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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6: 22 - 3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6.003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亚地区发展研究

  • 胡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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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 上海 200092

胡键（1968—），博士，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地缘战略。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27

  修回日期: 2024-06-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4

收起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

  • HU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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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27

  Revised date: 2024-06-22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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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亚地区发展的研究，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剖析了塑造中亚地缘空间秩序的两种手段：地缘政治手段和地缘经济手段。结果表明：历史上地缘政治手段塑造中亚地缘政治空间秩序基本上是失败的，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内容的新地缘经济手段塑造中亚地缘空间秩序是成功的。新的地缘经济手段包括：设施联通、市场对接、利益嵌入和跨文化交流。这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塑造地缘空间秩序的情形，但从冷战后经济区域主义的发展态势来看，地缘经济手段塑造地缘空间秩序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文章建议应该大力推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内容的地缘经济手段，和平塑造中国周边地区空间秩序，共同打造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新地区主义。

关键词： 地缘经济; 地缘政治; 空间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 中亚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胡键 .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亚地区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 2024 , 44(6) : 22 -3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6.003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to analyze two means shaping the geo-spatial order in Central Asia: geopolitical mean and geoeconomic me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opolitical mean has basically failed to shape the geopolitical spatial order in Central Asia，while new geoeconomic mean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succeeded in shaping the geopolitical spatial order in Central Asia. New geoeconomic mean includes facility connectivity，market integration，interest embedding，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t uses peaceful ways to shape the geopolitical spatial order. From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t is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for the geopolitical economic mean to shape the geopolitical spatial order. Therefore，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geoeconomic mea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the content，peacefully shape the spatial order in China's surrounding areas，and jointly create a new regionalism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ontent.

Key words： geo-economics; geopolitics; spatial or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ral Asia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亚的发展研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两个视角是分裂的，即要么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研究，要么从地缘经济的视角来研究，而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结合起来对中亚的发展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当然，在两极格局解体后，有学者正式提出了“地缘政治经济学”（Geopolinomics）[1]。地缘政治的研究一般认为是麦金德所开创的。麦金德最早提出了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2]，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著名的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3]麦金德的研究是直接针对中亚地理环境的中亚政治的支配作用所进行的，深刻影响了后来研究中亚地缘政治的学者。相比之下，地缘经济的研究则要晚得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的一种研究视角，但它被正式重视起来则是在冷战结束前后。苏联的解体，被不少学者认为是“高级政治”退潮，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对抗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各种“低级政治”的问题，诸如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问题。因此，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4]；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地缘经济时代[5]。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两种不同但又有紧密联系的空间秩序。地缘政治是以政治力量博弈形成的空间秩序；地缘经济则是以某种或几种经济要素为轴心而构成的经济制度及其所能覆盖的地区，并在这一地区上形成了一个基于分工协作的产业群、产业链、贸易链等构成的空间秩序。宏观上看，国际政治力量博弈塑造的是一种政治空间秩序，这种现象比较普遍，而且是国际政治的常态性现象；以经济要素为轴心而形成的产业秩序和相关的市场秩序则是一种经济空间秩序。经济空间秩序实际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指在既定的地理环境下所选择的经济制度及其规制的经济秩序。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就受到关注，即一定的地理空间决定了经济制度的选择。经济空间秩序是经济转型或者说是在经济区域主义视角下对一种新型经济类型的地理定位，其逻辑是首先确定一种理论上的经济形态，然后去选择一个地理空间进行经济布局，选择的时候就一定会考虑选址的区位优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确考虑特定的区位选择”[6]。另一种情形是指在既定的地理空间中如何重新进行经济布局。这种新的布局是以对地理环境的束缚能够自由摆脱为前提的，或者说既有的地理环境不是根本的制约条件。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束缚呢?一般有两种方式即技术创新和外部因素的嵌入。其中，技术创新能够打破环境的制约，这已经被21世纪的现实所证明。而外部因素的嵌入尤其是指外部力量的嵌入包括政治、经济等力量，的确也可以打破环境的制约。这就是后来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重要对象，由于是基于地理空间的考察，因此更确切地说是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视角兴盛于21世纪初，这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后欧亚政治、经济版图重组的事实，单纯的政治和单纯的经济研究视角都无法解释欧亚大陆的现象，必须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阐释版图重组的新现象[7]。
地缘政治手段能够重组经济秩序空间，这种方式具有强烈的强制性，因而往往遭到反对，这种反对也许来自外部另外的政治力量的制衡性对冲，也有可能是内部因素对来自外部的地缘政治力量的抗衡。然而，地缘经济手段是否能够重组既定的地理空间秩序呢?在国际关系史上成功的范例确实少见。但是，21世纪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作为一种独特的地缘经济工具在重组中亚地区地理空间秩序方面，的确显示出重要的积极作用。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时代[8]，需要以新的视角来认识地理学科与经济学科在重塑国际空间秩序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以地缘经济能够有效重组地理空间秩序为理论假设，以“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亚地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来进行检视和验证。简言之，就是从经济地理特点认识地缘政治经济关系[9]。当然，有学者讨论了地缘经济权力的演化所引发的国家间的竞争关系[10]，但“一带一路”倡议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它在中亚地区所引发的地缘经济权力的变化却是一种共赢博弈关系，因而“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重塑的地理空间秩序是一种积极的、符合中亚社会发展的空间秩序。

1 中亚地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单元

中亚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单元，出现的时间并不晚。一方面，由于被国际政治发现比较晚，长期以来中亚地区主要承担着“国际走廊”的功能。在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方的通道打通意味着中亚成为联系欧亚大陆东西方不可替代的通道。中亚地区相当长时期还不是帝国博弈的主要场域，而只是民族、国家交往的走廊，最多是帝国博弈的边缘地带。布热津斯基也指出：“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沙皇俄国的轮番影响之下。但这种经历并没有在这些民族之中培育起一种关于共同地区利益的意识。相反，它们不同的种族构成却使他们很容易受内外冲突的打击。”[11]因此，从中亚地区的发展史就可以知道，中亚地区还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单元。另一方面，从19世纪初以后，中亚地区就先后被纳入沙俄和苏联的版图之中。从此，中亚地区也就“消失”在沙俄—苏联的框架之中，因而整个世界对中亚地区也就变得越来越陌生。直到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地区才正式呈现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长期处于帝国博弈的边缘地区，中亚地区不仅演绎了一种特殊的“欧亚现象”[12]、“帝国后遗症现象”[13]，而且还形成了多元文化的荟萃之地和多种文明的交汇地。

1.1 多元文化的荟萃处也是“文明的断层线”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中亚地区形成的时间很早，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6世纪就已见雏形。在这300年间，中亚地区历经了东方游牧民族的迁徙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东西方两大人类文明的合力加速了中亚地缘单元的形成。正是由于处于合力的交汇点上，中亚地区便成为多种文明、多元文化汇集和交融的地区[14]。除了本土的文化元素外，古代帝国在欧亚大陆内部的征伐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对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一是波斯文化。波斯帝国曾经征服了东起印度河、西抵爱琴海、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尼罗河的广袤土地。其中，波斯帝国与中亚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被波斯铭文记录下来。古代战争是文化流动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而战争所引发的全球化使得文化互动表现为“地区间以及文明间的相遇”[15]。波斯主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所以在波斯统治时期，中亚地区一度盛行拜火教。二是古希腊文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波斯以后一路东进，很快就征服了中亚。在中亚，亚历山大采取了柔和的手段并实现了希腊人、粟特人、中亚人之间的高度融合；其手段不仅有政治的，而且还以通婚的方式来实现文化的融合。事实上，通婚是最有效的文化融合手段[16]。三是佛教文化。佛教传到中国最重要的通道就是西域，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而且佛教在中亚地区也吸收了本土文化元素，使得佛教从中亚进入中国以后有非常明显的中亚文化色彩。此外，进入中古史以后，先后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便是伊斯兰文化、华夏文化，以及进入近代以后东正教文化和苏维埃文化等。从客观实际来看，多元文化、多种文明的交流首先是以对撞与冲突开始的，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这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基本规律[17]。关于文化与文明的交流，马克思在研究印度被大英帝国殖民征服的过程中就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8]中亚文明发展程度落后于曾经征服过中亚的外来文明，因而外来文化很少受到中亚本土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化却不断被外来文化所征服、同化。这也就使得中亚很难形成基于本土文化的地缘政治单元，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地缘政治单元。布热津斯基也有类似的看法：“多年来，它们中的多数都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轮番影响之下。但这种经历并没有在它们之中培育起一种关于共同地区利益的意识。”[11]

1.2 中亚地缘政治单元的特点

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地区打破了几千年来处于帝国博弈边缘的历史框框，在20世纪末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尤其是中亚国家从此获得了独立的主权。这一切对中亚地区各国人民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然而，中亚地区对苏联解体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苏联是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尽管美国一直想搞垮苏联，但绝对没有想到苏联会如此迅速地崩溃。由于中亚经济过去完全是按照苏联的劳动分工进行布局的，苏联的解体令中亚国家经济举步维艰。
由于对苏联的解体缺乏心理准备，苏联解体后更缺乏对原苏联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制度，最突出的是在中亚—高加索地区。虽然苏联的欧洲部分包括东欧国家也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的战略空间，但这一地区过去是冷战的前线，更是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以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必争的战略空间，任何一方一旦势力走弱，另一方就迅速渗透进去，填补其空间。由于西方早就觊觎东欧甚至苏联的欧洲部分，决不会毫无准备地面对该地区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因此，在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西方势力很快就毫不犹豫地填补了该地区。但与苏联的欧洲部分和东欧国家不一样，中亚—高加索地区是冷战的大后方，是苏联的传统战略后院。美国等西方国家应该说非常想进入中亚地区，但是它们不仅在冷战时期没有想到它们可能会进入该地区，甚至在冷战后初期也没有想到它们能够在该地区迅速施加影响。苏联解体后，美国就同中亚国家在政治上进行积极接触。其目的在于，既不能使中亚国家重新回到俄罗斯的怀抱，也不能使这一地区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的灾区，而应该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可依托的地区之一。

1.3 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亚地区

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目的是提醒英国重视欧亚地区，尤其是警惕俄国的扩张对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挑战。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后崛起为世界霸主，但在帝国博弈的格局中，英国始终觉得沙俄是最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拿破仑帝国失败后，沙皇就以“欧洲的解放者”自居。“维也纳协调”虽然暂时平衡了欧洲大国各方力量，但沙俄却不断蚕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控制的区域，英国所担心的就是沙俄借此封锁英国海上商业通道。鉴于此，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走向衰亡，其帝国的“遗产”问题演变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方问题”，但在奥斯曼土耳其彻底崩溃之前，英国从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都必须“竭力地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19]。因此，在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支持奥斯曼帝国参战，这就很容易理解英国对中亚的重视程度了。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战略重心转向了针对东方包括中亚和大清帝国的掠夺和扩张，从而使“东方问题”远东化[20]。在此情形下，如何确保“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呢?麦金德对此进行研究并敏锐地发现，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完全由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资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3]因此，他在研究中指出，要理解国际政治，必须“把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结合起来”研究[2]。麦金德研究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借助于地图投影的各层次文本性的互文，使新的地图话语得以产生并渗透进心象地图，具象式推动了地缘政治理论核心概念的生成和逻辑关系的构建[21]。在考察了欧亚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后，麦金德提出，既要防止德国向“心脏地带”的渗透，也要警惕俄国和德国两个陆权强国的联合[22]。这才是麦金德“心脏地带”目标的指向。
然而，这个“心脏地带”在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单元之后，却长期处于世界现代化的边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亚地区长期动荡不安，而影响中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因素不只是前面所说的三股势力，而且还与中亚地区的动荡跟中亚国家的政局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中亚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为获得独立的主权而喜悦，但又很快因国家陷入动荡而惆怅。长期以来，中亚各国内部的政权争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局动荡，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此外，由于中亚有丰富的资源和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外部势力才对中亚地区虎视眈眈；也正是外部势力在战略上的恶性竞争，又使得中亚地区的发展陷入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2 地缘经济的初现与地缘政治手段的缺陷

对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无疑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资源，一定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强调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或种族特征，寻求民族特性和民族尊严，要求在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捍卫和实现本民族的利益，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民族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因素[23]。因此，在追逐“民族经济”“民族利益”的时候使得中亚地区的地缘经济骤然凸显。

2.1 从联盟解体到区域合作

联盟解构以后，中亚地区被迫寻找自己的民族经济发展路径。然而，中亚独立之初最大的挑战就是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贩卖毒品、武器走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事实上，当时在以中亚—阿富汗为中心的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恐怖“新月地带”。为了应对这些最棘手的问题，中亚国家尽管刚刚独立但又不得不重新谋求区域合作，以通过经济发展来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从客观实际来看，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加之转型不当造成经济严重滑坡，所以发展民族经济就成为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要务。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民族经济的前提条件只能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全球化毕竟是长期被西方大国主导的进程，甚至有学者依然认为，即便世界已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还是“西方化”和民族国家的退化，甚至“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24]。融入全球化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要丧失相当一部分国家利益甚至是主权，这对刚刚获得民族主权的中亚国家来说，无异于要求它们在主权问题上开历史的倒车，但现实的经济困境容不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有过多和持久的崇拜[25]。
不过，中亚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是通过区域合作的路径来实现的。虽然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有一些国家间的协调机制，但其成效非常有限。中亚国家真正走向区域合作的轨道大致始于1994年，这年初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关于建立两国统一经济空间的条约，决定自当年2月1日起，两国建立共同市场，彼此消除关税壁垒，实现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2个月后，吉尔吉斯斯坦也加入，三国于1994年7月签署了三国经济一体化和成立有关协调机构的重要文件，同时决定组建中亚合作与开放银行。从独立后30多年的历史来看，中亚的区域合作步履非常艰难，有实际成效的合作更是乏善可陈。因此，中亚的区域合作主要还是各国的主观愿望，且受到客观实际的严重掣肘。但是，随着俄乌矛盾的日益深化，特别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以及由此引发更为紧张的俄乌关系，中亚国家重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性。因此，2018年，中亚五国召开了新的元首会议，也意味着中亚地区一体化重启。五年来，虽然通过元首会议签署了不少文件，但元首会议并未上升为正式的国际制度，也没有能够见成效的实践合作。也就是说，中亚地区一体化依然处于艰难的磨合之中。

2.2 中亚内部地缘政治手段对区域合作的双重效果

所谓地缘政治手段，就是在既定的地理空间中通过政治乃至武力的手段来改变原有的空间秩序。中亚区域合作虽然是各国的强烈愿望，但力推区域合作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主张，并希望通过政治的强力推行来达到区域合作的目的。但是，这只是勒施所说的“政治的经济圈……就是以政治为基础而被规定的经济制度所及的地区”[6]。经济合作中的政治因素过强，那么经济合作中就必然受政治因素所左右，而中亚国家的政治选择首先是以地缘政治为目的的，苏联解体只是为中亚地区形成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提供了可能，但如果没有中亚各国的政治合作，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因此，最初的各种经济合作和统一经济空间倡议，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不过，中亚国家往往从地理空间结构来考虑外交政策取向，也正是这个原因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观念在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战略取向上尤为重要。这就正如现为哈萨克斯坦总统、时为国务秘书兼外交部长的托卡耶夫所说：“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是在地理位置和国家利益这些长期性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26]取这种选择的并非只有哈萨克斯坦，而是因为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版图最大的国家，且它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也最大，因而它的战略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中亚其他国家的外交选择与哈萨克斯坦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都必须从地缘政治来考虑。
从内部地缘政治来构建地缘经济空间秩序在中亚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在一定时间内内部的地缘政治手段对区域合作和地缘空间秩序的构建是有效的，但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在内部经济结构没有得到优化、产业素质没有提升，以及市场的积极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区域合作的动力最初主要来自政治的推动但很快就会衰竭。事实上，中亚经济一体化进程30多年来虽然签署了诸多协议，但并没有看到中亚经济一体化的实际成效。更何况，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在过去30多年中出现了两种突出的情况：一种是苏联解体后长时间是原苏共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主导中亚国家的政治进程，即便他们有诸多的改革方案和强烈的改革欲望，但都无法摆脱原苏共体制对他们施政的习惯性影响。因此，无论是改革还是转型都深处困境之中。另一种是自然规律引起的政治精英的更替是不可避免的，新的政治精英在政治上的选择在相当大程度上不同于前代政治精英，这一点我们从托卡耶夫与纳扎尔巴耶夫的对比中就可见端倪。执政理念的不同必然会影响他们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态度与追逐的方式也不一样。这同样会对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空间秩序的构建产生冲击。
另一方面，内部地缘政治策略塑造本地区的地缘经济空间秩序会引发周边大国的疑虑，尤其是曾经对该地区有重大影响的传统大国会对该地区施加新的压力。首先是俄罗斯。毋庸讳言，中亚地区曾经是苏联内部的一个区域，即便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以后，中亚地区也一直被俄罗斯视为传统的“战略后院”[27]，而且俄罗斯也一直把中亚地区放在其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当然，近年来一些具有防卫能力的中亚国家越来越主张和努力争取与俄罗斯的平等伙伴关系[28]，力图改变被视为俄罗斯“战略后院”的看法。而这种情况也正是俄罗斯坚决拒绝“中亚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经济单元如“突厥国家组织”的原因。即便如此，中亚国家的地缘经济发展依然受到俄罗斯的高度“关注”，因而中亚国家的地缘经济目标就不可能完全忽视俄罗斯的这种“关注”。其次是欧盟。中亚的地缘经济目标和区域合作举措始终在欧盟对中亚的战略视野之中，欧盟在中亚虽然不具地缘政治优势，但中亚的地区合作和地缘经济目标对欧盟来说具有重要关联性，尤其是中亚的地缘经济目标对谋求经济发展、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遏制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打击毒品走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亚的地缘经济诉求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欧盟对中亚的战略文件之中，欧盟的态度同样对中亚的区域合作有重要的影响。再次是美国。美国虽然与中亚地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但美国的利益遍布世界各地，在美国看来，任何地区的不安都会引起美国的关注；任何地区的合作，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就被视为对美国有潜在的风险。当然，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大国同样也是中亚在地缘政治工具之下追求地缘经济目标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此，中亚国家通过各自内部政治的需求与偏好，通过区域合作来构建一个独立的地缘经济空间秩序，并不会完全按照中亚各国政治领导人的主观愿望顺利推进，而且这样的进程必然受到外部力量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影响。

2.3 外部力量在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对中亚区域合作的对冲

外部力量在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实际上就是前文述及的真正意义的地缘政治手段塑造经济空间秩序的情况。各种力量在中亚地区博弈无外两个目的：一是有利于自己的战略利益；二是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主导中亚地区的区域合作走向，以便这个地缘经济空间顺序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那么，参与中亚地缘政治博弈的力量主要有哪些呢?其实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有非常详细的分析。一方面，他将参与中亚地区地缘博弈的外部力量分为战略棋手（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11]。当然，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已经过去近30年了，世界形势尤其是欧亚形势这30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有中亚国家本身的政治发展进程的变化，而且还有周边大国如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欧盟历经了英国脱欧风波，美国在欧亚地区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土耳其的影响力则通过“突厥国家联盟”（塔吉克斯坦除外，下同）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不管怎样，周边传统大国依然是参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力量。虽然学术界都承认参与中亚地区博弈的主要有俄罗斯、美国、中国，但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只有俄罗斯和美国才是中亚博弈的主要“棋手”。中国虽然是中亚地区的重要邻国，但中国在这里从来不以地缘政治手段参与博弈，而是倡导和平、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
从俄罗斯来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试图强化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控制，引发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正是“对俄罗斯的恐惧才促使中亚国家加强了合作”，甚至为了抵消俄罗斯的地缘手段，哈萨克斯坦还一度有“支持中亚地区紧密合作和加强这一地区各国间军事协调的想法……”[11]当然，这些想法后来并没有成为现实，但中亚国家非常明白，以内部的地缘政治手段来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是有巨大风险的。鉴于此，中亚地区采取了地缘文化赋能的地缘经济手段来制衡俄罗斯的这种压力，前面所说的“突厥国家联盟组织”就是一个以地缘文化（属于共同的突厥语系）来促进地缘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样，土耳其因其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上的接近而在中亚的影响力获得了重要提升。不过，土耳其的影响也主要是在文化和经济上，它对中亚地区采取地缘政治手段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况且俄罗斯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大国主义威胁使中亚国家对本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产生了非常大的担忧，因此中亚国家用各个方面的“脱俄化”措施来进行反制。
从美国来看，美国是参与中亚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力量。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版图上，美国迅速对该地区展开了地缘政治攻势，并及时派出了大批高级官员访问中亚。但是，美国正式参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大致始于1990年代中期。1997年9月，美国8架空中运输机载着600多名士兵从美国本土运到中亚，同哈、乌、吉三国共同进行“中亚营”军事演习。从此，俄罗斯的战略“后院”被撕开了一道裂缝，为美国今后执行包括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维和行动”等行为开了先河。无疑，在后来的近30年中，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渗透不断深入。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军事行动渗透最重要的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与中亚相关国家协商后在中亚设立了军事基地；而在政治上的渗透跟两个重要战略设想有关：一是“大中亚计划”的酝酿与实施；二是“丝绸之路战略”。“大中亚计划”是由美国智库专家Stanr Frederick于2015年提出[29]，其目的在于，“通过在安全、民主、经济、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中亚和南亚合并为新的地区组合，以此谋求和实现美国在该区域的利益”[30]。该设想得到美国官方的高度重视，而且美国国务院关于中亚、南亚的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将原属于欧洲局的中亚五国归入新成立的中亚南亚局”[31]。然而，后来没有看到美国落实这项计划的具体实践，这或许是美国政府换届等原因所致。“丝绸之路战略”则是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来的[32]，该战略对“大中亚计划”有某些延续性，因为按照“丝绸之路战略”的设想就是把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以构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安全、稳定、繁荣的地缘政治区域[33]。客观地说，美国“丝绸之路战略”是有不少实践成效的，尤其是通过1000个项目一定程度上套住了中亚国家，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俄罗斯、伊朗等邻近国家。近年来，美国又通过“C5+1机制”即美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外长对话机制，来强化美国对中亚事务介入的力度。当然，美国的这种介入中亚国家是乐意接受的，但并不意味它们接受了美国参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所有内容。这只能说是中亚国家借以制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大国主义压力，但中亚国家对美国干预它们内政的做法依然反感。

2.4 地缘政治工具塑造地缘经济空间秩序的失败

用地缘政治工具来塑造地缘经济空间秩序国际关系史上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原因就在于，地缘政治手段实际上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手段。前文述及，用强制的手段来进行塑造某种空间秩序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招致反对和抵抗。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本义就是为大英帝国在欧亚大陆内部战略利益和海上商业利益服务的。为此他才主张战略上增强压力以避免德国与沙俄的结盟，他当时认为，也许20世纪基于陆地、依靠铁路联系在一起的、更具内聚力的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出现，海洋贸易帝国的“哥伦布时代”可能会结束，但麦金德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减少陆权国家给大英帝国的海洋霸权带来冲击和挑战，从而也就尽可能地延长英国的霸权周期。这就不难看出，地缘政治理论是为霸权服务的，其所持的正是霸权主义的逻辑。任何国家把地缘政治作为维护安全与地缘经济利益的借口，都是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逻辑。在中亚和其他地区，以地缘政治的手段来参与博弈并试图来塑造该地区的地缘经济空间秩序的情形，成功的历史案例的确不太多。那么，反过来，用地缘经济手段来塑造地缘政治空间是否可能呢?从中国在中亚的表现来看，客观实际给出了一个肯定性的答案。

3 “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地缘经济手段与中亚地区的发展

中国在中亚通过地缘经济手段来塑造地缘政治空间秩序实际上有两大举措：一是上合组织①；二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最初上合组织发展的两大轮子就是安全（主要是非传统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后来，上合组织的功能不断向多领域、全方位外溢[34]，并且20多年来，上合组织签署和批准一系列关于经济合作的重要文件，也切实地推进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实践。这对中亚地区社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当然，中国只是上合组织的首倡国之一，不是单独的主导者，这就意味着这一地缘经济手段不是中国一国的实践，因此本文不以上合组织作为分析对象。相较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倡议并力推其实践，这是中国主导的在中亚地区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方式重塑该地区地缘政治空间秩序的成功举措。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又是以怎样的地缘经济手段塑造中亚的地缘政治空间的呢?

3.1 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畅通

以国际经济走廊带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国际经济走廊更大规模的贸易畅通。以第二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为例，其在苏联解体后就已经成为欧亚大陆最重要的货物运输线，而中亚地区作为必经的过境通道而从中获益不少。2011年3月，中欧班列正式开通，提高了中国出口的便利化水平和经营效率，还给过境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俄乌冲突之前，中欧班列不仅班次猛增，而且返程率高达85%，这就意味着最初的空箱率完全改观，中欧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贸易畅通。俄乌冲突爆发后，作为过境地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希望充分利用目前开放的机遇，成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运输和中转枢纽[35]。换言之，作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地缘经济单元，中亚地区虽然地缘政治空间曾经受到三股势力的影响而动荡不安，但外部经济因素的输入为破碎的地缘政治空间输入了全新的整合力量。这就是经济与市场的力量，它们已经成为重组中亚地缘政治空间秩序的关键性要素。
从外部尤其是中国嵌入的经济与市场的要素为什么能够成为重组中亚地缘政治空间的关键性要素呢?前文述及，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都是通过地缘政治手段尤其是帝国征伐的手段来塑造的，这完全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苏联解体后，各种政治力量都觊觎中亚地区，各大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在此猛烈交锋碰撞，“欧亚地缘战略的重心加快向内陆收缩”的情形非常明显[36]。这正是中亚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地缘政治博弈在中亚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并且未来依然会延续下去，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新的手段实际上逐渐上升为主要的博弈工具。“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不仅强化了经济合作的重要价值，而且更凸显出地缘经济工具在中亚地缘秩序塑造中的积极意义。从现实需求来看，中亚国家不仅都依然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国家现代化的步履也非常艰难，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现状作为前提。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这些国家的第一要务。

3.2 市场对接进一步深化中国—中亚经济合作

以市场对接的方式来深化中国—中亚经济上的合作，携手共同应对经济转型的重大问题。所谓市场对接，也就是“把一国的国内市场通过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对接在一起，同时也包括把一国的市场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市场机制在具体的合作中进行相互接纳，从而形成一体化性质的统一市场，最后相关各国则会为维护这个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形成一种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37]。市场对接的前提是经济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表现为：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市场需求的互补性等。中国与中亚地区具有非常大的互补性，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是能源进口国，中亚一些国家是能源出口国，更重要的表现则是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种类广泛，包括高新技术产品、普通消费品及机械设备等，而中亚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则以能源、资源产品为主。也正因为这种互补性，中国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且连续10年居土库曼斯坦的第一贸易伙伴地位[35]。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未来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中亚国家制造业体量相对较小，且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因此，双方在油气和可再生能源等资源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38]。中国与中亚地区市场对接最重要的内容是产能合作，在“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及“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中亚的产能合作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轨道交通、电力、轻工、汽车、通信、工程机械等领域内，广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工程承包、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工业园区等，实现了中国与中亚地区市场的有效对接[39]。当然，中国的地缘经济手段并不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中亚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处于转型期，而且在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均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和成功的实践在中亚国家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所以，中国经济元素进入中亚地区以后使中亚经济获得了“鲶鱼效应”，从而获得了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3.3 利益嵌入构塑中亚地区命运共同体

以利益嵌入的方式在中国—中亚地区构塑一个地区命运共同体，从而改变了中亚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空间秩序。所谓利益嵌入，“也就是以一国为主导把自己的利益通过经济合作嵌入有关各国的利益之中，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37]。新的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空间秩序也同时被塑造出来。中国与中亚的市场对接以及由此而形成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而合作就必然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也会深化既有的合作。这在利益上就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结构，即利益的相互嵌入。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赢”通过更直接的实践合作来构筑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其次，中国—中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基于长期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合作共同体正是基于长期合作构建的高附加值建立起来的，合作产生的附加值越高则合作的愿望越大，合作的期限也越长。最后，从中国与中亚各国自它们独立以来保持友好合作的历史看，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一定在不断产生新的附加值，也因为这样相互之间形成了紧密合作的共同体。中国与中亚的利益相互嵌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已经有非常成功的案例。例如，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成功的范例之一；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建立在中哈两国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首个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近年来，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贸易等都在大幅度增长。

3.4 跨文化交流为重塑地缘政治空间秩序提供民心基础

地缘政治空间秩序的塑造不一定需要文化要素，但文化要素的流出与流入必然成为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手段，而跨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也同样会成为塑造地缘政治空间秩序的重要工具。跨文化交流与地缘经济塑造地缘政治空间秩序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本文认为，跨文化交流是地缘经济手段塑造地缘政治空间秩序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从客观实际来看，经济要素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要素的跨境流动，而跨文化交流则为经济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深度合作夯实人文基础。
中国与中亚的人文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因为“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与通使”。虽然最终没有达到联合的目的，但张骞的“凿空”之举却促进了大汉帝国与欧亚大陆深处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这就是当今“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渊源。与此同时，印度的佛教、西域的“胡文化”等都相继传到大汉帝国，在文化的互动性交流中更使得东西方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长期以来在中亚地区占主导地位，但从那时起到唐宋时期，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在古代中国与西域之间所塑造的地缘政治版图，形成了欧亚大陆内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缘政治空间秩序，并由商业民族如粟特人以商业为手段塑造的世界长期发达的文明形态。而在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带一路”倡议又以全新的地缘经济手段重塑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秩序，除了国际经济走廊外，“一带一路”倡议还通过相应的园区如中国—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等新型平台，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进程，最终将形成以园区和区域经济业态为载体，以中心城市为辐射点且具有强大辐射功能的地缘经济空间秩序，同时也塑造出一个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空间秩序。

4 结论

尽管自古以来地缘政治一直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但本文却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地缘政治手段塑造地缘政治空间秩序失败的必然性。地缘政治手段具有非常强烈的强制性，因而即便它能够在短期内塑造某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秩序，但都不具持久性，最终会受到来自内部的抗拒力。从古老的地缘政治观念来看，它天然地就具有以强欺弱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色彩。
本文认为，地缘经济手段在中亚有效地塑造了地缘政治空间秩序。冷战结束以后，学术界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结合所形成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过，将结合二者的研究并不多也不见深入，尤其是依然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置于地缘经济的重要性之上。本文不是要全面否定地缘政治塑造政治空间秩序的作用，而是要强调地缘经济手段对塑造地缘政治空间秩序的有效性和持久性意义。“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取得的成效就是最重要的实证案例。
与地缘政治手段不同，地缘经济手段所采取的是和平的手段和经济的手段，也就是本文提出的通过设施联通、市场对接、利益嵌入和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平塑造地缘政治空间秩序。这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地区很容易获得认同和接纳。地缘经济塑造地缘空间是否可以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手段呢?虽然本研究没有对其他地区的案例进行详细研究，但从逻辑推导来看，在战后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来，能够有效整合一个地缘空间的一般是地缘经济手段，从世界各地都积极推进诸如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贸区等区域合作方式，就可以认为地缘经济手段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当然，从中亚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的结合来看，十余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效也充分彰显了其作为塑造地缘空间秩序全新的地缘经济手段的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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