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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4: 231 - 24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4.024

旅游经济与管理

广州历史街区旅游要素空间分布与交通可达性关联研究

  • 肖博鸿 , 1, 2 ,
  • 马源 , 1, 2, ※
展开
  • 1.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090
  • 2.广东工业大学 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广东 广州 510090
※马源（1982—），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设计。E-mail：

肖博鸿（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设计。E-mail：

收稿日期: 2023-10-06

  修回日期: 2024-04-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2

基金资助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2023A1515011450)

收起

Correlation Study betwee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lements and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in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City

  • XIAO Bohong , 1, 2 ,
  • MA Yuan , 1, 2, ※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90，Guangdong，China
  • 2. Landscape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search Center，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90，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06

  Revised date: 2024-04-11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2

Fold

摘要

文章使用空间句法和大数据空间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广州历史城区内历史街区交通可达性以及旅游要素的分布特征，并对二者进行了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同时利用网格法统计了历史街区的可达性、旅游要素核密度和混合度情况，通过交叉分析揭示了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分布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①广州历史街区内部道路的全局整合度整体较高，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道路局部可达性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②历史街区内的旅游要素呈现“多核心网状”分布，且不同的旅游要素具有各自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③历史街区内各尺度道路整合度与旅游要素数量分布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其中餐饮饮食类和酒店住宿类与交通可达性的相关性最高，商业购物类和文体休闲类次之，风景园区类最低；④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整体较高，呈现出“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中部混合度高值区域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呈现一定的正相关；⑤历史街区的游要素混合度与交通可达性匹配度较高，其他街道存在不匹配的情况。

关键词： 历史街区; 交通可达性; 旅游要素; POI混合度; 餐饮饮食; 酒店住宿; 分类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肖博鸿 , 马源 . 广州历史街区旅游要素空间分布与交通可达性关联研究[J]. 经济地理, 2024 , 44(4) : 231 -24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4.024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pace syntax and the big data spati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accessibility of historic districts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elements in Guangzhou's historic districts,it conducts the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m. Meanwhile,it uses the grid method to analyze the accessibility,the kernel density 1and the mixing degree of tourism elem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and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factor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in historic distri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degree of the roads in the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is relatively high,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middle and low around the periphery",and the local accessibility of the roads show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o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lem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ore network" distribution,and different tourism elements present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3)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oad integration degree of all scales and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lem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Among them,catering and accommodation both have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followed by the commercial shopping and the sport-leisure,and finally the scenic parks. 4) The mix degree of tourism elem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is generally high,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middle and low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ore distribu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with high mixing degre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e density in historic districts. 5) Stree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have a high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the mixing degree of tourism elements and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while other streets do not match.

Key words： historic districts;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tourism elements; mixing degree of POI; catering; accommodation;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历史街区这一概念源于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在雅典通过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对历史有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1]。那么何谓“有历史价值的街区”?针对此问题，1985年，原建设部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过程中将“历史性传统街区”定义为对文物古迹较为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段历史时期传统风貌的街区。并自此将历史街区纳入历史文化名城的评判标准中[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地方考察期间调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情况。对城市而言，历史街区是灵魂，承载着城市的文化记忆，如何正确地保护与传承需要城市规划相关工作者积极思考与实践。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等地时，明确要求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等方面出新出彩[3]。即在对历史街区进行保护的同时，要提升历史街区活力，活化传统历史街区，实现历史街区内各产业与传统历史的有机融合和协调发展。历史街区中“食、住、行、游、购”类型的旅游要素的分布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历史街区的街区活力，因而探究其分布特征和聚集情况对了解历史街区活化情况、指导各产业与传统街区有机融合、挖掘历史街区活力、历史街区更新与改造具有重要意义[4-5]。
近年来，学者们对历史街区的研究在街区活化[6-7]、传统风貌特征与重塑[8-9]、旅游开发[10-11]、公众参与[12-13]等方面已有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并逐步拓展到与街区道路可达性[14⇓-16]、游客意向感知[17-18]、大数据[18⇓-20]相结合的定量分析研究，但大多数还只是对历史街区的建筑特点、景观风貌和空间布局进行归纳总结，以及对游客与居民的感知意向和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与旅游要素分布相关的既有研究中，从交通可达性视角开展的主要包括城市外交通可达性和城市内交通可达性研究，其中城市外交通可达性主要涉及公路交通和轨道交通对旅游景点交通可达性的影响等，对历史街区内的道路可达性以及旅游要素的分布相关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城市内道路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内交通可达性不强会严重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交通可达性是衡量一个城市旅游体系是否成熟的核心标准[21]，“街道—旅游要素”的互动发展变得日益重要，因此，研究历史街区要素空间分布与交通可达性的关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空间可达性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一个重要指标，通常是指空间中任意位置到某一点的难易程度，其相关指标通常包括距离、时间、所需费用等因素[22]。目前在城市规划领域可达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步移动搜索法和空间句法，其中两步移动搜索法主要应用于对公园、公共设施等目标的可达性分析[23]，空间句法的应用则较为广泛。空间句法是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利特学院的Hillier等人提出的一种将建筑、聚落、城市甚至景观等人居空间结构定量化描述的分析工具[24]，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与技术，在城市不同尺度的研究中都得到应用，从小场地尺度，如古典园林特征[25]、大型设施内部空间特征[26]、废弃场地更新策略[27]等，进一步拓展至中尺度，如传统村落空间结构[28]、历史街区形态变化[29]等。在市域尺度，空间句法也可以通过分析道路的集成度、整合度等特征以达到描述道路的可达性程度[30]，被广泛应用到城市路网可达性[31]、公园可达性[32]、服务设施优化[33]、城市发展边界识别[34]等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空间句法对历史街区交通可达性进行量化分析。
综上，本文通过空间句法量化广州历史城区内历史街区的道路结构，评估交通可达性，结合“食、住、行、游、购”类型旅游要素分布特征，探讨历史街区内不同类型旅游要素的分布与交通可达性的关联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和城市更新建议。

1 研究区域概况

广州作为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市政府不断将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非常重视。根据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统计，广州有26个历史文化街区，19个历史风貌区，总面积约20.39 km2。广州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了大量形式完好、类型多样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这些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见证了广州的发展和变迁，是广州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城市景观，具有较高的历史人文价值。广州市政府在保护历史街区的同时，推动了许多文化旅游项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探访和体验，将历史街区的历史信息传递给旅游者。广州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节点城市，拥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秦汉时期起就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本研究以《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年）》（草案）中界定的广州历史城区范围为研究区域，即由越秀路—解放路—流花路—广三铁路—珠江（珠江大桥东桥—人民桥）—同福路—江湾路—江湾大桥形成的封闭环状地区（图1）。研究区域内包含沙面、上下九、北京路等22个历史文化街区。该区域位于广州市老城区，旅游资源富集、人口密集、城市化水平高，研究其旅游要素分布与交通可达性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图1 广州历史城区概况

Fig.1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空间句法

空间句法是基于拓扑关系的空间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以量化的方式分析空间结构，主要包括视域分析法、轴线分析法、凸空间分析法3种方法[35]。结合既有研究[5]，本研究根据人行和车行的不同出行尺度，采用轴线分析法中的全局整合度和局部整合度来量化广州历史城区中道路的可达性，整合度越高，则可达性越高。
全局整合度反映在整个研究范围内，从某个空间节点出发到其他全部空间节点的可达程度；局部整合度则表示一定范围内，某一空间节点到与其相邻节点之间的可达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I i = m l o g 2 m + 2 3 - 1 + 1 m - 1 D - 1
式中：为节点空间i的整合度值；m为空间节点的数量；D为节点空间的深度值。

2.1.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对点元素进行空间分析的密度函数，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36]。ArcMap中的核密度法可以将空间点元素分布集聚情况进行可视化展示。

2.1.3 POI（Point of Interest）混合度

POI（Point of Interest）中文名称为“兴趣点”，可以反映城市内各类设施的数量和位置关系，通过百度API接口获取。通常在城市中的一定区域内，多种类型的POI的混合是十分常见的，特别广州作为一线城市，中心城区的POI呈现高密度、高混合度的特征[37]。本研究将广州历史城区划分为100 m×100 m的网格，并借鉴生物学中测量生物多样性指数的Shannon-Wiener指数对网格中的POI数据的多样性进行计算，测得数值越大代表该网格POI混合度越高，反之则混合度越低。Shannon-Wiener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H m n = - ∑ i = 1 n p i · l n p i
式中： H m n代表第m行的第n列的网格的POI混合度；n代表POI类型的总数； p i为该网格内第i类POI数量占所有POI数量的比重。将计算得到的混合度数值添加到POI的字段中，进行可视化分析[38-39]。

2.1.4 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是一种可以通过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相关性，来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关联程度的统计方法。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探究旅游要素集聚与街道可达性的相关性。

2.2 数据来源

首先，通过百度API接口获取广州历史城区内分布的POI数据，保留每个POI点的名称、类别、经纬度等字段；然后，根据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特点及既有研究中的POI分类，将POI数据分为餐饮饮食、文体休闲、商业购物、酒店住宿、风景园区、交通枢纽六大类，共23224条数据（表1）。
表1 广州历史城区POI中基础类要素与旅游类要素的分类和数量

Tab.1 Types and quantity of basic elements and tourism elements in the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City

旅游类要素 基础类要素
POI种类 二级分类 POI数量（个） POI种类 二级分类 POI数量（个）
餐饮饮食 中餐厅、快餐厅、火锅店、糕饼店、特色/地方风味餐厅、冷饮店、外国餐厅、咖啡厅、茶艺馆、甜品店 6100 教育培训 学校、科研机构、驾校 1728
商业购物 专卖店、综合市场、便民商店、服装鞋帽皮具店、个人用品 12363 商业购物 家电电子卖场、家居建材市场、文化用品店、花鸟鱼虫市场 2383
交通枢纽 港口码头、地铁站、公交车站、停车场 2624 汽车服务 汽车维修、汽车销售、汽车租赁、加油站 214
文体休闲 酒吧、游乐场 353 生活服务 洗衣店、中介机构、美容美发店、邮局、物流速递 7321
酒店住宿 宾馆酒店、旅馆招待所 1110 商务住宅 住宅区、商住两用楼宇 1789
风景园区 旅游景点、公园、寺庙道观、城市广场、纪念馆、教堂 674 政府机构 政府机关、外国领事馆、社会团体办事处 3026
OSM（Open Street Map）是一个开源的地图服务，可提供精度和完整度较好的路网数据。本研究中的历史城区街道图来源于OSM网站，从下载的广州市路网数据中去除多余杂乱的道路，保留历史城区内的道路数据，对断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连接或者删除，保留道路名称、类型、编号等字段。

3 旅游要素分布特征与街道的关联分析

3.1 街道可达性与旅游要素空间分布特征

3.1.1 街道可达性特征

根据既有研究，在空间句法软件Depthmap中将拓扑步数设置为R=3和R=5可反映居民步行活动的情况，考虑到游客在历史城区会有更强烈的游览欲望，因此将拓扑步数扩展到R=7和R=9，再加上全局整合度R=n反映游客驾驶汽车游览历史街区的情况，共计3、5、7、9、n这5个尺度的整合度对广州历史城区街道可达性进行分析（图2）。道路线段色温由暖色至冷色表示整合度由高到低，结果表明，历史城区街道的全局整合度总体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状态。从横向上看，以解放路为中心可达性向东西两边衰减；在竖向上，则是以珠江两侧的沿江路和滨江路为中心向南北两边衰减。当拓扑步数为3~5时，历史城区内部形成了分散的可达性中心，其中主要包括沙面历史街区、同福西路片区、西关永庆坊历史街区、北京路文化旅游区、人民公园等，局部整合度高的区域皆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和历史街区，这意味着游客在这些景点和历史街区游览的过程中可依靠步行游览景点，同时这也体现了历史街区拥有较好的历史资源禀赋和广州对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的重视。当拓扑步数增加到7~9时，街道的可达性高值区域进一步扩散，拓扑步数尺度在3~5时的高值区域之间的街道可达性逐渐增加，将原本的高值区域相连成片，这表明在较大拓扑步数尺度下，历史城区内部街道特别是在历史街区以及热门旅游景点之间拥有良好的可达性，也意味着游客在历史城区内通过一些交通工具可以较易地从一个历史街区转移到另一个历史街区。
图2 广州历史城区界内道路整合度

Fig.2 Integration degree of of roads in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3.1.2 旅游要素分布特征

利用ArcGIS的核密度工具对广州历史城区的旅游要素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图3），旅游要素呈现“多核心网状”分布特征，3个核心的中心分别位于北京路历史街区、万菱广场和荔湾广场，且呈现网状的分布特征。
图3 广州历史城区界内旅游要素核密度

Fig.3 Kernel density of tourism elem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对餐饮饮食、文体休闲、商业购物、酒店住宿、风景园区、交通枢纽6类旅游要素分别进行核密度分析，分布特征具有空间非均衡性。①餐饮饮食类要素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3个核心的中心分别位于北京路历史街区的大佛寺、多宝路历史街区和西华路片区。其中，大佛寺位于北京路历史街区内，是南汉时期留存至今的佛教古寺，多宝路和西华路是西关历史文化的重要街道，这三者都是广州著名的特色美食聚集地，特别是地处西关片区的多宝路和西华路是传统西关美食的发源地。大佛寺核心区域范围大、辐射范围广，多宝路呈多点组团，西华路片区呈带状，其形成主要由三者不同的街道结构所决定。②风景园区类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5个核心分别位于沙面历史街区、恩宁路历史街区、越秀公园、北京路历史街区和光孝寺，其中沙面、恩宁路和北京路是广州传统历史街区，光孝寺是古建筑群，历史悠久，越秀公园是近代建设的综合性公园。③商业购物类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3个核心分别位于万菱广场、荔湾广场和北京路的广百百货，核心区域小、集中，可以看出商业购物类旅游要素大量的分布在商业综合体中。④交通枢纽类呈现“一片多带”的分布特征。其中，“一片”的范围是越秀山以南、珠江以北、解放路以东、东濠涌路高架桥以西，在这片区域内公共交通站点数量多，停车场数量充足；“多带”则是以人民高架路、荔湾路和内环路为轴线平行排布的带状结构，可以看出交通枢纽类要素的分布与道路结构相契合。⑤文体休闲类呈现“一核多副”的分布特征。其中“一核”的中心位于北京路，“多副”的中心位于西门口广场、荔湾路、恩宁路历史街区、市二宫、怡宝路。⑥酒店住宿类呈现“一核多副”分布特征。其中“一核”的中心位于北京路历史街区，而“多副”的中心都接近地铁站，分别是团一大广场地铁站、长寿路地铁站、一德路地铁站，说明酒店住宿类要素的分布对地铁站有一定的指向性，同时，地铁站会为游客提供便利的出行条件。

3.1.3 街道可达性与旅游要素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历史城区的街道整合度和旅游要素分布的相关性探究旅游要素对街道路网可达性的依赖程度，将历史城区内的道路按照半径50m建立缓冲区，统计在缓冲区内的旅游要素数量，将旅游要素数量与对应的道路可达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各个尺度下旅游要素分布与街道可达性的关联程度。由表2可知，各尺度下整合度与旅游要素的空间关联均呈现正相关，可达性越高，旅游要素数量越多，说明旅游要素的分布数量受到街道可达性的影响，可达性高的街道能够产生更多的人流量，历史街区旅游要素的集聚也会引来更多的客流量。全局整合度与旅游要素的相关性最高，且尺度3~9的局部可达性值逐步升高，这意味着在历史城区中的旅游要素倾向于聚集在可达性高的区域，特别是在车行尺度下。
表2 广州历史城区界内道路整合度与旅游要素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Tab.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integration degree of road and the number of tourism elem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整合度
R=n R=3 R=5 R=7 R=9
旅游要素 0.292** 0.106** 0.108** 0.108** 0.109**
餐饮饮食 0.225** 0.121** 0.125** 0.125** 0.125**
酒店住宿 0.169** 0.025** 0.026** 0.027** 0.026**
交通枢纽 0.169** 0.030** 0.029** 0.031** 0.033**
风景园区 0.048** 0.045** 0.042** 0.038** 0.033**
文体休闲 0.150** 0.034** 0.034** 0.031** 0.026**
商业购物 0.221** 0.029** 0.029** 0.027** 0.024**

注：**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将餐饮饮食、文体休闲、商业购物、酒店住宿、风景园区、交通枢纽6类中的旅游类要素分别与街道可达性做相关性分析。由表2可知，全局尺度下历史城区内街道整合度与6类旅游要素的相关性顺序为餐饮饮食类、商业购物类、酒店住宿类、交通枢纽类、文体休闲类、风景园区类。其中，餐饮饮食类在全局尺度下和局部尺度下与街道整合度的相关性都非常高，这意味着餐饮类要素对交通区位优势的倾向较高，这些区域游客能够更方便地到达，同时也与这些区域内分布较多的地方特色美食餐饮店有关；酒店住宿类、交通枢纽类、文体休闲类和商业购物类要素与整合度的关联性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要素与全局可达性的相关性较强，而与局部可达性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这说明这些要素在选址时除了考虑交通可达性，同时也会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酒店住宿类要素选址会考虑景观环境，商业购物类要素选址会考虑商业空间的人流量等；风景园区类要素在全局尺度下和局部尺度下都相对较低，风景园区的分布主要依靠资源禀赋，对交通可达性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3.2 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的关联分析

3.2.1 旅游要素混合度分析

首先利用栅格工具对研究区域按100 m×100 m进行分割，共计2061个网格；然后统计每个网格内的混合度数值，按照自然断点法分为高、中、低3级，并进行可视化处理（图4）。从历史街区旅游要素混合度栅格分布图可以看出，广州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整体较高，呈现“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其中，中部混合度高值区域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高值区域中心位于永庆坊、北京路、惠福西路片区、公园前地铁站，可以看出旅游要素混合度高的区域都为热门旅游景点和历史街区；混合度低值区域位于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三者都是城市公园，在该区域内的旅游要素多为风景园区类，其他种类旅游要素较少，且三者周边多分布商业购物类旅游要素，旅游要素种类较为单一。
图4 广州历史街区旅游要素混合度

Fig.4 Mixing degree of tourism elem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of Guangzhou

3.2.2 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交叉对比分析

将研究范围内的旅游要素核密度数值按照自然断点法分为高、中、低3级，与混合度栅格分布图连接进行交叉分析，通过交叉分析结果可以得出9种不同的组合结果（图5，表3）。其中，“高—高”“中—中”“低—低”的网格951个，占比46.2%，说明广州历史街区内的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呈现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即POI分布较多的区域POI混合度同样也高，反之则反，这些区域旅游要素密度与旅游要素种类丰富程度基本协调，称为“协调发展区”；“核密度<混合度”和“核密度>混合度”的网格分别为549和561个，分别占26.6%和27.2%，这些区域旅游要素密度与旅游要素种类丰富程度不协调，需要增加旅游要素数量或者丰富旅游要素种类，称为“设施缺乏区”和“种类单一区”。
图5 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交叉对比结果

Fig.5 Results of the cross-comparison between the mixing degree and the kernel density of tourism element

表3 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交叉对比分析

Tab.3 Cross-comparison analysis of the mixing degree and the kernel density of tourism elements

交叉对比情况 核密度—
混合度		 空间类型 网格数量
（个）		 合计
（个）
核密度=混合度 高—高 协调发展区 160 951
中—中 459
低—低 332
核密度<混合度 中—高 设施缺乏区 342 549
低—高 58
低—中 149
核密度>混合度 高—中 种类单一区 153 561
高—低 66
中—低 342
从分布结构上看，“协调发展区”和“种类单一区”以组团混合的形式出现在西关历史文化片区、北京路步行街、同福路片区和历史城区西北部，其中前三者是热门的历史文化旅游景区；“设施缺乏区”分布在这些区域的外围，说明历史文化旅游景区内部的旅游要素总体上数量多的同时种类也较为丰富，但是存在部分区域种类较为单一的情况，这是由景区的旅游性质导致的。

3.2.3 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交叉对比分析

将广州历史城区的道路局部整合度（R=3）按照自然断点法分为高、中、低3级，与混合度栅格分布图连接进行交叉分析，通过交叉分析结果可以得出9种不同的组合结果（图6，表4），“可达性=混合度”“可达性<混合度”和“可达性>混合度”网格数量分别为758、589和714个，分别占总网格数的36.8%、28.6%和34.6%，依次称为“协调发展区”“交通提质区”和“设施种类缺乏区”。①“协调发展区”占比较高的街道在南华西街道、海幢街道、六榕街道、光塔街道、北京路街道、昌华街道和沙面街道，其中北京路街区、光塔街区、沙面街区和昌华街区旅游要素种类较多，交通可达性也较好，而可达性与混合度均为低值的区域是南华西街区和海幢街区；②“交通提质区”占比较高的街道是珠光街道、多宝街道、滨江街道、金花街道、华林街道、逢源街道和龙津街道，这些区域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要素种类，但是街道可达性较差；③“设施种类缺乏区”占比较高的街道是龙凤街道、洪桥街道、吕华街道和岭南街道，这部分区域街道可达性较高，旅游要素丰富度水平较低。综上可以看出，广州历史城区内拥有历史街区的街道的可达性与旅游要素混合度较为匹配，但是其他街道存在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不匹配的情况。
图6 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交叉对比结果

Fig.6 Results of the cross-comparison between the mixing degree of tourism elements and the street accessibility

表4 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交叉对比分析

Tab.4 Cross-comparison analysis of the mixing degree of tourism element and the street accessibility

交叉对比情况 可达性—混合度 网格数量（个） 合计（个）
可达性=混合度 高—高 165 758
中—中 170
低—低 423
可达性<混合度 中—高 138 589
低—高 184
低—中 267
可达性>混合度 高—中 205 714
高—低 238
中—低 271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空间句法、POI数据分析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探究了广州历史街区交通可达性和旅游要素分布特征之间的关系，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广州历史街区内部道路的全局整合度整体较高，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说明交通可达性较好，游客在驾驶汽车或者乘坐公共汽车游览的情况下，均能够较好地在整个历史城区内移动。当拓展步数在3~5时，历史街区内的道路局部可达性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多核心的中心分别位于沙面历史街区、同福西路片区、西关永庆坊历史街区、北京路文化旅游区、人民公园等旅游热门历史街区，在这些街区中，游客可以通过步行游览拥有较好的旅游体验；当拓展步数达到7~9时，历史街区内部道路局部可达性进一步拓展到周边区域。
②广州历史街区内的旅游要素分布呈现“多核心网状分布”特征，3个核心的中心分别位于北京路历史街区、万菱广场和荔湾广场，且道路结构呈网状分布特征，不同旅游要素具有空间非均衡性分布特征。其中，餐饮饮食类、风景园区类和商业购物类要素呈“多核心”分布，交通枢纽类呈“一片多带”分布，文体休闲类和酒店住宿类均呈“一核多副”分布。
③广州历史街区内各尺度道路整合度与旅游要素数量分布均具有正相关性。其中，餐饮饮食类和商业购物类与交通整体可达性相关性较高，说明餐饮和商业购物具有一定的交通优势倾向；与街道可达性相关性最低的是风景园区类，这与风景园区的分布主要依靠资源禀赋和对交通可达性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有关。
④广州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整体较高，呈现出“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中部混合度高值区域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高值区域中心分别位于永庆坊、北京路、惠福西路片区和公园前地铁站区域。
⑤广州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呈现一定的正相关，从分布结构看，北京路片区、西关片区、同福路片区等热门历史街区内部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的关系呈现为“核密度=混合度、核密度>混合度”的特点，其周边区域则呈现为“混合度<核密度”特征。
⑥广州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北京路街道、光塔街道、沙面街道等拥有热门历史旅游街区的街道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的匹配程度较好，其他街道存在一定的旅游要素混合度与街道可达性不匹配情况。

4.2 启示

通过对广州历史城区内历史街区交通可达性、旅游相关POI分布特征及二者相关性的分析，可以补充从城市内交通可达性视角研究历史街区旅游要素分布的理论研究，也对同类型城市的历史街区旅游研究具有借鉴作用。结合广州历史城区道路现状和相关规划，提出广州历史街区道路交通和旅游要素布局优化建议，既可为广州历史街区文旅融合发展、历史街区活化、历史城区活力提升、旅游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等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同类型城市的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历史城区发展旅游可通过街区分类发展提质、改善公共交通服务、更新公共景观设施、美化历史街区环境、优化旅游要素布局、升级商业服务、重塑文化内涵等举措促进历史街区持续发展。
①街区分类发展提质。本文聚焦于旅游类POI要素与街区交通可达性相关性研究，重点关注了旅游类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但未对历史街区类型进行区分，后续研究可以基于POI类型将历史街区划分为日常生活型历史街区和商业型历史街区等多种类型，分类探讨不同类型历史街区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要素的相关关系，以及旅游发展问题。
②改善公共交通服务。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得出，从全局可达性和局部可达性角度出发，广州历史城区内各街区的道路规划布局相对较合理，可达性均较好，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密度城市，日益增长的交通压力可能会影响城市内交通可达性，从而影响历史街区的旅游体验。建议可以在历史街区增设公交车站、公共自行车等便民设施，方便更多市民进出历史街区。
③微更新提升品质。在遵循保护性开发的原则下，可对原有道路进行微改造和微更新，增加街道标识系统、特色景观和休憩设施，提升街道品质，增强旅游体验；本研究运用空间句法的方法分析探讨了交通可达性，后续研究可结合街景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方法，以分析历史街区的步行环境现状和改善历史街区步行环境为目标，营造满足历史街区通勤出行和休闲娱乐的慢行环境，从可达性、安全性、舒适性、生态性等多个维度对历史街区的街道环境品质进行研究，在既有研究中也已提出要对广州历史街区交通进行精细化设计，营造多模式交通环境，挖掘历史文化街区价值，激活街道界面魅力[40]。
④优化旅游要素布局，升级商业服务。历史街区内与旅游相关的业态可以优先选址在历史街区交通可达性高的区域，以及旅游要素集聚的区域，特别是对人流量有较大需求的餐饮饮食类和商业购物类业态应优先布局在这些区域内，这样既可以为游客提供最优的旅游服务，又可以提升历史街区的消费体验。同时，还可通过对历史街区的游客感知分析和街道品质评价等，选择游客感知体验强且具有氛围感的品质较高街区，布局适合的商业业态，将同类型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形成更强的竞争，提高商业竞争力。
⑤丰富旅游体验，重塑文化内涵。历史城区中的部分旅游景区也会存在一定的旅游要素种类不完善的情况，可通过历史街区建筑功能置换、业态调整和见缝插针的更新方式，完善旅游要素布局，在历史街区中适当增加热门旅游景区的相关旅游要素类型，完善旅游景区的功能，为游客提供更多样的旅游体验；要充分挖掘历史街区本土文化资源，通过本土活态文化与艺术的注入[41]，引入能够体现本土文化和特色的业态，发展文化创意、特色商业等相关产业，增强外来游客对地域性和本土化文化的体验需求。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段进, 姜莹, 李伊格, 等. 空间基因的内涵与作用机制[J]. 城市规划, 2022, 46(3):7-14,80.

[2]
胡敏, 郑文良, 王军, 等.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制度设立的意义与当前要务[J]. 城市规划, 2016, 40(11):30-37,48.

[3]
何国平, 陈烨. 广州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J]. 学术研究, 2023(10):42-49.

[4]
刘家明, 刘莹. 基于体验视角的历史街区旅游复兴——以福州市三坊七巷为例[J]. 地理研究, 2010, 29(3):556-564.

[5]
王娟, 赵婕, 封洁洁. 青岛市历史街区街道结构与旅游要素空间分布关联研究[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8(6):61-69.

[6]
潘丽珍, 金超. 价值导向下青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实践与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S1):295-301.

[7]
刘思利, 李鹏鹏. 历史街区街巷活力与商业业态的相关性探究及启示——以老门东历史街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3(1):56-63.

[8]
潘玥. “历史性的”与“历史中的”——对广州恩宁路历史街区延续与保护问题的思考[J]. 建筑遗产, 2019(2):116-123.

[9]
韩卫成, 高宇波, 要宇, 等. 基于整体保护的古城肌理修复方法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6):161-165.

[10]
钱树伟, 苏勤, 郑焕友. 历史街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的关系——以苏州观前街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3):355-362.

[11]
坚韧. 旅游城市的建筑文化遗产与历史街区保护修缮策略研究[J]. 经济地理, 2010, 30(3):508-513.

[12]
程超, 罗翔, 潘悦, 等. 多元价值目标视角下非典型历史街区更新路径研究——以宁波市高桥老街为例[J]. 城市问题, 2022(2):46-55.

[13]
周丽. 武汉市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公众认知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14]
曹芳东, 黄震方, 黄睿, 等. 江苏省高速公路流与景区旅游流的空间关联及其耦合路径[J]. 经济地理, 2021, 41(1):232-240.

DOI

[15]
郭睿, 郑伯红. 城市文化风貌物质载体的量化研究[J]. 经济地理, 2020, 40(11):208-214,224.

DOI

[16]
汪中元, 管欣, 汪兴毅, 等. 基于sDNA模型的桐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可达性分析[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32(3):40-43.

[17]
张环宙, 应舜, 吴茂英. 文化型旅游目的地游客感知意象的主题识别与非对称性效应——以运河城市绍兴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12):2131-2140.

DOI

[18]
肖扬, 谢双玉, 王晓芳. 基于网络游记的武汉市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感知分析[J]. 旅游研究, 2017, 9(1):83-94.

[19]
周凯琦, 王勇, 李广斌. 日常生活视角下居住型历史街区的空间变动研究——基于典型年份POI数据的追踪调查[J]. 现代城市研究, 2020(1):22-29.

[20]
谢涤湘, 吴家权.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感知意象研究——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3(1):64-71.

[21]
张琪, 谢双玉, 王晓芳. 基于空间句法的武汉市旅游景点可达性评价[J]. 经济地理, 2015, 35(8):200-208.

[22]
俞孔坚, 段铁武, 李迪华, 等. 景观可达性作为衡量城市绿地系统功能指标的评价方法与案例[J]. 城市规划, 1999(8):7-10,42,63.

[23]
郑銮娟, 肖童, 刘晔, 等. 基于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的东莞市小学空间可达性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7):1341-1354.

[24]
Hillier B, Hanson J.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5]
张清海, 张山峰, 赵晨晔. 基于空间句法优化的南浔近代私家园林空间特征研究[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5(6):209-216.

[26]
马晨骁, 孙毅, 彭芳乐. 基于空间句法的上海五角场地下步行系统空间分析[J]. 现代隧道技术, 2018, 55(S2):1255-1262.

[27]
贺丽洁, 徐敏辉, 徐卫国. 基于空间句法的王平煤矿废弃地多尺度空间分析和更新策略[J]. 工业建筑, 2022, 52(12):42-48,54.

[28]
陶伟, 林可枫, 古恒宇, 等. 句法视角下广州市沙湾古镇空间形态的时空演化[J]. 热带地理, 2020, 40(6):970-980.

DOI

[29]
王子月, 刘磊. 空间句法视角下城市与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空间形态变化研究——以合川文峰古街片区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42(1):142-150.

[30]
陈洁, 陆锋, 程昌秀. 可达性度量方法及应用研究进展评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07(5):100-110.

[31]
肖燕, 邹再超, 刘清春.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路网空间通达性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21, 30(3):567-576.

DOI

[32]
张玉洋, 孙雅婷, 姚崇怀. 空间句法在城市公园可达性研究中的应用——以武汉三环线内城市公园为例[J]. 中国园林, 2019, 35(11):92-96.

[33]
孔俊婷, 李倩, 倪丽丽, 等. 基于空间句法的老城区商业服务设施落位优化研究——以天津市英租界片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0(5):10-16.

[34]
武凯华, 李朝奎, 刘俊杰, 等. 基于空间句法理论的城市群核心区发展边界识别[J]. 地理研究, 2020, 39(6):1418-1426.

DOI

[35]
薛冰, 赵冰玉, 李京忠. 地理学视角下城市复杂性研究综述——基于近20年文献回顾[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157-172.

DOI

[36]
黄怡敏, 邵世维, 雷英哲, 等. 运用网络核密度估计与克里格插值识别城市功能区[J]. 测绘地理信息, 2019, 44(4):14-18.

[37]
杨振山, 苏锦华, 杨航, 等.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功能区精细化研究——以北京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 40(2):477-494.

DOI

[38]
任彬彬, 王敬爽, 肖少英, 等. 基于多源数据的天津中心城区工业遗产活力度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3(5):59-67,75.

[39]
胡晓鸣, 黎小龙, 蔚芳. 基于POI的城市功能区及其混合度识别研究——以重庆市核心城区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1):164-173.

[40]
朱璟璐, 招仲星. 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交通精细化设计——以广州西关宝源路片区为例[J]. 城市观察, 2022(5):47-53,160-161.

[41]
温士贤, 廖健豪, 蔡浩辉, 等. 城镇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实践——广州永庆坊案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161-17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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