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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7: 186 - 19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7.019

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区域差异分解及空间收敛性

  • 李春艳 , 1 ,
  • 廖凯诚 , 2, ※ ,
  • 姜磊 3
展开
  • 1.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中国上海 200092
  • 2.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北京 100084
  • 3.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中国广东广州 510006
※廖凯诚（1990—），男，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创新管理。E-mail：

李春艳（1995—），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理标志。E-mail：

收稿日期: 2023-12-10

  修回日期: 2024-03-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236)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22PJC113)

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23692116300)

收起

Regional Difference Decomposition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China

  • LI Chunyan , 1 ,
  • LIAO Kaicheng , 2, ※ ,
  • JIANG Lei 3
Expand
  • 1.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10

  Revised date: 2024-03-25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摘要

文章基于1996—2021年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剖析了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刻画了地理标志产品地区差异，并采用标准差与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σ收敛与β收敛。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核心区完成了由西北向东南的动态转移，并形成了密集聚集地带。②各城市总体差异呈“先升再降”的波动趋势；组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八大经济区中，仅大西北经济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各城市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各不相同，各外生性因素对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 地理标志产品; 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 空间分布; 区域差异; 收敛; 高质量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李春艳 , 廖凯诚 , 姜磊 .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区域差异分解及空间收敛性[J]. 经济地理, 2024 , 44(7) : 186 -19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7.019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 products in 1996-2021 at the prefecture level,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I products,uses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characteri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of GI products,tests its σ-convergence and β-convergence by the mean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the spatial panel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core areas of GI products in Chinese cities has completed the dynamic transfer from the northwest of China to the southeast of China,and has formed a dense gathering zone. 2)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among cities show a fluctuating trend of "upward and subsequent downward movement." Inter-group differences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overall variation. 3) Among the eight major economic zones,only the northwestern economic zone shows σ-convergence. There is significant absolute β-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β-convergence in China and eight economic regions. It is different in terms of resource endow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and other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city. The impact of exogenous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I products is also different.

Key word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resource endow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patial distrib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converge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作为和“三农”联系最紧密的知识产权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愈加重视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与发展，将其视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1]。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科学运用地理标志产品推进乡村振兴；同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关于组织开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的通知》，强调要加强地理标志产品的培育指导，以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和激发乡村生产活力。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力求通过发展地理标志产业，培育地方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方面，地理标志可以增加产品附加值，为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效支撑；另一方面，地理标志产品是传承和保护地方文化的鲜活载体，有助于传递和提升区域品牌形象，促进区域发展[2]。
地理标志产品是指来源于特定地域，该产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所决定，并且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与产品通用名称（或产业名称）组合命名的特殊产品[3]，如帕尔马火腿、阳澄湖大闸蟹等。地理标志产品通常与特定的地理来源紧密关联，涉及特定地域独有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土壤、气候、水源等因素，并与该地区的传统工艺、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保护对象绝大多数是农产品。与一般产品不同，由于地理标志不仅是地方标志，也是质量和信誉标志，地理标志负载的产品体现该地区特有的自然品质与人文内涵，并且在注册与管理过程中受到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督和保护，所以其成功注册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作用[4]。
在梳理有关研究中发现，多数学者从法学视角研究了有关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研究内容涉及关于地理标志立法保护模式的讨论[5-6]、地理标志保护中的问题及优化策略[7-9]、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经验[10-12]等。另有部分相关文献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家对地理标志产品经济效应的关注。该类研究主要探索了地理标志产品与品牌溢价[13-14]、乡村振兴[15-16]、区域产业发展[17-18]、消费者感知[19-20]、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空间特征[21-23]等。综上分析，学者们从法学、经济学等视角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和其经济效应进行了有益探讨，研究结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但从研究内容和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以往研究从法学层面分析地理标志保护的重要性，缺少对地理标志产品发展情况的关注。在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全社会对地理标志产品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各地区纷纷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因此，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趋势如何，各地区又表现出何种空间动态演变规律及非均衡程度，也应是目前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②尽管既有研究已经尝试了地理标志产品空间特征的探讨，但对空间差异及主要来源的精确测度有待开展。例如，现有研究关于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析都集中在省域层面，在数据合并汇总过程中掩盖了地级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未能从更小的空间维度探寻其时空演变规律特征，导致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趋势及空间分布差异的关注不足。此外，现有对地理标志产品空间特征的测度常采用传统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法等，但该类方法无法体现出区域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因此，需要寻求更加精准和普适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地理标志作为一种区域共有权利，是增强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会吸引特定生产主体、企业和相关组织围绕初步形成的地理标志产品进行投资合作，并带动区域内一系列生产、销售等环节链条式发展，使区域内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并对地理邻近地区产生共享、匹配、学习等外部性，对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独特价值[24]。换言之，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差异间接反映了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和区域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地级市尺度地理标志产品数量数据系统考察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时空演变趋势，重点关注：①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在城市层面的分布呈现出何种动态演进趋势，其空间非均衡程度有多大。②不同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异现状、差异来源和空间收敛性如何。以期通过理清不同区域地理标志产品发展所处阶段和发展差异，既为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提供决策参考，也为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提供经验支撑。

1 发展历程与研究设计

1.1 中国地理标志发展历程

回溯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发展历史。总体上经历了初步探索—逐步发展—日渐完善3个发展历程。具体来看：
①初步探索时期（1985—1998年）——国际公约推动下地理标志进入国内视野。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原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开始用行政保护的方式承担保护国外原产地名称的义务。1994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首次颁布《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办法》，将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类型之一纳入商标法律的保护范围。1997和1998年，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与法国相继签订《中法联合声明》和《中法关于成立农业及农业食品合作委员会的声明》，这两个声明均对建立我国地理标志制度产生重要推动作用[25]。
②逐步发展时期（1999—2017年）——地理标志多部门复合保护模式形成与发展。2001年10月，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进行第二次修改，此次修改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地理标志作出明确规定。随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正式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体系。原国家质检总局出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促使地理标志制度发展在我国进一步完善。国家农业部颁布《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开启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定工作，此后，地理标志发展速度明显提升[26]。
③日渐完善时期（2018年以后）——大部制变革后地理标志统一融合发展。虽然地理标志产品数量在前期增长迅速，但各部门间缺乏顶层协调影响了地理标志统筹发展。2018年大部制变革实现了从“三元”管理模式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农业农村部两个部门管理的过渡，解决了地理标志多头管理的问题。紧接着，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为推动地理标志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24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问世，进一步解决了我国地理标志重复执法的问题，对完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7]。
随着保护工作持续推进，我国相关部门保护地理标志的各环节将进一步规范化，管理机关的职责与主体权利义务进一步明确。与此同时，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数量迅速增多。但是受到各地政府主观努力、自然禀赋等方面的影响，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在空间分布上会产生区域差异，城市间集聚程度不同，其优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如何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缺少更为精确的空间分布信息，导致政策制定者难以掌握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水平，严重阻碍了政策的实施。因此，只有准确识别和剖析出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差异及其成因，才能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并将区域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1.2 研究方法

1.2.1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本研究参考Dagum基尼系数的研究方法[28]，检验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区域差异分解。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相关研究报告，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
根据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将其分解为区域内差异的贡献Gw，即区域内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分布差距；区域间差异的贡献Gnb，即区域间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分布差距；超变密度Gt，即划分子群时，城市间地理标志产品数量交叉项对总体差距的影响，若不存在交叉项，超变密度Gt则为0，三者间满足G=Gw+Gnb+Gt。

1.2.2 收敛性检验方法

为了考察整体及不同区域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演变趋势，本研究进行收敛性分析，包括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29]等。考虑到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本研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收敛性，在选择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对数似然比检验、Wald检验结果表明，空间杜宾模型（SDM）更适合本研究。

1.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3.1 控制变量选取

农业劳动投入（Empl）：劳动投入是促进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基础力量，增加劳动投入有利于推动产业全面升级，从而提高地理标志发展效率，实现区域收敛。本研究运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
城市湿度（Humi）：湿度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生长、生产和保存具有直接影响，良好的湿度条件还有助于保持产品的独特性和地域特色，增强地理标志品牌的竞争力，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经济效益。本研究运用城市最小相对湿度作为城市湿度的衡量指标。
城市日照（Suns）：消费者对于地理标志产品的偏好往往与其品质特征有关，而品质特征的形成又与日照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会受到日照条件的影响，进而影响地理标志产品的经济效益。不同城市的太阳光照辐射范围不同，地理标志产品的种类和产量也会产生差别。本研究运用日照时数作为城市日照的衡量指标。
人均GDP（Pgdp）：人均GDP可以反映各城市产业增长水平，体现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城市GDP，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城市气温（Temp）：气温为地理标志产品提供了光、热等物质能量，这种能量是培育地理标志产品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其生长周期、品质都受到气温的直接影响。本研究用城市平均气温作为城市温度的衡量指标。
第一产业比重（Prim）：第一产业比重大，说明该城市独特的自然条件优渥，有助于孕育出更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从而为促进城市特色经济增长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基础设施投资（Infr）：公路具有灵活性强且运输费用低的特点，是加强城市间商品流通最重要的载体，对地理标志发展的影响突出。本研究用公路里程数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衡量指标。
农用地面积（Mca）：农用地面积是实现地理标志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基础，扩大农用地面积有助于地理标志产品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经营，从而促进各城市地理标志产业可持续发展。
公路货运量（Hfv）：公路是促进城市间地理标志产品流通的主要方式，提高公路货运量，是提升地理标志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缩小城市间发展差距[30]。

1.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尺度为地级及以上地区的市域，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取性，共选取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其中地理标志产品数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s://www.cnipa.gov.cn/）和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查询系统（http://www.0755axecom.com.cn/）。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数据获取主要有3个方面：①为了获取原工商总局数据，首先获取该部门所有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信息，筛选出1996—2023年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数量。②原质检总局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数据均通过人工筛选、整理批准公告所得。③农业部数据通过查询官网获得。以上所有数据均以“产品名称”“注册年份”“注册号”“所属省份”等关键词统计汇总后，进一步对所有地理标志进行了“所属市区”信息整理。受到“大部制”变革的影响，2022和2023年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工作几乎停滞，导致这两年地理标志产品数量数据受到了影响，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将数据期间限定为1996—2021年。通过统计发现，1996年1月—2021年12月底，经4个部门申请获批的地理标志产品共计10065个，其中，原工商总局注册的地理标志商标共计4738个，原质检总局共批准1830个，原农业部登记保护3454个，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43个。由于长期以来多个部门各自独立管理地理标志的申报工作，难免出现重复申报的现象，对10065个地理标志剔除重复值后最终得到地理标志总数为8849个，其中农副产品为8774个，非农产品为75个，仅占产品总数的0.85%，由于非农产品的数量对研究结果干预较少，因此最终采用8849个地理标志产品进行研究。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囿于统计信息不完整而删除部分城市，最终选取2008—2021年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部分指标存在少量缺失值且无法获得数据的问题，均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

2 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差异与来源分解

2.1 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

为了剖析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时空演变规律，本研究结合中国经济规划的周期性特点，将数据按5年一周期测算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数量，并展开讨论（图1）。
图1 1996—2021年及各时期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23）2767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6同。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I products of China in 1996-2021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图1显示，5个时期的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明显。其中，1996—2000年，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总量仅为11个，大西北经济区最早开始实施保护；2000—2005年，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开始逐步发展，数量最多的地区为阿克苏地区；2006—2010年，地理标志产品进一步发展；2011—2015年，地理标志产品出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城市间数量差距拉大；2016—2021年，大西南、长江中游、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成为密集聚集地带。
根据前述对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政策的梳理可知，2000年以前，我国处于初步探索时期，发展经验不足导致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数量极少；2000—2005年，各部门在系列法律、政策及国际交流的推动下逐步成立，这对各地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5年以后，“三元”保护模式开始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助推着地理标志产品数量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集聚；在之后的发展中，随着各部门管理日渐成熟，城市间发展差距显著扩大并出现了地理标志产品密集聚集地带。可以发现，保护政策的日渐完善是推动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数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此外，大西南、长江中游、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地理标志产品密集聚集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为地理标志发展奠定基础。相反，西北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沙化的自然特点不宜进行多样化农业生产，导致地理标志发展逐渐落后于其他地区。而且，各城市发展水平和当地政府的主观努力紧密相关。山东、四川等地的政府对参与地理标志申报的协会、企业进行积极奖励，其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另外，东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相邻地区更易突破信息壁垒，区域间合作更加紧密，会促使地理位置邻近区域的发展高度相关，进而促进地理标志产品形成核心聚集区[31]。

2.2 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差异的来源分解及贡献

鉴于早期各地区地理标志产品的数量极少，从2008年开始，我国地理标志产品数量才开始增多。为了避免有偏的分析结果，本研究对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贡献结果的分析从2008年开始。
图2描述了总体差异和组内差异演变趋势。就总体差异而言，2008—2021年各城市总体基尼系数呈“先升再降”的波动趋势，2012和2014年达到2次高峰，之后呈现不规则的“W”型波动下降趋势，2014年之后发展不均衡程度有所缓解，总体基尼系数的地区差距在缩小。这是因为在2012年以前，由于各城市政府重视程度、地理标志资源的开发情况不同等，导致各城市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持续加大农业补贴等支持力度，各城市申报积极性大大提高，总体差异开始缩小；但由于前期发展基础不同，2014年又出现反弹；后来，政府将发展地理标志产业纳入精准扶贫计划中予以推进，各城市总体差异再次呈现出逐渐缩小趋势。
图2 中国及八大经济区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总体差异和组内差异

Fig.2 Overall and intra-group differences of GI products quantity in China and eight economic zones

就组内差异而言，2008—2021年，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大西北的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各地区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相反，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其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从横向对比来看，南部沿海的非均衡性最大，东北地区最小。这是因为福建地理标志产品数量远高于同一区域内其他省份，所以南部沿海地区表现出较大的组内差异。东北地区组内差异在2011年较大，之后又逐渐缩小，因为早期吉林、黑龙江等地政府引导力度和补贴都处于较低水平，后来才逐渐均衡。
表1展示了组间差异演变趋势。2008—2021年，八大经济区基尼系数的波动具有相似性，表现为“波峰波谷”的交替变化。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大西北地区的组间差异最大，东北地区和黄河中游的组间差距最小。原因在于，虽然北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和天津的地理标志产品数量较少，但山东和河北的数量远超其他地区，使北部沿海成为全国最具竞争力的地区。而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均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虽然有个别省份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其他省份的数量不多，弱化了区域竞争力。大西北地区相较于东部沿海而言，政府补贴和政策扶持均处于弱势，导致大西北地区和东部沿海的之间差距较大。而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都是传统农业较发达地区，且区域内各城市发展较为均衡，组间差距波动较小。
表1 八大经济区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组间差异

Tab.1 Inter-group difference of geographical product quantity in eight economic zones

组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年均增长率（%）
1和2 0.315 0.339 0.472 0.436 0.550 0.447 0.526 0.403 0.467 0.417 0.336 0.405 0.371 0.320 0.415 0.13
1和3 0.346 0.325 0.285 0.364 0.317 0.395 0.436 0.410 0.432 0.305 0.306 0.391 0.399 0.360 0.362 0.30
1和4 0.318 0.284 0.334 0.408 0.498 0.400 0.423 0.402 0.405 0.387 0.437 0.481 0.407 0.336 0.394 0.44
1和5 0.334 0.309 0.311 0.364 0.282 0.402 0.341 0.342 0.353 0.372 0.318 0.344 0.350 0.248 0.334 -2.27
1和6 0.326 0.281 0.345 0.380 0.332 0.408 0.462 0.450 0.401 0.396 0.375 0.354 0.348 0.312 0.369 -0.35
1和7 0.336 0.280 0.377 0.420 0.458 0.436 0.434 0.406 0.410 0.377 0.416 0.393 0.457 0.375 0.398 0.87
1和8 0.400 0.264 0.396 0.367 0.363 0.364 0.360 0.330 0.355 0.307 0.412 0.392 0.362 0.377 0.361 -0.45
2和3 0.271 0.389 0.471 0.46 0.582 0.476 0.529 0.434 0.508 0.447 0.360 0.387 0.355 0.382 0.432 2.68
2和4 0.241 0.371 0.498 0.456 0.586 0.484 0.547 0.426 0.471 0.431 0.409 0.464 0.393 0.352 0.438 2.96
2和5 0.281 0.384 0.472 0.441 0.563 0.470 0.531 0.393 0.438 0.416 0.351 0.385 0.370 0.330 0.416 1.24
2和6 0.270 0.355 0.480 0.445 0.541 0.457 0.519 0.442 0.455 0.443 0.397 0.388 0.339 0.326 0.418 1.45
2和7 0.290 0.349 0.474 0.463 0.560 0.483 0.515 0.416 0.457 0.405 0.403 0.367 0.433 0.368 0.427 1.84
2和8 0.367 0.333 0.495 0.477 0.573 0.465 0.540 0.395 0.467 0.419 0.396 0.387 0.378 0.379 0.434 0.24
3和4 0.284 0.352 0.338 0.400 0.543 0.438 0.479 0.450 0.456 0.415 0.475 0.477 0.416 0.401 0.423 2.69
3和5 0.308 0.356 0.308 0.350 0.288 0.431 0.436 0.398 0.401 0.389 0.351 0.373 0.386 0.354 0.366 1.08
3和6 0.301 0.338 0.347 0.370 0.356 0.433 0.476 0.469 0.438 0.419 0.409 0.378 0.355 0.368 0.390 1.56
3和7 0.318 0.338 0.377 0.416 0.484 0.460 0.464 0.432 0.444 0.392 0.442 0.377 0.453 0.412 0.415 2.00
3和8 0.390 0.316 0.395 0.310 0.397 0.394 0.450 0.397 0.421 0.307 0.461 0.392 0.406 0.429 0.390 0.72
4和5 0.288 0.341 0.346 0.394 0.520 0.435 0.411 0.391 0.383 0.400 0.436 0.440 0.385 0.340 0.394 1.30
4和6 0.274 0.310 0.375 0.411 0.491 0.438 0.486 0.465 0.414 0.429 0.463 0.443 0.372 0.343 0.408 1.74
4和7 0.271 0.306 0.402 0.442 0.528 0.464 0.463 0.428 0.420 0.393 0.466 0.434 0.462 0.389 0.419 2.82
4和8 0.378 0.294 0.427 0.397 0.538 0.399 0.428 0.390 0.398 0.389 0.485 0.471 0.410 0.407 0.415 0.57
5和6 0.301 0.323 0.349 0.372 0.327 0.433 0.466 0.435 0.383 0.412 0.389 0.350 0.346 0.317 0.372 0.40
5和7 0.315 0.328 0.381 0.409 0.467 0.454 0.432 0.398 0.396 0.385 0.419 0.386 0.433 0.382 0.399 1.49
5和8 0.374 0.287 0.396 0.349 0.351 0.405 0.336 0.336 0.336 0.371 0.417 0.373 0.349 0.378 0.361 0.09
6和7 0.303 0.303 0.397 0.421 0.459 0.454 0.475 0.445 0.415 0.408 0.444 0.386 0.412 0.364 0.406 1.42
6和8 0.370 0.282 0.414 0.372 0.387 0.416 0.473 0.44 0.395 0.399 0.451 0.379 0.350 0.367 0.392 -0.06
7和8 0.388 0.294 0.425 0.421 0.486 0.44 0.442 0.399 0.408 0.376 0.462 0.379 0.461 0.412 0.414 0.46

注：1、2、3、4、5、6、7、8分别代表东北地区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大西南经济区和大西北经济区。

进一步分解差异来源发现（表2）：2008年的组间差距、组内差距、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分别为45.831%、12.747%、41.421%，由此可见，导致各城市发展差距的来源依次是：组间差距、超变密度、组内差距，且组间差距是导致各城市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组间差距贡献率呈不规则波动上升趋势，经历了2009、2012、2014、2017、2020年4个波峰以及2010、2013、2015和2018年3个波谷的变化，最终在2021年贡献率稳定在55.716%。组内差距贡献率的变化趋势相对稳定，从2008年的12.747%小幅度下降至2021年的12.482%。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在2018和2020年达到波峰和波谷。在2018年，超变密度贡献率超过组间差距贡献率达到34.414%，之后经历“骤降—骤升”的波动势态，在2021年贡献率稳定在31.802%。
表2 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差异的来源分解及贡献

Tab.2 Source decomposi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GI products

年份 Gw Grb Gt
贡献值 贡献率
（%）		 贡献值 贡献率
（%）		 贡献值 贡献率
（%）
2008 0.042 12.747 0.153 45.831 0.138 41.421
2009 0.039 11.807 0.183 55.777 0.106 32.416
2010 0.051 12.377 0.188 45.637 0.173 41.986
2011 0.051 11.906 0.245 57.663 0.129 30.431
2012 0.059 11.951 0.288 57.887 0.150 30.161
2013 0.058 12.910 0.215 48.167 0.173 38.923
2014 0.059 12.231 0.257 53.598 0.164 34.171
2015 0.055 12.930 0.187 44.289 0.181 42.781
2016 0.054 12.674 0.200 47.081 0.171 40.246
2017 0.053 12.977 0.229 56.531 0.124 30.493
2018 0.055 13.060 0.146 34.414 0.223 52.526
2019 0.051 12.473 0.173 42.251 0.186 45.276
2020 0.050 12.506 0.267 66.157 0.086 21.338
2021 0.047 12.482 0.208 55.716 0.119 31.802
均值 0.052 12.502 0.210 50.786 0.152 36.712
年均增长率
（%）		 0.87 -0.16 2.39 1.51 -1.13 -2.01

3 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空间收敛性分析

3.1 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σ收敛

本研究用标准差分析σ收敛系数（图3）。结果显示，大西北经济区标准差呈下降趋势，表明其存在σ收敛，发展差异渐趋缩小；全国、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标准差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上述区域不存在σ收敛，城市间发展差距渐趋扩大；东北地区的标准差变动不明显，表明其发展差异相对保持稳定；北部沿海和大西南地区标准差波动幅度最大且呈先升后降的波动变化趋势，表明这些区域的差异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图3 中国及八大经济区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σ收敛结果

Fig.3 Results of σ convergence of GI products in China and eight economic regions

3.2 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β收敛

参考相关研究，本研究运用Moran's I指数对2008—2021年各城市空间依赖性与空间集聚程度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Moran's I在各年份相对保持稳定，整体波动较小，且在1%显著性水平均为正（图4），这表明各城市的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城市间发展受到相邻城市的影响。
图4 2008—2021年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Moran's I结果

Fig.4 Moran's I results of urban GI product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1

为了进一步揭示地理标志产品在空间上存在何种集聚模式，本研究绘制了2008和2021年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莫兰散点图。结果如图5所示，绝大多数城市都位于H-H与L-L聚集区域。对比考察期内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集聚特征发现，各城市空间集聚模式并未发生较大变化。
图5 2008和2021年中国城市地理标志产品发展Moran散点图

Fig.5 Moran scatter charts of urban GI products in China in 2008 and 2021

表3报告了绝对β收敛结果。具体来看，全国和八大经济区的β值均显著为负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全国和八大经济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条件下，初始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往往比初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增长速度更快。城市间发展差距会逐渐缩小，各地区发展将随着时间推移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结合收敛速度发现，东北地区收敛速度最慢，收敛周期相对较长。这可能源于大西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南部沿海等地区的城市主要位于H-H聚集板块或者L-L集聚板块，而东北地区的城市主要位于H-L聚集板块或者L-H聚集板块。这与郭鹏飞等对中国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区域差异的研究结论[32]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区域间收敛速度的差异性也可能会导致地区间差异进一步扩大，使得区域间发展非均衡现象长期存在。当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受到控制变量影响时，其收敛性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有必要通过条件β收敛展开进一步检验。
表3 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

Tab.3 Results of the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test

类别 全国 东北
经济区		 长江中游
经济区		 北部沿海
经济区		 东部沿海
经济区		 南部沿海
经济区		 黄河中游
经济区		 大西南
经济区		 大西北
经济区
β -0.546*** -0.466*** -0.563*** -0.482*** -0.527*** -0.552*** -0.572*** -0.616*** -0.547***
（0.016） （0.041） （0.039） （0.048） （0.059） （0.044） （0.042） （0.040） （0.059）
ρ 0.071*** -0.044 0.107** -0.012 0.175** 0.091 0.143*** 0.054 0.003
（0.024） （0.072） （0.053） （0.066） （0.073） （0.060） （0.052） （0.052） （0.085）
v 0.061 0.048 0.064 0.051 0.058 0.062 0.065 0.074 0.061
τ（年） 11.411 14.363 10.885 13.699 12.036 11.222 10.618 9.415 11.379
R2 0.2679 0.2407 0.2781 0.2322 0.2349 0.3090 0.2618 0.3106 0.3220
logL -2204.145 -219.606 -397.871 -319.474 -177.526 -180.084 -362.461 -352.792 -138.329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4同。

表4展示了条件β收敛模型检验结果，全国及八大经济区的收敛系数β在符号上与表3的结果一致，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考虑控制变量后，全国和八大经济区均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特征，发展的空间差距会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小。结合收敛速度发现，长江中游、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南、大西北、东北地区的收敛速度均高于绝对β收敛时期。这说明纳入的控制变量对实现区域收敛有促进作用。这与徐孟志等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区域差异的研究结论[33]是一致的，在考虑了各地区的直接影响因素和整个经济体的传导影响因素后，各地区的收敛速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表4 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

Tab.4 Results of the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test

类别 全国 东北
经济区		 长江中游
经济区		 北部沿海
经济区		 东部沿海
经济区		 南部沿海
经济区		 黄河中游
经济区		 大西南
经济区		 大西北
经济区
β -0.550*** -0.483*** -0.578*** -0.510*** -0.498*** -0.487*** -0.618*** -0.617*** -0.598***
（0.016） （0.041） （0.039） （0.049） （0.058） （0.048） （0.041） （0.041） （0.059）
Empl -0.000 -0.034 -0.026 -0.002 -0.030 -0.027 -0.006 0.052* 0.034
（0.012） （0.057） （0.032） （0.075） （0.045） （0.036） （0.024） （0.028） （0.049）
Temp -0.206 -0.908** 0.022 -0.659* 0.141 -0.129 -0.780* 0.018 0.370*
（0.272） （0.451） （0.196） （0.372） （0.313） （0.094） （0.401） （0.271） （0.214）
Prim -0.010 0.163 -0.123* -0.108 -0.135 -0.206* -0.174* 0.007 -0.121
（0.010） （0.120） （0.071） （0.131） （0.157） （0.115） （0.099） （0.023） （0.107）
Hfv 0.013 0.022 -0.182*** -0.021 -0.097 -0.020 -0.035 0.063** -0.002
（0.011） （0.023） （0.046） （0.078） （0.120） （0.067） （0.042） （0.029） （0.033）
Mca -0.015 0.052 -0.028 0.013 -0.053 0.018 -0.070** -0.014 0.059
（0.011） （0.040） （0.026） （0.065） （0.067） （0.030） （0.026） （0.041） （0.055）
Infr 0.004 -0.043 0.056 -0.019 -0.063 0.054 0.100* -0.098** 0.046
（0.019） （0.073） （0.046） （0.075） （0.083） （0.054） （0.052） （0.050） （0.046）
Pgdp 0.007 0.007 0.129* -0.023 -0.018 -0.021 -0.140 0.023 -0.043
（0.030） （0.062） （0.074） （0.148） （0.126） （0.025） （0.092） （0.057） （0.123）
Humi 0.012 -0.074** 0.004 -0.204** 0.033 -0.058 -0.081* -0.123** -0.051
（0.016） （0.035） （0.033） （0.090） （0.046） （0.040） （0.045） （0.051） （0.056）
Suns 0.008 -0.015 0.072** -0.027 0.043 0.019 -0.075 -0.002 -0.044
（0.049） （0.022） （0.033） （0.038） （0.040） （0.030） （0.051） （0.034） （0.046）
ρ 0.066** -0.074 0.092* -0.042 0.128* 0.073 0.131** 0.047 -0.051
（0.024） （0.073） （0.054） （0.067） （0.075） （0.061） （0.053） （0.052） （0.080）
v 0.061 0.051 0.066 0.055 0.053 0.051 0.074 0.074 0.070
τ（年） 11.285 13.659 10.444 12.632 13.075 13.500 9.364 9.389 9.888
R2 0.129 0.099 0.114 0.113 0.061 0.267 0.127 0.119 0.177
logL -2191.893 -206.992 -374.760 -305.807 -160.441 -176.030 -339.411 -340.240 -119.293
从检验结果看，八大经济区条件β收敛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性差异。城市湿度显著负向影响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经济区发展，这表明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受到政策扶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政策扶持不够，即使湿度等环境条件适宜，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也可能受到制约。农业劳动投入对大西南经济区产生明显正向作用，说明增加农业劳动投入，可确保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传统技术和方法更好地传承和应用。城市气温的回归系数在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经济区显著为负，在大西北经济区显著为正，这说明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性往往与其产地的特定气候环境相适应。不同的地理标志产品对气温的要求各异，并不是所有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都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提升。第一产业比重负向影响长江中游、南部沿海、黄河中游经济区地理标志产品发展，说明第一产业比重虽然反映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并不能全面反映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所有条件和要素。人均GDP和城市日照对长江中游经济区地理标志产品发展产生明显正向作用，说明人均GDP和日照越多，越有利于长江中游经济区地理标志产品发展，但其对缩小区域差距并无积极作用。公路货运量对大西南经济区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具有明显正向作用，而对长江中游经济区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虽然地理标志产品的运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贡献于公路货运量，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正相关。以上分析表明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各不相同，各外生性因素对各地区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34]。

4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数量面板数据，分析地理标志产品的时空演变规律，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差异，运用标准差分析发展差异的σ收敛，并通过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其β收敛。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就分布特征而言，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演进特征与地理标志保护政策的发展规律大体一致，自然条件特殊性、多样性是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重要基础，地理标志产品空间格局及演进基本与此吻合。地理标志产品空间集聚，可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综合竞争优势，成为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②就区域差异而言，各城市总体基尼系数呈波动增长趋势，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在组内差异方面，南部沿海地区的非均衡性最大，东北地区最小。在组间差距方面，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大西北的组间差异最大，东北地区和黄河中游的组间差距最小。在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组间差距贡献率呈不规则波动上升趋势，是导致各城市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
③就收敛特征而言，在σ收敛方面，仅有大西北经济区存在σ收敛。在β收敛方面，全国和八大经济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和条件β收敛特征，空间效应对区域收敛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纳入控制变量后，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差距会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小。

4.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政策启示如下：
①鉴于目前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形成了核心聚集区，如何阻止其空间集聚程度下降甚至反弹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政府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地理标志品牌管理标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市场秩序。同时，根据地理标志产品的特点和市场需求，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聚集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对于尚未形成核心聚集区的区域，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人才培养等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持，推动其地理标志产业快速发展[35]。
②组间差距是造成地理标志产品地区差异的最主要来源，应更加注重提升落后经济区的地理标志产品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差距。一方面，在统筹制定政策方针时，中央政府有必要加大对落后经济区政策倾斜，尤其是加大地理标志发展基地、大数据宣传交流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力度，促进落后地区地理标志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以借助政策优势抵补区域劣势。另一方面，发展落后的经济区自身也应充分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区域合作发展战略创造的新一轮发展机遇，带动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通过内外联动和空间互动形成强大合力，争取从根本上逐步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36]。
③在推进地理标志保护工作时，需注意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收敛趋势。以各城市、各区域集聚差异和趋势为基础，探索合适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要坚持以缩小城市间、区域间发展差距为主导方向，另一方面也需兼顾城市间、区域间发展水平提升速度的协调性。政府可以出台统一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认证体系，确保产品的质量和特色得到统一保障，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整体形象和竞争力。同时，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的整体提升。此外，加强不同地区间的地理标志产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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