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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4 , Vol. 44 >Issue 11: 73 - 8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1.008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江经济带市域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格局及其作用机制

  • 孟贵 , 1, 2 ,
  • 王开泳 , 1, 2, ※ ,
  • 王甫园 1, 2 ,
  • 李贺 3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 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049
  • 3.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081
※王开泳（1980—），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E-mail：

孟贵（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策评估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10

  修回日期: 2024-08-3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305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22STA021)

收起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t Prefectural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 MENG Gui , 1, 2 ,
  • WANG Kaiyong , 1, 2, ※ ,
  • WANG Fuyuan 1, 2 ,
  • LI He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 3.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10

  Revised date: 2024-08-31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8

Fold

摘要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耦合协调度和PVAR模型分析并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和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①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基本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转变，其中省会城市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始终保持较高的耦合协调度，且对邻近地级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②从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看，长江下游城市>长江上游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其中，长江下游城市长期处于领先状态；长江中、上游城市在2011—2016年基本相当，但自2017年以来上游城市要明显高于中游城市。③目前长江经济带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尚未形成长期良性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增长，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上游城市和下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短期推动作用，但对中游城市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最优解，上游欠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发展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中游地区应补齐发展短板，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增长极；下游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区域协调问题，统筹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城乡融合; 耦合协调; PVAR模型; 作用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

本文引用格式

孟贵 , 王开泳 , 王甫园 , 李贺 . 长江经济带市域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格局及其作用机制[J]. 经济地理, 2024 , 44(11) : 73 -8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1.0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0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PVAR model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asically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ildly dysfunctional to basically coordinated in 108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among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lways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have a strong radiation-driven effect on the neighboring prefecture-level cities. 2) In term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c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followed by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mong them,c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ve been in the lead for a long time, citie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ere basically comparable in 2011-2016,but citi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2017. 3) At present,it has not formed a long-term positiv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pecifically,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motes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while there i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mong them,it has a short-term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but has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refore,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underdevelope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uld focus on development issues and enh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mentum.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uld make up for the short boards of development and create the growth pole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develope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uld focus on the issue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and coordinate the promotion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upled coordination; PVAR model; action mechanism;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城乡关系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具体涉及城乡社会、经济、生态和空间等多方面[1]。然而，城乡发展失衡是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2]，城乡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3]。在实现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着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不均等发展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已经演变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4]。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希望通过城乡融合（Urban-rural Integration，URI）发展策略，实现重塑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以及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2]。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DE）作为一种依赖互联网通信技术发展起来的经济形态，已经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5]。近十年来，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点推进的首要任务[6]。中国亦在努力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并取得了重要发展成果。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2023年中国5G基站数为264.6万个，较上年增加69.7%；同年，中国数字经济产值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GDP总量的39.82%。新发展格局下，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地区。2021年《“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并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在这一进程中，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和作用机制，对充分释放地区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现有与本文主题紧密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数字经济。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估两种，且以定量评估为主。其中，定性研究主要讨论了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7]、发展逻辑[8]、时代价值[9]等；定量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入手[10]，阐述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区域分异特征[11]，并落脚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12]、社会福利[13]和生态建设[14]等方面的影响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②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等空间动态平衡的过程[3]。相关研究讨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15]、理论基础[16]、水平测度[17]、时空演变[18]、现实挑战及实现路径[19-20]，且以定性分析为主。③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相关研究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但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明显分歧[21-22]，即当前研究关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不尽一致。
综上分析，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是两个重要且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但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出入，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尚不明晰。当前，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大力扶持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是否以及能否形成协调发展关系，影响着政府下一步政策措施的制定以及未来中国推进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选择。鉴于此，本文以中国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一步应用PVAR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从地级市尺度为识别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提供参考，并为其他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作用机理

1.1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效果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经济融合，又是社会、生态和空间的融合[3]。因此，本文从以下4个方面概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①数字经济对城乡经济融合的影响。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3]。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4]。然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影响了农村创收效能，进而又可能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5]。此外，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6]。②数字经济对城乡社会融合的影响。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27]，增强收入分配的普惠性[28]，提升农村居民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消费水平[29]。此外，数字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缩小城乡之间的治理能力差距[21]。③数字经济对城乡生态融合的影响。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数字经济可以赋能产业数字化发展，缓解传统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高排放、高能耗和高污染”问题[23]。同时，数字化手段的运用可以简化生态环境审批管理程序，利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水平。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在短期内并不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30]。④数字经济对城乡空间融合的影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弥补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劣势[31]，降低了城乡交通便利的差异性[32]，推动了城乡信息的互联互通[21]。最后，通过统筹优化城镇化格局与农业生产格局，数字经济促进了城乡在国土空间布局上的融合发展，推动了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21]。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社会发展效益和生态保护效果，进而对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其中，数字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社会融合、空间融合，而对经济融合、生态融合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而影响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效果的发挥。

1.2 城乡融合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效果

城乡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基础和有利条件，且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具体而言：①城乡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数字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的产物，对区域经济基础、产业发展水平和生产要素质量等均有门槛要求[33]。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34]，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6]。②城乡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拓展了市场空间。城乡融合发展以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重点，旨在形成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35]。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农村产业升级、农村公共服务提升等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③城乡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相对较为规范，市场秩序较为健全，进而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1.3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作用机理

城乡融合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数字经济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可以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城乡融合发展可以为壮大数字经济拓展发展空间，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时空关联和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传输为载体的数字经济改变了资源要素的流动方式[22]，成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24]。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增长提供了所必需的数字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和载体，成为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实现方式[36]。总之，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发展是两者协调互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当两者实现高度耦合协调时，才能发挥“1+1>2”的效果。
综上分析，关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路径与作用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互作用效果及耦合协调作用机理

Fig.1 Interaction effect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2 研究区域与指标体系

2.1 研究区域选择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典型的协同发展区域，也是人口密集区之一，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江经济带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和贵州9个省以及上海、重庆2个直辖市，共辖设108个地级和副省级城市、15个自治州。按照流域类型划分，长江经济带可以分为上游（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中游（湖北、湖南和江西）和下游（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作为中国重点发展区域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长江经济带在促进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此外，长江经济带还是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先行区。其中，下游省市拥有良好的数字资源禀赋、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中上游省市数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鉴于上中下游城市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以及民族自治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差异性政策，本文选择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和副省级城市（以下简称“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既可以为了解我国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提供参考，又可以在地级市这一微观尺度解释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其他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2 城乡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城乡融合发展强调通过各类资源在城乡自由、合理流动，使居民生活质量相近、公共服务相当，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帕累托最优解。相关指标构建过程及选择分析如下。
①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不断缩小城乡居民发展水平差距的过程，最终达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相近和生活服务相当的状态[3]。②城市和农村在医疗、就业、养老和教育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影响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37]。③良好的城市绿地环境能够给乡村居民带来清新的空气保障，城市产生的废气、粉尘等这类空间移动性较强的污染物也会影响到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④城乡融合发展发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和生态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此外，城乡交通网络建设有利于推动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3]。综上，本文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4个维度20个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子系统 维度 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权重
城乡融合 经济融合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X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22
城乡人均消费比（X2）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23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X3）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0.21
城乡二元对比系数（X4） 人均第一产业产值/人均第二三产业产值 + 0.16
农业机械化水平（X5）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播种总面积 + 0.06
城乡协作水平（X6） 公路客运量/常住人口总数 + 0.12
社会融合 互联网覆盖系数（X7）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常住人口总数 + 0.20
教育水平（X8） 中学学生数量/中学教师数量 - 0.28
养老保险覆盖系数（X9）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常住人口总数 + 0.21
医疗保险覆盖系数（X1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常住人口总数 + 0.16
失业保险覆盖系数（X11）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常住人口总数 + 0.15
生态融合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12） 公园绿地面积/常住人口总数 + 0.19
工业废水排放系数（X13） 工业废水排放量/行政区域面积 - 0.20
工业SO2排放系数（X14） 工业SO2排放量/行政区域面积 - 0.20
工业粉尘排放系数（X15） 工业粉尘排放量/行政区域面积 - 0.2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16） 生活垃圾产生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 0.20
空间融合 城乡土地配置（X17） 农作物播种面积/建成区面积 + 0.23
城乡空间流通能力（X18） 私人汽车拥有量/行政区域面积 + 0.14
城乡空间流通网络（X19） 道路面积/行政区域面积 + 0.25
城乡服务供给系数（X20） 道路照明灯盏数/行政区域面积 + 0.38
数字经济 电信业务收入（Z1） 电信业务收入/GDP + 0.21
互联网行业人数比（Z2）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常住人口总数 + 0.13
移动电话用户数（Z3） 移动电话用户数/常住人口总数 + 0.19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Z4） 互联网用户数/常住人口总数 + 0.24
数字金融发展指数（Z5）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0.23
完善的基础设施、强大的移动网络与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参考赵涛等[38]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包括电信业务收入（Z1）、互联网行业人数（Z1）、手机与互联网使用人数（Z3、Z4）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系数（Z5）在内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是北京大学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3个方面，通过33个具体指标计算而来，反映了中国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深度[39]，成为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2.3 研究方法

2.3.1 熵权法：测度城乡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指标中包含正负向指标，且各指标度量单位和数量级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使用极差标准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增强不同指标间的可比性。熵权法在确定权重时更为客观[40]，因此，本文使用该方法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不同时期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经济两者发展关联度

基于熵权法计算结果，本文通过计算不同时期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等来分析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经济两个系统相互作用时的整体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尽管研究主题存在差异，但已有研究基本上是根据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种类型来比较和评价不同年份的协调情况（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

Tab.2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值范围 耦合协调等级
（0，0.2] 严重失调
（0.2，0.4] 中度失调
（0.4，0.6] 轻度失调
（0.6，0.8] 基本协调
（0.8，1.0] 高度协调

2.3.3 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探讨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

对于面板数据采用简单混合估计模型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PVAR模型通过引入变量滞后项来探索变量间的动态影响关系，并考虑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能够真实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因而可以用来探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二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及复杂动态关系。

2.4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历年各省、各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https://idf.pku.edu.cn/zsbz/515313.htm）。个别缺失值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3.1.1 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在空间上总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地级市相对最高，西部地区地级市次之，而中部地区地级市最低，且这种特征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图2）。相关结果分析如下。
图2 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

Fig.2 Spatial-temporal chang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10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①基本实现从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过渡发展。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均值从2011年的0.49上升到2020年的0.64。根据表2的分类规则，108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情况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发展转变。具体来说，2011年绝大多数地级市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处在轻度失调状态；湖南怀化市、永州市，贵州毕节市和云南昭通市则处在中度失调状态；仅浙江杭州市达到基本协调。2013—2019年，实现基本协调的地级市数量不断增加，且在2019年耦合协调度达到0.60以上的地级市总数为82个，约占全部地级市的75.93%。到2020年，除云南昭通市、贵州毕节市和四川达州市等少部分地级市尚处在轻度失调状态外，其余地级市均实现了基本协调。
②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但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11年昭通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最低（0.34），而以下游地区杭州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0.62），耦合协调度的极值约相差0.82倍。2013年耦合协调度最低的城市为内江市（0.48），最高的为杭州市（0.69），极值约相差0.44倍。2015年耦合协调度最低的城市为昭通市（0.50），最高的为杭州市（0.71），极值约相差0.42倍。2017—2020年均以四川达州市的耦合协调度最低，而以浙江杭州市最高，2017、2019和2020年耦合协调度的极值之差分别约为0.35、0.35和0.27倍。综上分析，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且以下游地区最高，而中上游地区相对较低，但地区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主要原因如下。
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不同发展水平的地级市在经济社会基础、自然资源禀赋和政策资金扶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杭州市以2003年浙江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契机，积极优化农业空间格局，以多种形式盘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乡村空间资源，健全乡村土地资源利用政策，并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最终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协调发展。反观中上游地区的昭通、内江和达州市等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城市，普遍面临资源环境制约加剧、民生保障压力大、基础设施滞后等挑战，资金、技术、人才、土地、能源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低，要素供给比较优势不明显，不利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党中央及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使得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具体来说，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要将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强调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培育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小城镇，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2018年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分别颁布了《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支持政策的方案》和《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加大各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以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2021年《“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要强化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推动区域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综上，在诸多利好政策的支持下，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级市的乡村产业迅速发展、农村面貌明显改善，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提供了有利条件。
③省会城市始终保持较高的耦合协调度，对周边地级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2011年浙江省省会杭州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率先实现基本协调，尽管其他省会城市尚处在轻度失调状态，但均高于省内均值。如2011年南京市的耦合协调度为0.59，而江苏省内均值为0.47；成都市的耦合协调度为0.59，而四川省内均值为0.49。2013年，江苏、浙江、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和四川的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达到基本协调，在省内保持较高领先水平。其可能原因在于，省会城市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也较高。且省会城市一般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类基础设施水平较为完善，使得这些城市较早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发展转变。2017—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会城市周边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其中在2017年邻近省会城市的一般地级市较早实现了基本协调发展。2020年与杭州市邻近的湖州市、与南京市邻近的扬州市、与长沙市邻近的湘潭市以及与成都市邻近的雅安市等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同省内的其他地级市。这表明省会城市对推动邻近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示范与带动作用，而这又与长三角一体化、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密切相关。
综上分析，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转变。各地级市在经济社会基础、自然资源禀赋和政府资金扶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发展差异，但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最后，省会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在长江经济带区域联动发展战略推动下，省会城市周边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

3.1.2 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变化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内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上、中、下游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图3）。从耦合协调度大小来看，下游城市>上游城市>长中游城市。其中，下游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长期处于领先状态，并高于上游和中游城市的平均发展水平。其可能原因在于，下游地级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高于中上游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结构转型快，使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游和中游城市。
图3 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演化

Fig.3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t the study period

此外，2011—2016年长江中上游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近，但自2017年以来上游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要明显高于中游城市（图3）。直接原因在于，四川省多数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在2017年以来快速提升，且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大部分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明显提高，而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多数地级市耦合协调度在2017—2019年提升速度相对较慢。间接原因在于，四川省长期以来将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工业互联网改造升级为手段，通过布局以数字经济为主体的“5+1”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转型发展。此外，成都作为成渝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城市，自2017年率先建成公共数据运营平台，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取得明显成效，推动了社会治理方式变革，同步促进了城乡社会融合和经济融合，也辐射带动了周边德阳、绵阳、雅安等地级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使得四川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快速提升。相比而言，湖南省和江西省的产业数字化发展起步较晚，数字基础设施较周边省份弱，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较低。具体而言，2021年江西省数字产业化规模为1308.2亿元，仅占GDP的4.4%。与此同时，2021年贵州省数字经济同比增长超过20%，明显快于湖南省和江西省。综上，上游地区的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贵州省长期保持较高的数字经济增长速度，使得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在2017年以来明显高于中游城市。

3.2 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因果关系，进一步通过PVAR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建立PVAR模型。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未展示相关检验表格。借助蒙特卡洛（Monte-Carlo）方法，本文通过200次模拟得到长江经济带全域城市（图4a），上游城市（图4b）、中游城市（图4c）和下游城市（图4d）滞后10期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脉冲响应图。图中蓝色虚线表示给予某一冲击变量（如城乡融合发展，以URI表示）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响应变量（如数字经济，以DE表示）的脉冲响应值，红线对应的上下曲线分别表示95%和5%的置信区间。相关结果分析如下。
图4 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

Fig.4 Impulse respons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①城乡融合发展和数字经济具有发展惯性，且数字经济较城乡融合发展对自身的影响更深远。当城乡融合发展面对自身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在当期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随后均波动下降，在滞后4期后趋向于0并基本保持稳定，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对自身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快速降低。而当数字经济面对自身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在当期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随后均缓慢下降，在滞后10期时趋向于0，表明数字经济对自身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缓慢降低。综上，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均具有发展惯性，且数字经济较城乡融合发展对自身的影响更久远。其可能原因在于，城乡融合是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的融合，需要在上述4个方面持续发力。加之乡村发展长期滞后于城市，自身发展能力较弱，需要多方持续合作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而数字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软硬件基础设施和客观条件较为成熟时，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正向互动与良性循环关系。
②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短期促进作用，对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就长江经济带全域而言，面对数字经济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城乡融合发展在当期显著为正，而在随后几期明显为负，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城乡融合发展作用有限。但不同地区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性。首先，面对数字经济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上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在当期及未来2期内明显为正，随后趋于0值，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上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其可能原因在于，近年来，尽管长江上游大多数地级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会通过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就业机会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次，面对数字经济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下游城市城乡融合发展在当期明显为正，且随后几期在0值附近波动，表明数字经济对下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背后原因可能与数字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以及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有关。最后，面对数字经济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中游城市城乡融合发展始终在0值以下，即数字经济发展对中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负向效应。其可能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湖南和江西两省数字经济发展起步晚，且地区发展不均衡。如江西省地级市按照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可分为3个梯队，但仅省会南昌市位居第一梯队，赣州、九江、上饶等5个地级市位于第二梯队，其余地级市位居第三梯队。此外，这些城市的数字经济主要在中心城区布局，进而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致使长江中游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产生负向影响。总的来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尚未形成长期良性互动关系，数字经济对上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作用效果较好，在短期促进了下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而对中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有待提升。
③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增长，但存在滞后效应。一方面，就长江经济带全域以及中上游城市而言，当数字经济受到城乡融合发展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正向影响，并在滞后2~3期达到最大值后缓慢下降。其中，上游城市在滞后2期时达到峰值，而中游城市约在滞后3期达到峰值。另一方面，就下游城市而言，当数字经济受到城乡融合发展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呈现先降低后增加再降低的变化趋势，在滞后4期时达到峰值。同时，从峰值点大小来看，上游城市>下游城市>中游城市，表明上游城市城乡融合发展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效果更好，其次是下游城市，最后为中游城市。此外，上、中、下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对数字经济增长的冲击在第10期仍显著为正，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增长。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程度稳步提升，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基础，使得数字经济产品逐渐为农村居民所接受，数字经济产业逐步向农村地区布局。综上，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通过引入耦合协调度和PVAR模型，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变化以及区域差异情况。随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全域，以及上、中、下游地级市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①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发展转变；尽管不同地级市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此外，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保持较高水平，对邻近地级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②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呈现出长江下游城市>上游城市>中游城市的趋势。其中，下游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长期处于领先状态；尽管2011—2016年中上游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基本相当，但自2017年以来上游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要明显高于中游城市。
③城乡融合发展和数字经济具有发展惯性，具备较强的自我推动机制，且数字经济较城乡融合发展对自身的影响更深远。就协调机制而言，一方面，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上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较好的正向推动作用，对下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中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增长，但存在滞后效应。总的来说，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尚未形成长期良性的互动关系，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有待提升。

4.2 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态治理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为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因此，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应采取差异化措施，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①上游欠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发展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动力。近年来，成都市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双轮驱动，打造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辐射带动了周边地级市的协调发展。这也使得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在2017年快速提升，但与此同时上游贵州和云南的部分地级市，如毕节和昭通市在2020年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因此，既要继续发挥好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又要注意到上游部分欠发达地区通信技术设施不完善、建设难度大，以及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低，对数字经济的接受度相对较低等的现状。在未来，上游城市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互联网通信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并注意解决数字经济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可能带来的破坏问题。
②中游地区地级市要补齐发展短板，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增长极。尽管近年来湖南和江西两省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本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增长，而数字经济并未给中游城市城乡融合发展带来正面作用，且中游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在2017年以来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因此对于中游的大部分地级市，特别是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地级市应重点关注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缩小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为推动城乡之间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合理布局数字产业，制定明确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建立并完善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机制，稳步提升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
③下游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区域协调问题，统筹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下游城市数字经济并未持续有效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下游地区特别是江苏和浙江中心城区的人口集中度高，基础设施完备，电子商务发展条件成熟，使得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速度明显优于周边乡镇地区，扩大了地区的城乡发展差距。因此，在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下游地级市应该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与协同，通过共享资源、联合研发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拓展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同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鼓励跨界合作，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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