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4 , Vol. 44 >Issue 10: 86 - 9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0.009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混合嵌入性理论视角下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

  • 蔡超明 , 1, 2 ,
  • 刘云刚 , 1, ※ ,
  • 王敏 1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北斗研究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631
  • 2.东莞城市学院 语言文化学院，中国广东 东莞 523410
※刘云刚（1973—），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与生活空间论。E-mail：

蔡超明（1991—），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国际移民迁移与外资企业实践。E-mail：

收稿日期: 2023-11-30

  修回日期: 2024-06-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1-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87)

广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20GXJK088)

收起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Korean Entrepreneurship Space in Donggua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xed Embeddedness Theory

  • CAI Chaoming , 1, 2 ,
  • LIU Yungang , 1, ※ ,
  • WANG Mi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 Beidou Research Institut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 2.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Dongguan City University，Dongguan 523410，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30

  Revised date: 2024-06-20

  Online published: 2024-11-29

Fold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随韩资企业迁入，韩国人在本地形成了独特的创业空间。文章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基于混合嵌入性理论探讨了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在创业空间的特征上，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呈现出以市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与向郊区扩散并存的趋势，形成了“大范围分散”的特点。②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形成受到多尺度要素和主体间互动的影响，且高度依赖族裔经济的社会网络。然而，创业空间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地缘政治关系、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演变，东莞市韩国人会灵活调整其经营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③韩国人在创业实践过程中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政治建设，使得移民的创业网络不断扩大，以缓冲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韩国人; 移民创业; 创业空间; 族裔经济; 混合嵌入性; 社会网络; 东莞市

本文引用格式

蔡超明 , 刘云刚 , 王敏 . 混合嵌入性理论视角下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J]. 经济地理, 2024 , 44(10) : 86 -9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0.009

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Dongguan City ha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resulting in a unique entrepreneurial space formed by the accompanying Korean immigrant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Korean entrepreneurial space in Dongguan City using the theory of mixed embeddedness. It's found that：1)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space, Korean entrepreneurial space shows a trend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centered in the urban area of Dongguan City and diffusion to the suburbs of Dongguan City,forming a "large-scale dispersion" feature. 2) The formation of Korean entrepreneurial space in Dongguan City is affected by multi-scale factor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subjects, and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social network of ethnic economy. However,entrepreneurial space is not static.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policies and market environment,Koreans in Dongguan will flexibly adjust their business strategies to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3) Korean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o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which makes the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of immigrants continue to expand to buffer the risks brought by geopolitics.

Key words： Korean;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space; ethnic economy; mixed embeddedness; social network; Dongguan City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选择在迁入国创业。移民创业不仅为东道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为迁入国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1]。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累计吸引了超过54万家外资企业投资，并带动了大量的国际移民迁入。全国六普、七普人口数据显示，近四成来华外国人以商务和就业为主要目的。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与进口来源国，因此韩国人在中国的外资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0》，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100.2万家，其中韩资企业为67376家[2]。韩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江苏等地。截至2021年底，广东吸收韩国投资项目共3837个，其中省内分布1400多家中小型韩国企业[3]。
作为外资依存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东莞市拥有独特的创业生态。据东莞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2021年在莞韩资企业有294家，占外资企业来源国的首位，其中包括三星、SK、高伟等大型韩资企业。尽管外国人在华投资和创业受到许多制度约束，如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外国人居留许可、银行贷款限制等，但随着外资企业涌入而带来的机会效应，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逐渐形成。东莞市韩国人不仅在族裔聚集区进行创业活动，而且逐渐进入主流市场。基于上述背景，探讨来莞韩国人如何嵌入当地社会网络创业及创业空间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移民创业作为族裔经济（Ethnic Economy）的部分，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4]。早期的研究多关注移民创业的驱动力和创业资源，如推拉理论和族裔经济理论。然而，这些研究过于关注族裔资源本身，忽视了宏观环境和制度对移民创业的影响。为此，Kloosterman等提出“混合嵌入性理论”（Mixed Embeddedness）[5]，强调个人行为体及其社会网络嵌入到所在国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混合嵌入性理论建立在机会结构的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探讨移民创业如何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多层次分析框架。已有研究表明，国际移民的创业社会网络在本地完成重构[6]，并且突破了传统族裔经济的规模和类别，例如高科技产业、高端专业服务、连锁商业和跨国企业等。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移民创业的社会网络和影响要素，对移民的创业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尚未充分探讨。
本文以混合嵌入性理论为基础，探讨东莞市韩国人的创业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分析多尺度要素和主体间互动如何影响移民创业空间的动态形成过程。通过理解移民移居地的创业实践，既有助于剖析移民创业背后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空间重构、不同主体间的博弈等[6]，又期望能助力东莞市国际化城市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吸引更多外国人来莞创业和工作，进一步推动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1 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1.1 嵌入性与移民创业研究

嵌入性作为解释移民创业实践的一个重要概念[5]，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中。例如，经济学运用嵌入性视角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间的跨国合作和竞争关系[7]；社会学探讨美国和新加坡的移民如何在社团组织与母国之间进行日常的创业实践[8]；地理学则通过地方嵌入性视角分析在华外资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9]。发展至今，嵌入性理论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
嵌入性理论由Polanyi首次提出，认为“经济行为体的嵌入过程受到经济和非经济制度的影响”[10]。Granovetter[11]和Uzzi[12]发展了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行为体在受到有利的环境和网络结构影响下会增加其积极性；反之，在有限的条件下经济行为体则会产生消极影响。早期学者主要关注移民企业家的创业驱动力和社会资源，如移民创业在社会和文化上根植于族裔经济和家庭网络中，为创业实践提供社会资本聚集的途径[13]。尽管国际移民在东道国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或人力资本，但能利用家庭和族裔网络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和资源信息，从而取得创业的成功。然而，这些研究过于强调个体及家庭网络的研究视角，忽视了宏观环境和制度对移民创业的影响[14]。Granovetter提出社会嵌入的概念，指出行为体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作用[11]。例如经济活动嵌入在非经济因素的亲属关系、宗教和政治制度中。Aldrich等学者引入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概念，强调市场条件对移民创业的重要性，包括市场规模、市场需求及其增长潜力[15]。这表明市场的制度结构为移民提供创业思路，从而决定一定区域内的经营和交易规则。然而，从族裔资源或机会结构的视角来探讨移民创业，无法解释环境制度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因此，应从更宏观的视角探讨移民创业的影响。
随着全球—地方视角的纳入，移民创业研究逐渐关注地方嵌入过程，探讨移民创业与东道国环境、制度、文化和技术等方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经营的策略[9,16]。Kloosterman提出混合嵌入性理论，认为移民企业家不仅在微观上嵌入族裔社会和地方网络，而且在宏观上受到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约束，致使不同尺度间的要素影响着移民创业的行为[5,17]。随后，Kloosterman又提出了混合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模型，在宏观的体制框架下分析创业个体如何利用社会资源识别市场机会[18]。移民企业家对机会结构的识别被视为嵌入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19]，也有研究表明族裔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对移民从事创业的类型产生显著影响[20]。
随着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国家间的移民和物质流动日益加速，移民企业家在两个以上的制度环境中“多重嵌入”创业实践也日益增加，不断地拓展创业空间和网络关系的范围[16]。Sunley对创业空间进行分析，将创业者视为嵌入空间关系网络的行动者，并探讨企业关系是如何在环境制度中建立的[21]。创业活动的关系过程可以理解为不同形式的制度规则和实践所塑造的“空间环境”[22]。Dahl等发现，在企业家选址决策中，非经济因素是经济因素影响力的4倍[23]。创业空间是企业家如何在物理空间填补空白的理论解释，它是由创业者主导的持续关系和交易所构成的空间配置或领域[24]。区域制度是塑造创业空间的重要因素，通过促进创业氛围的形成，进而影响潜在创业者对机会的感知可能性[25]。同时，创业者和地方行政力量共同创造区域结构和环境，吸引新创业者转移到未开发的领域，为创业者建构机会结构[26]。而机会结构通过跨国创业者转移到其他地方后调动所需的外部资源来构建创业空间[27]。因此，创业空间是一种地方嵌入性的现象，建立在区域制度和环境基础上，由创业者和地方行政力量共同塑造，通过促进创新创业氛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网络关系等方式，为新兴企业提供机会结构。本文认为创业空间是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的具体环境和实际场所，也将其视为一个微型的创业生态系统[28] 。同时，本文还认为其地理分布是政策环境和机会结构影响下创业活动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流动性治理视角下，移民创业被视为跨国人口迁移在不同阶段形成的产物，Sandoz等认为，在高流动性的背景下，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跨越国界，使得移民创业的空间发生了动态性变化[29]。加之，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家间关系对区域生产贸易活动产生显著影响[8]。在此背景下，移民企业家不仅需要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利用资源和识别市场机会，而且还要应对跨国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在多重嵌入背景下，探究移民创业实践及其多主体间关系，对于理解国际移民创业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2 移民创业空间的多尺度混合嵌入性分析框架

当前移民流动模式变得越发复杂，二次回流或继续迁移提高了移民跨越多个民族国家空间和社会网络的可能[30]，跨国移民创业的现象逐渐受到关注。传统的混合嵌入性理论主要探讨国际移民在单一国家或城市层面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环境中的嵌入过程和影响因素[5,17]，无法解释移民在两个以上的制度环境中“嵌入”的创业实践。
值得关注的是，通信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促使移民企业家能与海外网络保持联系和开展跨国业务活动[31]，能够突破东道国制度所带来的约束。因此，探讨国际移民的创业空间和网络关系有必要纳入超越国家制度的因素。地缘环境和国家间关系对移民创业的社会嵌入和经营策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制裁政策促使多米尼加企业家比古巴企业家更积极地参与跨境贸易活动[32]；中国的崛起推动了区域地缘政治秩序重组，促使新加坡华人在中国创办企业和开展跨国贸易活动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8]。这些案例凸显了地缘环境和国家间关系在塑造创业空间和促进国际贸易合作中的作用。此外，对于从事跨国创业活动，移民企业家具有熟悉海外市场制度等独特的特征[33]，移民企业家嵌入“多国世界”能够识别和利用单一地理区域经济行为体无法观察到的市场机会[33]。例如，德国的波兰移民基于对双边的制度政策了解，通过利用双边的市场需求和汇率差价，顺利嵌入到两地并发展跨境商务活动[31]；同样，广州的黑人利用母国市场需求和中国成本优势从事鞋业服装等跨境贸易活动[34]。
综上，移民创业的空间嵌入过程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存在相互渗透的双向过程。现有的研究更多关注移民创业的单向社会嵌入过程，并且较少纳入地缘政治对移民创业空间进行讨论。移民创业空间不仅受到地缘政治关系、国家制度、地方政策和市场需求以及个体资本的影响，还受到行政、市场、创业多主体间关系的影响，因此需要考虑不同尺度和主体间的影响和作用（图1）。本文聚焦于移民创业不同尺度的混合嵌入性过程，探讨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将分析韩国移民创业者如何利用社会资本进入特定的空间，以及识别创业空间和创业网络建构过程中的影响；同时还将分析地缘政治关系、国家—地方制度和商业组织对创业空间形成的作用机制。通过对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特征和形成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在华创业实践的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理解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对移民产业带来的影响。
图1 移民创业空间的多尺度混合嵌入性分析框架

Fig.1 Multi-scale mixed embeddedding framework for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pace

2 研究区域、方法和数据

东莞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系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制造业名城。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引进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2022年广东省统计年鉴显示，全市规模以上外资企业共有1023家，位居全省第一。课题组经过前期资料查阅与实地考察，发现东莞市内有三星、SK、高伟等著名韩资跨国公司，并形成族裔聚居区和独特的移民创业生态。本文的数据与资料收集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实地调研时间为2021年5月—2023年4月。鉴于学术伦理，文中不会出现参与者的真实姓名和单位。在分析韩国人创业的分布特征上，选取东莞市韩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企业名录及地址来源于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官方网站。各企业地理空间坐标通过高德地图的地址信息进行抓取获得，最后运用ArcGIS10.2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处理（图2）。创业空间特征的分析上，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要方法，访谈对象以韩国企业家为主，并结合其他相关主体进行信息综合，据此了解韩国人创业空间和社会网络的实际情况。访谈对象一共20名，其中韩国企业家12名，访谈时间为25~120 min不等。本文在参照现有文献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上[6]，设计不同主体的访谈大纲，韩国企业家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其个人创业资源和社会网络关系、市场需求和族裔经济、国家—地方政策的把握程度以及地缘关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受访者的样本编码与属性特征（表1），采用“H+编号”与“Z+编号”形式，分别代表韩国企业家和相关中国群体。本文在设计访谈韩国创业者时，尽量考虑不同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包含了企业类型、年龄层次及性别等），以期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调研地点与访谈对象提前协商，尽可能选择在经营企业的地点，以便于最大程度观察韩国人的创业空间。
图2 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分布特征

Fig.2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entrepreneurial spaces in Dongguan City

表1 受访者的属性特征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国籍 学历 来华时长（年） 来莞时长（年） 创业类型 访谈时长（min）
H1 男 49 韩国 本科 26 23 生活服务业 120
H2 男 39 韩国 研究生 19 7 生活服务业 60
H3 男 51 韩国 本科 26 21 制造业 60
H4 男 39 韩国 研究生 19 7 服务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0
H5 男 55 韩国 本科 18 6 服务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0
H6 男 48 韩国 本科 7 5 制造业 30
H7 男 32 韩国 本科 11 1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0
H8 男 28 韩国 本科 20 2 服务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0
H9 男 48 韩国 本科 13 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0
H10 男 48 韩国 本科 21 21 制造业 50
H11 女 50 韩国 本科 20 20 生活服务业 60
H12 女 32 韩国 研究生 14 8 制造业 50
Z1 女 33 中国 本科 - - - 90
Z2 女 33 中国 大专 - - - 40
Z3 男 30 中国 大专 - - - 30
Z4 男 42 中国 高中 - - - 90
Z5 男 - 中国 - - - - 30
Z6 女 - 中国 - - - - 60
Z7 男 - 中国 - - - - 25
Z8 男 - 中国 - - - - 25

3 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特征

3.1 东莞市韩国人创业总体情况

经调研得知，2018年东莞市韩资企业在册会员企业数量为138家。从创业企业的类型分析来看（表2），东莞市韩国人创办的企业可以分为生活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而创业规模上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其中，生活服务业利用族裔聚居区和族裔资源的优势，开展具有族裔特色的创业实践，如餐馆、美发、语言培训、跆拳道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利用东莞市制造业的优势，为境外客户提供商业服务，如订单生产、跨境零售批发、货运等；制造业主要从事电子、机电、橡胶等原材料加工生产和贸易出口。第一、第二类创业类型与族裔市场密切相关，依赖于族裔聚居区的族裔网络资源优势。创业的韩国人大多数会同时拥有第一类和第二类企业，当跨国贸易效益不好时，他们会利用族裔服务业的盈余来平衡收支。第三类创业类型通常由前两类转化而成，或是个体从外资企业离职后进行创业。创业类型的转变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主要是因为随着居留时间的增加，积累了必要的启动或扩大创业规模的资金，同时语言技能的掌握也提高了对地方政策和市场需求的了解。
表2 韩国人创业空间的类型和特征

Tab.2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entrepreneurial spaces

创业类型 空间特点 创业空间类型 数量（个）
生活服务业 个体经营或微小企业为主，依附族裔聚居区 个体式创业空间 1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个体经营或微小企业为主，依附族裔聚居区附近的商业大厦 个体式创业空间 19
制造业 具有一定规模，临近头部企业、靠近郊区 规模式创业空间 103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还做过服装贸易和美发行业，后面因为生产经营成本太高了，现在做餐饮生意会比较稳定，平时中国的顾客也挺多的”。（H2）
受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创业者的经营空间被限制在某一特定区域。第一类和第二类以个体经营或微小企业为主，其经营成本和社会嵌入门槛相对较低。第一类创业主要嵌入在韩国人群体居住的社区中，以东城街道的雍华庭、新世界花园、金月湾、星河传说社区为主要的创业空间，月租在40~83元/m2。第二类创业则主要选择在族裔聚集区附近的商务大厦，如金城大厦、星河城等。这两类创业通常会选择在离族裔集聚区相对较近的地方。第三类的创业则主要选择与城区相邻的镇街，如寮步镇、茶山镇，月租在11~25元/m2。此类企业往往与韩资大企业相邻，选址上倾向于较为完善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租金低廉的地区。因此，韩国人创业空间主要为2种类型，包括个体式创业空间和规模式创业空间。

3.2 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分布特征分析

分析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分布特征可知，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的企业并未形成均匀的分布特点，相反，它们呈现出一种“大范围分散”的集聚—扩散特点（图2）。从企业分布数量上来看，主要分布在寮步镇、茶山镇和东城街道，韩国人在东莞市的创业选址集中在基础设施完善、经济状况良好的镇街。由此反映出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的选址具有明显的流动指向性。深入分析图示数据可以发现，韩国人创业依赖族裔社会网络，主要围绕着东莞市韩国商会、韩资大型外资企业的关系网络开展创业。这种分布特征揭示出韩国人创业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族裔聚集特色和聚集效应，其创业选址倾向于族裔聚居区的辐射范围内。因此，韩国人在选择创业区位时，很大程度上考虑族裔聚居区的辐射效应。此外，市中心区位的便捷性对韩国人创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使得核心韩资企业多倾向于紧邻市中心。随着韩裔创业规模的扩大，为寻求更大的空间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市中心的吸引力及边际效益正逐步减弱，韩国人的创业空间逐渐从核心地带向市郊边缘地带发展。
总体而言，韩国人创业的空间分布虽然相对集中，但其总体趋势逐渐向郊区扩散发展，形成了“大范围分散”的集聚—扩散特点。在创业类型上，商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倾向于在族裔聚居区辐射范围内开展经营，而制造业则多选择在离族裔聚居区不远的镇区进行创业。
“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我们不断收购并扩建厂房，同时积极从韩国引进技术精英。为了吸引和留住这些高端人才，我们提供比韩国标准薪资高出10%~15%的待遇，并设有专职部门为他们处理来华后的签证等事务。除此之外，我们还为他们提供人才补贴申请和退税等全方位服务。这些举措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吸引力，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Z1）
“我在这里开烤肉店十二年了，可以负责的告诉你雍华庭风情步行街韩国人比较多，前面的小区（雍华庭）以前是三星公司员工的宿舍，那时候韩国人在雍华庭活动非常频繁，韩国料理也是从三星公司进驻东莞市的时候逐步兴起的”。（Z5）

4 多尺度混合嵌入性视角下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形成机制

4.1 宏观的制度环境与创业空间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建立的法律为移民创业提供了制度环境准入的可能。中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文件，并在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主要落实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了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制度、建立了国家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以及确立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此外，中韩两国历史上由于地缘邻近性，均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厚互动。近年来，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汉语文化在韩国受到更多的关注，韩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浪潮。同时，中韩官方定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如中韩友好年、中韩旅游年、中韩贸易投资博览会等大型经济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韩两国双边经济贸易的增长，并在推动中韩自贸协定签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此宏观背景下，跨国网络的形成促使创业者能够参与两地或两地以上的跨国创业实践，构建“多重嵌入”的社会网络。跨国企业的密度越高，则国际移民的跨空间网络就越容易建立[35]。因此，跨国企业的密度对国际移民跨国活动的开展具有显著影响，而跨国活动进一步增强国际移民创业实践的空间建构。由此可见，这些政策的落实和丰富的文化活动，促使韩国人从单一的外商投资行为转变为多元化创业实践。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关系亦对移民创业实践产生深刻影响。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三星等韩国头部跨国公司迅速在中国布局，对东莞市电子产业链的建设起到主要作用，并为地方市场带来了商业机会。加之此时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和加入WTO后的低关税优势，极大地吸引了外国人来华开展商贸活动。然而，在乌克兰危机和中美贸易战等地缘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下，原材料价格和出口关税的不稳定性影响了贸易供需平衡。这种复杂的地缘环境迫使东莞市韩国人企业经营策略发生调整，例如缩减对企业设备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国际贸易业务转为本地市场经营等。此外，商务部和公安部等中央部门作为制度制定的主体，在宏观层面上决定着移民创业空间的制度环境准入以及分布的格局。面对宏观因素的变化，韩国创业者需要不断审视和权衡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商业机会，并不断利用自己的创业网络来获取资源和机遇。
“我们做制造业出口都是用美元结算的，乌克兰冲突、中美贸易战导致很多原材料的成本在上涨，所以交易成本也在上涨。这导致欧洲那边的客户需求也在下降，我们公司这段时间的业绩有所下降”。（H3）

4.2 中观的地方市场与创业空间

在中观层面上，东莞市韩国人创业同样受到地方市场和政策权力的影响。作为外贸强市，2021年东莞市外贸进出口额首次突破1.5万亿人民币，其中从事来料加工企业数量众多，韩国人的外贸企业正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角逐，税务成为了韩国企业主最关心的要点。面对动荡的国际市场、政治环境，作为地方政策制定的主体，地方商务和税务部门需要不断地更新外商投资政策，以保持地方营商环境对国际创业移民的吸引力，从而达到其政绩与地区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受地缘环境和新冠疫情影响，出口加工企业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出口运输成本上涨、收汇周期延长等一系列挑战，为了缓解对企业的冲击，地方税务部门制定出口退税政策，以期稳定外资企业的“军心”。例如，市政府颁布的《东莞市高质量利用外资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若干措施》共涉及30个项目扶持外资企业，其中有10项为财政资金扶持。
“虽然现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但东莞市对做外贸的企业仍有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上次的税款全部转为进项税额，账上的36万元退回了给公司，虽然不多，但起码有一些帮助”。（H3）
除了受到地方政策的吸引，东道国和母国的市场为韩国人在不同的网络关系中提供创业机会。由于东莞市毗邻港澳，因此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同时充分利用了大规模外来年轻劳动力的优势，从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此外，东莞市不断完善与制造业相关的基础设施，使得外资企业的数量长期稳居在全省前列，吸引了韩国头部跨国公司的落户，如三星、高伟、S&K等企业。东莞市韩国人识别出这些头部韩资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创业机会，加之韩商会的协助，其创办的小型加工厂和贸易公司开始在空间上出现聚集效应，成功嵌入到头部韩资跨国公司的上下游，逐渐形成了电子、机电、橡胶等具有韩资特色的产业链。在外资聚集的背景下，1991年东莞市成立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随着韩工和韩商等韩裔聚集，在2008年成立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韩商投资企业分会（简称“韩商会”）。韩商会作为重要的空间网络节点，对韩国人在地化创业起到关键助推作用。反之，韩国人创业的增加对韩商会的组织功能、族裔生活空间起到完善作用。据东莞市业务部门统计，2010—2021年韩资企业数量增加过百家，韩商会的日常运营表征着东莞市韩国人创业实践的常态化。作为对接地方政府、领事馆和侨民沟通信息流的网络节点，韩商会是地方市场的重要主体，为移民创业的地方嵌入提供了资源连接的网络。
由此可见，在中观层面上，地方市场对移民创业实践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地方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将韩国人吸纳在固定的空间进行创业实践。另一方面，在韩资企业聚集和韩商会职能的作用下，大量的社会网络资源推动着韩国人的创业空间的形成。

4.3 微观层面与创业空间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家精神被视为移民创业的重要动机。经济报酬的需求是推动移民创业的原始动力。此外，个体冒险的积极态度也对移民的创业决策产生深远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体现在于创业者能否识别市场机会[36]。移民创业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企业家精神，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样在创业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人力资本包括教育经历、前置经验和专业技能；社会资本则包括家庭关系、族裔社区关系和跨国关系；而金融资本则包含正式资金来源和非正式资金来源[37]。这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移民更好地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例如，国际移民之间可以合作共享信息和资源，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因此，加强个体的综合资本，对于提高国际移民的创业能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市韩国人大多数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基本语言能力，为在华创业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同时他们有着在中国完成高等教育或者担任跨国公司高管等经历。这些经历有助于他们熟悉当地的价值偏好、风俗习惯和制度环境，从而使其与其他非创业的族裔群体相比具备更明显的竞争优势。此外，前置工作经历为创业启动的金融资本筹集提供路径，族裔聚集和社区的多样性为创业发展提供共享资源。社会资本对国际移民创业者尤为重要，它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对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产生影响[38]，这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如何受到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因素的相互影响。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综合影响，国际移民的创业获得常常被限制在特定区域，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韩国人倾向于在族裔聚居区内开展自雇活动，而综合资本相对优越的韩国人则更倾向于挑战主流市场。
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和利用资源，进而扩大创业空间，韩国人致力于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例如，20世纪末，东莞市接收了来自香港、日本、韩国等地的产业转移浪潮，随着韩国产业转移入莞，大量的韩国管理和技术人员也随之迁移。在此期间，东莞市三星集团外籍员工的生活区设立在雍华庭。因此，雍华庭逐渐成为东莞市韩国人的聚居区。为了满足族裔生活的日常需求，低技能和小资本的韩国人开始经营餐饮、超市、美发店等生活服务业。而拥有高技能和资金充足的韩国人则在郊区创办具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因此，通过提高个人专业技能、积极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寻求稳定的资金来源，国际移民在新兴市场中更容易获得创业机遇。
“我以前在中国上大学，自认为中文水平比较好，日常的语言和文字基本上都能明白，所以在创业经营过程中基本不需要请翻译帮忙。因此，本地人也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无法沟通”。（H12）

4.4 创业网络对创业空间的建构影响

创业网络由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与网络节点组成[6]。创业网络包括了母国的跨国网络和东道国的社会网络。东莞的移民创业网络结构主要围绕着韩国市场、商业组织、外资企业、家庭关系建立。东莞市韩商会作为韩国人创业的重要网络节点，旨在帮助新企业选址定居、与当地社会机构交流合作、促进投资和贸易。韩商会不仅为企业主提供商会或公共机构组织的研讨会、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渠道，而且为创业者搭建境内外广告平台（如YouTube、直播等），此外，还提供企业咨询服务，如税务、会计、法律事务等。
“我们主要服务在东莞市的侨民，同时对接地方业务部门，因为很多韩国人中文并不太好，所以需要商会作为桥梁去沟通。其次，我们会举办一系列讲座和联谊活动，如企业的税务和法律咨询，企业家高尔夫活动等”。（H5）
网络结构反映行动者之间直接和间接联系的模式[39]，市场需求则是机构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18]。而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资源利用的需求偏好亦具有差异，所以经济行为体会对网络结构中的信息流和资源流进行筛选。例如，第一类从事族裔服务业的规模较小，在网络结构中与其他行动者联系较少，通常仅利用家庭网络关系开展创业实践。第二、第三类的创业者则需要高度依赖网络结构中的信息流和资源流，需要关注地缘政治关系、市场需求、环保法律、金融和税务等信息动态。
创业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对创业空间具有深刻的影响[40]。不同创业阶段的网络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几乎所有的创业者的前置经历和综合资本都大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经历造就了创业者的社会资源和识别机会的能力大相径庭。例如，族裔服务业经营门槛相对较低，他们的财力和人力资源较为有限，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和雇佣中国低技能员工的经营模式，所以其创业网络特征以服务族裔市场为主。跨境贸易和制造业经营则需要组织一定规模的团队，包括翻译、技术、管理、业务员等，以雇佣韩籍员工和中国高技能人才为主。这些多元化的创业网络关系，促进了人力资本与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显著增长。由于这两类创业网络的特征以服务东道国主流市场和海外市场为主，所以易受到地缘政治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以前在公司打工积累了很多企业经营的经验，并且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我现在把业务做到了韩国和美国，主要是通过地方的展览活动以及商会获取商业信息的，东莞市是我的主要生产基地”。（H3）
“我暂时还没有开分店这个打算，而且我也不想你们把我这个店当成网红店。毕竟我们这里容量较小以及接待量有限，所以只想精益求精地把食物出品做好”。（H6）
韩国人在创业实践过程中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政治建设，使得移民创业网络持续扩展，逐步构建一个跨国—本地的创业网络。例如，东莞引进高新技术跨国公司的过程中，韩国社会网络的支持显得尤其重要。这通常需要韩商会的跨境网络组织，进行外出考察和引资宣传活动，从而桥接中韩不同主体。同时，韩国人的创业实践对推动建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有着重要作用，进一步巩固了韩国和东莞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关系，包括政府高层互访、政企间及企业间的考察交流。这些合作既增加了两地的民间交往、政治互信以及市场信息与资源共享，又提升了韩国人在东莞市日常实践中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可见，韩国人的创业网络展现了一种双向渗透的过程，并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构建特征。
“我们需要组织出国考察团，拜访企业海外总部，积极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官员建立关系，旨在促进国外企业投资东莞市，稳固现有投资企业的地位”。（Z6）
宏观的制度框架下，经济行为体的综合资本与中观层面上的机会结构相结合，在特定的、可识别的产品市场中创建新业务的机会。因此，移民创业在特定的空间上针对可识别的客户群体组织生产过程。东莞市韩国人根据自身的族裔资源和社会网络开展创业实践活动，族裔资源和社会网络越复杂，创业机会选择越多样化。例如，第一类韩国企业主倾向在族裔聚居区辐射范围内进行创业空间选址，餐饮、美发、培训等行业主要服务族裔群体，高度依赖族裔资源。而第三类韩国企业主大部分已经进入主流市场，不仅完成地方嵌入，还构建了地方—跨国的创业网络。由此可见，宏观的制度环境、中观的地方市场和微观的个体资本共同构成了创业空间的基础，而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和创业个体的互动则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这些多尺度因素和主体间关系共同推动了韩国人创业空间的形成和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混合嵌入性理论视角分析了东莞市韩国人的创业空间的特征及形成机制，重点探讨了多尺度要素和主体间互动对创业空间的影响。同时，通过混合嵌入性理论，将东莞市韩国人创业实践过程置于不同尺度要素与主体间关系中进行分析，有效揭示了不同层面因素和主体关系对创业空间的影响，为在华移民创业研究提供探索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①在创业空间的特征上，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呈现出以市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与向郊区扩散并存的趋势，形成了“大范围分散”的特点。同时，东莞市韩国人创业倾向在族裔聚居区辐射范围或基础设施良好的区域创业和经营，具有明显的族裔聚集性。②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形成受到多尺度要素和主体间互动的影响（图3）。从宏观层面看，文化和制度的准入条件为韩国创业者设定了初始的框架和规则；中观层面，地方市场为创业者提供了具体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机会；而在微观层面，个人资本的差异性则直接影响了创业者的选择和策略。然而，创业空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持续调适的动态过程。随着地缘关系、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演变，东莞市韩国人会灵活调整其经营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例如，他们可能会退出不利市场，或者从原先的族裔聚居区转向更广阔的主流市场。这些主体间的互动促使了韩国人的创业空间不断动态调整，通常伴随着雇佣模式的调整，以确保创业的营收和稳定发展。③移民创业网络特征上，韩国人创业高度依赖族裔经济的社会网络。东莞市韩国人的创业网络主要围绕着韩国市场、商业组织、外资企业、家庭关系建立。韩商会作为韩国人创业的重要网络节点，担任中间人角色以降低东莞市韩国人的创业风险，并依托族裔资源为母国客户提供更精准的商业服务。④韩国人在创业实践过程中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政治的建设，促使其跨国—本地的创业网络不断扩大。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建设，不仅为韩国人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还有效地缓冲了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
图3 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形成机制

Fig.3 Formation mechanism of Korean entrepreneurial spaces in Dongguan City

综上，韩国人创业空间的形成是多尺度要素和主体间互动的结果。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国际移民创业活动的地方嵌入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差异带来的潜在冲突、政策环境动态调整等风险。因此，在政策管理层面需要进一步关注，这对持续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厘清了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特征和形成机制，有助于分析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国际移民创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为外向型经济的城市提供政策优化思路。②丰富了创业空间的概念，指出国际移民创业过程中除了依托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所形成的空间实践，还受到创业网络关键节点的信息流影响。③拓展了混合性嵌入理论应用的群体和地理单元，从关注创业路径到关注创业空间，完善了移民创业空间的多尺度混合嵌入性分析框架，阐述了移民创业过程如何有效的嵌入地方空间，并形成独立的创业空间机制。但是，受数据匮乏的限制，当前研究主要建立在定性研究基础上，亟需寻找移民创业的测度指标，如移民创业活跃度、移民产业聚集度等定量指标；同时还需要开展不同国别移民或同族异地创业的对比研究，探讨不同移民在华创业空间的特征和差异。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完善的政策是吸引外国人在华创业投资的关键。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更加开放的营商环境，通过建设和加入跨境组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措施，打造更加优惠的政策环境。例如，中国加入RCEP、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等，此类举措有助于为来华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和移民企业家进入东莞市投资和创业。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关注双边关系和市场需求，并制定时效性强的政策，为外资企业和移民创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②加强与商业组织和社区团体等相关利益主体合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平台交流和事务服务。③平衡本地企业和国际移民之间的利益，如建立交流机制，规范市场秩序，鼓励本地企业与外国投资者进行合作。④关注创业相关主体的社会空间权力博弈过程。地方政府掌握了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权，外国人创业也需要依赖公共资源来开展业务和生活。在此过程中，政府、本土企业、外国投资者创业之间存在潜在的资源争夺和冲突问题，如信息安全、土地买卖、基础设施建设等。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府、外国投资者和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良性互动和协商，同时加强市场秩序的监管，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共赢。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Solano G, Schutjens V, Rath J. Multifocality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Towards a mixed embeddedness model for transnational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J].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2022, 10(1):1-24.

[2]
外国投资管理司.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EB/OL]. (2022-11-02)[2024-07-04]. http://wzs.mofcom.gov.cn/.

[3]
车晓蕙, 陆浩, 马晓澄. 韩国企业积极布局中国第一经济大省[EB/OL]. https://www.chinanews.com.cn/m/gj/shipin/cns-d/2022/05-26/news927174.shtml,2022-05-26.

[4]
周敏, 王大磊. 国际移民创业与族裔社区建设——以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1 (2):1-13.

[5]
Kloosterman R, Van Der Leun J, Rath J. Mixed embeddedness:(In) form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mmigrant businesses in the Netherland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2):252-266.

[6]
王博雅, 刘云刚. 在华日本人创业的本地嵌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9):114-124.

DOI

[7]
Bagwell S. From mixed embeddedness to transnational mixed embeddedness:An exploration of Vietnamese businesses in Lond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17, 24(1):104-120.

[8]
周敏, 刘宏. 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3 (1):1-19.

[9]
贺灿飞, 任卓然. 地方嵌入对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J]. 地理科学, 2021, 41(3):369-379.

DOI

[10]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1]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481-510.

[12]
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The network effec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4):674-698.

[13]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S95-S120.

[14]
Barrett G, Jones T, McEvoy D, et al. The economic embeddedness of immigrant enterprise in Brita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02, 8(1/2):11-31.

[15]
Aldrich H E, Waldinger R.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 16(1):111-135.

[16]
Meyer K E, Mudambi R, Narula 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local contexts: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ultiple embeddednes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2):235-252.

[17]
Kloosterman R, Rath J.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advanced economies:Mixed embeddedness further explored[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1, 27(2):189-201.

[18]
Kloosterman R C. Matching opportunities with resources: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mixed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0, 22(1):25-45.

[19]
Mwasalwiba E, Dahles H, Wakkee I A M. 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in Tanzania:Contextual enablers and hindrances[J].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2012, 76(3):386-402.

[20]
周雯婷, 刘云刚.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J]. 地理科学, 2022, 42(9):1513-1521.

DOI

[21]
Sunley P.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A partial understanding or a new paradigm?[J].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4(1):1-26.

[22]
De Groot H LF, Nijkamp P, Stough R.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A Spatial Perspective[M]. Vilniu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4.

[23]
Dahl M S, Sorenson O. The embedded entrepreneur[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09, 6(3):172-181.

[24]
Yeung H W. Transnationalizing entrepreneurship:A cri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2):210-235.

[25]
Fritsch M, Wyrwich M. The long persistence of regional levels of entrepreneurship:Germany,1925-2005[C]//Entrepreneurship in a Regional Context. London:Routledge, 2017.

[26]
Grillitsch M, Sotarauta M. Trinity of change agency,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opportunity spac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0, 44(4):704-723.

[27]
Saxenian A L, Sabel C.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 venture capital in the “periphery”:The new Argonauts,global search,and local institution building[J].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4(4):379-394.

[28]
刘向杰, 王敏, 刘承良. 创业空间的微区位模式及影响因素——以广州市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8):73-87.

DOI

[29]
Sandoz L, Mittmasser C, Riaño Y, et al. A review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Perspectives on unequal spatialities[J]. Zfw-advanc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66(3):137-150.

DOI PMID

[30]
Amelina A, Faist T. De-naturalizing the national in research methodologies:Key concepts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in migration[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2, 35(10):1707-1724.

[31]
Miera F. Transnational strategies of Polish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trade and small business in Berlin[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8, 34(5):753-770.

[32]
Waldinger R. Between “here” and “there”:Immigrant cross-border activities and loyaltie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8, 42(1):3-29.

[33]
Drori I, Honig B, Wright M.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An emergent field of study[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33(5):1001-1022.

[34]
李志刚, 杜枫. 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研究——对广州“巧克力城”的实证[J]. 人文地理, 2012, 27(6):1-6.

[35]
Portes A, Guarnizo L E, Landolt P.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9, 22(2):217-237.

[36]
Hébert R F, Link A N. 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89,1:39-49.

[37]
Le A T. The determinants of immigrant self-employment in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0, 34(1):183-214.

[38]
Bourdieu P,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39]
Hoang H, Yi A.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A decade in review[J].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2015, 11(1):1-54.

[40]
Elfring T, Hulsink W. Networks in entrepreneurship:The case of high-technology firm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3, 21(4):409-422.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