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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王凯, 刘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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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并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异特征,且南北方向共同富裕水平优化均衡程度高于东西方向。②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呈现出复杂化、多线程与稠密化的特征,空间关联流动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控制和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对外辐射与空间溢出,而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小,处于边缘位置,难以控制和影响其他地区。③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市化水平差异与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共同驱动着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优化与演进。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吴昌南, 陈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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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根据共同富裕内涵、推动方向和路径,以2012—2020年中国3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31个省域的共同富裕进程。研究发现:2012—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呈阶段性发展,全国共同富裕进程趋势积极向好。具体而言,从空间演进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低的省域数量随时间推移明显减少,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数量增长最快,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数量增长明显;从演进方向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发展方向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发展,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首先以东部沿海省域向南拓展,2020年逐步向西北方向延伸;从地区差距来看,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离散程度存在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呈显著缩小的状态,除西部地区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外,其他区域极化现象均明显缓解;从长期演进趋势来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各省域均会转向高水平共同富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姜炎鹏, 于晓阳, 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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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由竞速转向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文章基于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典型事实分析,提出竞争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以2006—2021年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法测度竞争型城镇化水平,进而探究其格局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竞争型城镇化的竞争方式由土地竞争主导转向资本竞争主导。②高水平竞争型城镇化城市集聚于东部沿海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③长三角竞争型城镇化水平位于四大城市群之首,珠三角近期赶超京津冀,成渝居于末位。④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和苏州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常年位列前茅,西安和成都近年排名靠前。⑤经济增长压力、官员晋升压力、财政分权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加剧了竞争型城镇化程度,产业化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竞争型城镇化的推进。研究结论为解析中国快速城镇化实践和推进高质量城镇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借鉴。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程成, 王云龙, 蒋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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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RCEP15个成员国为研究对象,探讨RCEP双向直接投资网络生长特征、网络韧性演化过程和国别节点韧性格局,并运用随机指数图模型分析了网络韧性演化效应。结果表明:①RCEP双向直接投资网络生长相对立体且异配性特征显著,完备且多元的成员国类型组成是其网络韧性演化的关键。②整体投资网络发展具有明显的适应性演进特征,具体表现出以扩大投资规模来恢复与发展、以加强资金同步来调整与抵御的适应发展历程,最终呈现“核心强韧—边缘疏松”的网络韧性结构。③RCEP区域内“自我加速”效应与第三方效应共同内生驱动投资网络韧性演化;市场开放程度、制度环境和劳动力质量等为主要外生驱动力,国家身份认同、税负差异以及高科技出口差异为辅助外生驱动力;双边贸易协定关系、殖民历史关系正向耦合嵌入促进投资韧性演化,而不满足经济发展要求的低效投资关系将持续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吴函纯, 刘艳军, 付慧, 金雨, 孙宏日, 柳力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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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在识别东北地区人口增长与收缩区域、多维评价区域交通供给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了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变化影响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了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的区域分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了人口增长与收缩对交通供给水平变化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2013—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始终显著高于增长区域,增长区域交通供给不足现象凸显且程度加剧,轻度收缩区域交通供给趋于适度,重度收缩区域交通供给错配现象严重,且趋向供给过剩。②人口年均变化率增加促进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提高,但对增长区域影响不显著;良好的自然条件、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提高;财政能力对交通供给水平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产业发展对交通供给水平提高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区域属性中,区域面积增加抑制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提高,区位条件产生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③产业快速发展引起的区域人口与要素流动需求增加是增长区域交通供给不足且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人口收缩区域,其交通供给水平变化则主要是人口流失、产业发展滞缓等引起的交通需求缩减所致。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郑文升, 周颖, 王晓芳, 杜南乔, 熊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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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城市外部关系理论逐渐由中心地理论转向了流空间理论。文章基于层级性空间与流动性空间(“层级—流”)自身作用规律,从形态、功能、尺度3个维度构建了“层级—流”结合作用下的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分析框架,提出了“层级—流”共同作用于中国现代都市圈空间的演化特征和机理。研究发现:①基于规模、功能、行政层级的层级性空间作用机制主要是层级集聚、功能覆盖、权力控制,基于多维要素流的流动性空间的作用机制包括分工合作、规模借用、负向反馈。“层级—流”交互促进了都市圈尺度的空间整合与重构。②城镇层级会影响要素流集聚—扩散的规模与方向并进而影响都市圈网络的建构;要素流动则通过资源的空间再布局重塑了都市圈的层级体系与功能结构。③武汉都市圈案例证实了“层级—流”在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中的耦合作用,两者促进了武汉都市圈形态多中心网络化、生产功能多尺度网络耦合、生活功能协调化、生态空间共建共治以及空间关系的尺度重构。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李卓伟, 王士君, 赵梓渝, 施响, 赵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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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之间的供给不平衡会促使人口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向其他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是人口与城市间主要的供需关系。当个人劳动所得收入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产、投资、基础消费、基础保障后,人口的需求开始多元化,城市的消费娱乐、景观、交通等要素的供给能力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推拉作用力。文章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人口跨市流动网络,运用QAP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多元供给要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对人口流动的层级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铁路交通、餐饮娱乐和经济供给是影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景观供给对时间选择富有敏感性;②流动群体对不同层级城市的需求不尽相同,金融要素存在层级为单位的边际递减效应,餐饮娱乐和铁路交通供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异质性;③人口流动存在时间异质性,假期期间,景观供给对人口流动呈现出显著正效应,经济供给的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骆康, 郭庆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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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调整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对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系统论中“要素—结构—功能”的观点,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并从不同尺度识别其变化特征,进而分析了该区域空间规划和经济区划分过程中的优化问题。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整体稳定、局部变化剧烈。同时,斑块尺度下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呈现出扇形分区结构特征,县域尺度下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呈现出圈层结构特征。②基于斑块尺度的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结果更加精细化,主要体现在生态安全风险区更加聚焦、集中,生态安全预警区方向性明确。③基于县域尺度的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结果更加具体化、精简化,可以刻画区域经济发展方向:西南方向的南昌市市辖区—高安市—樟树市—丰城市、东南方向的南昌市市辖区—余干县—余江区—鹰潭市市辖区、南昌市市辖区—九江市市辖区—湖口县。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颜平, 周闻宇, 王瑞荣, 金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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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增强。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在时序演化特征方面呈现高度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从城市层面看,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②不同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提升空间较大。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优质协调、良好协调和中级协调占比很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从空间相关性看,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体表现为空间集聚特征。③相邻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度相互影响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利用外资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对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对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最后,提出要强化顶层设计、辐射带动和支撑保障,共同为城市群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耦合协同发展提供源动力。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汤春玲, 罗子豪, 薛洪畅, 汤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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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主要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基于200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继而通过面板双固定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O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探究了OFDI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上升趋势明显,且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②O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该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影响因素后依然成立;③OFDI不仅能驱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省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④OFDI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水平提升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李俊杰, 周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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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2000—2020年中国251个市域面板数据,借助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和基于共同因子的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中国数字创新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创新呈“南强北弱、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东西向不平衡性小于南北向;北方地区数字创新空间分布呈“线性—扁化—收缩”模式,南方地区呈“多点—圆化—扩展”模式。②数字创新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的时空关联性强。其中南方地区和中东部地区市域对全国数字创新发展的敏感性较强。③数字创新在时间上具有技术锁定效应,上一期数字创新对当期具有负向影响。除金融发展外,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市场竞争、消费需求、大数据资源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对数字创新影响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④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和金融发展对本市域和邻近市域数字创新具有推动效应;大数据资源和政府支持能促进本市域数字创新发展,但对邻近市域具有抑制作用;而消费需求对本市域和邻近市域均有抑制效应。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周建平, 徐维祥, 刘程军, 孙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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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分别作为城市数字化和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的外生冲击,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政策不确定性下数智化转型对中国产业现代化的作用。结果表明: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现代化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意味着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现代化水平提升。②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外贸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城市数智化转型对产业现代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增强。③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城市数智化转型不仅局限于本地区,同时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对于在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促进产业升级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李旭辉, 陈梦伟, 王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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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在测度2012—2021年中国数字化和绿色化(“双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方法、相对发展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分析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双化协同”)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①考察期内“双化”协调度逐年攀升,整体协调等级由初级协调提升至良好协调,“双化协同”取得实质性进展。②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中国“双化协同”水平呈现“东部引领,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区域格局,区域协调性有所增强,但东部地区始终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东高西低格局固化,缩小区域间差异仍是推动“双化协同”区域协调的关键路径。③除北京、广东、上海及江苏4省域外,其余省域均属数字落后型,“双化”发展同步性亟需加强。④培养数字人才、加强技术创新、提高数字效益、降低能耗水平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省域“双化协同”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具有异质特征,分区指导、分类调控是“双化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刘宇轩, 王宇航, 邓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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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08—2021年中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面板数据,在考虑智慧城市试点选择性偏误的条件下,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市场活力,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市域经济韧性水平,且该结果在剔除各类干扰样本和更换多种回归方法的条件下依然稳健。②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人口规模较小、金融供给水平较低和外贸依赖度适中城市的市域经济韧性水平。该结论为继续推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提升市域经济韧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邝劲松, 杨坤宇, 石校菲, 姚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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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已然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大引擎。文章系统阐释了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影响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机制。基于2010—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从技术条件、智能应用和创新实践3个维度构建省域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不同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集聚现象存在显著差异;②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结论可靠;③异质性检验显示分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存在差异。④调节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受到产业集聚的调节,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作用。研究结论为评估人工智能发展的空间效应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数据支撑,同时为探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及对应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参考。
  • 三农、土地与生态
  • 三农、土地与生态
    苏康传, 杨庆媛, 严燕, 杨人豪, 王笛, 周璐璐, 张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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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助推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按照“概念辨识—类型及特征—演变阶段及驱动因素—效应与启示”的分析框架,剖析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提出了乡村空间商品化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模式以及经济体制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其类型可划分为土地要素类、农产品类、乡村工业类、乡村旅游类、乡村贸易类等5个一级类及多个二级类;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程度上具有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乡村地区在内生发展需求及外部环境的共同驱动下进行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生产,并伴随消费乡村的力度不断增强,促使乡村空间商品化发生阶段性演变,其程度得到不断提高。③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收入增加、农耕文化传承与保护、乡村三产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社会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正面效应,但也具有导致乡村空间产生“创造性破坏”、城市资本主体“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产生排斥、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等负面效应。④推进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深挖消费乡村潜力的重要手段,但需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规划、加强监督,防止乡村空间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张梅, 张涵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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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将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类,基于5县区297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研究了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果,进一步检验了作用机制与地理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在综合效果上实现了“创新补偿”效应,显著提高了农业GTFP。②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农业GTFP促进作用的边际效应最大,环境型次之,供给型最小。目前,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中需求型占18.8%、环境型占30.0%、供给型占51.2%,表明市场机制作用效率高于政府直接干预。③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对农业GTFP的影响具有地理空间异质性,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为克山县>总样本>龙江县;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为北林区>克山县>龙江县>总样本>兰西县>依安县;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为克山县>龙江县>依安县>总样本>兰西县>北林区。④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供给型政策工具通过推动规模经营、需求型政策工具通过拉动市场参与、环境型政策工具通过影响风险感知促进农业GTFP提高。
  • 三农、土地与生态
    付兆刚, 许翔宇, 陈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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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粤西地区县域为研究对象,利用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耕地流转指标体系降维重归类,利用地理探测器和ArcGIS Pro等工具研究了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粤西地区的耕地流转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呈现“西部高、中部一般、东部低”的三级空间格局,但中部和东部区域的耕地流转差异趋于缩小,不平衡性减弱。②单因子条件下耕地面积、户籍人口、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耕地灌溉面积等指标的解释力明显优于其他指标,双因素交互作用下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③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地理空间分异是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和农业投资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三农、土地与生态
    李春艳, 廖凯诚, 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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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1996—2021年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剖析了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刻画了地理标志产品地区差异,并采用标准差与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σ收敛与β收敛。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核心区完成了由西北向东南的动态转移,并形成了密集聚集地带。②各城市总体差异呈“先升再降”的波动趋势;组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八大经济区中,仅大西北经济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各城市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各不相同,各外生性因素对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 旅游经济与管理
  • 旅游经济与管理
    陈玉英, 古祥凤, 李亚洁, 尚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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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产业发展潜力是旅游目的地发展过程中潜在的,能够被发掘出来以促进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能力。文章首先基于内外动因逻辑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了黄河流域65个市域的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并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空间特征及等级序列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发展环境和科技创新是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因子。②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整体偏低,空间上存在极化现象,呈现出以西安、郑州和青岛为核心,以济南、兰州、呼和浩特和太原为次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潜力增长极主要是历史文化名城类的优秀旅游城市。③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区划分为5个等级:全优潜力区、重点潜力区、一般潜力区、亚潜力区和后备潜力区,其中属于亚潜力区和后备潜力区的占总样本市域的65.28%。④在省域尺度上,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山东、陕西、内蒙古、河南、青海、山西、甘肃、宁夏,其中山东和内蒙古的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等级序列相对完善,河南省相对较完善,其他省域的潜力等级序列均不完善。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张朝枝, 李子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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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广东丹霞山风景区内6个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观察和对88位农户的访谈,分析了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资源保护对旅游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源保护加强时,旅游生计策略选择减少,外出务工生计策略选择增加;当资源保护适中时,农户生计相对多元化,传统生计策略选择相对较高。②在资源保护背景下,由于可供选择生计资本有限,家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更容易受资源保护政策执行程度和农户的个人与家庭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③在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机制与以往DFID的分析框架相比,应该更注重对农户个体及家庭的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的考虑。同时,文章关注到脆弱性背景的异质性以及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将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纳入生计策略分析框架中,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居民的生计策略选择机制和指导自然保护地的社区管理实践。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刘海朦, 胡静, 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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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分析的理论框架,以湖北省神农架为案例地,运用质性分析方法解析了多元主体冲突的演变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生态旅游地冲突是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利益失衡而引发的异议,具有动态变化性;②冲突随着行动者的增加逐渐趋于复杂化,呈现萌芽、显化和升级的渐进式发展趋势;③资本分化和利益受损是冲突形成的内在根源和直接原因,制度缺位或失灵是冲突形成的充分条件,权力失衡、社会分层和旅游失序则是中介条件。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方琰, 张瑶, 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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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2010—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度了中国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同时,运用回归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①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对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旅游发展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的共享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将分别上升0.089、0.048和0.012个单位。②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具有非线性影响。2010—2016、2017—2019年的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和0.052。③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系数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的特征。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姚海琴, 侯平平, 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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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创业事件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以旅游管理专业大四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探究了其作用机理并识别出乡村旅游创业结果期望、可感知的乡村旅游创业能力的双重中介作用。研究发现:①冒险倾向、个体创新性对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的影响不显著。②不确定性容忍、成就渴望、乡村旅游创业榜样对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乡村旅游创业结果期望、可感知的乡村旅游创业能力在乡村旅游创业榜样的存在、乡村旅游创业榜样的绩效、不确定性容忍、成就渴望与乡村旅游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