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土地与生态

社会—地理关系下粤西县域耕地流转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 付兆刚 , 1, 3 ,
  • 许翔宇 , 2, ,
  • 陈臻 1, 3
展开
  • 1.岭南师范学院商学院,中国广东湛江 524048
  •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北京 100101
  • 3.岭南师范学院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东湛江 524048
※许翔宇(1999—),男,硕士,研究方向为虚拟仿真与数据管理。E-mail:

付兆刚(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土地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25

  修回日期: 2024-06-0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3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3YJA790090)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专项项目(2023ZDZX4030)

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GD24CYJ40)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n County Areas of Western Guangdong under the Social Geographic Relationship

  • FU Zhaogang , 1, 3 ,
  • XU Xiangyu , 2, ,
  • CHEN Zhen 1, 3
Expand
  • 1. Business School,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48,Guangdong,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3. Guangdong Coastal Economic Bel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48,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25

  Revised date: 2024-06-01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摘要

文章以粤西地区县域为研究对象,利用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耕地流转指标体系降维重归类,利用地理探测器和ArcGIS Pro等工具研究了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粤西地区的耕地流转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呈现“西部高、中部一般、东部低”的三级空间格局,但中部和东部区域的耕地流转差异趋于缩小,不平衡性减弱。②单因子条件下耕地面积、户籍人口、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耕地灌溉面积等指标的解释力明显优于其他指标,双因素交互作用下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③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地理空间分异是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和农业投资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引用格式

付兆刚 , 许翔宇 , 陈臻 . 社会—地理关系下粤西县域耕地流转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J]. 经济地理, 2024 , 44(7) : 175 -18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7.018

Abstract

Takeing counties in western Guang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22,this article us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reclassify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t studies th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factors,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n western Guangdong by the means of geographic detector and ArcG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western Guangdong,presenting a three-level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western Guangdong,average in the central Guangdong,and low in the eastern Guangdong". However,the difference in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between central Guangdong and eastern Guangdong tends to narrow,and the imbalance weakens. 2)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ingle factor,the explanatory powers of indicators such as cultivated land area,registered residence population,rural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project,and cultivated land irrigation area a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other indicator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wo factor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agricultural GDP is the most obvious. 3) The geographic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n western Guangdong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ocial fac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economicdevelopment,ruralpopulation,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引导耕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耕地流转作为从土地要素配置视角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一直备受关注[1]。耕地流转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分散的土地集中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装备,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农业效益[2]
土地流转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应用。为了合理促进耕地流转并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学者们从耕地流转的模式与路径、效果与社会影响、政策与法规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研究视角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多维性。随着国内三权分置政策的推广,学者们对耕地流转参与主体的行为意愿进行了研究,涉及农业经营主体的转出和转入行为。在探讨农户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多数学者发现农户对土地流转持有支持态度,行为积极,但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3-4]。在进一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规则和动态过程时,熊航等发现异质性农户均具有自下而上的行为决策规则,揭示了农村土地集中化的发生机制和自发性土地流转的决策机制[5]。同时,学者们还考虑了不同地形地貌等区域特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如牛文浩等从地形差异的视角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研究中发现,耕地流转在山区的增收效应达80%以上,在平原地区的贡献度达90%以上[6];山区地带耕地资源更容易错配,原因是零租金流转限制了耕地流转市场有序运行,在甘肃和陕西等黄土高原区最为普遍[7]。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方式、资源投入和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关系,尝试从更多元的视角分析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如赵羚诣等通过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从土地流转效率和非粮化倾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8];灌溉排水、土地整治与耕地流转的关系表现在,灌溉排水的优化促进了转入户和转出户耕地流转面积的增加,土地整治提升了耕地转出概率[9];网络互动与网络规范对农户耕地流转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信任对耕地转出有显著影响,网络互惠对耕地转入有显著影响[10]。与此同时,学者们还从农业生产[11]、生态环境[12]、功能作用[13]等视角研究了耕地流转的空间分异特征,理解耕地流转的地理规律,进而揭示其社会经济影响并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除此之外,土地流转研究中使用计量经济手段是另一趋势,如Deiningerk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土地交易行为[14],Baron等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分析了土地交易效率[15],Lovo、乔雅洁利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土地流转的投入产出效率[16-17]。但是,Logistic、三阶段DEA和DEA-Tobit模型往往易忽略多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没有考虑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将导致实证结果偏差较大,而地理探测器则可以更好地克服这些缺点[18]
现代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土地产权细碎化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主要矛盾。因此,从社会—地理关系出发,耕地流转将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环节[19]。而县域耕地流转作为一种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将零散的小块农田整合成较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单元[20-22],减少农地碎片化和土地荒芜现象[23-24]。相比现有研究,本文尝试做出以下拓展:①深化对耕地流转时空分异特征的理解,从空间维度拓展到时空维度,揭示其分异特征,有助于理解耕地流转在不同地区和时间段的动态变化,深化对耕地流转整体趋势的认识。②将社会—地理关系框架引入耕地流转的研究中,为理解耕地流转提供全新的视角,更全面地揭示耕地流转的驱动机制。③选取粤西县域耕地流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具有相似社会和地理环境的沿海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参考。④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的驱动机制,以更清晰地揭示不同因素在耕地流转过程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1 研究框架、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粤西是广东省西部沿海地区的简称,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个地级市的18个县(区、市)(以下简称县域)。其中:茂名市辖茂南区、电白区、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湛江市辖赤坎区、霞山区、坡头区、麻章区、廉江市、吴川市、雷州市、遂溪县、徐闻县,阳江市辖江城区、阳东区、阳春市、阳西县。粤西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地形以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为主,发展种植农业和海洋渔业等的条件得天独厚。粤西地区总面积3.26万km2,占广东省总面积18.20%,其中耕地面积80.23万hm2,占全省的31.68%。截至2022年末,粤西地区常住人口为1575.82万人,GDP为9213.03亿元,人均GDP为5.84万元,远低于全国人均GDP的8.57万元。

1.2 研究思路

社会—地理关系指的是社会与地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二者通常被视为相互交织的、彼此不可分割的要素,共同塑造了特定地区的发展格局和空间结构。其中社会因素包括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要素,而地理因素则涵盖了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等地理条件。社会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人口的分布和迁移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经济活动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也会对地理空间产生影响。反过来,地理条件也会影响社会活动的发展方向和方式。
耕地流转作为农地资源调配的重要手段,受到社会和地理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社会因素影响着农民对耕地的利用方式和流转的需求与动态,地理因素则决定了耕地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农地利用的潜力与限制。因此,耕地流转的研究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和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分析它们在耕地流转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比如,人口的增长与城镇化进程可能会导致耕地的减少,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耕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土地规模对耕地的分布和利用产生影响等。

1.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和空间分异的研究较多,且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指标体系。如邓楚雄等将耕地流转成熟度分为市场完善度、支持保障度、流转推进效果和流转稳定性4个一级指标[25];李治猛等将影响因素分为区位因子、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区域政策和市场条件5个一级指标[26]。学者们建立的指标体系主要包含了社会类和地理类指标,结合研究思路,本研究也着重从这两个方面考虑。根据粤西农地流转的特征,在充分征求国内农地制度领域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按照综合性、科学性和可操作原则选取指标。其中社会子系统包括资源投入、经济产值和人口特征,地理子系统包括土地禀赋、农业产出和区位水平,将这6个指标作为一级评价维度。对于二级指标,学者们建议在耕地面积、灌溉面积的基础上补充耕地灌溉面积,从子集和交集的综合作用角度反映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利用状况。综合文献、学者意见和调研建议,将表1中19个指标作为二级指标,最终形成耕地流转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
表1 耕地流转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评价维度 二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土地禀赋 耕地面积(hm2 38167.51 33058.78
灌溉面积(千hm2 30.89 21.50
耕地灌溉面积(千hm2 26.20 17.04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hm2 36139.06 23288.57
农业产出 粮食作物亩产(kg/亩) 366.56 29.84
谷类播种面积(hm2 30025.11 19768.96
谷类亩产(kg/亩) 381.89 32.48
水果总产量(t) 446044.39 553592.92
区位水平 城镇化率(%) 48.93 20.62
距乡镇公路距离(km) 18.35 7.58
资源投入 农村用电量(万kW·h) 30610.44 24854.29
农用塑料地膜使用量(t) 400.89 335.11
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处) 491.05 643.39
经济产值 GDP(亿元) 487.44 217.97
农业生产总值(万元) 660948.79 572089.43
人均GDP(元/人) 60829.19 26207.42
人口特征 乡村户数(户) 178653.50 122913.24
户籍人口(万人) 75.14 53.3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21668.71 1583.98
表1中各指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以及湛江市、茂名市和阳江市统计年鉴。同时,将GDP、农业生产总值、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转换成2012年可比价,以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主要矢量数据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所有年份的样本数量和区域划分均以2022年为统一标准,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1.4 研究方法

1.4.1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以不影响原始指标信息为目的,通过统计手段对其指标进行降维和再分类,消除原始指标多重共线性,更加科学地反映指标体系要素内容。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原始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处理,令初始相互关联程度较高的指标转换成若干互不相关的综合变量,获取影响耕地流转的综合主导因素[27]

1.4.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由王劲峰等开发,是用于探索时空分异(单期为空间分异、多期可展示时空分异)和驱动机制的统计工具[28]。该方法能够挖掘出不同影响因子在空间分布上的因果关系,主要包括因子探测器、交互探测器、风险探测器和生态探测器,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资源经济、环境生态等学科领域[29]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地流转面积变化分析

2022年,粤西地区耕地流转面积共36.33万hm2,占广东省耕地流转总面积的52.88%。从全域看,粤西地区耕地流转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整体表现为“西部高、中部一般、东部低”的三级空间格局。从市域范围看,湛江耕地流转面积为23.90万hm2、茂名为8.87万hm2、阳江为3.56万hm2。从县域尺度看,遂溪、雷州、廉江西部区域流转面积较多,江城、茂南、阳春等东部区域和湛江的赤坎、霞山流转较少。其中耕地流转面积最多的是遂溪县,达7.66万hm2,耕地流转面积最少的是赤坎区,只有315.62 hm2
图1展示了粤西地区各县域2012、2017和2022年耕地流转的时空变化情况,总体流转率从2012年的34.60%,到2017年的46.73%,再到2022年的48.84%。其中最集中的Ⅰ类区域没有发生变化,一直集中于湛江的遂溪县。较为集中的是Ⅱ类区域,其中湛江的雷州、廉江和吴川一直居于该区域,而茂名的高州、电白在2022年退出Ⅱ类区域。耕地流转一般的是Ⅲ类区域,新增的有茂名市的信宜。耕地流转较弱的是Ⅳ类区域,增加了湛江的麻章区、阳江的江城区。流转最弱的是Ⅴ类区域,范围大大减少,从2012年的5个,减少到2017年的3个,再减少到2022年的2个(湛江的赤坎区和霞山区)。总体上看,耕地流转仍然集中在西部区域,中部和东部区域的流转差异趋于缩小,不平衡性减弱。
图1 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面积分布变化

Fig.1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n counties of western Guangdong

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时空分异特征受经济发展、政策、自然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不同区域耕地流转意愿差异显著,如经济发展较好的湛江遂溪县,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对耕地流转的需求更高,从而推动了耕地流转的集中;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也可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耕地流转,政策扶持力度可能存在差异,这也会影响到耕地流转的时空分异特征;相比中部的茂名和东部的阳江,处于西部平原区域的湛江,自然条件较好,耕地资源丰富,更适宜通过耕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2.2 耕地流转时空分异的地理探测

2.2.1 因子探测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19个初始指标做因子分析,通过方差极大旋转法并且将特征根门槛设置为1,提取公因子。同时将因子负荷小于0.5的指标进行剔除,进而提高分析效果。根据表2可以发现,距乡镇公路距离的指标被剔除,最终获得18个指标,并提取出4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6.587%。其中,耕地面积、灌溉面积、耕地灌溉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作物亩产、谷类播种面积、谷类亩产、水果总产量8个指标在表2中第3列的因子载荷最大,根据特征将其概括为第一主成分农业生产;GDP、农业生产总值、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第4列中的因子载荷最大,根据特征将其概括为第二主成分经济发展;乡村户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第5列中因子载荷最大,根据特征将其概括为第三主成分农村人口;农村用电量、农用塑料地膜使用量、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3个指标在第6列中因子载荷最大,根据特征将其概括为第四主成分农业投资。本文提取出的4个主成分与王琪等的研究成果相吻合[31]
表2 旋转成分矩阵

Tab.2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指标 编码 4个主成分代表的综合因素
农业生产
X1~X8
经济发展
X9~X12
农村人口
X13~X15
农业投资
X16~X18
耕地面积 X1 0.9538 0.1532 0.0574 0.0359
灌溉面积 X2 0.9392 0.1393 0.1088 0.0639
耕地灌溉面积 X3 0.9233 0.1054 -0.0844 0.0983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X4 0.9156 -0.0043 0.3873 0.0831
粮食作物亩产 X5 0.9133 0.0438 0.2048 0.0475
谷类播种面积 X6 0.9056 0.0285 0.1159 0.0352
谷类亩产 X7 0.8987 0.0211 0.2391 -0.0293
水果总产量 X8 0.8914 0.3573 0.0492 0.2097
GDP X9 0.5492 0.9437 0.0218 0.0746
农业生产总值 X10 0.0037 0.9368 0.0354 0.0583
人均GDP X11 -0.2590 0.9011 0.0479 0.044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12 0.2249 0.9003 0.0336 0.0533
乡村户数 X13 -0.0043 0.4952 0.9325 0.0587
户籍人口 X14 -0.5482 -0.0389 0.9278 -0.0245
城镇化率 X15 0.1354 0.2235 0.8803 -0.0631
农村用电量 X16 0.3384 0.2127 0.0253 0.8873
农用塑料地膜使用量 X17 0.2381 0.0368 0.0177 0.8785
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 X18 0.4339 0.0584 0.0046 0.8729
贡献率% 29.548 20.437 18.651 17.951
累计贡献率% 29.548 49.985 68.636 86.587
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4个主成分因子和18个影响因子,在县域尺度上揭示出了耕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为了更好地从社会—地理关系视角识别出影响因素对耕地流转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对18个影响因子进行探测。采用ArcGIS Pro对影响因子进行自然断点法分类,将影响因子与粤西地区各县域进行匹配,丰富各县域的要素值。利用地理探测器对要素值进行空间探测和时间延展,就能够得出粤西地区各县域耕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探测结果。表3中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表明,对耕地流转带来影响的自变量按照解释力(q值)大小进行排序,依次是耕地面积(0.8272)、户籍人口(0.7782)、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0.6898)、耕地灌溉面积(0.6473)、乡村户数(0.6473)、灌溉面积(0.5479)、水果总产量(0.5467)、农业生产总值(0.4856)、人均GDP(0.4629)、农村用电量(0.4518)、粮食作物播种面积(0.4161)、谷类播种面积(0.3881)、城镇化率(0.3796)、农用塑料地膜使用量(0.29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738)、粮食作物亩产(0.1867)、谷类亩产(0.1331)、GDP(0.1093)。从影响因素的类型看,农业生产维度和农村人口维度对耕地流转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明显强于经济发展维度和农业投资维度。
表3 影响因子对耕地流转空间分异的解释力(q值)排序

Tab.3 Ranking of explanatory power (q valu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自变量 q p q值排序 自变量 q p q值排序
X1 0.8272 0.0160 1 X10 0.4856 0.5596 8
X2 0.5479 0.1626 6 X11 0.4629 0.0886 9
X3 0.6473 0.0357 4 X12 0.2738 0.3647 15
X4 0.4161 0.1918 11 X13 0.6473 0.0357 4
X5 0.1867 0.9516 16 X14 0.7782 0.0084 2
X6 0.3881 0.2322 12 X15 0.3796 0.3102 13
X7 0.1331 0.9385 17 X16 0.4518 0.1198 10
X8 0.5467 0.5083 7 X17 0.2946 0.4728 14
X9 0.1093 0.9593 18 X18 0.6898 0.0619 3

2.2.2 交互作用探测

通过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功能得到18个影响因子单独作用于粤西地区各县域耕地流转的影响力大小。但是耕地流转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功能,寻找2个因子对耕地流转的共同作用的影响程度,交互探测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X1耕地面积和X10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而且耕地面积与其他影响因子的影响最为显著。这是因为耕地面积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一定的耕地面积对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现代农业生产中,耕地流转可以有效利用和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效益。农业生产总值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是因为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将会推动当地农业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耕地的利用价值,并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推动耕地的流转。
图2 因子交互作用下的解释力分析

Fig.2 Explanatory power under factor interaction

进一步判断双因子的交互作用和单因子作用的q值之间的关系,发现双因子交互作用q值均大于单因子作用q值,且均呈现双因子增强或者非线性增强的交互关系,并不存在相互独立、单因子减弱或非线性减弱的关系,说明因子的交互作用可以提升对耕地流转影响因素的解释力。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单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将其差值绘制成双因子增强弧度曲线,例如端点为圆的红色曲线代表qX9Xn)-qX9),其余曲线含义类似(图略)。其中,谷类亩产X7和GDP X9作为单因子与其他影响因子的叠加影响效应更强,而谷类亩产X7的单因子解释力只有0.1331,GDP X9的单因子解释力仅为0.1093。这表明谷类亩产和GDP对耕地流转的解释力较小,但是在与其他因子共同作用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对比之前学者关于耕地流转、谷类亩产和GDP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时,发现一些有趣的观点和差异。姬冠等强调了谷类种植对生产要素的依赖,侧重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效率,没有关联到耕地流转的市场动态[32]。王善高等指出随着土地流转费用的增加,谷类种植投入在不断减少[33]。这一发现暗示了土地流转成本对农业生产投入具有直接的经济影响,因为土地流转费用增加可能导致农民减少在土地上的投入。而本文研究结论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揭示了耕地流转决策的复杂性。这表明,尽管谷类亩产和GDP作为经济指标对耕地流转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一和直接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2.3 耕地流转的影响程度分级

双因子交互作用排名前7位的是X1X4X1X5X1X6X1X8X1X10X1X13X5X18,根据值大小和出现次数,其中农业生产维度中的耕地面积X1、粮食作物亩产X5和经济维度中的农业生产总值X10是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除此之外,农业生产维度中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4、谷类播种面积X6、水果总产量X8,农村人口维度中的乡村户数X13,农业投资维度中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X18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较大,其交互作用后解释力依然很强。在单因子影响分析中,农业投资维度的解释力非常弱,但在双因子交互之后,农业投资维度解释力有了明显提升。地理探测器揭示了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地理空间分异是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和农业投资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耕地面积。图3a反映了耕地面积水平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趋势,最主要集中在湛江的遂溪县和雷州市。在耕地流转中,耕地面积可以影响到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水平,因此对于促进耕地流转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耕地面积是耕地流转的基础。耕地面积的增加可以扩大土地资源利用,促进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建设,从而更有利于促进耕地流转。其次,耕地面积的增加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可以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从而提高农村经济收益和农民生活水平,推动耕地流转。此外,耕地面积的变化还会引起耕地流转价格的波动,可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促进耕地流转范围的扩大。
图3 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分级

Fig.3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gre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n counties of western Guangdong

②粮食作物亩产。图3e反映了粮食作物亩产水平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趋势,亩产高的地区是茂名的高州市,亩产较低的地区包括湛江市的徐闻县、赤坎区、霞山区以及阳江市的阳东县和江城区。粮食生产的亩产水平对耕地流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首先,粮食作物亩产的提高可以促进耕地流转。因为提高粮食作物亩产水平,可以增加粮食产量,降低单位农业生产成本,进而提高农村经济收益和农民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耕地流转,推动流转速度的提高。其次,通过农业现代化手段,提高粮食种植的效率和水平,改善种植方式、提高施肥、灌溉等农业生产水平,同时生产加工的技术也会得到提升,从而促进粮食作物的亩产提高,加速粮食产业的发展进程,推动耕地流转的进程。
③农业生产总值。图3j表现了农业生产总值水平的分布趋势,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趋势,最高的区域集中在湛江市的徐闻县和雷州市,茂名市的高州市和信宜市。农业生产总值是农牧业、林业、渔业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量的价值,作为评估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农业生产总值对耕地流转产生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提高耕地流转的投资回报。随着农业生产总值的增加,可以增加农业产值和经济收益,提升农民的财务状况和农业生产的利润,进而增强农民积极性,推动更多的土地资源流转。其次,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总值还可以改善耕地的利用效率和扩大耕地规模,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大耕地流转规模。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总值的提升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种植和管理、有效的精准扶贫等因素的关注和发展,这些因素都能够促进耕地流转的健康发展。
④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图3d展示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水平呈现“西南高、沿海城区低”的特征,播种面积较大的区域有湛江市的雷州市和廉江市,茂名市的化州市和高州市。首先,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可以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业收益,同时也可以满足一定的市场需求,提高粮食经济的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进而促进耕地流转。其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化种植方式的采用,粮食作物的亩产量也不断提高。随着种植效率提高,更加充分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益,进而引导更多的土地流转。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作物的种植实际上是与地区农民的经济收益密切相关的,即便对于承包有远期合同的土地,播种面积的增加往往也会增加农民的收益。推进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张,让农民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会对耕地流转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⑤谷类播种面积。图3f展示了谷类播种面积水平呈现出“西南高、沿海城区低”的趋势。谷类作物是耕地利用的重要对象之一,在粤西地区县域的农业发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首先,谷类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可以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满足广大市场需求,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从而促进耕地流转。增加谷类作物种植面积可以改善地区农民的经济收益,促进农村经济转型,为耕地流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次,谷类作物的种植推广以及现代化农业技术的使用,可以提升谷物作物的生产效率和品质,切实推动农业科技在地方发挥作用,自然也能够为耕地流转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协助。另外,谷类作物对于土地保育和保护也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谷类作物作为一种轮作农作物,可以改善土地性能,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地资源质量,减少土壤侵蚀的发生。同时,也降低了耕地流转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压力,有利于实现耕地流转资源的稳定、可持续及高效的利用。
⑥水果总产量。图3h展示出水果产量水平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趋势,代表性水果主要有徐闻菠萝、高州荔枝、信宜三华李等。水果作为一种高附加值农产品,在粤西地区县域的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水果总产量的扩大可以促进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利用土地资源的优势,提高耕地利用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刺激商业增长,提高地方经济繁荣度,促进耕地流转。水果作为高附加值的产业,这种优势在更宽广的市场中具有更大的发挥能力。通过扩大水果产业的规模,可进一步扩大市场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商家参与水果加工、销售。其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种植方式的改进,水果种植的生产工艺和种植技术逐步成熟,生产效益也在不断提高,为提高地区农民的经济效益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生产体系也逐步向现代化转型,社区制果园以及种植果树高品种、高产量、高效益的模式得到普遍推广,资源利用率也进一步提高,进而促进耕地流转。
⑦乡村户数。图3m展示出乡村户数呈现从西南到东北部“分段式”变化的特征,其中乡村户数高的地区集中在雷州市、廉江市、电白区、高州市等地。首先,传统的农业模式已经逐渐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需求。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更多的农民参与到耕地流转中,扩大了耕地流转的经济基础,推动乡村户数成为农村地区发展耕地流转事业的重要动力之一,进而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不断升级。其次,随着现代化农业技术的不断推进,农业发展已经向着科技与绿色发展的方向转变。农业科技协作的方式得到了加强,技术推广和生产运营也同时得到切实的推进。较高的乡村户数和人口为粤西地区县域推进农业产业升级与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支撑。
⑧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图3r展示出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呈现“部分西部沿海高”的特征,集中在雷州和吴川市。首先,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建设使得乡村水资源得到更好的保障。粤西地区县域地形以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为主,水源相对匮乏,常常出现季节性供水不足的情况,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保障当地水资源供应,给当地农民带来更高效的灌溉、养殖等农业生产需求的满足,促进耕地流转和土地的合理利用,进而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其次,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建设也为当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充足的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是现代化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随着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建设,当地农民可以更方便、更安全地使用水资源,增加农业生产的效益,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拓展和升级农村经济,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耕地的流转。再次,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还可以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当地乡村改革发展,激发农民更强烈对于耕地流转的需求,进一步推进耕地流转的市场化发展。
综上所述,农业生产维度、经济发展维度、农村人口维度和农业投资维度这些社会因素是驱动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以耕地面积与粮食作物亩产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维度对耕地流转影响最强;以农业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维度对耕地流转的影响较强,处于二等强度;以乡村户数为代表的农村人口维度影响较弱,处于三等强度;而以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为代表的农业投资维度影响最弱,处于四等强度。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以粤西地区3市18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ArcGIS自然断点法和地理探测器法对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测度了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的时空分异特征,并从社会—地理关系视角探讨了该地区耕地流转的驱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①粤西地区县域人口众多,社会—地理关系依然复杂,耕地流转存在着明显的时空差异。空间上,呈现出“西部高、中部一般、东部低”三级空间格局;时间上,粤西耕地流转率从2012年的34.60%,增加到2017年的46.73%,再提升到2022年的48.84%。同时,耕地流转虽集中在西部区域,但中部和东部区域的流转差异趋于缩小,不平衡性略有减弱。
②单因子分析中,农业生产维度和农村人口维度对耕地流转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明显强于经济发展维度和农业投资维度。其中耕地面积、户籍人口、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耕地灌溉面积、乡村户数、灌溉面积、水果总产量等指标解释力明显优于其他指标。
③双因素交互作用下,农业投资维度的解释力在双因子交互之后明显提升。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亩产是农业生产维度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农业生产总值是经济维度中的主要影响因素。除此之外,农业生产维度中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谷类播种面积、水果总产量,农村人口维度中的乡村户数,农业投资维度中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较大。
④农业生产维度、经济发展维度、农村人口维度和农业投资维度等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了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从影响程度大小排序看,农业生产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超过了经济发展维度和农村人口维度。这表明农业生产活动是推动耕地流转的主导力量,其对于耕地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相比之下,由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对于耕地流转的影响逐渐减弱,农村人口维度的影响较小。而农业投资维度的影响最小,意味着在当前的农业生产模式下,投资对于耕地流转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重点可以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2个维度入手,促进县域耕地流转,缓解人均耕地不足的社会—地理关系。

3.2 讨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以下事实讨论如何促进粤西地区县域耕地流转。
①粤西地区土地流转空间差异的事实,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34-35]。基于目前耕地流转集中在西部区域湛江的实情,茂名和阳江可以加大政策力度,鼓励农户参与耕地流转,引导耕地流转向中部和东部区域扩散,以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加强对耕地流转过程的监管,确保流转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以鼓励或限制土地流转。同时,针对中部和东部区域流转差异趋于缩小的趋势,应加强湛江、茂名和阳江市区域间的合作与协调发展,促进整个粤西地区的耕地流转平衡。湛江可以发展海洋渔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产业模式,茂名可以利用石化产品的下游产品发展农业相关的产业链,阳江可以发展渔业与休闲农业相结合的产业模式,促进耕地流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②针对单因子分析中农业生产维度和农村人口维度较强的事实,其中农业生产维度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36],而农村人口维度与相关研究的结论相反[37],这与粤西地区人口众多有关。基于农业生产维度,促进精细化管理,政府和农村社区可以鼓励农民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包括合理施肥、科学灌溉和作物种植的多样化,以提高耕地的生产力和效益。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确保土地用途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防止不合理的土地流转和土地过度开发。为农村地区提供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以提高农田的水资源供应,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基于农村人口维度,制定政策鼓励农村人口有序流动和农地流转,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③双因素中农业投资维度的解释力增强的事实,与相关研究结论相符[38]。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可以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灌溉和生活用水,提高土地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和农村社区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农民采用高效的灌溉技术和水资源管理方法,以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农田产能。确保土地流转和水权流转之间的协调,在土地流转协议中,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所需的水资源和供水工程使用权,防止潜在的资源冲突和争议。继续改进和扩大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以确保农民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供水服务。采取措施保护水资源,包括水源地的生态恢复、减少污染源和定期监测水质,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维护农村社区的长期发展。制定合理的水价政策,以确保农民能够支付农业生产所需水资源的费用。
④粤西地区耕地流转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事实,与相关研究的结论相符[39-40]。还需从经济发展维度考虑粤西地区耕地流转问题,鼓励农村产业升级,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轻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从而更容易租赁或流转土地。根据GDP和农业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以确保土地用途符合县域的经济发展需求。提供金融支持,以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流转所需的资金,包括贷款计划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设立,以便农民更容易参与土地流转[41]。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提供土地流转的便捷机制,吸引更多投资者。提供土地流转奖励,如土地流转奖励金、租金减免等激励措施,以鼓励农民租赁或流转土地,从而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确保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土地权益得到保护,避免非法侵占和不当流转,增加农民租赁土地的信心。鼓励农民和农业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土地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耕地流转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和地理2个子系统的复杂工程。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跨部门协作,建立综合性政策框架,以平衡农村社会—地理关系,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本研究还揭示了评价土地利用功能在乡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为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然而,在土地流转的乡村类型识别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还需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使其能够适用于不同地域和背景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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