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根据共同富裕内涵、推动方向和路径，以2012—2020年中国3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31个省域的共同富裕进程。研究发现：2012—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呈阶段性发展，全国共同富裕进程趋势积极向好。具体而言，从空间演进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低的省域数量随时间推移明显减少，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数量增长最快，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数量增长明显；从演进方向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发展方向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发展，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首先以东部沿海省域向南拓展，2020年逐步向西北方向延伸；从地区差距来看，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离散程度存在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呈显著缩小的状态，除西部地区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外，其他区域极化现象均明显缓解；从长期演进趋势来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各省域均会转向高水平共同富裕。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城市外部关系理论逐渐由中心地理论转向了流空间理论。文章基于层级性空间与流动性空间（“层级—流”）自身作用规律，从形态、功能、尺度3个维度构建了“层级—流”结合作用下的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分析框架，提出了“层级—流”共同作用于中国现代都市圈空间的演化特征和机理。研究发现：①基于规模、功能、行政层级的层级性空间作用机制主要是层级集聚、功能覆盖、权力控制，基于多维要素流的流动性空间的作用机制包括分工合作、规模借用、负向反馈。“层级—流”交互促进了都市圈尺度的空间整合与重构。②城镇层级会影响要素流集聚—扩散的规模与方向并进而影响都市圈网络的建构；要素流动则通过资源的空间再布局重塑了都市圈的层级体系与功能结构。③武汉都市圈案例证实了“层级—流”在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中的耦合作用，两者促进了武汉都市圈形态多中心网络化、生产功能多尺度网络耦合、生活功能协调化、生态空间共建共治以及空间关系的尺度重构。
城市之间的供给不平衡会促使人口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向其他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是人口与城市间主要的供需关系。当个人劳动所得收入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产、投资、基础消费、基础保障后，人口的需求开始多元化，城市的消费娱乐、景观、交通等要素的供给能力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推拉作用力。文章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人口跨市流动网络，运用QAP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多元供给要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对人口流动的层级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铁路交通、餐饮娱乐和经济供给是影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景观供给对时间选择富有敏感性；②流动群体对不同层级城市的需求不尽相同，金融要素存在层级为单位的边际递减效应，餐饮娱乐和铁路交通供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异质性；③人口流动存在时间异质性，假期期间，景观供给对人口流动呈现出显著正效应，经济供给的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
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主要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基于200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继而通过面板双固定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O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探究了OFDI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上升趋势明显，且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②O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该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影响因素后依然成立；③OFDI不仅能驱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省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④OFDI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水平提升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2012—2021年中国数字化和绿色化（“双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方法、相对发展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分析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双化协同”）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①考察期内“双化”协调度逐年攀升，整体协调等级由初级协调提升至良好协调，“双化协同”取得实质性进展。②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中国“双化协同”水平呈现“东部引领，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区域格局，区域协调性有所增强，但东部地区始终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东高西低格局固化，缩小区域间差异仍是推动“双化协同”区域协调的关键路径。③除北京、广东、上海及江苏4省域外，其余省域均属数字落后型，“双化”发展同步性亟需加强。④培养数字人才、加强技术创新、提高数字效益、降低能耗水平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省域“双化协同”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具有异质特征，分区指导、分类调控是“双化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文章基于2008—2021年中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面板数据，在考虑智慧城市试点选择性偏误的条件下，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市场活力，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市域经济韧性水平，且该结果在剔除各类干扰样本和更换多种回归方法的条件下依然稳健。②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人口规模较小、金融供给水平较低和外贸依赖度适中城市的市域经济韧性水平。该结论为继续推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提升市域经济韧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已然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大引擎。文章系统阐释了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影响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机制。基于2010—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从技术条件、智能应用和创新实践3个维度构建省域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不同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集聚现象存在显著差异；②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结论可靠；③异质性检验显示分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存在差异。④调节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受到产业集聚的调节，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作用。研究结论为评估人工智能发展的空间效应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数据支撑，同时为探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及对应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参考。
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助推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按照“概念辨识—类型及特征—演变阶段及驱动因素—效应与启示”的分析框架，剖析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提出了乡村空间商品化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模式以及经济体制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其类型可划分为土地要素类、农产品类、乡村工业类、乡村旅游类、乡村贸易类等5个一级类及多个二级类；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程度上具有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乡村地区在内生发展需求及外部环境的共同驱动下进行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生产，并伴随消费乡村的力度不断增强，促使乡村空间商品化发生阶段性演变，其程度得到不断提高。③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收入增加、农耕文化传承与保护、乡村三产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社会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正面效应，但也具有导致乡村空间产生“创造性破坏”、城市资本主体“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产生排斥、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等负面效应。④推进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深挖消费乡村潜力的重要手段，但需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规划、加强监督，防止乡村空间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章以广东丹霞山风景区内6个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观察和对88位农户的访谈，分析了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资源保护对旅游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源保护加强时，旅游生计策略选择减少，外出务工生计策略选择增加；当资源保护适中时，农户生计相对多元化，传统生计策略选择相对较高。②在资源保护背景下，由于可供选择生计资本有限，家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更容易受资源保护政策执行程度和农户的个人与家庭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③在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机制与以往DFID的分析框架相比，应该更注重对农户个体及家庭的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的考虑。同时，文章关注到脆弱性背景的异质性以及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将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纳入生计策略分析框架中，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居民的生计策略选择机制和指导自然保护地的社区管理实践。
文章基于创业事件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以旅游管理专业大四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探究了其作用机理并识别出乡村旅游创业结果期望、可感知的乡村旅游创业能力的双重中介作用。研究发现：①冒险倾向、个体创新性对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的影响不显著。②不确定性容忍、成就渴望、乡村旅游创业榜样对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乡村旅游创业结果期望、可感知的乡村旅游创业能力在乡村旅游创业榜样的存在、乡村旅游创业榜样的绩效、不确定性容忍、成就渴望与乡村旅游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