专项规划》中核定的每所幼儿园能够招收的名额数量。
调用高德地图开放平台的路径规划，生成兰州市主城区535个5 min生活圈、360个10 min生活圈、141个15 min生活圈[35]。通过各级生活圈图斑最小外接圆，确定5 min生活圈平均半径为239 m，10 min生活圈平均半径为524 m，15 min生活圈平均半径为868 m。

1.3 研究方法

1.3.1 供需匹配关系测定

1.3.1.1 生活圈学位供给量

传统计算将生活圈看作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地理单元计算供需匹配性[36]，忽略了公共设施不仅对内开放，而且服务功能外溢。本文采用圆形服务区临近分配方法[37]，以幼儿园POI点为圆心，300 m服务半径为搜索半径，寻找落在搜索范围上的生活圈，按照幼儿园POI点到生活圈质心距离，将学位数按距离比例分别赋加给生活圈，距离越近，附加学位数量越多（表1）。
S j = ∑ i = 0 n N D · D D 1 + D 2 + … + D n
式中：Sj为生活圈学位数；n为幼儿园300 m服务半径上的生活圈数量；i从0开始，是鉴于部分生活圈并不在幼儿园的服务半径内；D为幼儿园距生活圈质心间的距离；ND为幼儿园学位数；D1、D2、…、Dn为幼儿园服务半径内，幼儿园距多个生活圈质心的距离。
表1 情景模拟示例

Tab.1 Examples of scenario simulations

模拟示例 赋权过程
学校P1在300 m的服务半径上，有生活圈A、B、C，根据P1距生活圈质心距离D1、D2、D3的比例关系，将P1点的学位数按比例附加给生活圈A、B、C

1.3.1.2 Z-score标准化方法

采用Z-score标准化方法[38]，将生活圈学位数Sj与适龄儿童数Pk标准化为ZSj（式2）与ZPk（式3）。若ZSj与ZPk同时>0或同时<0，说明呈“高供给、高需求”与“低供给、低需求”状态，此时学位供给与就读人数相互匹配，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将其认定为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平衡”。若ZSj>0、ZPk<0，认定为学前教育资源“供过于求”。若ZSj<0、ZPk>0，认定为学前教育资源“供不应求”。
Z S j = S j - S j ¯ σ j     ( j = 1,2 , … , m )
Z P k = P k - P k ¯ σ k     ( k = 1,2 , … , m )
其中： S j ¯ = 1 m ∑ j = 1 m S j； σ j = 1 m ∑ j = 1 m ( S j - S j ¯ ) 2；
P j ¯ = 1 m ∑ k = 1 m P k； σ k = 1 m ∑ k = 1 m ( S k - S k ¯ ) 2
式中：ZSj与ZPk是标准化处理后的生活圈学位数与适龄儿童数；m为生活圈数量。

1.3.2 可达性关系测定

1.3.2.1 高斯2SFCA

幼儿入学一般选择离家较近的幼儿园，距离越远对幼儿的吸引力越小，其引力变化刚好与高斯函数随距离增加下降速度先加快后减慢的特征契合，因此采用高斯2SFCA进行可达性测量。高斯2SFCA虽考虑了供需规模，但未对供需匹配关系探讨，是兼顾供需情况下以距离衰减函数为基础的可达性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供需比。
R j = S j ∑ k ∈ d k j ≤ d 0 G ( d k j , d 0 ) P k
式中：Sj为生活圈学位数；Pk为生活圈适龄儿童数；dkj是生活圈质心k到幼儿园j的空间距离；d0为搜索半径；G（dkj，d0）为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计算公式如下：

G ( d k j , d 0 ) = - 1 2 · d k j d 0 2 - e - 1 2 1 - e - 1 2 ( d k j ≤ d 0 ) 0                                                               ( d k j d 0 )

第二步：计算空间可达性 A i F。
A i F = ∑ k ∈ d k j ≤ d 0 G ( d k j , d 0 ) R l
式中：Rl为dil ≤ d 0作用范围内的供需比，可达性数值越低，则搜索半径内，能满足上学的幼儿园数量较少，幼儿被迫扩大入学距离，可达性差。可达性数值越高，说明幼儿在搜索半径内就近入学，可达性好。

1.3.2.2 可达性关系

若5 min生活圈学位数不够，幼儿只能被迫到更大的生活圈入读。鉴于存在幼儿“越圈”就读行为，对于5 min生活圈可达性的计算，以239 m、524 m、868 m为搜索半径，10 min生活圈可达性的计算，以524 m、868 m为搜索半径，15 min生活圈以868 m为搜索半径。采用“自然断点法”，进一步佐证生活圈可达性程度，使可达性评价结构呈正态分布（图2）。
图2 三级社区生活圈学前教育资源可达性关系测定

Fig.2 Measurement of accessibility relationship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three-level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1.3.3 均等性关系测定

均等性基于两个维度，即供需匹配度与空间可达性，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学前教育资源数量供需平衡，二是在空间距离上可达性适中。本文在对供需匹配关系与可达性关系测定基础之上，对均等性进行叠加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供需匹配

2.1.1 生活圈学位数

兰州市生活圈学位数呈“东密西疏”空间分布，随圈层地域放大，由斑块转为集中连片。从分区组团看，学位密集区分布在城关区黄河以南方向（张掖路、广武门、酒泉路等街道）；七里河区东南方向（西站、西湖、西园等街道）；安宁区中心方向（西路，银滩路、孔家崖等街道）；西固区东南方向（西固城、福利路等街道）。从分布地带看，学位密集区分布在片区黄金地段上，如城关区雁滩、东方红广场地带；七里河区西站十字、小西湖地带；安宁区费家营、培黎广场地带；西固区福利路附近（图3）。
图3 三级社区生活圈学位数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reschool enrollment in the three-level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2.1.2 供需匹配关系

在三级社区生活圈中，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平衡的数量远高于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数量，供需基本匹配。其中，城关、安宁城乡交汇带学前教育资源呈供不应求，而城关区东北方向供过于求（图4）。
图4 三级社区生活圈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匹配关系

Fig.4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three-level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供过于求引发学位过剩，资源利用不足。城关区雁北、雁园、高新区街道，七里河区龚家湾、西站、西园街道，安宁区银滩路、孔家崖、西路街道内各生活圈存在学位过剩现象，资源闲置浪费。从成因看：城关区的雁北、雁南街道原为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在城市空间拓展和撤乡建区的区划调整过程中，形成许多大型商业型居住区，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得到“容积率补偿”，吸引人口入住，配套建设了专属幼儿园，在空置率相对较高的背景下，造成学前教育资源的闲置。七里河区的龚家湾、西站、西园街道，历史上是大型企业的重点分布区，各单位配套建设了幼儿园，而随着工业转型和搬迁，导致部分产业人口外流，而原有的幼儿园保留下来，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此外目前这些区域又拥有小西湖商圈、西站商圈，兰州中心、兰州环球巷等城市综合体等，大型城市建设项目对人口的空间分布产生向外排挤作用，导致学龄儿童随着人口规模的下降而减少，引致学位数过剩。安宁区银滩路街道承载着迎门滩中心商务区功能，聚合了吾悦广场、中海广场等地标商务资源，大量的非居住功能实际上对人口分布也会产生排挤效应，造成学位过剩。
供不应求引发学位紧张，资源供应不足。城关区团结新村、渭源路、盐场路、嘉峪关、草场街街道，安宁区培黎街道，西固区西固城、临洮、四季青街道内各生活圈内存在学位紧张现象。从成因看：城关区的团结新村、渭源路、嘉峪关路街道，原为城关区的核心区，人口稠密，学龄儿童数量多；而黄河北岸的盐场路、草场街街道，原为纺织工业和医药工业的重点分布区，随着纺织工业的迁移和衰退，工业用地转换为居住用地，受区位和住房价格的共同影响，吸引了大量的老城人口和外来人口，导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适龄儿童多，而配套建设不足，造成供不应求现象。安宁区的培黎街道学前教育资源较少，受西北师范大学附中、附小和附属幼儿园的影响，成为市民竞相追捧的典型的“学区”，外部性的需求导致学位异常紧张。西固区西固城、西柳沟、四季青街道，是计划经济年代兰州市典型的工业区，兰炼、兰化等大型企业分布于此，受历史时期“单位办社会”的深刻影响，嵌套了大量附属幼儿园，但随着城市发展重心东移，已无力建设大量的公共产品，后期幼儿园配置跟进不到位，供应不足，造成学位供给略低于实际儿童入学需求。

2.2 可达性

按可达性适宜程度测评，发现在三级社区生活圈中，可达性低的区域依然主要位于边缘区，学前教育资源可达性适中的区域分布面积较广，且基本均匀地分布在各辖区。可达性低、可达性适中是兰州市学前教育资源两种主要可达性类型。可达性低的区域分布于可达性高的区域周围，空间上存在“两极相邻”现象（图5）。
图5 三级社区生活圈学前教育资源可达性评价结果

Fig.5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accessibi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three-level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社区生活圈学前教育资源可达性低的区域分布于可达性高的区域周围。总体而言，从供需双方距离来看，距离相对适中，幼儿基本能在15 min生活圈范围内入学；从供需规模来看，可达性适中区域适龄儿童众多，幼儿园分布密集，幼儿邻近机构点，基本能满足上学需求。但造成部分区域可达性适中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城关区张掖路、酒泉路、渭源路等街道虽处于学位数量高供给与适龄儿童入学高需求的区域，但由于路网密集，加之邻近爱心幼儿园、实验幼儿园等优质资源，机构点等级高，负担幼儿入学的能力强，幼儿入学保障基本能够满足；而安宁区安宁堡、孔家崖街道学前教育资源处于“低供给—低需求”状态，幼儿邻近机构点，供需双方在距离和规模契合度较强，也可满足幼儿入学需求；西固区西固城、临洮街等街道是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繁荣区，资源本底雄厚，也可基本满足幼儿上学需求。
社区生活圈学前教育资源可达性低，意味着在适宜的搜索范围内，学位资源配置不能较好地满足幼儿上学需求。从供需匹配来看，可达性低的区域适龄儿童数量大于学位数量，造成部分幼儿无法就近入学，倒逼一些幼儿家庭跨区租房完成学业，不同于其他家庭以追求优质的教育资源为目的而入住学区房；从供需规模来看，可达性低的区域分布在城市边缘区，机构数量少，处在“资源低配、区位高配”的尴尬地域，道路缺乏资金支撑，修缮难以持续跟进，密度低，质量差，幼儿入学无法保障。另外，可达性空间上还存在“两极相邻”现象，如在秀川街道可达性极高点与极低点同时分布。在秀川街道的东侧，幼儿园扎堆涌现，学位数量充沛有盈余，依附于居民点周边分布，可达性好；而在秀川街道西侧，幼儿园数量少，此地却拥有较多适龄儿童，学位资源紧缺，幼儿求学距离远，可达性差。

2.3 均等性

2.3.1 总体评价

兰州市三级社区生活圈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区域（供需平衡、可达性适中）分布最广，说明在实现供需平衡的同时能兼顾可达性，空间上没有“供不应求、可达性高”的区域，但伴随生活圈圈层放大，均等性区域由破碎化演变为集中连片状。均等性区域邻近分布着“供需平衡、可达性高”的区域（图6）。
图6 三级社区生活圈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评价结果

Fig.6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e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three-level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从分区组团看，均等性区域分布在城关区雁北、雁南、东岗、靖远街道、高新区；七里河区西园、西站、晏家坪、龚家湾街道；安宁区的银滩路、西路、刘家堡、孔家崖街道；西固区的西固城、福利路、先锋路街道所属的生活圈内。这些地区均位于各辖区的核心区，学前教育资源集聚度高，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且路网密度大，幼儿不仅能就近便利入园，还有挑选的余地。
供需平衡、可达性低的区域围绕“均等性”区域分布在市辖区结合部与边缘地带。这些区域为“生源、师资”流失的高频区，幼儿数量少，较少的学位容量即能满足需求。另外，这些区域又是城市建设的“冷点”区域，道路密度低，建设水平滞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断头路”，拉大了幼儿入学的时间和距离，可达性低。均等性区域处在城市发展的核心地带，拥有强大的经济底蕴和发展实力，屏蔽袭夺了边缘区发展空间，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向核心地带靠拢，而边缘区丧失公平竞争的机会。

2.3.2 生活圈圈层放大对学前教育均等性的影响

供需平衡体现学前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果均等性，可达性刻画学龄儿童获得资源的机会均等性。5 min生活圈内，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平衡占比85.88%，可达性适中占比57.46%，两者在3个生活圈中的占比均最高，表明兰州市学前教育资源的均等性普遍较好，在5 min生活圈内既能实现供需平衡又能兼顾可达性，更具均等性。10 min、15 min生活圈内，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平衡占比和可达性适中占比分别为89.72%和46.11%、92.91%和34.03%，表明生活圈放大后容易实现供需平衡，即实现学位数的均等分配，但可达性适中急剧降低，可达性低的生活圈数量递增，即距离的增加削弱了幼儿就近获取教育资源的潜在机会，暗示绝大多数学龄儿童还是偏好“就近入园”，而非“舍近求远”。若不考虑生活圈放大，在三级社区生活圈中，供需平衡占比均最高，结果均等占主导；若考虑圈层放大，供需平衡型占比上升了7.03%，而可达性适中下降了23.43%，两者叠加，使学前教育资源空间均等性随生活圈放大而下降。另外，可达性低占比数量随生活圈放大，由36.98%上升至56.74%，超越了可达性适中占比数量，渐渐成为主流，表明“供需平衡，可达性低”随圈层放大，空间愈发突显（图7）。
图7 学前教育资源供需类型及可达性类型统计图

Fig.7 Statistical chart of supply-demand types and accessibility typ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2.3.3 区际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

兰州市是典型的分区型城市，为进一步研究学前教育资源在市辖区上的均等性，为行政管理提供依据，以5 min生活圈为基础，运用反距离权重法进行插值，分析如下（图8）。
图8 兰州市区际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分布

Fig.8 Equal distribu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Lanzhou City

区际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整体较好，呈“圈层式”分异特征。各市辖区的核心区域均为供过于求、可达性高（或适中）类型；依次向外，形成供需平衡、可达性高（或适中）类型；再向外，形成供不应求、可达性低类型；最后向外，形成供需平衡、可达性低类型。从成因看：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着异质性，核心区需要完备的设施系统来支撑其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幼儿园密度高；靠近边缘区，幼儿园建设周期越晚，越不完善，放大了区域间的供需分布特征。河谷地形使得人口和学龄儿童均呈“多中心、多组团”分布格局，由于黄河穿城而过，在市区形成东盆地和西盆地，城市东西向延展、南北向受阻，城市核心区比外围区可达性要高，城市空间开发时序和设施完善程度也表现出分异，越靠近外围区域，开发越晚，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性越差，而这些都会影响均等性呈“圈层式”分布特征。

3 学前教育设施优化策略

3.1 优化思路

目前，兰州市学前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面临3个难题：①“供不应求”即“设施供应不足”，造成部分幼儿无法就近入学，面临“跨区择校”与“越圈入读”，幼儿出行距离拉大，出行风险增高；②“供过于求”即“设施利用不足”，幼儿园扎堆分布，而对应服务区内幼儿数量不够，造成部分资源闲置浪费；③“可达性低”意味着幼儿无法就近入园，家长接送的距离成本和时间成本增加。均等化目标下，衍生出2种优化思路：①基于结果均等的分配优化：以资源供给规模合理为目标函数，通过引导人口再分布实现“需求量≈供给量”，或以人口需求合理为目标函数，通过在“漏配区”新增幼儿园学位实现“需求量≈供给量”；②基于机会均等的路网优化：通过延伸道路、消除断头路、提高路网密度，增强幼儿的接近性和可进入性，提升入学的可达性。在社区生活圈尺度上，学前教育资源优化方案还应考虑以下问题：①幼儿园配置在哪一个生活圈才能使均等性最大化，既能满足供需平衡，又能兼顾可达性?②为了提高可达性，哪些区域需优化路网?③能否从空间上调和学位“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区域?本研究认为：在5 min生活圈内配置幼儿园更具均等性，幼儿园数量配置应考虑供需关系，选址位置靠近生活圈质心，保证服务区内幼儿便捷入学；对“供需平衡，可达性低”的5 min生活圈需优化路网，对“供不应求，可达性低”的5 min生活圈至少配备1所幼儿园；学位“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两类区域空间距离过远，难以有效调和。
借鉴李金泽等对方舱医院布局优化研究[39]，服务均等导向下幼儿园优化方案如下：①根据供需匹配关系，在5 min生活圈内每位幼儿入读的幼儿园至少有1所，保证生活圈内幼儿入读数量与学位数量大体相当，解决设施的供应不足；②根据可达性，保证幼儿快速就近入学，可达性高或适中；③补建的幼儿园数量尽可能最少，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

3.2 优化方案

3.2.1 根据供需关系进行分配优化

本研究表明，5 min生活圈“供不应求，可达性低”区域有33个，因此应新增33所幼儿园，按照《甘肃省公办园编制标准（试行）》，一所幼儿园学位容量为270位，可新增学位8910个，主要配置于城关区幼儿园双核过渡的中间地带及西固区的边缘地带，如城关区盐场路、草场街、东岗西路、嘉峪关、拱星墩街道，西固区四季青、临洮街街道生活圈内。5 min生活圈“供过于求，可达性适中”与“供过于求，可达性高”区域有32个，政府应加强管控，加以引导，避免学前教育资源投资过剩，引发学位供给进一步扩大（图9a）。
图9 学前教育设施优化方案

Fig.9 Optimization plan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facilities

3.2.2 根据可达性关系进行路网优化

以城市路网建立网络数据集，将5 min生活圈质心与幼儿园作为起始点和目的地，构建OD距离矩阵，通过网络分析发现5 min生活圈“供需平衡，可达性低”区域有168个，主要分布在OD连线稀疏，幼儿园少而分散的边缘地带。因此需进行路网优化，可灵活配置居住区内路网系统，如增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拓展可达性（图9b）。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5 min、10 min、15 min三级社区生活圈尺度，系统研究了学前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学前教育设施优化方案。主要结论如下：
①兰州市三级社区生活圈中，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基本匹配，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平衡的数量远高于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表明绝大多数学龄儿童基本能实现就近入园。随着生活圈的放大，学前教育资源“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生活圈数量递减，意味着当学龄儿童无法实现就近入园时，可以通过调节就学半径和范围来实现供需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生活圈放大到15 min，在城乡接合部依然存在少量的“供不应求”现象，这些区位将是政府大力配置学前教育资源的重点地区。
②三级社区生活圈中，学前教育资源可达性低、可达性适中是2种主要可达类型，可达性高邻近分布可达性低区域，存在“两极相邻”现象。在5 min生活圈内，可达性值大都集中在0~1之间。伴随“越圈”入园及搜索半径扩大，可达性值逐渐增大，而无法获取学前教育服务的生活圈占比减小，可见适当延长入学距离会改善可达性。
③三级社区生活圈中，学前教育资源整体均等，空间上没有“供不应求、可达性高”的区域。若不考虑圈层放大衡量均等性，供需占主导，若考虑圈层放大衡量均等性，可达性占主导，学前教育资源整体空间均等性随生活圈放大而下降，“供需平衡，可达性低”随圈层放大空间愈发突显。同时，在5 min生活圈配置学前教育资源更具均等性。区际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呈“圈层式”分异特征。
据此，基于服务均等理念，在统筹考虑供需和可达性情况下，提出学前教育设施优化方案如下：基于5 min生活圈，在各辖区接合部和城市边缘区规划新增幼儿园33所，学位数8910个；对32个学位富余的5 min生活圈，控制学位供给；对168个5 min“供需平衡，可达性低”生活圈，通过优化路网等措施提升可达性。

4.2 讨论

均等性导向下，学前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与可达性评价是关键。规划学界往往基于“以人为中心”或“以地为中心”的理念，从市区、市辖区或街区尺度，利用常住人口和千人控制指标来测算需求量[35-37]，或根据土地存量见缝插针地配置公共服务设施。这些配置方案往往单方面强调供需平衡或空间供给的可能性，存在“人”“地”两张皮现象，没有将供需平衡和可达性通盘考虑，没有真正解决均等性问题。本文通过模拟适龄儿童数量，并将其落实到三级社区生活圈上，通过分析生活圈层面上的供需匹配关系和可达性关系，从而实现“人地”合一背景下的均等性，既强调了同一空间尺度下的供需匹配，又兼顾了可达性。有学者基于格网尺度测定可达性和均等性[40]，但格网作为抽象简化的空间划分方式，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复杂多样性，抹杀了不同城市形态、功能分区、空间异质性对结果的影响；也有学者将生活圈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空间单元（即等尺度）[36]，计算可达性、均等性，忽略了公共服务设施不仅对内开放，而且功能外溢，即当等空间尺度不能解决问题时，还可以跨尺度谋求解决，如典型的“跨圈”入学。我国的幼儿园配置，早期以供给导向为原则，按照均等化理念，自上而下尽可能在市区范围内均衡配置，但城市空间结构和人口分布是一个动态过程，这样的配置方案很容易出现局部地区供过于求、供不应求现象。为此，2018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首次提出以生活圈为单元配置公共服务设施，但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仍沿用了“行政区划主导”习惯，将街道办管辖的区域简单地分解为生活圈，或将社区合并为生活圈，远离市民的实际居住状况和生活行为，导致生活圈名不副实，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要么“够不着”，要么“多余/短缺”，无法兼顾供需匹配和可达性。本文突破行政区划导向下划分生活圈的习惯，并评估了三级社区生活圈尺度上的供需匹配性和可达性，发现如果“跨圈”时，供需匹配性和可达性的传导性变化；同时提出倘若幼儿在5 min生活圈内无法满足入学需求时，可以跨圈在10 min生活圈内寻找更适宜的幼儿园。另外，本文尚有不足：产业部门的迁移与衰退、住宅小区的拆迁与兴建等因素都会带来学龄儿童的聚集、分散与流动，加之未来随着出生率的下降，部分幼儿园出现招生荒，有些幼儿园甚至因生源不足而停办，因此如何架构动态综合的学前教育资源均等性优化策略仍需在未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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