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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6: 166 - 17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6.017

三农、土地与生态

合村并居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朱纪广 ,
  • 胡长春 ,
  • 李小建 , ※ ,
  • 秦赛 ,
  • 张改清
展开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省城乡空间数据挖掘院士工作站，中国河南 郑州 450046
※李小建（195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E-mail：

朱纪广（1984—），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3-10-13

  修回日期: 2024-02-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195)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4HASTIT020)

河南省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项目(222300420021)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24-JCZD-22)

收起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s on the Welfare of Farmers

  • ZHU Jiguang ,
  • HU Changchun ,
  • LI Xiaojian , ※ ,
  • QIN Sai ,
  • ZHANG Gaiqing
Expand
  • School of Economics & 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46，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13

  Revised date: 2024-02-22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摘要

合村并居能否兼顾农户的基本利益，直接决定着合村并居的成败。文章结合杨春社区案例，测度了合村并居前后农户福利变化情况，并对农户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和福利组成要素贡献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①整体上在合村并居后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明显提升。其中，经济状况、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和社会机会隶属度显著提升，但是居住条件和社会交往隶属度有所下降。②在各功能性活动指标的贡献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的隶属度权重具有重要作用。在未来合村并居中，应重点提高农户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以及居住条件，同时还应关注农户的社会机会、生活环境以及社会交往。③合村并居要顺势而为，硬性推行合村并居，可能会适得其反。

关键词： 合村并居; 农户福利; 收入; 社会保障; 生活环境; 乡村振兴; 城镇化

本文引用格式

朱纪广 , 胡长春 , 李小建 , 秦赛 , 张改清 . 合村并居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J]. 经济地理, 2024 , 44(6) : 166 -17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6.017

Abstract

Whether the basic interests of farmers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s. Taking Yangchun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area,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hanges in the welfare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s,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trend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ach functional activity index and welfare component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welfare level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joining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s. Specifically,the membership of economic status,living environment,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opportunit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but the membership of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contacts decreased. 2) Among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functional activity indicators,the membership weight of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secur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it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farmers' economic conditions,social security and living conditions,the living environment,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opportunities of farmers. 3)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and it may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enfor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llage integration.

Key words： village combination; farmer's welfare; income; social security; living environ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ization

合村并居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应顺应村庄发展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1]。合村并居即是在这一要求下对部分衰败的村庄以及居住环境不佳的村庄进行优化调整。早期的合村并居在东部地区较为普遍，并未引起农户反对，但随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造成各地经济发展下行，山东省试图通过“合村并居”进行乡村规模优化，却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不同的学者对此事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支持者认为合村并居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及公共服务供给能力[2]，而反对者则认为合村并居侵犯了农民权益，造成资源浪费[3]，且反对者的声音居多。“合村并居”引起的巨大争议，迫使山东省不得不搁置此事。
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民众对待合村并居的态度有一定的分歧。没有以产业化为基础的合村并居，必然会损害农户利益，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更会招致农户的强烈反对。什么样的合村并居才是好的，如何评价合村并居方案?本文认为，可将农户的基本利益作为评价合村并居方案好与坏的标准。如果在合村并居过程中农户均获得了较好的福利效应，那么农户就会接受此种合村并居方案。
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福利经济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并且可以通过货币衡量[4]。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福利的认识从单纯的物质财富增加演变为多维生活质量的提高[5]，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马蒂亚·森。森认为福利经济学应该摆脱福利主义的狭隘范围，提倡“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效用观，即个人幸福是他所能做各种事情的函数[6]；同时还认为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而应当关注人的权力和能力的提高，并由此提出了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防护性保障以及政治自由等5种可能性，为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高进云等人在森的可能性理论基础上，将农户家庭福利概括为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环境和心理等集中功能性活动[7]。笔者认同以上学者对农户层面的福利效应设计，本文结合合村并居案例调查情况，尝试从农户经济情况、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社会保障、社会交往和社会机会等6个方面测度农户家庭福利变化情况。
农户福利状态决定着合村并居能否顺利推行。研究表明福利效应是影响合村并居的重要因素[8]。福利经济学运用于合村并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①关于乡村地域农户存在“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9]，认为合村并居是农户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权衡后的结果，只有农户实际收益大于预期收益农户才会支持合村并居。②运用福利经济学相关理论甄别合村并居过程中相关利益分配调整过程，根据福利经济学利益分配机制，认为合村并居中各类要素价值分配取决于该要素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边际贡献率[10]。③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如何运用在合村并居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并试图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标。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合村并居存在的特性问题。合村并居最主要的特点是突出福利导向，具有政策性，根本目的在于增强乡村地域人口粘性，改善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条件。基于此，本文结合案例借鉴福利经济学研究成果对合村并居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及其福利内涵进行学术建构，为有效揭示乡村规模分布、产业布局提供政策参考。

1 评价指标体系、方法与数据

1.1 农户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合村并居可能会对农户福利水平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仅仅依靠单一的客观或主观指标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性能力理论，选择农户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社会保障、社会交往和社会机会等6个方面测度农户家庭福利变化情况。具体指标含义及赋值说明见表1。
表1 农户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welfare level of farmers

功能性活动 具体评价指标 含义及赋值情况 对福利作用方向
经济状况 人均工资收入（元） 家庭工资性收入/家庭总人口 +
人均转移性收入（元） 家庭转移性收入/家庭总人口 +
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元） 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家庭总人口 +
居民对收入感受 居民对家庭收入的感受。增多=1，没变化=0，减少=-1 +
恩格尔系数 家庭食品年支出总额/家庭年总支出额 -
居住条件 人均住房面积（m2） 家庭拥有住房面积/家庭总人口 +
人均天然气用量（m3） 家庭年用气总量/家庭总人口 +
人均用电量（kW·h） 家庭年用电总量/家庭总人口 +
生活环境 村医人数（人） 村医具体人数 +
义务教育师生比 义务教育教师人数/义务教育学生人数 +
交通基础设施 社区是否邻近县级及以上公路。是=1，否=0 +
村庄整洁度 社区是否整洁。整洁=1，否=0 +
垃圾处理 社区是否有专业的垃圾处理。有=1，否=0 +
社会保障 家庭就业人数（人） 家庭实际就业人口数 +
就业感受 农户对就业体验感。变好=1，没变化=0，变差=-1 +
居民社会保障 居民是否有社会保障。有=1，无=0 +
社会交往 人情礼金支出（元） 家庭每年人情礼金支出额 +
劳动力就业地点 户主就业地点。本村=5，本镇=4，本县=3，本市=2，本省=1，省外=0 +
社会机会 户主教育机会（年） 户主的学历情况。文盲=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以上=15 +
文化氛围 文化氛围感知，变好=1，不变=0，变差=-1 +
户主健康状况 户主身体状况，有劳动能力=1，无劳动能力=0 +
①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衡量农户福利的重要指标。虽然阿马蒂亚·森对人的全面发展给予了认可，但他同时也认为个人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社会生活能力，并将个人经济收入视为其中的关键指标之一。很多学者都认为农户家庭经济状况是其福利水平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11-12]。因此，选择人均工资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居民对家庭收入的感受以及恩格尔系数作为表征指标。
②居住条件。居住条件是合村并居后最直接的物理表现形式之一。它不仅为农户提供容身之处更提供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家庭福利的表现形式之一。合村并居后农户从自建的房屋搬迁至统一规划的小区单元房，居住条件发生较大改变，对农户福利会产生较大影响。根据研究发现，居住条件满意度受农户家庭住房面积、建筑结构以及材料等方面的影响[13]。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天然气用量和人均用电量作为表征指标。
③生活环境。生活环境对居民福利具有重要影响[14]。据研究，生活环境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居住满意度会提升0.40个单位[15]。合村并居之前，农户多是呈现分散分布，并且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合村并居后居民集中居住在统一的小区中，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有所改善，居民对居住条件满意度增加。因此选择村医人数、义务教育师生比、交通基础设施、村庄整洁度、垃圾处理作为表征指标。
④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阿马蒂亚·森强调社会福利水平的防护性作用，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变不至于使个人陷入困境，而应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使陷入困境的人得到相应的发展权力和能力[6]。合村并居是村落物理特征的消解，会使农户原有的土地天然屏障消解，进而影响到农户生存与发展问题，因此选择家庭就业人数、就业感受以及居民有无社会保障作为表征指标。
⑤社会交往。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之中，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总和[16]。人类社会中只有通过交换与分工人类才能生存与发展。人类通过社会交往才能获得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从而保障个人的发展。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认为人类有被同伴认同与尊重的需求，个人只要存在社会之中，有被其他成员接纳和认同的需要[17]。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中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在合村并居中不同村庄可能存在撤村并点现象，那么农户之间的交往情况如何，会不会对农户生活生产产生影响?因此选择人情礼金支出和劳动力就业地点作为表征指标。
⑥社会机会。据研究，社会机会提升可减少农民贫困发生的概率[18]。乡村地域由于地理环境障碍造成距离成本高、市场条件发育较差、发展机会短缺，因此乡村地域如何增加农户的社会机会是提高农户可能性能力的关键。合村并居后可能会使部分农户面临着生计转型[19]，对其福利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选择户主教育机会、文化氛围和健康状况作为表征指标。

1.2 合村并居评价方案估算方法

由于人的感知不同，对福利水平的认知不同，福利计算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模糊评价方法估计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在计算农户福利之前，首先对农户福利效应的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进行处理，并运用不同的隶属度函数进行计算。其中连续变量分别采用升半梯形分布函数和降半梯形分布函数处理，虚拟定性变量采用虚拟定性变量的隶属函数进行计算。其次，确定农户福利效应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参考已有的研究[5]，根据合村并居前一年的数据确定最大值和最小值。具体计算过程详见相关文献[7]。

1.3 合村并居概念界定及类型划分

“合村并居”也被称为“合村并点”“撤点并居”“村庄合并”等，是将原有的自然村落合并集中起来建设新型社区的过程。合村并居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集合，而是乡村聚落形态、农户生活生产方式和村庄治理机制的全面升级[20]。各地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类型，总结出扩张式合并、扶贫式合并、联合式合并、商业开发型和社企共建型等[21-22]。其中，扩张式合并是经济强村或强企出于扩大规模的需要而兼并周边弱村、穷村；扶贫式合并是将位置偏远、条件恶劣和脱贫无望的弱村或规模小、分散零乱、基础设施落后的小村，合并到本乡镇富村、大村或者城镇郊区；联合式合并是一种渐进式的合并，在保留原自然村的基础上，进行行政村的合并；商业开发型主要是针对城郊村，采用市场化行为，以先建后拆的方式，把合村并居与商业开发捆绑实施；社企共建型是先以财政投入为主，建好社区公共设施，引导农村居民搬迁，腾出村庄原有土地进行商业开发，所得收益作为政府投入回报。

1.4 案例概况与数据来源

1.4.1 案例区基本情况

杨春社区是典型的商业开发型合村并居。由于杨家村毗邻诸城市主城区，在1990年代城镇化迅速扩张的背景下，以杨家村为代表的乡村被城市化所裹挟，原村庄建设用地和耕地被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杨家村形成新型城镇社区。村民被安置在新型社区中，村庄居民职业发生转型，一部分居民在村庄集体经济体中上班，一部分村民在其他企业就业。杨春社区经过市场化改革与转型，逐步形成了水泥建材、仓储物流和酒店管理等生产与租赁经济。社区400多名青壮劳动力全部得到安置就业，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目前杨春社区居民家家都有小项目，户户有致富门路，建成了综合服务中心、老年公寓和幼儿园等公共设施。

1.4.2 数据来源

课题组在2023年7月4—13日和8月20—23日先后两次对案例区进行调研。在抽样方法上，本文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按照分层抽样方法选择案例区所在的县（市、区）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第二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案例区村（社区）干部中进行座谈；第三阶段从案例区中按系统抽样原则对住户进行入户调研。在入户调研过程中每户家庭抽取1位成年人，以形成最终农户家庭调研样本。共发放农户家庭调研问卷150份，回收农户家庭调研样本125份，有效回收率83.33%。

2 合村并居后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变化动态

为了测度合村并居后农户家庭福利变动情况，采用模糊评价方法估计各项指标的隶属度（表2）。
表2 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隶属度模糊评价结果

Tab.2 Fuzzy evaluation result of the membership degree of farmers' welfare level

指标名称 合村并居前 合村并居后
1.经济状况 0.299 0.749
人均工资收入 0.348 0.761
人均转移性收入 0.277 0.318
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 0.361 0.004
恩格尔系数 0.439 0.236
居民对收入感受 0.431 0.880
2.居住条件 0.641 0.531
人均住房面积 0.721 0.518
人均天然气用量 0.261 0.653
人均用电量 0.531 0.848
3.生活环境 0.215 0.637
村医人数 0.326 0.671
义务教育师生比 0.257 0.763
村庄整洁度 0.350 0.718
垃圾处理 0.329 0.671
交通基础设施 0.329 0.619
4.社会保障 0.196 0.681
家庭就业人数 0.651 0.721
就业感受 0.417 0.671
居民社会保障 0.591 0.792
5.社会交往 0.631 0.371
人情礼金支出 0.518 0.482
劳动力就业地点 0.568 0.468
6.社会机会 0.355 0.657
户主教育机会 0.266 0.671
文化氛围 0.321 0.659
户主健康状况 0.526 0.719
总体隶属度 0.376 0.791

2.1 农户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变化趋势分析

2.1.1 合村并居后经济状况隶属度显著提升

经济状况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299提升到0.749，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经济状况隶属度有显著的提升。在其二级指标中，人均工资收入的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348增加到0.761，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的隶属度由合村并居之前的0.361下降到0.004。合村并居后居民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进入村集体企业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因此合村并居后人均工资收入增加，农业经营性收入减少。人均转移性收入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277增加到0.318，人均转移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经济分红，每年为居民发送价值1500元的生活福利，居民子女从幼儿园至大学均有补贴，60岁以后又为居民发放养老补贴，每人每年还有700~1000元的物业补贴等。恩格尔系数由合村并居前的0.439下降到0.236，这表明合村并居后家庭食物支出比例在下降。随着农户家庭总体经济收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感受处于满意状态，因此居民对收入感受的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431增加到0.880。

2.1.2 合村并居后居住条件隶属度有所下降

居住条件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641下降到0.531，这表明合村并居后居住条件隶属度有所下降。在其二级指标中，人均住房面积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721下降到0.518。在合村并居前农户居住多为带院落的住宅，居住面积较为宽敞；合村并居后居住形式为城镇社区，居住面积较之前有所减少。因此，合村并居后居住福利有一定的下降。人均天然气用量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261增加到0.653。在合村并居前农户生活燃料主要为植物秸秆和木材，合村并居后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使用量的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的开支，但由于农户工资的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美化，总体上提高了农户福利。人均用电量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531增加到0.848。在合村并居前由于农户用电以照明为主，很少有其他家用电器，所以用电量相对较少；合村并居后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住房条件的改善，农户家用电器增多，用电量相应增加，但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满意度也相应地提高。

2.1.3 合村并居后生活环境隶属度显著提升

生活环境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215提升到0.637，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生活环境隶属度有显著的提升。在其二级指标中，村医人数和义务教育师生比分别由合村并居前的0.326和0.257增加到0.671和0.763。由合村并居前的1位村医增加到5位，并整修了医疗室，提供更为健全的医疗服务；义务教育师生比由原来的1∶23增加到现在的1∶130。村庄整洁度的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350增加到0.718。杨春社区合村并居前位于诸城市城郊，属于城郊结合部，具有城中村的一些特征，“城中有村，村里有城，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严重阻碍了城市发展和社区生活质量的提高。合村并居后通过统一规划住房、绿地和道路等，提高了居民的舒适度和便利性。因此，农户对村庄整洁度的感受处于满意状态。垃圾处理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329增加到0.671。合村并居后彻底改变了垃圾随意堆放、污水随意排放的局面，杨春社区组建物业公司，设置专门垃圾回收站，安排专职人员清洁卫生。因此垃圾处理隶属度总体上处于满意状态。交通基础设施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329增加到0.619。合村并居后杨春社区刚好赶上诸城市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农户对外交往的便利性，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隶属度处于相对好的状态。

2.1.4 合村并居之后社会保障隶属度显著提升

社会保障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196提升到0.681，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社会保障隶属度有显著的提升。在其二级指标中，家庭就业人数的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651增加到0.721。在合村并居前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由于杨春社区邻近诸城市，农户在农闲季节去市区打工。在合村并居后农户的土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社区居民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户职业转变为职业工人，原村庄中的村民一部分在村集体企业——杨春集团上班，一部分在诸城市其他企业就业。因此合村并居后农户的整体就业感受隶属度处于较满意状态，其隶属度为0.671。居民社会保障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591增加到0.792。这表明在合村并居后社会保障处于较好状态。

2.1.5 合村并居后社会交往隶属度有所下降

社会交往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631下降到0.371，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社会交往隶属度有所下降。在其二级指标中，人情礼金支出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518下降到0.482。杨春社区在合村并居前虽然邻近城区，但是其遵循传统乡村的“差序格局”，农户之间的交往相对较多，农户之间的邻里关系较好。合村并居后传统乡村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农户之间由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不同导致农户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加之由原来的独门独院的居住形式转变为城市“格子”式的居住形式，进一步阻碍了农户交流。因此，人情礼金支出随着邻里关系的“疏远”而减少。劳动力就业地点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568下降到0.468。合村并居前农户基本上在其居住地工作，合村并居之后虽然部分居民进入村级企业，但还有部分农户选择本村以外的其他企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满意度。

2.1.6 合村并居后社会机会隶属度显著提升

社会机会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355提升到0.657，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社会机会隶属度有显著的提升。在其二级指标中，户主教育机会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266增加到0.671。在合村并居后政府为再就业困难群众，提供免费技术培训，增加了农户再教育机会。文化氛围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321增加到0.659。杨春社区在合村并居后，一是与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相结合，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二是与农家书屋相结合，建设图书阅览室；三是与全民健身活动相结合，建设文体活动广场。这些措施丰富了文化氛围，提升了居民文化生活水平。户主健康状况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526增加到0.719。合村并居后针对农户医疗需求建立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特殊患者设立家庭病床，尽可能让群众就近、快速获得精细化、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2.2 农户总体福利水平分析

综合来看，合村并居后农户的总体福利水平有明显的提升。农户福利水平隶属度由合村并居前的0.376提升到0.791；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生活环境和社会机会均处于0.500以上，达到了福利水平“好”的标准，部分隶属度指标甚至达到0.700以上（图1）；居住条件和社会交往均处于下降状态，其中社会交往的隶属度下降到0.371。杨春社区合村并居类似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改居”，具有典型的“形似而实非”[23]，村民被打破原有的职业模式和社会交往模型，农户原有的社会交往相对“滞后”。居住条件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合村并居后居住形式为城镇社区形式，居住面积较之前“独门独院”的居住形式差距较大。因此，合村并居后居住福利有一定的下降。
图1 合村并居前后农户福利隶属度对比

Fig.1 Membership degree of welfare level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s

3 合村并居后农户福利组成要素贡献率变动态势

为了进一步甄别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福利的变动，本文分析了农户福利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表3）。
表3 农户福利水平的权重模糊评价结果

Tab.3 Fuzzy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welfare level weight of farmers

指标名称 合村并居前 合村并居后
1.经济状况 0.158 0.213
人均工资收入 0.184 0.223
人均转移性收入 0.167 0.247
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 0.187 0.009
恩格尔系数 0.211 0.198
居民对收入感受 0.251 0.323
2.居住条件 0.123 0.176
人均住房面积 0.437 0.342
人均天然气用量 0.214 0.367
人均用电量 0.349 0.291
3.生活环境 0.176 0.137
村医人数 0.227 0.272
义务教育师生比 0.215 0.233
村庄整洁度 0.187 0.172
垃圾处理 0.166 0.108
交通基础设施 0.205 0.215
4.社会保障 0.153 0.179
家庭就业人数 0.259 0.324
就业感受 0.368 0.257
居民社会保障 0.373 0.419
5.社会交往 0.205 0.132
人情礼金支出 0.482 0.437
劳动力就业地点 0.518 0.563
6.社会机会 0.185 0.163
户主教育机会 0.248 0.375
文化氛围 0.357 0.283
户主健康状况 0.395 0.342

3.1 农户各功能性活动指标的贡献度变化态势

总体上看，农户经济状况、居住条件以及社会保障的改善提高了农户福利状况的隶属度权重，而生活环境、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机会的隶属度权重处于下降趋势。具体如下：
①经济状况对农户福利状态隶属度权重具有重要作用。在合村并居后农户经济状况隶属度权重提高到0.213。从其二级指标中发现，在合村并居前人均工资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恩格尔系数和居民对收入感受的权重分别为0.184、0.167、0.187、0.211和0.251，合村并居后其权重分别变为0.223、0.247、0.009、0.198和0.323。这表明在合村并居后农户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农户福利水平的好坏以及农户满意度高低关键在于农户经济状况的改善，这是合村并居的经济基础。
②居住条件的改善对农户福利效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合村并居后农户的居住条件隶属度权重提高到0.176。从其二级指标中发现，在合村并居前农户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天然气用量和人均用电量的权重分别为0.437、0.214和0.349，合村并居后其权重分别变为0.342、0.367和0.291。这表明在合村并居后农户的人均住房面积和人均用电量的权重下降，而人均天然气用量的权重提高。
③社会保障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改善作用。在合村并居后农户的社会保障隶属度权重提高到0.179。从其二级指标中发现，在合村并居前家庭就业人数、就业感受和居民社会保障的权重分别为0.259、0.368和0.373，合村并居后其权重分别变为0.324、0.257和0.419。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改善作用。
④生活环境的权重虽然下降，但是其对农户福利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其二级指标中发现，在合村并居前村医人数、义务教育师生比、村庄整洁度、垃圾处理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权重分别为0.227、0.215、0.187、0.166和0.205，合村并居后其权重分别变为0.272、0.233、0.172、0.108和0.215。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生活环境的改善对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⑤社会交往的隶属度权重由合村并居前的0.205下降到0.132。从其二级指标中发现，在合村并居前人情礼金支出和劳动力就业地点的权重分别为0.482和0.518，合村并居后其权重分别变为0.437和0.563。在合村并居后人情礼金支出的隶属度权重在下降，而劳动力就业地点的隶属度权重在提高。
⑥社会机会的隶属度权重由合村并居前的0.185下降到0.163。从其二级指标中发现，在合村并居前户主教育机会、文化氛围和户主健康状况隶属度权重分别为0.248、0.357和0.395，合村并居后其权重分别变为0.375、0.283和0.342。这表明合村并居后社会交往的改善对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仍具有重要作用。

3.2 农户家庭福利组成要素贡献率变化态势综合分析

综上分析，合村并居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社会保障、社会交往和社会机会的改善，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与合村并居前相比，合村并居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以及社会保障的隶属度权重指标增加；生活环境、社会交往和社会机会的隶属度权重指标在下降（图2）。这表明合村并居关键在于农户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
图2 合村并居前后农户福利隶属度权重对比

Fig.2 Membership degree weight of welfare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s

从各功能性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而言，合村并居前社会交往对农户福利贡献度排名相对比较重要；其次是社会机会；生活环境排第三，此后依次为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合村并居后经济状况对农户福利贡献排名比较重要；其次是社会保障；居住条件排第三，此后依次为社会机会、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
以上分析可知，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是合村并居的关键，影响着农户福利效应的提升。因此，在未来合村并居中，重点提高农户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以及居住条件的同时，还应关注农户的社会机会、生活环境以及社会交往。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结合杨春社区合村并居的案例，测度了合村并居前后农户福利变化情况，并对合村并居农户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和福利组成要素贡献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得出结论如下：整体上，在合村并居后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有显著提升。具体地，农户经济状况、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和社会机会隶属度显著地提升，而居住条件和社会交往隶属度有所下降。从各项二级指标看，杨春社区的人均非工资性收入、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人情礼金支出和劳动力就业地点4项指标隶属度均未达到0.5的中间值，未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在农户各功能性活动指标的贡献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的隶属度权重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合村并居中，应重点提高农户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以及居住条件，同时还应关注农户的社会机会、生活环境以及社会交往。
杨春社区的合村并居为什么能够提高农户福利，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国企改革背景下所形成的外部物质基础和村庄内部的产业化基础共同推动了杨春社区的合村并居（图3）。具体来说：①抓住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机遇。杨春商贸集团公司的创办，为农户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农户收入，激发了农户“上楼”意愿。②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通过土地要素转变为工商要素，发展租赁经济，提高了农户的非工资性收入。③提供了集体分红和福利。杨春社区每年集体分红，为居民发送价值1500元的生活福利，居民子女从幼儿园至大学均有补贴，60岁以后发放养老补贴，每人每年还有700~1000元的物业补贴等。集体分红以及就业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农户经济需求。④增加了农户的社会机会。村内外就业相结合更便于孩子的教育、医疗和文娱活动，提高了农户的居住体验感。同时，在社区内就业，减少外出务工，维持了家庭伦理的情感，而且保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可以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缓解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的问题。
图3 合村并居对农户福利的作用机制

Fig.3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s on farmers' welfare

杨春社区的合村并居政策是顺势而为，其前提条件包括：①诸城市的农业产业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村集体组织。诸城市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农业产业规模小，经营分散化的限制。这是当地政府和农业产业化经营者面临的一大问题。通过推进合村并居，实现乡村土地流转经营，有效解决农业产业化规模过小，经营过于分散化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承接城市对乡村辐射延伸的产业，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目标。②诸城市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发源地之一。在1990年代，诸城市在面临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发展缺乏必要动力的前提下，率先在全市实现股份制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诸城市的成功，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动力，推动了诸城市经济发展，为后续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样本。诸城市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取得的进展，进一步提高了其财政收入，为后续合村并居提供了物质基础。③政府发展理念的优化和农民意识的觉醒。诸城市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体现了诸城市人民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种敢闯敢干的作风为合村并居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涉及千家万户的合村并居工程面前，得到了农户的理解与支持，体现了诸城市人民的思想觉悟。
反观部分地区的合村并居，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撑，其自身经济状况无法支撑农户集中居住，在合村并居之后，农户的福利状况又无法改善，这势必会引起农户的反对。此外，部分地区罔顾实际情况强行推进合村并居，在对农户土地征收过程中出现政府和开发商获得土地增值的大头，损害了农户的权益，从而阻碍了合村并居。
杨春社区的合村并居，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合村并居提供了如下启示：①乡村地域产业化是合村并居的基础。乡村地域只有产业化之后，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农户非农收入，才能改善农户家庭经济福利状况。这是合村并居的前提条件。②合村并居后，政府应积极开展技术培训、职业介绍、发布再就业优惠政策等，引导农户向职业化与市民化发展，同时还应落实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重点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民生问题上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防止农户福利下滑。③要加强社区治理服务，建设社区综合文化中心，打造社区丰富的居民文化生活，满足农户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对改善农户社会交往方面的福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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