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4 , Vol. 44 >Issue 5: 172 - 18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5.018

三农、土地与生态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代际差异——江苏宿迁的调研证据

  • 王俊龙 , 1 ,
  • 郭贯成 , 1, 2, ※ ,
  • 韩述 1
展开
  • 1.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95
  • 2.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95
※郭贯成（197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不动产评估与管理。E-mail：

王俊龙（1990—），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不动产评估与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7-06

  修回日期: 2023-12-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GL024)

收起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Evidence from Micro Research in Suqian，Jiangsu

  • WANG Junlong , 1 ,
  • GUO Guancheng , 1, 2, ※ ,
  • HAN Shu 1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Jiangsu，China
  • 2. China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cadem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06

  Revised date: 2023-12-06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摘要

宅基地退出是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引导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对于实现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进程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宿迁市595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为样本，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代际差异。研究发现：①行为态度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新生代农民更容易受行为态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而老一代农民更加关心居住环境。②主观规范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新生代农民更容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尤其是亲朋好友的影响。③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其对老一代农民影响更大；老一代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意愿上更关注存在的风险和社会保障，新生代农民则更加关注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政策。④3个潜变量中对新生代农民影响最大的是行为态度，对老一代农民影响最大的是感知行为控制。基于此，提出应关注不同代际农民的差异性，提供更多的沟通途径，完善宅基地退出补偿评估制度，着重解决新生代农民子女教育和老一代农民养老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 宅基地; 退出意愿; 农民; 补偿; 结构方程模型; 代际差异

本文引用格式

王俊龙 , 郭贯成 , 韩述 .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代际差异——江苏宿迁的调研证据[J]. 经济地理, 2024 , 44(5) : 172 -18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5.018

Abstrac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system reform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and guiding farmers to voluntarily withdraw from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 compens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protection of arable land,facilitat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595 farmers in Suqian City,Jiangsu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zes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and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t's found that: 1) Behavioral attitud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behavioral attitude.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whil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armers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2) Subjective nor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and new generation farm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people around them,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friends. 3)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and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armers.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arm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existence of risks and social security in their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rrespond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olicies. 4) Of the three latent variables,behavioral attitude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above,it is recommended tha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farmers,provide more communication channels,improve the compens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focus on solving the education problems of the childre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and the old-age pension problem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armers,and establish a sound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Key words：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willingness; peasant; compens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持续大量外流，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宅基地闲置、荒废、利用率不高等低效利用问题严重[1]，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城市人口拥挤、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与住房紧张的局面，城乡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农村住房用地面积未减反增，如不及时地进行宅基地管制和退出，将造成农村大量的土地浪费。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整理，对于合理充分利用农村建设用地、缓解城市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促进农村宅基地高效利用、提高宅基地配置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之一[2]。目前，农村宅基地改革已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各地区要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保障进城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此外，农村宅基地退出不仅可以解决宅基地有效利用问题，还可以推进城乡现代化健康发展，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村农民的财产收入。然而，农民的参与意愿是决定宅基地退出政策完善的重要因素，只有充分尊重其合法权益和意愿才能使宅基地退出政策得到农民的支持并得以落实和稳步推进[3]。因此，适时探明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完善和制定宅基地退出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近年来，学者们对宅基地退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学者认为建立完善的宅基地退出机制是解决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4]，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尊重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意愿[5]。同时，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状况、个体特征、外部环境和政府政策等[6]。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的识别[4,7]、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差异性分析[8,9]、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提升机制[10]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通过实地调研，采用Probit[6,11]、Logit[12-13]或Logistic[14-15]、博弈与仿真[16-17]等模型验证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与统计显著性水平。如Gao等以江苏苏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为例，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验证了农民宅基地退出期望值在不同家庭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18]；Song等以江西余江区为例，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模拟的方法，分析了宅基地在退出过程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策略演化的过程[19]；朱新华等以江苏和安徽两省农民调研数据为案例研究，认为风险认识与抗险能力对宅基地退出产生显著影响[20]。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主要从农民的微观福利变化、退出补偿意愿及补偿制度、农村宅基地功能等[9,21-22]角度进行探讨。另外，还有学者尝试从“三权分置”“供给侧改革”“城乡发展融合”等[23-25]背景下，对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类型农民等[7,26-27]宅基地退出意愿进行剖析。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动农民退出宅基地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民，必须合理安排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政策，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宅基地退出过程的顺利进行。现有研究多从农民内外因素、农民年龄、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兼业水平，风险感知、集体行动、补偿标准等方面进行探讨，鲜有考虑农民的心理认知。实际上，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自身条件、自身能力、收益认知、风险承担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等。此外，代际差异和农民邻里间交流也影响着农民的心理，左右农民宅基地退出的意愿。从现有文献梳理看，研究农村宅基退出的相关成果中虽有涉及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机制、变量间作用效应的分析，但总体来说还不够完善，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存在一些不足，对其指标与行为意愿的影响路径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此外，在方法上，常规线性方程模型也不能直接观测或同时处理某些指标及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通过构建“农民个体认知—农民行为意愿”分析框架，并在特别注重农民心理因素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地分析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以及各潜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关注不同代际关系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期为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ТPВ）是1985年由Ajzen在理性行为理论（TRA）的基础上提出的[28]。该理论广泛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主要用于解释人在特定条件下所做出的意愿选择和行为。该理论是从人的心理角度去探究个体将要进行的某种行为，以及要通过哪种路径可以改变个体的行为。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意愿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要素共同作用所决定，从而影响人的行为决策[29]（图1）。其中，行为态度是指个体是否愿意采取的某种行为态度，包括消极的态度和积极的态度；主观规范是指身边他人或者组织认为自己应该执行的某种行为或活动；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在做出某项行为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认知。一般而言，当个人的行为态度更加积极、主观规范越正向（得到周边人群或组织鼓励）、感知行为控制（带来收益或正向影响）越强时，其执行某种行为的意愿就越大；反之，则越弱[3]。
图1 农民个体认知—行为意愿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farmers' individual cognitive-behavioral willingness

代际差异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的，他认为不同出生年代和成长背景会导致各代群体在价值判断、偏好、行为和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的特征[30]。他指出“代（Genneration）”或“代群（Generation Cohort）”是在社会变迁和历史演化过程中，在关键成长阶段经历相同重大事件的一类群体，由于同一代群内的个体有着相同的经历，其价值判断、态度、行为具有稳定性，而不同时期的代群内的个体在其价值观、偏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这就为本文探究不同代际的农民退出宅基地的行为意愿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学者也通过代际差异对行为决策与价值观的影响进行分解，并指出不同代群间的差异是表示代际差异的时代效应、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的共同结果[31]。由于时代效应是指环境对农民的行为、态度和价值判断的共同影响，因此本文只考虑后两种效应。
代际效应是指由于社会文化或社会环境的变迁而造成不同代群间在认知方面的差异[32]。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塑造着人们成长的关键时期群体的价值观，那些没有经历社会历史重大变革关键时期的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小。这种有着相同经历社会事件对于不同年龄的群体影响上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在价值判断上的分化，也称代际差异。如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经历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立等重大变革，形成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在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行为方式和人生价值特征。年龄效应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年龄上的差异对个体自身成熟度等特性而产生的影响，它与自身经历的重大事件无关[33]。如当老一代农民的年龄到了生命周期末端，对宅基地的依赖和珍惜程度要比新生代农民高。
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以代际差异分工为基础的农民呈现多元的结构性分化，而农民全部收入以农业为主的在全国占比较小，且大多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年龄较大[34]。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和政策上的通常做法，将农民的代际差异划分为2种类型，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定义为新生代农民，198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定义为老一代农民[30,35]。由于老一代农民正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其就业和劳动能力逐步下降，从事农业活动多以维持生计为目的，同时肩负抚养孙辈的负担，因此对生计安全的需求迫使他们更加依赖宅基地。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当农村土地收入或其他的就业方式收入无法获取更多的收益时，他们将不愿继续留在农村生活。相反，城市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等资源，从而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城市，而非农就业收入和更广阔的就业机会更能促使新生代农民主动脱离农村[15]。因此探讨不同代际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的差异性和关键因素有助于完善、实现中国农村宅基地有效利用。

1.2 研究假设

①行为态度。行为态度（Behavioral Attitude）为农民对其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认可程度，包括积极或消极的程度[3]。这种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农民的行为意愿，即在积极的行为意向下，其退出意向就越积极。反之，农民也会产生消极的行为态度。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当农民对宅基地退出的行为态度越积极时，其宅基地退出意向就越强烈。
②主观规范。主观规范（Subject Norm）为农民宅基地退出时所感受到的外界压力，如社会的支持或反对[29]。农民在选择宅基地退出决策时，一方面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认知和行为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周边的个人、团体或者组织等的影响。如亲戚、好友、邻居、家人等社会团体关系的态度对农民宅基地退出的意向产生影响。当这些外部环境更加积极时，更有助于促使农民对宅基地退出意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当农民的主观规范对宅基地退出的主观规范越积极时，其农民宅基地退出意向就越强烈。
③感知行为控制。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为农民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促进和阻碍因素的感知程度，包括农民的自身能力、知识、资源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在农民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当农民认为自身掌握的资源和相关信息越多时，预期的阻碍力就越小，则其产生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可能性就越大。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当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感知行为控制越积极时，其宅基地退出意向就越强烈。
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代际分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意愿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35]。不同代际关系的农民受到文化程度、信息来源、收入水平以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其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进而在宅基地退出意愿选择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4：不同代际关系的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意愿选择上有明显的差异性。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21年6~8月，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课题组在江苏省展开的农民家庭问卷调查。本次选取的调查地区主要为江苏省宿迁市，对该市的3县2区10镇（乡）620个农户展开问卷调查，具体包括沭阳县（庙头镇、茆圩乡）（137户）、泗洪县（梅花镇、瑶沟乡）（113户）、泗阳县（爱园镇、八集乡）（125户）、宿城区（蔡集镇、陈集镇）（116）、宿豫区（来龙镇、顺河街道）（129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每个镇随机抽取5~6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5~25个农户，调查者采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问卷调查完成后，经整理、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为595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5.7%，其中新生代农民为166份，老一代农民为429份；新生代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相对较高（占比为20.48%），老一代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相比稍低（占比为15.38%）。具体样本农户的描述统计分布见表1。
表1 样本农户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项目 变量 新生代 老一代
频数（份） 占比（%） 频数（份） 占比（%）
性别 男 134 80.72 361 84.15
女 32 19.28 68 15.8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 1.81 53 12.35
初中 38 22.89 145 33.80
高中或中专 110 66.27 226 52.68
大专及以上 15 9.04 5 1.17
政治面貌 党员 55 33.13 118 27.51
其他 111 66.87 311 72.49
是否在城镇购房 是 56 33.73 102 23.78
否 110 66.27 327 76.22
行为退出意愿 不愿意 132 79.52 363 84.62
愿意 34 20.48 66 15.38

2.2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一种探究概念、理论之间关系和结构的统计方法，它由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组成[36]。在农民个体行为决策过程中已得到广泛运用，结构方程用于分析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为研究内生潜变量（行为意向）和外生潜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互相之间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框架。其基于因子分析产生了测量模型，基于路径分析产生了结构模型，二者共同形成了结构方程模型（图2）。
图2 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结构方程模型

注：矩形、椭圆形、圆形分别代表可观测变量、潜变量及残差项。

Fig.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测量方程模型一般为：
X = Λ x ξ + δ
Y = Λ y η + ε
式中：X为外源可观测指标组成的向量；Y为内生可观测指标组成的向量； Λ x为 ξ的因素负荷量矩阵； Λ y为 η的因素负荷量矩阵； δ为外生指标x的误差项； ε为内生指标y的误差项。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为：
η = B η + Γ ξ + ζ
式中： η为内生潜变量；B是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 ξ为外生潜变量； Γ为外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关系； ζ为结构方程模型的残差项。

2.3 变量选取

根据前文计划行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目的，分别从农民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变量选择显变量，设计了12个题项的观测变量。由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都属于潜变量，不易直接测量，因此选择观测变量进行测量，10个题项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选项目中赋值为1~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宅基地退出行为意向为2个题项，采用0~1测度，不愿意宅基地退出为0，愿意宅基地退出为1。具体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信度、效度检验

Tab.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荷载 Cronbach's α 平均值 标准差
行为态度（A） 能改善居住环境（X1） 0.656 0.868 3.84 1.22
能改善生活质量（X2） 0.663 3.99 1.07
能改善教育环境（X3） 0.786 3.87 1.18
能改善医疗环境（X4） 0.817 3.98 1.12
主观规范（B） 亲戚朋友认为应该退出（X5） 0.810 0.838 3.91 1.16
村干部认为应该退出（X6） 0.782 3.86 1.18
感知行为控制（C） 退出后存在很大风险（X7） 0.835 0.906 3.86 1.22
退出后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X8） 0.779 3.84 1.21
农民相应的专业知识缺乏（X9） 0.760 3.73 1.22
退出政策宣传不到位（X10） 0.797 3.98 1.12
行为意愿（D） 我愿意退出宅基地（X11） 0.736 0.595 0.13 0.34
若政府给予合理的补偿会考虑退出宅基地（X12） 0.745 0.62 0.49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量表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信度的检验一般选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作为判定标准，具体公式如下：
α = k k - 1 1 - ∑ i = 1 k s i 2 s 2
式中：k为检验的题目总数； s i 2为第i题目的方差； s 2为检验总数整体方差。运用SPSS 22.0进行可靠性检验，经计算，总体样本的Cronbach's α的值为0.917>0.600，说明问卷的可信度高，满足所需要求。
效度是指问卷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一般从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中的KMO值和Bartlett检验来判断变量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结果发现KMO值为0.933，大于0.500；Bartlett球形度检验为4431.122，显著性水平为0.000，能够提取公因子分析，其中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潜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1.546%，3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在0.838~0.906之间，均大于0.500；10个观察变量的因子荷载均大于0.500。说明该模型中各因子间效度较高，模型总体效度达到可接受的标准，满足所需要求。具体见表2。

3.2 模型拟合整体适配度检验

运用AM0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运行，对农民行为意愿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拟合适配度检验选择绝对拟合优度指标、相对拟合优度指标及精简拟合优度指标作为判别模型拟合的标准（表3）。从表3看出，模型中的各个拟合适配度指标均符合标准，表明所构建的模型稳健性较好，解释能力较强，可以用来分析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
表3 模型拟合度结果

Tab.3 Model fit results

统计检验指标类型 拟合优度统计量 拟合优度统计值 标准
新生代 老一代
绝对拟合优度指标 CMIN/DF 2.892 2.778 <3.0
GFI 0.917 0.882 >0.8
AGFI 0.909 0.825 >0.8
RESEA 0.041 0.028 <0.08
相对拟合优度指标 CFI 0.904 0.915 >0.8
NFI 0.898 0.883 >0.8
IFI 0.889 0.899 >0.8
精简拟合优度指标 PGFI 0.516 0.615 >0.5
PNFI 0.611 0.648 >0.5

3.3 研究假设检验

再次利用AMOS 22.0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图3、图4和表4看出，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受到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无论是新生代农民还是老一代农民，各个路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小于0.950，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均达到了5%以上显著性。从表5看出，在新生代农民样本中，农民的行为态度对其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的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检验，主观规范对农民行为意愿达到了5%的水平上显著，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民行为意愿达到了5%的水平上显著；在老一代农民样本中，农民的行为态度对其行为意愿影响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民的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愿呈现出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说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较好，能够较好地解释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假设H1、H2和H3通过验证；老一代农民和新生代农民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愿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从而假设H4通过验证。
图3 新生代农民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for new generation farmers

图4 老一代农民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for older generation farmers

表4 模型路径估计结果

Tab.4 Model path estimation results

路径 新生代 老一代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标准化路径系数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标准化路径系数
行为意愿←行为态度 0.206 7.273 0.839*** 0.135 2.125 0.368**
行为意愿←主观规范 0.137 1.998 0.380** 0.048 5.588 0.176***
行为意愿←感知行为控制 0.314 2.084 0.491** 0.172 8.401 0.777***
X1←行为态度 1.000 0.905*** 1.000 0.960***
X2←行为态度 0.532 6.241 0.727*** 0.548 18.432 0.724***
X3←行为态度 0.766 19.416 0.932*** 0.426 8.866 0.503***
X4←行为态度 0.915 21.681 0.919*** 0.933 20.263 0.849***
X5←主观规范 1.000 0.921*** 1.000 0.945***
X6←主观规范 0.860 10.793 0.857*** 0.865 21.233 0.851***
X7←感知行为控制 1.000 0.464*** 1.000 0.895***
X8←感知行为控制 0.958 5.820 0.544*** 0.786 15.588 0.725***
X9←感知行为控制 1.773 7.094 0.895*** 0.235 5.852 0.503***
X10←感知行为控制 1.814 7.386 0.857*** 0.872 12.168 0.711***
X11←行为意愿 1.000 0.659*** 1.000 0.393***
X12←行为意愿 0.876 8.337 0.557*** 2.208 11.258 0.710***

注：*P<0.10，**P<0.05，***P<0.01。表5同。

表5 假设验证结果

Tab.5 Results of hypothesis verification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是否支持假设
新
生
代		 H1 行为态度→行为意愿 0.839*** 是
H2 主观规范→行为意愿 0.380** 是
H3 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愿 0.491** 是
老
一
代		 H1 行为态度→行为意愿 0.368** 是
H2 主观规范→行为意愿 0.176*** 是
H3 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愿 0.777*** 是

3.4 模型估计结果路径与分析

①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的行为意愿的估算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39和0.368，且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新生代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受其行为态度的影响较大。其中，新生代农民行为态度的各观测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各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05、0.727、0.932和0.919，老一代农民行为态度上的各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60、0.724、0.503和0.849。这表明在农民宅基地退出带来收益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更加关注是否能改善子女的教育环境问题，而老一代农民更加关注是否能改善其居住环境问题。可能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长期在城市生活，了解知识的重要性，不甘愿自己孩子平庸，自然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希望孩子在教育方面能得到更好的改善[30]；同时，新生代农民也比较关注医疗卫生环境问题，由于其长期生活在城镇，与父母离多聚少，随着父母年龄增长，容易生病，在父母生病时，不能及时地去照顾，更希望宅基地退出后，新的居住环境，医疗卫生条件能更加完善，父母可以定期去体检。而老一代农民特别是60岁以上的农民，年龄较大，其居住环境相对较差，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房屋为1970~1980年代修建，其更加关注退出宅基地后居住环境的改善；此外，也比较关注医疗环境的提升。
②主观规范。主观规范这一潜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的行为意愿的估算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80和0.176，且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新生代农民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受主观规范的影响更大。其中，主观规范上的各观测变量均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新生代农民主观规范上的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21和0.857，老一代农民主观规范上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45和0.851。这表明不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均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特别是亲朋好友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农民的行为具有跟风随大流的特点，当亲朋好友退出宅基地时，得到的收益很乐观，就会与之交流，鼓励其退出[30]。此外，宅基地退出、整理会有利于规模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美丽乡村建设，政府会鼓励农民退出多余的、荒废的宅基地，一般村干部也会积极宣传，因此村干部的态度也会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
③感知行为控制。感知行为控制对两代农民的行为意愿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对老一代农民影响较大，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77，显著性水平为1%，而对新生代农民的影响标准化路径为0.491，显著性水平为5%。感知行为控制上的各观测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新生代农民感知行为控制上的各观测变量的估算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64、0.544、0.895和0.857，老一代农民感知行为控制上的各观测变量的估算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95、0.725、0.503和0.711。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意愿上主要受到相应的专业知识缺乏和退出政策宣传不到位的影响，老一代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意愿上主要受到退出后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退出后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的影响。可能原因是新生代农民更加关注宅基地退出后能否拥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好地适应新生活）和政府政策给予的支持力度[15]；而老一代农民思想比较保守，相比新生代农民关注其拥有的知识和精力欠缺，他们往往更加关注切身利益，对宅基地退出后是否会带来无家可归的风险以及社会保障方面是否能得到完善[20]。
④从表4、表5可知，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变量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对新生代农民的影响最大，为0.839；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较大，为0.777。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更加关注宅基地退出后子女教育环境的问题，而老一代农民则更加关注宅基地退出后存在的风险大小和社会保障问题。

4 结论、讨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利用江苏省宿迁市3县2区10镇（乡）595份有效农民微观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该地区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和代际关系差异。研究结论如下：
①行为态度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新生代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受行为态度的影响最大，其在考虑宅基地退出时更加关心子女的教育环境是否改善；而老一代农民在考虑宅基地退出时更加关心的是宅基地退出后居住环境是否有所改善。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普遍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更关注和重视子女教育、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而老一代农民由于长期居住且住房屋质量较为老旧，则期望通过退出现有的宅基地来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此外，两代人都比较关注医疗卫生环境的提升。
②主观规范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相比老一代农民，新生代农民更容易受到主观规范的影响，但无论是新生代农民还是老一代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意愿方面都主要受外部环境（主观规范）压力的影响，特别是亲朋好友的行为或态度对其退出宅基地的影响。
③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相比新生代农民，老一代农民更容易受到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宅基地退出时主要受相应的专业知识缺乏和退出政策宣传不到位的影响，而老一代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时主要受宅基地退出后是否存在较大的风险和是否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的影响。由于政策的宣传不到位，农民对其缺乏合理的认识，以及宅基地退出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从而可能使农民对宅基地退出产生抗拒心理。
④在以上3个潜变量中，对新生代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行为态度，对老一代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对老一代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影响最小。

4.2 讨论

宅基地退出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一体化的关键议题，也是农村宅基地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缓解城乡建设用地压力，推动农村现代化。农民退出宅基地在政策层面上具有多重动因。首先，宅基地的退出有助于将分散的宅基地整合为规模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其次，宅基地的退出可以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发展空间，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最后，农民退出宅基地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实践中，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农村宅基地代表着农民的情感依恋和文化传承，退出宅基地意味着失去了土地的情感价值。其次，农村宅基地提供了稳定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网络，宅基地退出可能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割裂，令农民犹豫。目前宅基地政策中土地流转、退出机制尚不健全，农民担心退出后无法获取合理的补偿收益，制约了他们的意愿。此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退出可能使农民失去居住和养老的保障，增加了风险，政策保障措施的不完善也影响了农民的决策。
本文选择以宿迁为研究区域的原因是：宿迁作为江苏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江苏省的中北部，其经济发展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既是江淮平原地区的典型代表，也是新一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在宅基地的管理和政策上有着一定的独特性，其代表了该区域的农村社会文化背景，包括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这对于研究农民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该地区的宅基地退出可能与其他地区（如西南、西北地区）的宅基地退出面临着不同的背景和挑战，但在以下方面值得继续关注：①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本文强调宅基地退出有利于将零散的宅基地整合为规模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这将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土地资源配置不够灵活的地区提供资源优化配置借鉴。②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目前大多数农村正在经历农村经济产业转型，宅基地退出可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空间，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本文的相关结论可为这些地区寻找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参考。③推动社会保障建设方面。本文讨论了农民对于宅基地退出可能导致的社会保障缺失的担忧，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可以结合本文经验探讨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退出补偿机制，以减轻农民退出宅基地时的风险，提高其退出意愿。

4.3 建议

①应从实际问题出发，重点解决农民的现实问题，将退出宅基地的农民现实需求和长远生计相结合，以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促进农村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例如，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进行差异化补偿，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针对老一代农民或年龄特别大的农民，要着重解决其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支持，以确保他们在宅基地退出后能够维持稳定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针对新生代农民或年龄较小的农民重点解决就业和教育问题，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职业机会和教育资源，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的进程。这些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将更好地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农民的需求，实现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
②应考虑农民更多的利益诉求，以提高他们宅基地退出的意愿和积极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在实施宅基地退出政策过程中，采取非强制性的手段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需要加强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沟通，这样才有助于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以确保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此外，通过这些积极的措施，政府还能够与农民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消除农民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误解和疑虑，这也将为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的有序推进创造更为良好的环境，使政策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实施，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③应健全宅基地退出后的新生代农民就业机制，同时加强差别化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和提供就业服务。例如，可设立就业指导中心，为新生代农民、非农兼业型农民以及非农型农民提供求职咨询、岗位信息发布等服务，以帮助他们更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为新生代农民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选择和机会，缓解农民宅基地退出后的就业压力，增加新生代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降低生活成本。要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政策措施，使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满足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需求，提升农民参与宅基地退出后创建美好生活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魏晖, 巩前文. 农村宅基地闲置的主要类型及分类治理对策[J]. 世界农业, 2020(10):13-19,135.

[2]
郭贯成, 王俊龙. 中国农村宅基地流转:动态、主题及研究趋向——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4):68-74.

[3]
孙涛, 欧名豪.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118-126,168.

[4]
郭贯成, 戈楚婷.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 26(6):816-823.

[5]
印子. 农村宅基地地权实践及其制度变革反思——基于社会产权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4):52-62.

[6]
黄敏, 杜伟. 基于Probit二元选择模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4(5):64-69.

[7]
王俊龙, 郭贯成, 谈林沂.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州、宿迁1292份农户调研数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 22(1):123-132.

[8]
孔雪松, 陈俊励, 刘殿锋, 等. 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空间分异与分层协同分区——以湖北宜城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21, 43(7):1322-1334.

DOI

[9]
王兆林, 杨庆媛, 骆东奇. 农民宅基地退出差异性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9):28-34.

[10]
王俊龙, 张艳梅. 农户参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调查与实证研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3):82-89.

[11]
彭山桂, 张勇, 陈盛伟. 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互动影响检验及其溢出效应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7):35-39.

[12]
王俊龙, 郭贯成, 韩述. 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的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2):48-54.

[13]
陈鸣. 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与异质性来源——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分析[J]. 资源科学, 2021, 43(7):1467-1478.

DOI

[14]
吴云青, 王多多, 密长林, 等.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市40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 31(9):26-31.

[15]
严金海, 王彬, 郑文博. 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与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福建厦门的调查[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1):20-29.

[16]
Liu J, Meng W, Li Y, et al. Effective guide for behaviour of farmers in the withdrawal of rural homesteads:An evolutionary game-based study[J].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22, 19(8):7805-7825.

[17]
付宗平. 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权利主体利益取向博弈分析及政策选择[J]. 农村经济, 2021(11):26-34.

[18]
Gao J, Cai Y, Wen Q, et al. Future matters:Unpacking villag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from rural homesteads in China[J]. Applied Geography, 2023, 158(7):1-10.

[19]
Song L, Lu P, Cao Y. Multi-party game and simulation in the withdrawal of rural homestead: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1, 18(3):614-637.

[20]
朱新华, 陆思璇. 风险认知、 抗险能力与农民宅基地退出[J]. 资源科学, 2018, 40(4):698-706.

DOI

[21]
孙鹏飞, 赵凯, 王雅南. 抚养负担对农民宅基地退出前后福利变化的影响——基于教育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11):113-129.

[22]
Xing Y L, Yu K G.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homestead in Luxian County under the“Rural Revitalization”[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22, 199(8):969-976.

[23]
范建双, 虞晓芬. 浙江农村“三权”改革背景下农民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6, 36(1):135-142.

[24]
王俊龙, 郭贯成. 基于文献计量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研究热点与未来展望[J]. 湖南社会科学, 2023(3):84-93.

[25]
史卫民, 胡睿. 城乡融合发展中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法律完善[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9):106-118.

[26]
Chen Y, Ni X, Liang Y.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from rural homesteads:Evidence from Wuhan and Suizhou City in Central China[J]. Land, 2022, 11(9):1602-1615.

[27]
庄晋财, 齐佈云. 前景理论视角下不同类型农民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决策研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1):87-94.

[28]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 Berlin/Heidelberg:Springer,1985.

[29]
朱燕芳, 文高辉, 胡贤辉, 等.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农民参与意愿研究——以湘阴县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 29(10):2323-2333.

[30]
刘炎周, 王芳, 郭艳, 等. 农民分化、代际差异与农房抵押贷款接受度[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9):16-29.

[31]
Schuman H, Rodgers W L. Cohorts,chronology,and collective memorie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4, 68(2):217-254.

[32]
Dencker J C, Joshi A, Martocchio J J.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linking generational memories to workplac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8, 18(3):180-187.

[33]
Liu R Q, Yu C, Jiang J, et al. Farmer differentiation,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farmers’ behaviors to withdraw from rural homesteads:Evidence from Chengdu,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0, 103(8):1-15.

[34]
谢花林, 黄萤乾. 不同代际视角下农民耕地撂荒行为研究——基于江西省兴国县293份农民问卷调查[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2):20-30.

[35]
蔡俊, 袁宏伟, 王雪兵, 等. 期望权益、确权效应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及代际差异——基于合肥市近郊肥东县615份问卷的实证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2):23-29.

[36]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第2版)[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