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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6: 193 - 20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6.020

三农、土地与生态

新疆农村土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 连宏萍 , 1, 2 ,
  • 马梓洲 , 1, ※ ,
  • 冯学芳 1, 3
展开
  • 1.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5
  • 2.自然资源部华南热带亚热带自然资源监测重点实验室，中国广东 广州 510663
  •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马梓洲（1996—），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E-mail：

连宏萍（1984—），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土地政策、城乡基层治理、住房政策、政治社会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28

  修回日期: 2024-02-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GL030)

自然资源部华南热带亚热带自然资源监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24NRMK04)

收起

The Influenc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 LIAN Hongping , 1, 2 ,
  • MA Zizhou , 1, ※ ,
  • FENG Xuefang 1, 3
Expand
  • 1. School of Govern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Natural Resources Monitoring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rea of South China，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Guangzhou 510663，Guangdong，China
  • 3. General Offic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Urumqi 830002，Xinjia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28

  Revised date: 2024-02-08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摘要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城乡关系的重点，农地流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2—2020年新疆58个县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农地流转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对新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中介效应和异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效应。②农地流转通过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农业资本深化3个作用渠道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其中，农业资本深化起完全中介效应，而劳动力转移的部分中介效应大于经营规模。③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北疆区域大于南疆区域。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应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加快农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村转移就业，引导工商资本，发展农业金融，因地制宜推进农地流转，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关键词： 农地流转; 城乡融合发展; 经营规模; 劳动力转移; 农业资本深化; 土地产权制度; 农业经营主体

本文引用格式

连宏萍 , 马梓洲 , 冯学芳 . 新疆农村土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24 , 44(6) : 193 -20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6.020

Abstrac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is the key point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in which rural land transf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58 countie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hereinafter,Xinjiang) from 2012 to 2020,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rural land transfer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trend,mediating effect and heterogeneity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at the county level. It's found that: 1) Rural land transfer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2) Rural land transfer promot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through three ways: improving farming scale,promoting labor mobility and deepening agricultural capital. Among them,agricultural capital deepening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while th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farming scale. 3)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is greater in northern Xinjiang than in southern Xinjiang.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it should improve the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service system,vigorously cultivat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promote rural transfer employment,guid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and develop agricultural finance. In a word,the ultimate aim i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and explore the road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Key words： rural land transfe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farming scale; labor mobility; agricultural capital deepen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y

城乡关系历来是党中央和国家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论述实现了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变迁。而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场域，起着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作用。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工作要求。农地流转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得到重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提出，“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强化规模经营管理服务，允许土地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流转在县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在实践中，农地流转是否确实能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其作用渠道为何?这些均为亟待回答的问题。
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1]。有学者认为，农地流转能够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2]，一方面，在和城市化的互动结合过程中[3]，农民得以分享城市化的收益[4]；另一方面，在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对接、基础设施升级、经济效益持续增长“三重效果”[5]，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然而，这部分文献关于农地流转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仅仅停留在论述层面，尚缺乏可靠的实证研究，更缺乏作用渠道的检验。
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对促进城乡之间在不同维度融合发展都有正面作用。首先，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6]，从而提高农户收入[7]，缩小城乡收入差距[6]，促使要素回报趋同化，实现城乡经济生产融合发展；其次，在农地流转的推动下，农村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8]，农村多维贫困得以缓解[9]，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社会生活融合发展；最后，农地流转有效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10]，从而促使绿色发展等值化，实现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发展[11]。但是，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之间在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多维重构的融合发展，而非单一维度的融合发展。这部分研究仅为城乡之间在不同维度融合发展的可能性提供间接证据，尚缺乏实证研究农地流转对实现城乡之间多维度融合发展的综合影响。此外，这部分研究中的城乡融合评价尺度以国家、城市群、省市等大尺度为主，以县域为评价单元的小尺度研究鲜见，大尺度的规律性经验在县域层面的实施可行性和实践价值有待验证。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测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8个县域城乡之间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用以实证检验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其中的作用机制。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得有为政府成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有效市场成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合理配置更是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农地流转政策，最早可以追溯至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才正式得到解禁；随后，农地“三权分置”在2014年11月提出，并不断巩固深化；2019年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单独设立了土地经营权，从法律上承认其可转让、可抵押[12]。
农地的自由流转可能会同时产生两种资源配置效应，即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13]。首先，边际产出拉平效应是指农地的自由流转促使农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农户将农地流出给农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两者的边际产出趋于相等。其次，交易收益效应是指农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农地流出者在需要的时候寻找农地流入者的成功概率，同时也增加农地投资实现其价值的概率，从而提高农户进行农地投资的积极性。
现有文献也表明：首先，农地流转会通过提高农户经营规模，从而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农地流转适度地促进了农地的规模化经营[14]。另一方面，只有打破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限制，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的发展目标[15]。其次，农地流转也会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从而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农地流转显著地促进了劳动力转移[16]。农地流转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17]，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到其他产业中[18]，甚至通过创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式升级[19]。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动力，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信息和技术从城市向农村流动，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20]。
在交易收益效应的驱动下，农业资本的深化是农地流转的必然结果。随着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现，传统农业资本难以充分满足生产需要，金融资本的参与将促进工商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同时也将带来技术、管理、企业家等要素的投入，进一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绿色化，从而实现县域城乡之间绿色发展等值化的生态环境融合发展。现有文献同样表明：农地流转有利于促进农业资本深化，进而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农地流转使得农地向农业生产效率高的农户转入，激发农户进行土地整理和增加资本投入[21]，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农业资本增密的过程。实证研究表明，无论规模还是质量方面，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本深化具有正向作用[22]。另一方面，农业资本深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23]。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24]和农业资本投入[25]都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直接促进效应和正向集聚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农地流转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在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这两种资源配置效应的驱动下，农地流转促使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通过农地流入提高经营规模，边际产出较低的农户通过农地流出和非农就业促进劳动力转移，同时农业资本得以深化，从而实现县域城乡之间要素回报趋同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绿色发展等值化，最终实现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多维重构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1.2 样本选择

《中国农业农村统计摘要》数据显示，至2020年，全国耕地流转总面积已达5.32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4.08％。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1065.77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6.5%，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新疆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决定了其农业产业的重要地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新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7318.87kg/hm2，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市。同时，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新疆耕地以1.0558亿亩位列全国第五，其中水浇地占96.00%。总体而言，新疆耕地资源丰富，粮食产能较高，在中国农业发展板块中已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与内地省份，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相比，新疆在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缘、资源、经济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因此，以新疆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研究，不仅能为农地流转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来自新疆的独特经验证据，给相关理论提供支持，同时也为新疆等我国欠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尤其是农地流转政策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2023年，新疆共有107个县级行政单位，其中包括66个县、28个县级市和13个市辖区，虽然县、县级市和市辖区在行政级别上一致，但不同的是，在县的布局中“三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县级市和市辖区则带有明显的城市特征，个别县级市和市辖区甚至既没有农业生产活动，也没有农村，更没有农民。若把此部分县级市和市辖区纳入研究对象，可能对研究结果带来影响。另外，库车市和沙湾市分别在2019和2021年撤县设市，仍保持着县的基本特征。因此，本研究剔除26个县级市（仅保留库车市和沙湾市）和13个市辖区，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10个县，最终选取56个县和2个县级市（以下简称58个县）作为县域样本。

1.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算

首先，城乡融合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过程，也是城乡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过程。其次，城乡融合发展包括发展和融合两个方面，城乡发展是城乡融合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决定着城乡融合的方向、深度和广度；城乡融合是城乡发展的目的，决定着城乡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因此，在构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过程中，需要同时兼顾城乡整体发展类指标和城乡对比类指标。本文借鉴张海鹏等构建的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26]，部分指标的选取参考张新林等的做法[27]，同时根据现有资料对县级尺度城乡数据的统计情况，遵循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选取8项指标构建新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考虑不同的赋权方法，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和数据特征，借鉴杨丽等的做法[28]，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测算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见表1：教育水平（0.1792）、医疗条件（0.1593）和单位能耗水平（0.1519）指标权重较大，说明新疆县域间在教育、医疗和能耗等方面的融合发展仍有较大差异；非农产值比重（0.0083）指标权重最小，说明新疆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小；而城乡人均GDP（0.1393）、二元对比系数（0.139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0.1110）和财富状况（0.1119）指标权重处于中间水平。
表1 新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and weight of each index

维度 指标名称 符号 指标定义（单位） 指标权重
经济生产融合 城乡人均GDP x1 城乡GDP（万元）/地区常住人口数（万人） 0.1393
二元对比系数 x2 [第一产业产值（万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二三产业产值（万元）/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 0.1391
非农产值比重 x3 二产三产GDP（万元）/总GDP（万元） 0.0083
社会生活融合 教育水平 x4 基础教育师（人）生（人）比 0.1792
医疗条件 x5 每万人卫生员数量（人） 0.1593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x6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1110
财富状况 x7 城乡居民年末存款余额（万元）/总人口数（万人） 0.1119
生态环境融合 单位能耗水平 x8 全社会用电总量（万kW·h）/GDP（万元） 0.1519

1.4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新疆58个县农地流转数据和通过测算得到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数据，考虑不同县存在差异性，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借鉴陈坤秋等的计量模型[29]，构建如下基准回归式（1）：
U r c i t = α 0 + β 0 l a n d i t + ∑ j γ j C o n t o r l j i t + μ i + ε i t
式中：i代表县；t代表年份；Urc表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land表示县域农地流转水平；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j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μ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α为截距项； β和 γ分别为估计系数。
同时考虑到农地流转可能是一个内生变量，农地流转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本文借鉴Groves等的做法[30]，以核心解释变量农地流转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参考董藩等的模型[31]，构建以下回归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其中式（2）为第一阶段回归，式（3）为第二阶段回归。
l a n d i t ' = α 1 + β 1 l a n d i , t - 1 + ∑ j γ j C o n t o r l j i t + μ i ' + ε i t '
U r c i t = α 2 + β 2 l a n d i t ' + ∑ j γ j C o n t o r l j i t + μ i " + ε i t "

1.5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变量选取和具体定义见表2。
表2 变量选取表

Tab.2 Variables selection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单位）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Urc 基于改进熵值法的测算结果 /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流转 land 农地流转面积占农村承包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
控制变量 农业机械化水平 mec 各县农用机械总动力（万kW）与常用耕地面积（hm2）的比值 +
政府行为 gov 各县一般财政支出（万元）占GDP（万元）的比重 -
金融发展水平 fin 各县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占GDP（万元）的比重 +
通信基础设施水平 inf 固定电话用户数（户）与地区总人口（万人）的比值 +
中介变量 经营规模 sca 各县农作物播种面积（hm2）与第一产业劳动投入（人）的比值 /
劳动力转移 lab 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人）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人）的比值 /
农业资本深化 lnkl 农业资本存量（万元）与第一产业劳动投入（人）比值的对数值 /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20年①《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各相关县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完善，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线性补齐。此外，农地流转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

通过熵值法确定的指标权重，测算得出了新疆58个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2020年底，北疆区域的伊吾县（0.74）、吉木萨尔县（0.72）、沙湾市（0.63）、玛纳斯县（0.54）和呼图壁县（0.52）5个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其中有3个县域在昌吉州，说明昌吉州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较高。而托里县（0.21）、青河县（0.21）、特克斯县（0.22）、昭苏县（0.25）、布尔津县（0.25）和富蕴县（0.25）6个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南疆区域仅有库车市（0.64）和若羌县（0.53）2个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0.5以上，尉犁县（0.41）在0.4以上，其余24个县域都在0.4以下，最低的是洛浦县（0.14）和岳普湖县（0.16）。
时间维度，本研究使用核密度估计分析新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2012、2015、2018和2020年的动态演进特征，结果如图1所示。首先，从波峰的移动看，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发生右移，说明新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其次，从波峰的高度和宽度看，2012—2020年，核密度曲线波峰的高度下降，宽度变宽，说明新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县际差距越来越大。最后，从分布趋势看，核密度曲线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特征。总体而言，新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县际差距不断扩大，存在两极分化态势。
图1 新疆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动态演进

Fig.1 Dynamic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in Xinjiang

空间维度，本文利用ArcGIS分析新疆58个县2012和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结果如图2所示：总体上，北疆区域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于南疆区域。具体而言，2012年处在第一梯队[0.35,0.53]分别为玛纳斯县、沙湾市、若羌县、鄯善县、伊吾县、呼图壁县、库车市7个县域，其中北疆区域有5个县，南疆有2个县；2020年处在第一梯队[0.54,0.74]分别为伊吾县、吉木萨尔县、库车市、沙湾市4个县域，除库车市外，其他3个县均属北疆区域。反映了南北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差异。
图2 新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图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in Xinjiang

2.2 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直接估计可能出现的虚假回归现象，需要先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选取LLC检验、Hadri-LM检验和Fisher-PP检验3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3种检验的统计量都具有显著性，即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所有变量都具有平稳性，不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①。

2.3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式（1）进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以检验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逐个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逐个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依然稳健。而控制变量部分，金融发展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符合预期；政府行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新疆各县财政自给能力较弱，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度高，财政收支缺口较大，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支持不足，减缓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而通信基础设施水平虽然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32]。可能的原因是，虽然通信基础设施水平能够提升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但受制于各县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通信基础设施在县域单元下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作用不显著。
表3 农地流转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基准回归

Tab.3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Baseline regression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rc）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land 0.0895***（0.0128） 0.0712***（0.0126） 0.0708***（0.0126） 0.0634***（0.0129） 0.0642***（0.0129）
mec 0.1872***（0.0291） 0.2059***（0.0306） 0.1872***（0.0314） 0.1915***（0.0315）
gov -0.0266**（0.0135） -0.0369***（0.0141） -0.0364***（0.0141）
fin 0.0270**（0.0113） 0.0284**（0.0113）
inf 0.0697（0.0430）
cons 0.2653***（0.0032） 0.2116***（0.0089） 0.2201***（0.0099） 0.2157***（0.0100） 0.2032***（0.0126）
R2（within） 0.0957 0.1698 0.1767 0.1868 0.1915
N 522 522 522 522 52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表4~表6同。

2.4 内生性问题处理

进一步地，考虑到农地流转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之间可能由于互为因果而存在内生性，以农地流转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开展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以及工具变量检验结果都显示工具变量选取有效。值得一提的是，当模型存在不可观测的因素时，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需同时满足不可观测因素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内生变量是平稳的自回归过程这两个条件[33]，但这往往难以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因此，估计系数仍存在偏误的可能性。相比于模型（7），模型（5）的估计轻微地低估了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但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
表4 农地流转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2SLS回归

Tab.4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2SLS regression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and'模型（6） Urc模型（7）
land' 0.1066***（0.0291）
L. land 0.5505***（0.1199）
mec 0.1914**（0.0891） 0.1600***（0.0419）
gov -0.0213（0.0266） -0.0279*（0.0144）
fin 0.1155**（0.0437） 0.0120（0.0125）
inf -0.1097（0.1118） 0.0854**（0.0402）
cons 0.0061（0.0324）
R2（within） 0.3093 0.1175
N 464 464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24.45***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126.85>16.38（1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22.15>16.38（10%）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稳健性，本文继续采用4种不同模型估计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别是混合OLS回归、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一步法差分GMM估计和两步法差分GMM估计，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①。

3 进一步分析

3.1 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依照温忠麟、江艇等的研究建议[34-35]，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之前，以前文理论支持和文献铺垫作为佐证，提出能够反映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作用渠道的中介变量，进一步采用Hayes中介效应三步法[36]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农地流转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介效应分析

Tab.5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被解释变量 经营规模 劳动力转移 农业资本深化
sca模型（8） Urc模型（9） lab模型（10） Urc 模型（11） ln kl模型（12） Urc模型（13）
land 5.0331***（1.1861） 0.0569***（0.0130） 0.2654***（0.0749） 0.0456***（0.0119） 1.0008***（0.1227） 0.0057（0.0114）
中介变量 0.0014***（0.0005） 0.0700***（0.0073） 0.0584***（0.0041）
mec 6.6233**（2.9033） 0.1819***（0.0314） 0.5670***（0.1834） 0.1518***（0.0291） 3.0887***（0.3004） 0.0109（0.0290）
gov -1.5180（1.3024） -0.0342**（0.0140） 0.0095（0.0823） -0.0370***（0.0129） 0.1328（0.1347） -0.0441***（0.0117）
fin -0.6376（1.0444） 0.0293***（0.0112） 0.1933***（0.0660） 0.0148（0.0104） 0.8891***（0.1080） -0.0236**（0.0101）
inf -5.3224（3.9651） 0.0774*（0.0427） 0.8796***（0.2505） 0.0081（0.0398） -0.4935（0.4102） 0.0985***（0.0358）
cons 20.7216***（1.1630） 0.1733***（0.0163） 0.1658**（0.0735） 0.1916***（0.0116） 1.7172***（0.1203） 0.1028***（0.0126）
R2（within） 0.0654 0.2058 0.1225 0.3262 0.5242 0.4430
N 522 522 522 522 522 522
在表5模型（8）结果中，农地流转对经营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农地规模化经营；在模型（9）结果中，农地流转和经营规模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农地流转和农地规模化经营都显著促进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说明，经营规模在农地流转影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检验了农地流转通过提高农地经营规模，从而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一作用渠道。经计算，经营规模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为10.91%。
在表5模型（10）结果中，农地流转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地流转显著地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模型（11）结果中，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都显著促进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说明，劳动力转移在农地流转影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检验了农地流转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从而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一作用渠道。经计算，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为28.94%。
在表5模型（12）结果中，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本深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地流转对深化农业资本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模型（13）结果中，农业资本深化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而农地流转的影响系数虽然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业资本深化在农地流转影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效应的作用，检验了农地流转通过促进农业资本深化，从而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一作用渠道。
以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劳动力转移、农业资本深化3种作用渠道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其中，农业资本深化为完全中介效应，而劳动力转移和经营规模为部分中介效应，前者中介效应大于后者。

3.2 异质性分析

前文实证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农地流转并非对所有县域具有同等提升效应。南北疆区域跨度大，各县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种植结构、财政实力等影响，其农地流转、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均呈现较大差异性，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以南北疆分组，进一步考察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见表6：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在模型（14）中的北疆区域（0.1680）高于模型（7）中的新疆全域（0.1066）；而在模型（15）中的南疆区域（0.0765）则低于模型（7）中的新疆全域（0.1066），显著性也有所下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北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在财权上拥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能够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基本的经验证明，一般经济发展好的区域，也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区域，在农地流转后，可以为农业从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进而加快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而南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受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总体财力有限、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城乡差距较大，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官更倾向把有限财力投入到见效快的短期项目上，出现城市化倾向的执政方针，进而造成“三农”领域投入不足，导致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效应小于平均水平，更小于北疆区域。
表6 农地流转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

Tab.6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i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分组回归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rc）
北疆区域 模型（14） 南疆区域 模型（15）
land 0.1680***（0.0515） 0.0765*（0.0421）
mec 0.0234（0.1044） 0.1476***（0.0486）
gov -0.0745**（0.0337） -0.0158（0.0135）
fin -0.0366（0.0342） 0.0351***（0.0115）
inf 0.0464（0.0653） 0.1213***（0.0470）
R2 0.0078 0.2362
N 240 224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15.77*** 8.005***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46.403>16.38（10%） 60.007>16.38（10%）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利用2012—2020年新疆58个县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农地流转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对新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中介效应和异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①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具有很好的稳健性。②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渠道主要有3个，分别是提高经营规模、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农业资本深化，农地流转通过提高农户经营规模、促进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以及农业资本深化实现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其中，农业资本深化起完全中介效应，而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部分中介效应大于经营规模所产生的部分中介效应。③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在北疆区域的影响明显大于在南疆区域的影响。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产权的明晰和保障是有效市场的基础，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积极推进农地确权，建立农地流转的产权保障机制，以制度护航农地流转，充分发挥其对县域城乡融合的促进效应。②加快农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建设农地流转服务体系，例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从而更有利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③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户通过托管、互换、转让、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农地，促使农地连片经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收入，减少城乡差距，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④推进农村转移就业。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往往相伴而生，互为支撑，在要素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劳动力尽管从农地流转中解放出来，仍需要开展技术培训、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积极组织流转土地农民转移就业输出，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⑤引导工商资本，发展农业金融。要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人、地、钱的协调发展，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地流转和农业经营，发展高效高质高值农业，发展绿色农业，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效提质。⑥因地制宜推进农地流转。新疆南北差异明显，要准确把握新疆区域、县域发展特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稳妥推进农地流转，突出引导南疆区域农地流转，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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