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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7: 155 - 16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7.016

三农、土地与生态

乡村空间商品化类型特征、演变阶段及影响效应

  • 苏康传 , 1 ,
  • 杨庆媛 , 1, ※ ,
  • 严燕 1 ,
  • 杨人豪 1 ,
  • 王笛 1 ,
  • 周璐璐 1 ,
  • 张佰林 2
展开
  • 1.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西部乡村可持续发展新文科实验室，中国重庆 400715
  • 2.天津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天津 300387
※杨庆媛（1966—），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土资源与区域规划、土地经济与政策等。E-mail：

苏康传（1986—），男，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土资源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3-07-06

  修回日期: 2024-01-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3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3YJC79011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启动项目(SWU-KR23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60)

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项目(SWUPilotPlan031)

收起

Type Characteristics，Evolutionary Stages and Impact Effects of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 SU Kangchuan , 1 ,
  • YANG Qingyuan , 1, ※ ,
  • YAN Yan 1 ,
  • YANG Renhao 1 ,
  • WANG Di 1 ,
  • ZHOU Lulu 1 ,
  • ZHANG Bailin 2
Expand
  • 1. New Liberal Arts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Western China&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 2.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iangong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06

  Revised date: 2024-01-18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摘要

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助推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按照“概念辨识—类型及特征—演变阶段及驱动因素—效应与启示”的分析框架，剖析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提出了乡村空间商品化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模式以及经济体制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其类型可划分为土地要素类、农产品类、乡村工业类、乡村旅游类、乡村贸易类等5个一级类及多个二级类；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程度上具有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乡村地区在内生发展需求及外部环境的共同驱动下进行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生产，并伴随消费乡村的力度不断增强，促使乡村空间商品化发生阶段性演变，其程度得到不断提高。③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收入增加、农耕文化传承与保护、乡村三产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社会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正面效应，但也具有导致乡村空间产生“创造性破坏”、城市资本主体“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产生排斥、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等负面效应。④推进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深挖消费乡村潜力的重要手段，但需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规划、加强监督，防止乡村空间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乡村空间商品化; 类型; 阶段演变; 空间重构;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本文引用格式

苏康传 , 杨庆媛 , 严燕 , 杨人豪 , 王笛 , 周璐璐 , 张佰林 . 乡村空间商品化类型特征、演变阶段及影响效应[J]. 经济地理, 2024 , 44(7) : 155 -16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7.016

Abstrac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s a crucial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as well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laws of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cept identification-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evolution stages and driving factors-effects and inspirations",and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of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se differences primarily stem from variations in rural spatial ownership,organizationalmodels,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paths. These type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rimary categories,including land elements,agriculturalproducts,ruralindustry,ruraltourism,and rural trad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xhibits distinct phased characteristics with noticeabl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2) Driven by both endogenous development need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rural areas are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space. This trend has led to a phased evolution of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with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its degree. 3) The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has positive effects such as promoting the multi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land use,diversifying the livelihoods and increasing income of farmers,inheriting and protecting agricultural culture,integrating rural industries,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and promoting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rural areas. However,it also leads to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rural space,the strong profit sharing of urban capital entities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ordinary farmers,such as exclus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exis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rural areas. 4) Promoting the commodific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tap into the potential of rural consump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wever,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improveplanning,strengthensupervision,and prev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Key words：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types; stageevolution; spatialreconstruction; ruralrevitalization; thriving industry

在全球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及乡村意象不断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快速流动，农村的概念范畴不再等同于农业及其生产活动的地域，以农业商品生产、景观及文化遗产再造、农业休闲及乡村旅游等为主的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正促使乡村空间被不断地生产、复制和争夺[1]。19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逆城市化、乡村经济非农化等现象，乡村发展向后生产主义及多功能阶段转变，乡村农业生产功能被弱化，而乡村休闲旅游、探险等功能逐渐增强[2]。现代乡村空间中农业生产功能相对降低，而乡村消费功能显著提升，农产品等物质产品和乡村休闲观光、景观、文化及乡村性等非物质产品，乃至乡村空间本身开始成为商品被消费，这种乡村空间消费性转向便是乡村空间商品化[3]。乡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空间演变及转型的重要驱动之一，自从全球农村（Global-Rural）项目的实施[4]，全球乡村计划（Global Rural Plan）[5]、振兴世界乡村[6]等概念的提出并力求解决全球乡村衰落及乡村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以来，该主题逐渐成为乡村地理学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各类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较大提升，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内隐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7]，在新型城镇化、资本下乡、消费文化转向等驱动下为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基于此背景开展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可进一步丰富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等乡村地理学的理论内涵。

1 乡村空间商品化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乡村空间商品化研究是在对乡村发展理论探索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形成的，即从二战结束后社会各界注重乡村空间粮食生产这一主导功能而形成的生产主义理论，到后期为解决粮食生产过剩和居民对乡村休闲需求增加等问题而形成的后生产主义理论[8]，再到平衡二者矛盾所形成的多功能乡村理论，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乡村空间发展理论。然而，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乡村多功能、乡村旅游等并未给他们国家的乡村带来多大改变[9]，因此，乡村多功能理论和后生产主义的普适性遭到质疑。此后，Lefebvre开创性地提出了空间的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实践不断被制造与再制造的[10]。由于欧美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产生对乡村空间带来巨大影响，在促进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同时，也使乡村空间发生转型与重构，部分区域发生阶层更替，该过程被称作乡村绅士化[11]，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也贯穿于乡村绅士化过程之中。另外，国外乡村空间商品化研究往往与乡村性、乡村多功能、后生产主义、消费乡村等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乡村空间已作为超现实的商品，成为城市居民消费的场所，城乡居民、企业、政府等构成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使乡村性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目前，国内关于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概念、发展阶段、过程及特征、驱动机理等理论进行梳理和介绍，并提出对中国的启示，也有部分学者对发达地区典型农村[3,12]、城乡结合部[13]的乡村空间商品化，地理标志农产品商品化[14]、旅游地商品化[15]、乡村商品化对乡村重构的影响[16]等内容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研究认为旅游地商品化是资本下乡促进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路径之一，同时也是乡村空间商品化的重点研究主题之一[15]；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推进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加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路径之一[17]。乡村地区的旅游空间商品化本质上是利用旅游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转换经济利益，同时对其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产生影响[18]。乡村空间商品化对促进乡村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乡村重构通常从空间、经济及社会重构3个维度进行，而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综合效应，其重点在于经济和空间重构上，间接地对社会重构产生影响[13]。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多元价值会对乡村空间重构产生重要影响，为迎合城市中产阶级对乡村性消费的需求，而不断生产旅游产品、生态服务、文化体验等田园诗般的“空间商品”，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对乡村空间的重构[16]。过度的乡村空间商品化会对乡村形成“创造性破坏”[19]。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多从乡村旅游、农产品、土地要素、乡村电商等单一维度开展研究，并将乡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绅士化、乡村多功能等内容进行关联研究；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主要集中于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概念、格局特征、驱动机理；从研究尺度上来看，包括全国、省域和村域尺度等。总体来看，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城乡空间权属、组织模式、经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发展、存在问题等均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需基于中国国情设计未来发展路径及模式。同时，已有研究成果虽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及实证基础，但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类型特征、演变阶段、影响效应等置于同一系统框架下开展综合研究的成果还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将国外乡村空间商品化理论与中国乡村发展实情相结合，重点围绕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类型及特征、演变驱动因素、效应及启示展开研究，以期有助于全面理解其地理现象的本质，为促进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借鉴。

2 乡村空间商品化内涵辨识

商品化专指原本不属于买卖流通和通过货币实行交换的事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化或变异为可进行买卖和货币等价交换的商品的过程。Woods认为乡村空间商品化是通过旅游活动、非农人员的房地产投资、乡村各类产品销售、利用乡村印象推销农产品及其他商品等方式来达到“销售”乡村资源的目的[20]。乡村空间商品化包括对乡村地区所生产的农产品、服务的消费和对乡村土地、住宅、景观、民俗文化及乡村性等的消费[21]。其中，一个重要的乡村空间主体，农村劳动力也出现了商品化劳动力。目前，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差异：①乡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模式的差异，中国的乡村空间商品化是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模式为前提的空间商品化，而西方国家则是以私有制模式为前提的空间商品化。②经济体制与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态，致使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地区，城市资本下乡存在诸多障碍，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结合私有制模式，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所受障碍较小。
本文从乡村空间资源要素及资本介入的视角，辨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科学内涵（图1）。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认识，结合中西方国家乡村空间的差异及自身特色，本文认为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在国有资本、社会资本、村民自有资本等的共同作用下，以土地资源为载体，将乡村空间中的物质、非物质资源及要素等作为商品来进行交易，以此来达到“销售”乡村资源的目的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和活动。其中，核心内容体系包括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要素、类型及特征，乡村空间中的资源、要素等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乡村空间商品化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效应；目标体系包括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通过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图1 乡村空间商品化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3 乡村空间商品化类型及特征

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类型及特征。按照乡村空间商品化中商品的生产过程及性质，以三次产业为划分依据，结合伍兹提出的乡村空间商品化的五大要素[22]，即乡村空间作为旅游景点营销、乡村遗产再包装、虚构乡村景观、乡村具身体验、利用乡村地区销售农产品，同时参考了胡晓亮、王鹏飞及樊立惠等关于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研究成果[3,13,23]，对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类型进行总结和划分，主要包括土地要素类、农产品类、乡村工业类、乡村旅游类、乡村贸易类5个一级类[24]，并在此基础上细分为多个二级类（表1）。
表1 乡村空间商品化类型及特征

Tab.1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类型 属性 特征
一级类 二级类
土地要素类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载体 是其他资源要素商品化的载体；政策导向性强；具有边界限制；隐性流转普遍；具有一定风险；宅基地商品化与发展乡村旅游及复垦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密切相关；耕地商品化集中分布于优势农业区及东部发达地区
耕地
农产品类 普通农产品 第一产业 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显著；涉及人数众多
地理标志农产品 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区域自然地理及文化属性特征显著；具有品牌效应
乡村工业类 乡镇企业 第二产业 乡镇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较为普遍
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较为普遍，分布较广
乡村旅游类 乡村自然及人文景观、民宿及农家
乐、乡村体验、乡村空间本身等		 第三产业 具有与其他类型商品化融合的特征；是乡村空间商品化类型中的典型代表；消费者主要是城市居民；存在同质化现象
乡村贸易类 乡村电商 是一种抽象的流动空间；是乡村农产品商品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特征；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中西部增速较快。
农产品批发市场 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东南侧；数量及空间布局与城市群分布有较强的相关性；多数分布于城市，但对农村的影响更大
乡村集市等 在大多数行政村有分布，一般按固定时间赶集

3.1 土地要素类

土地要素类乡村空间商品化是指将农村土地要素中的部分权能进行就地或异地市场化交易所体现出的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主要包括耕地经营权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25]。土地要素既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也具有特殊属性（位置固定性、数量有限性及使用价值不灭性，可进行特殊交换）。农村土地要素商品化的形式主要为土地使用权或者经营权的定期性买卖，即有限转移，以耕地和宅基地为主，其商品化程度是有限或有边界的，受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国家宏观调控、人口迁移、土地制度及政策变迁等影响。土地要素乡村空间商品化的主要特征为：土地要素是其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载体；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隐性流转市场行为普遍；与国有土地要素商品化相比，乡村土地要素商品化受到诸多限制。其中，耕地经营权商品化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商品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集中于优势农业产区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另外，耕地经营权商品化后具有较强的“非粮化”特征。宅基地使用权商品化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一部分主要为利用宅基地及住房发展农家乐、民宿等乡村旅游；另一部分则复垦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表现为土地发展权的空间易地商品化，如重庆地票、义乌集地券、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式。

3.2 农产品类

农产品类乡村空间商品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而生产的农产品及与其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在空间中商品化的过程，具体包括普通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
①普通农产品类表征的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及特征。随着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加入WTO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普通农产品类乡村空间商品化的主要特征为：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显著；涉及人数众多且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②地理标志农产品类表征的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及特征。地理标志农产品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具有特殊地理属性，具备特定的品种、品质、土壤、文化等地域特征的农产品。截至2023年12月，全国共有3510个地理标志农产品，涵盖种植业、畜牧业与水产业3类，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的区域 ① 。地理标志农产品通过建立品牌效应，形成农业产业集群、扩大销售渠道、增加销量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对推动乡村空间商品化进程有着重要作用[14]。该类型乡村空间商品化的主要特征为：具有显著的区域自然地理、文化特色属性；具有品牌效应，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是推进乡村空间商品化进程、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3.3 乡村工业类

乡村工业是指在农村地区兴办的适合于当地资源和市场的工业企业，由大量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的总和，是乡村空间商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工业具有明显的发展阶段及类型划分，在乡村空间商品化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贡献。①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年），以“五小”工业曲折发展为主要特征，以社队企业为主体，1976年社队企业总收入为272.30亿元。②乡镇企业崛起时期（1978—2001年），乡村企业异军突起，开启了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其中1978—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从514.38亿元增加到2972.00亿元，主要特征为填补了计划经济时期市场供给不足问题。③乡村工业退让与城市工业发展交融时期（2002—2011年），该阶段的典型特征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引致乡村工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让位”，出现了开发区建设高潮，大量农民工进城并获得工资性收入。④乡村新型工业化时期（2012年至今），随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工业下乡和产业转移成为新时代工业发展的新趋势，大量农村合作组织成为乡村工业的重要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等是其典型代表。截至2020年3月，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有219万户 ②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9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52∶1.00。乡村工业类空间商品化主要特征：不同阶段乡村工业发展表现形式差异显著；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东中西的空间分异特征，特别是乡镇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较少；中国乡村工业类空间商品化呈现出地方特色和多样化业态特征，表现为特色农产品加工、传统手工艺品生产的多元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拓展等。

3.4 乡村旅游类

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商品化是对乡村中物质和非物质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并创造或生产出乡村旅游空间，通过刺激民众消费，获取社会经济收益的过程[18]。乡村旅游资源商品化是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中表征性最强的一类，其类型丰富，包括乡村观光、乡村休闲度假、乡村探险、农耕体验、乡村文化、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旅游项目[26]。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全域旅游的推进，乡村旅游得到快速的发展，2011—2020年中国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快速增长，从2011年的4.00亿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30.90亿人次；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下降到12.07人次 ③ ，表明乡村旅游类空间商品化程度正在增强。然而，当市场需求增加、资本持续投入，乡村旅游地难免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困境，随之产生“创造性破坏”。乡村旅游资源商品化的主要特征为：乡村旅游类空间商品化是与其他乡村空间商品化叠加融合的一种类型；消费者主要为城市居民，消费对象主要是乡村景观、乡村文化等，即具有“乡村性”的旅游产品；乡村旅游类空间商品化更加注重农村田园牧歌式乡村空间的开发与消费，但具有同质化特征。

3.5 乡村贸易类

乡村贸易类空间商品化是指以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农产品批发市场、乡村集市等为主在乡村空间中不断形成和演化的过程。
①农村电子商务平台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及特征。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及网络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流空间”和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地方空间”相互结合，形成了以“乡村电商平台”为基础的新型空间，其典型代表为“淘宝村”[27]。在此背景下乡村电商正在成为“另一种资本下乡”，将乡村空间商品化进程推向深入，从“淘宝村”到“淘宝镇”，从“专业村”到溢出效应形成的产业集群，正在构建“淘宝村—小城镇—中心城市”的产业链和生产力分工体系。2019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10%，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3975.00亿元，同比增长27.00% ① 。2009—2020年，中国淘宝村数量由3个增长到5425个，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2014—2020年，淘宝镇数量由19个增长到1756个 ② 。乡村电商表征的乡村空间商品化主要特征为：乡村电商作为“另一种资本下乡”促进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进程明显快于传统资本的速度；乡村电商促进新的“流动空间”的形成，实现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促进乡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形成乡村电商中农产品产业集群化趋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
②农产品批发市场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及特征。农产品批发市场是联接城市和乡村的媒介，其建设和发展可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增加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互动，推动乡村空间商品化进程。中国农产品流通实行“以批发商为主体、以批发市场为主渠道、以对手交易为主要手段”的买断加价制模式。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农产品批发市场4500余家，年交易额达5万多亿元，70%以上的农产品都是经由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流通。农产品批发市场乡村空间商品化主要特征为：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东南侧；农产品批发市场数量及空间分布与城市群分布有较强的相关性[14]。
③乡村集市空间商品化过程及特征。乡村集市的发展具有历史悠久，早期乡村集市主要分布于乡镇驻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多数行政村都有定点、定时赶集的场所，具有发展时间久、分布广泛等特征。

4 乡村空间商品化阶段演变及驱动因素

目前，尚无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阶段划分的研究成果。根据相关文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脉络、重大标志性事件等作为依据，本文对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阶段作如下划分：①1949—1978年，即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以计划经济为主，乡村空间商品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即停滞阶段。②1978—2017年为起步阶段，标志性事件为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中国加入WTO，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并把城乡统筹发展放在首位，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电子商务，此后10年国家主要从流通方式、交易方式和平台建设角度部署农村电商发展，乡村空间商品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③2017年至今，为快速发展阶段，标志性事件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使乡村空间商品化快速发展（图2）。
图2 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历程与重大事件

Fig.2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ajor events of the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in China

乡村空间商品化作为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发展和演化受乡村内外部自然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和驱动。当前，关于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力的研究多集中于乡村休闲旅游发展[22]、城市人口及资金的流入[28]、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29]等方面。根据“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即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可以更好地解释各类因素是如何驱动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的。但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驱动因素及机理有所不同。停滞阶段的乡村空间商品化主要受到计划经济和集体化运动的制约，农村经济活动受到政府强烈干预，市场机制的发展受到限制。起步阶段主要受外部环境巨大转变的驱动，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户非农生计来源增多等，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乡村空间中各类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增强。快速发展阶段在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乡村产业振兴和外部环境变革的推动下，呈现出显著加速、业态类型更加丰富的特征，表现为农产品市场化、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以及农村网络零售额显著提升。

5 乡村空间商品化效应

5.1 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正效应

乡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重构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正向效应如下：
①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乡村本身具有多功能性，部分资源禀赋差且偏远的乡村主要体现为农产品供给、生活居住及生态等最普遍的功能；而区位条件及资源禀赋较好的乡村则具有旅游休闲、农产品加工等功能。随着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的增强，进一步促进了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
②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土地流转、宅基地租赁等土地要素市场化行为，在大量土地撂荒及宅基地闲置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乡村空间商品化可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③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农民收入增加。乡村空间商品化促使农村要素与城市要素相互流动增强，乡村空间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空间，也出现了大量消费空间，农户生计来源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外出务工向旅游服务、手工产品加工等非农生计转变，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④促进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中，特别是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发展具有其独特的人文历史及生产方式，通过建立品牌效应，可让其生产方式、农耕文化等得到较好的传承与保护；发展乡村旅游，可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⑤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生活居住及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空间的基础功能，随着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逐渐形成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旅游休闲等三产融合发展的局面。
⑥缩小城乡差距。乡村空间商品化可促进乡村经济空间的重构，特别是发展乡村旅游业、乡村电商等新业态，可较大程度地带动农户“就业本地化”，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同时带动乡村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⑦促进乡村社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使乡村行动主体更加多元化，由原来的政府、村委、村民为主转变为政府、村委、企业、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空间。特别是企业及外来游客大量进入乡村，可能引入不同的文化、技术、观念等，推动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乡村空间商品化正效应的发挥存在政策性、条件性等方面的困境及障碍。政策性方面，部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实施需依赖土地要素的承载，特别是乡村旅游的发展，涉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及承包地的运营，而当前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承包地经营权的市场化运营均需进一步完善，应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以支持乡村空间商品化正向效应的发挥。条件性方面，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具有向优势资源偏向的特点，即乡村资源禀赋优越的地区对城市资本的吸引力更强，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借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进行适当干预。

5.2 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负效应

尽管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诸多正向效应，但过度商品化或者商品化过程中决策不当、监管不到位等，将会对乡村发展等产生不良影响，形成负向效应（表2）。
表2 乡村空间商品化效应

Tab.2 Effects of rural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效应类型 效应阐释 文献来源
正向效应 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 随着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的增强，促使乡村功能由原来以农产品供给功能、生活居住功能及生态功能为主向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等功能不断增加转变 向玉琼等[30]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城市资本下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其利用效率 樊立惠等[15]
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农民收入增加 乡村空间商品化让乡村空间成为了消费空间，农户生计来源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外出务工向旅游服务、手工产品加工等非农生计转变，促使农民收入增加 魏晓等[28]
促进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 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除扩大销量增加农民收入外，还可让其生产方式、农耕文化进行较好的传承与保护；发展乡村旅游，可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樊立惠等[17]
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 随着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逐渐形成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旅游休闲等三产融合发展的局面 周国华等[31]
缩小城乡差距 发展乡村旅游业、乡村电商等新业态，可较大程度地带动农户“就业本地化”，同时带动乡村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邰秀军等[29]
促进乡村社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使乡村行动主体更加多元化，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空间，促进乡村社会网络的扩展，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互动 吴宗友等[32]
负向效应 导致创造性破坏及地方身份异化 过度旅游开发导致原始乡村景观遭到破坏；大量外来人口的长期置入，导致原住民社会身份复杂性增强，地方身份异化 姜辽等[33]
城市资本主体的“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效应 伴随着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各类利益主体之间博弈增强，可能出现与农民争利的负面效应 曹俊杰[34]
导致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 打破传统乡村社会中形成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空间，开始形成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导致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 艾大宾等[35]
①乡村空间商品化可能导致“创造性破坏”。乡村旅游类空间商品化是产生“创造性破坏”最为集中的类型，其原因多为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对乡村旅游景观过度开发，往往会破坏传统村落中最具吸引力的生活性、生产性的空间特质。
②城市资本主体的“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效应。乡村空间商品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相关利益主体在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资本下乡可能出现与农民争利的负面效应。导致这一负面效应的原因较多，由于农民这一最大的主体在信息获取、决策分析、参与程度、话语权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决定其在乡村空间商品化实施过程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和发展机会较少。
③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导致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原有身份，使其从农民、打工者转变为旅游经营者；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乡村，促使乡村“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导致乡村原有社会共同体逐渐瓦解，加速乡村社会关系的变革与重构。同时，在以政府和市场为主体的乡村建设行动中，城市资本下乡、新产业不断嵌入，导致乡村居民主体性渐渐缺失、乡村社会空间秩序重塑，可能会出现农民在新兴产业革命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为规避上述负向效应，应从提升当地村民在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中的主体性角色和主导性地位入手，同时政府应在其中扮演管理者角色，既做好企业与村庄的桥梁，也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真正激发原住居民的主体性，实现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创造性提升”。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①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模式的差异，即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模式为前提，而西方国家则以私有制模式为基础；经济体制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即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而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为基础。未来应重点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空间商品化相关理论研究，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商品化的过程、机制，空间剥夺、经济剥夺等负面效应及防控措施。探讨农村土地商品化是如何内化于小农经济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关系中的，探索有利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的农村土地商品化发展路径。
②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类型可划分为土地要素类、农产品类、乡村工业类、乡村旅游类、乡村贸易类等5个一级类及多个二级类。其中，土地要素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商品化风险程度高、隐性流转普遍等特征，是其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载体；农产品商品化具有分布较广、地域特征差异显著等特征；乡村工业类中乡镇企业在东部沿海分布广泛，农产品加工企业则较为普遍；乡村旅游资源商品化是乡村空间商品化类型中的典型代表，消费者主要是城市居民，消费对象主要为乡村物质和非物质旅游产品，部分旅游项目同质化较高；乡村贸易类商品化中乡村电商资本具有比传统资本见效快的特征，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其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东部沿海高于中西部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与城市群分布密切相关，乡村集市则分布最为广泛。
③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可划分为停滞阶段、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受乡村内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和驱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驱动因素及机理有所不同。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及信息化等宏观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资本下乡、“互联网+”与电商平台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内部环境主要包括乡村多功能化发展、“产业兴旺”的内在需求、农户非农生计需求增加、乡村基础设施完善等，在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及外部环境刺激下，进行乡村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生产，同时伴随“消费乡村”力度增强，共同促进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
④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收入增加、农耕文化传承与保护、乡村三产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社会关系新网络的形成并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正面效应；另外，也可能导致乡村空间产生“创造性破坏”，城市资本主体“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产生排斥，导致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等负向效应。

6.2 启示

①因地制宜选择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模式。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多样、区域差异显著，在乡村空间商品化模式选择时应充分考虑村庄的类型及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发展乡村产业。对于粮食主产区的传统农业村可通过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打造粮食基地；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村庄可通过农家乐、民宿、休闲农业等发展乡村旅游；对于偏远乡村人口大量迁出、空心村现象严重的地区可采取“易地搬迁”将农村宅基地复垦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进行交易以获得财产性收益；对于拥有特色农产品的村庄可通过申报地理标志农产品，并结合乡村电商平台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产业。
②乡村电子商务可进一步促进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增强农民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地位，同时也是未来乡村空间商品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抖音、快手等自媒体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的普及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空间壁垒，缩短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将农村地理空间嵌入到更广阔的外部市场中，促进其逐渐从静态的物理空间转向动态的网络空间，为农民以最低成本和最大程度地参与到乡村空间商品化进程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③通过提高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深挖“消费乡村”和“乡村消费”的潜力。通过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网点，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消费。通过建设面向小农户的农产品贮藏保鲜设施、田头市场、批发市场等，建立产销密切衔接、长期稳定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鼓励小农户开展网络购销对接，促进农产品流通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提高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可进一步促进农村的消费力度，也可吸引市民消费乡村，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④各级政府应对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进行适度干预，并完善相关管理监督机制，引导其健康发展，减弱乡村空间商品化负效应，同时提升当地村民在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乡村空间商品化类型多样，且与资本下乡密切相关，特别是乡村旅游业的过度开发，将会产生“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等负面效应，但通过出台相关政策、编制村规划并确定用途管制、明确企业准入标准、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监管机制、强化农民主体性地位等，合理引导多元资本进入乡村振兴的渠道、方式和投资领域，可有效化解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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