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运用多种复杂网络方法，从长时序尺度刻画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时空演化，剖析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拓扑结构，揭示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研究发现：①全球锂资源贸易规模总体上呈现出先平稳发展、后快速增长态势，碳酸锂贸易规模明显高于氢氧化锂。②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规模和密度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少数核心国主导、等级特征清晰、空间不均衡态势明显的贸易格局。③智利和阿根廷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锂资源出口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长期占据核心地位。④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骨干结构不断丰富与拓展，呈现出以少数国家为核心节点、连通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态势。⑤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呈下降趋势，少数国家和贸易联系对锂资源贸易网络结构连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遭受冲击后锂资源贸易网络存在崩溃的危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锂资源贸易合作、保障锂资源供应安全的政策建议。
文章重新调整了劳动收入占比中分子分母的计算口径，对1978—2017年我国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测算，使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出各省份技术进步偏向各项参数，对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趋势分析；采用Dagum基尼系数描绘了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演化格局，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解分析；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要素收入空间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①劳动收入占比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分配格局，经济愈发达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愈低，折旧、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反，混合收入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同。②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总体均值的变化趋势呈倒“U”型，所有省份中北京和上海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西藏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大部分省份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这是导致其劳动收入占比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③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基尼系数仍然较大，从地区内部差距来看，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大，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区域间的基尼系数来看，东—中、东—西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中—西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④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融合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理论构建城市供应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1—2022年上市公司与供应商交易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供应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面板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供应网络密度总体位于0.010~0.018之间，呈现波动增长的变化特征，网络呈现明显的小世界特征，且网络的可达性在增强；②网络联系集中在少数核心城市，北京是唯一的权力—威望型城市，权力型和威望型城市数量在增加并具有明显的集聚指向，权力型城市以上海、杭州、武汉、成都、深圳等中心城市为主，威望型城市以唐山、太原、芜湖、中山、大同等资源型和传统制造业城市为主；③城市供应网络空间联系呈现由沿海点轴结构向多轴线空间结构转变的特征，整体上呈现尚未闭合的“菱形”空间结构；④影响机制上，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强度、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等是影响城市供应网络的主要因素，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区域的影响机制具有差异性。
老年失能照护是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巨大挑战。文章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刻画了老年失能分级照护机构的空间格局及密度差异，并揭示了其供需适配性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老年失能照护机构数量总体呈现以北京、上海、广州为高值中心的分布格局，且高值区随照护分级的提升而逐渐收缩。②老年失能照护机构密度在不同区位、等级和规模的城市类型中有所差异，东部城市、直辖市和超大城市在所有失能分级下的发展优势均十分突出。③中国老年失能照护机构供需适配水平的空间分化迹象明显，总体表现为“东部繁荣、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且随着照护分级的提高，适配区向东部地区与省会城市集中。④供需适配格局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社会经济、支付能力和人口结构为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其中人口结构与社会服务、医疗资源与交通条件的因子交互解释力最强。⑤各因素的影响效力存在区域差异，未来中国老年失能照护建设应充分考虑地区失能人口规模及结构特点，提供差别化的资源增补以弥合发展差异、实现社会公平。
文章基于2012—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2012—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表现出稳步提升态势，其中2012—2020年“分布沿中值集中”，2021—2022年“发展向两端扩散”，右拖尾趋势比左拖尾趋势更明显，整体峰值向更高的协调度发展。②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形成以“两个优质协调城市”武汉和长沙、“一个中级协调城市”南昌为中心的“多核心”地理特征增长极，实现整体失调“脱贫”，协调度差异逐渐缩小。③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科技支持和产业结构对其呈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金融发展、科技支持与产业结构发挥正向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具有负向影响。
文章结合上市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论文合作发表、专利联合申请和百度指数等多源数据，构建了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聚合网络和分类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城市网络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空间指向性，网络地位和联系强度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结构之间，在企业、信息、技术和知识网络中存在分类异质性。②城市网络地位和合作伙伴网络地位提升均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集聚、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效率和市场潜能均是城市网络地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③城市网络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区位条件、规模等级和环境质量方面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企业、信息、技术和知识等不同类型网络中具有分类异质性。
文章选取中国19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单元，基于专利转移数据，通过刻画2010—2020年各城市群之间及内部的创新网络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群创新结构的演化过程并归纳其网络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群间的创新网络快速发展，网络规模与密度、节点数量与联系强度不断提升，城市节点等级分化，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中国各城市群的地理开放度与区域协同度均得到持续提升，不同发育水平下的城市群创新网络虽得到快速拓展，但其空间组织结构存在显著差异；③创新网络组织具有空间尺度内的嵌套特征，城市群内部创新技术的循环累积和外部协同创新体系的逐步形成共同驱动着中国城市群创新网络组织模式的优化重组；④强化中心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培育区域创新增长极、构建跨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创新发展环境是完善中国城市群创新网络体系的重要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随韩资企业迁入，韩国人在本地形成了独特的创业空间。文章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基于混合嵌入性理论探讨了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在创业空间的特征上，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呈现出以市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与向郊区扩散并存的趋势，形成了“大范围分散”的特点。②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形成受到多尺度要素和主体间互动的影响，且高度依赖族裔经济的社会网络。然而，创业空间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地缘政治关系、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演变，东莞市韩国人会灵活调整其经营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③韩国人在创业实践过程中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政治建设，使得移民的创业网络不断扩大，以缓冲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文章关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不同城市在不同时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政策引起的冲击，构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模型，并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通过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卷入程度的正向发展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缩小作用：一是随着分工市场范围的扩大，农村及偏远地区逐步纳入市场范围，分工卷入程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因交易效率的逐步一致而缩小；二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产生的一系列就业岗位，吸引农村人口进城工作，提高就业的分工卷入程度，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文章利用2022年8月—2023年1月全国绿通车数据，分析了鲜活农产品的时空运输模式；同时，通过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揭示了运输量的区域差异、集聚现象及其成因，并探讨了运输距离与载重、货物类型与运输向心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8—10月的蔬菜及水果运输量较高，11月—次年1月减少，鲜肉蛋奶运输量保持稳定，鱼虾贝蟹在1月运输量略低。②蔬菜、水果、鲜肉蛋奶未呈现聚集模式，而鱼虾贝蟹则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运输重量与平均运输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运输流的演变主要受季节更替、产销区域扩张及城市群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农产品运输路径、提升运输效率与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政策以促进农产品流通、保障生产与消费平衡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信息消费水平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GIS空间分析及空间杜宾模型，深入探讨了中国数字信息消费水平的区域异质性及其演进趋势。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信息消费水平稳步提升，反映了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对数字信息消费的显著促进作用。②中国数字信息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数字信息消费水平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虽起步较晚，但在近几年显示出快速追赶的趋势。③数字信息消费的扩散路径逐渐呈现从核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的态势，在城市群、大城市和省会城市表现尤为明显。④第三产业占比、人口密度、GDP增长率以及文化教育设施等因素对数字信息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数字信息消费增长。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信息消费的持续增长与区域均衡，未来应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优化区域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信息服务创新和支持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信息消费政策体系，以持续释放数字信息消费增长潜力，缩小区域差距，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注入新动能。
通过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GIS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有机更新理论，并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深入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有机更新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基于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困境识别和乡村振兴内在发展需求辨识，提出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由物质空间更新、社会网络和谐、文化基因延续的局部更新到整体更新的实践路径。②2013—2022年，十八洞村人居环境物质空间由产业单一、设施欠缺、环境污损向宜业、宜居、宜游转变；社会网络由关系网络断裂、社会秩序失衡向有机秩序传承、权力场域协调转变；文化基因由文化景观破碎、传承主体流失向聚落“双修”和文化“双创”转变。③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中，主体培育、动力激活、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机制协同，推动人居环境由单向局部更新转向多维整体更新，扎实筑牢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社会、文化基础。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效应对推动我国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2007—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强度。②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促进出口碳密集化和产业结构扭曲推升了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强度。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碳排放效应主要存在于我国东部城市、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满足其他沿线国家需求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碳排放压力。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重在地资源统筹，强调“外引内生”聚合转换的实践运行逻辑，可望成为提升农业韧性新的着力点。文章基于我国2009—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考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与农业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均经历了从“地区分化”到“均衡发展”的转变。②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显著提升了农业韧性。③农村金融支持与工商资本下乡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农业韧性的主要渠道；而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财政支农投入并没有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这可能与当前政府对于遗产保护的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有限存在一定关联。
媒介地理学通过探讨“人—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规律为分析媒介情境中的城市空间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智媒时代下，媒介成为建构和传播城市空间形象的关键角色，媒介的空间实践开辟了人们感知空间的新方式，促使形成新的时空关系和社会关系。文章以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为例分析消费者的空间感知，探究媒介在城市网红消费空间表征与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①消费者对街区的空间感知主要集中在实体空间、唐风文化、空间主体、个人体验和网络媒介5个维度。②不同空间主体的共同参与完成了街区的空间建构，媒介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媒介在增强空间“可见性”的同时弱化了“真实性”，消费者过度模仿的空间实践可能会将空间异化为拍照的背景板，使部分空间失去原有的价值。
文章从旅游项目、旅游收入、接待游客、旅游企业、旅游环境5个方面构建旅游产业活跃度指标体系，测算旅游产业活跃度，分析2015—2022年海南岛及18个市县的旅游产业活跃度和地区差异特征。研究发现：①海南岛旅游产业活跃度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活跃度指数基本上大于1。说明海南岛旅游业处于活跃状态，旅游产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②各市县旅游产业活跃度指数差别较大，说明其影响旅游产业活跃度的9个基础指标差异较大。③通过对海南岛旅游产业活跃度空间差异分析，得出旅游产业活跃度在空间上可分为4种集聚类型，不同类型应采取不同政策，有针对性地提高区域旅游产业活跃度。
传统民居作为我国的建筑遗产，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对传统民居声景观进行评价，不仅可以挖掘地方独特的“声”元素，还能够对传统民居的声景观保护利用、提质优化发挥作用。文章基于“人—活动—场所”模型，选取中田村传统民居类景区9个采样点和3条声漫步路线对其声景观感知进行了评价，并从客观和主观方面探究了区内声源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综合人流量、可达性和声级采样标准等相关因素，发现环境声级正向作用于游客对声源的满意度和协调度，且环境声级应不超过合理范围。②在9个采样点中，有5个采样点符合标准声级点位，4个采样点超过了声级标准，主要影响因素为车流量、人流量和犬吠声等复杂的声源类型。③人们对声景观的评价具有主观性和个体差异性，其中游客对声景观的主观评价受到性别、年龄、学历、客源地、生活环境等社会特征因素影响。据此，提出了声景观是影响景区内原居民生活质量和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在规划中应该采取降噪、保留自然声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