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4 , Vol. 44 >Issue 4: 149 - 16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4.016

三农、土地与生态

乡村活力的理论解析与案例实证

  • 方方 , 1 ,
  • 王婧 2 ,
  • 李裕瑞 , 3, 4, ※
展开
  • 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 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管理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 3.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 4.中国科学院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 北京 100101
※李裕瑞（1983—），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科学与工程。E-mail：

方方（1985—），女，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26

  修回日期: 2024-03-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9327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智库重大课题(BZK-2023ZD-11)

收起

Rural Vitality：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 FANG Fang , 1 ,
  • WANG Jing 2 ,
  • LI Yurui , 3, 4,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2. Institute of Management，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4.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6

  Revised date: 2024-03-18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2

Fold

摘要

深入探讨乡村活力的基础理论与测度方法，对于提升乡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系统论视角构建了乡村活力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科学识别乡村活力空间类型的方法体系，应用乡村活力指数测算方法与回归模型，结合江苏丰县案例开展了村域尺度的乡村活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乡村活力是乡村地域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变、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的外在表现，体现于乡村地域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是否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能否有效地影响外部环境及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是研判乡村活力水平的重要标准。②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到达成熟阶段，具有高活力水平、强再生能力的一种发展状态；不同演化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依赖于差异化的外部干预，乡村振兴战略可为提升乡村活力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③以乡村五大振兴作为参照，从经济、人口、文化、生态与组织5个维度构建乡村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模型评价+系统筛选+专家修正”的乡村活力空间类型识别技术流程与方法体系。④案例区村域尺度乡村活力评价与空间识别研究表明，乡村活力空间格局呈现出局部集聚的态势；村庄空心化制约乡村总体活力，而就业非农化率、耕地流入率、乡镇政府驻地及与政府驻地的连接、公交通达性等因素促进了乡村活力提升；将案例区划分为7类乡村活力空间类型，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关键词： 乡村活力; 评价; 空间识别; 方法体系; 乡村地域系统; 乡村发展层次; 乡村振兴战略

本文引用格式

方方 , 王婧 , 李裕瑞 . 乡村活力的理论解析与案例实证[J]. 经济地理, 2024 , 44(4) : 149 -16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4.016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ing on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to construct the basic theory and measurement method of regional rural vitality.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vi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establishes the method for 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the spatial types of rural vitality,and uses rural vitality index calculation method and regression model to demonstrate the rural vitality research selecting Fengxian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Rural vitality is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system from low-level order to high-level order,and the evolution from low level to high level,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self-organizing evolution of the rural system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criteria of the level of rural vitality are whether the rural system has strong self-development ability,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nd whether it can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2)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state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rural system has reached mature stage,with a high level of rural vitality and strong regeneration. Rural system at different evolution stages relies on differentiated external interventions,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s necessary policy support for enhancing rural vitality. 3) Taking the five major rural revitalizations as a reference,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vitality from five dimensions which are economy,population,culture,ecology and organization respectively,and proposes the technical process and method system of spatial typ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vitality by taking the following approach of "model evaluation + system screening + expert modification". 4) The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spatial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vitality shows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vitality presents the trend of local agglomeration in study area,the trend of rural hollowing reduces the overall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Factors such as off-farm employment rate,arable land inflow rate,township government premises,the conne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premises,and publ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promote the level of rural vitality. Furthermore,this paper divides the case area into seven types of rural vitality,and puts forwar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Key words： rural vitality; evaluation; spati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system; rural regional system;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主要障碍[1]。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导致乡村优质要素大量流失，乡村人口与产业“空心化”、农地低效利用、社会治理复杂难解、人居环境散乱差等“乡村病”问题在一些农区普遍存在，成为乡村衰退的主要诱因，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4]。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与有序推进乡村复兴提供了重要指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因此，围绕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探索以释放乡村要素活力，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为核心的乡村振兴路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规划的落地实施、破解乡村衰退与“乡村病”难题、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活力与乡村衰退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对立的概念。乡村衰退不仅是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长期存在[5]。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视快速城市化扩张导致的乡村生态、经济与社会问题，并通过针对性地实施一系列乡村发展战略，积累了恢复与提升乡村活力的实践经验。例如，美国农业部成立了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所，将恢复农村社区活力作为一项重要议题[6]，并从社区领导能力、劳动力资源禀赋、创新精神、公众参与度等方面谋划社区活力恢复方案 ① ，帮助社区获得保持长期活力与发展的机会；2000年以来，德国从优化居民点结构、促进村庄内生发展、优化村庄生态环境、保护村庄建筑文化等视角，建立土地管理与乡村活力数据库，为制定乡村发展方案、优化乡村布局提供技术支撑[7]；1990年代以来，英国建立了以乡村品质统计为核心的动态监测体系，以保护乡村多样性与地域特色[8-9]；荷兰国家空间战略（Dutch 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DNSS）基于严格的城乡空间限制政策，制定了以田园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活动与自然环境保护为特定目标的村庄活力提升对策[10⇓-12]；欧盟则通过出台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推进实施多样化的乡村发展项目，以提升乡村经济活力[13]。在理论层面，国外学者围绕乡村活力的概念界定与维度划分、活力目标、测算方法等内容开展了系列研究。在概念解析上，有学者认为乡村活力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等各维度特定的、最优的产出[14]，也有学者将乡村活力看作乡村社会、经济、生态等不同维度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结果[15-16]。但是，学界对乡村活力目标仍缺乏统一的认识，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的乡村活力目标也各有侧重，如一些发达国家以多样化的乡村景观保护为主要目标，也有一些国家将宏观尺度的环境可持续性或微观视角的乡村社区居民幸福感作为乡村活力的目标[17⇓⇓⇓-21]。在乡村活力指数测算时，Z-score模型[14]、综合评价法[17]等方法较为常用。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积极探索和推进了乡村活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2]。例如，自然资源部从产业吸引力、土地承载力、产业发展力、设施支撑力、特色资源潜力等维度构建了乡村活力评价指标 ② ，以期为乡村规划与国土整治提供重要依据；学者们还从村域尺度或乡村社区尺度划分了乡村活力级别[23-24]，探索了提升乡村活力的规划方法与操作路径。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知：①不同国家提出的乡村活力研究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研究框架可能存在一定的时代性和差异性，未来需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乡村战略重点的前提下，探索符合我国区域特色的乡村活力基础理论与评价方法[25-26]；②国内外乡村活力的理论研究仍相对薄弱，对乡村活力内涵的认识不够深入，对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的支撑作用仍较为有限[27]。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深化乡村活力的科学内涵，并结合我国乡村演化规律、阶段特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出适宜于不同发展阶段与未来需求的乡村活力评价体系。
本研究拟构建乡村活力的研究框架，明晰乡村活力的内涵与机理，构建乡村活力等级划分与空间识别的技术方法，并以传统农区典型县域为例，从村域尺度开展乡村活力评价实证研究。研究成果有望丰富乡村活力研究的理论体系，并为因地制宜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1 乡村活力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

1.1 理论框架

1.1.1 乡村活力的概念与内涵

活力是指事物存在的旺盛的、持续的生命力。生物、物理等学科认为，活力是事物维持自身续存，并有效影响外部环境的综合机能[28-29]。从系统论视角来看，乡村活力是维持乡村地域系统运行的本质属性，乡村地域系统与外界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由各子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建立非线性相互作用，促使乡村地域系统不断远离平衡态；从人地关系视角，乡村活力提供了乡村地域系统的内核与外缘系统之间能量交换的根本动能[1]。综合来看，乡村活力是乡村地域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与外部环境的要素资源交换，实现系统正常运转、获得持续成长与再生的动力。
乡村活力是结构活力与过程活力的结合，结构活力是乡村地域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结构优化获得发展活力，过程活力体现于乡村地域系统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既包含某一乡村地域系统对其他乡村地域系统的辐射效应，也包含乡村与城镇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乡村活力通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外在表征与乡村活力的主体及构成要素来反映，以乡村要素的规模、结构、变化速度等指标来衡量；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流动与物质循环越快，活力越强，具体表现为乡村要素组织结构优化、要素集聚程度与要素流动强度不断提升。
由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与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所决定的乡村活力水平，是乡村地域系统维持生存与实现成长的前提。判断乡村地区是否具有活力，可参考以下两个标准：①在内外部因素约束下，乡村地域系统能否维持自身高效运转，是否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优化主体结构、提升主体能力、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表现是否显著。②乡村地区与外部环境之间要素交换是否畅通，对外部环境变化是否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否有效地影响外部环境。通常，乡村自我发展能力越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与影响作用越强，乡村活力也越强，反之则反。

1.1.2 乡村活力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

乡村地域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生命体，具有动态性、开放性等特征。乡村活力是乡村地域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的外在表现，是维持乡村地域系统正常运转与持续发展，实现跨越式提升的根本动力。
①乡村活力与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阶段。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类似于系统生命周期演化过程，依据不同阶段乡村地域系统运行的内在机制、外在关系与活力水平差异，其演化过程通常呈现为成长、成熟、衰退与消亡4个阶段（图1a）。乡村地域系统存在即为乡村有活力，乡村地域系统消亡即乡村无活力，乡村地域系统的活力水平存在着等级差异。乡村活力水平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阶段之间的关联性表现为：在成长阶段，乡村通过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促使系统由无序向低级有序转变，持续带动活力提升；在成熟阶段，乡村地域系统内部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持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与整体协同效应持续提升，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过渡，活力水平达到顶峰；在衰退阶段，外部环境剧变对乡村地域系统产生压力与扰动，系统的存在形式开始转变，持续提升的态势趋缓，逐渐陷入无序状态，活力水平快速下降；在消亡阶段，乡村地域系统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难以维持正常运转而被迫崩溃或消亡，乡村活力趋于消失。
图1 乡村活力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乡村发展层次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vitality，rural system evolu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图1a曲线的实线部分所表达的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四阶段是无外界因素干预情况下的一种自然演化过程。在现实中，不同阶段的乡村存在不同的发展需求，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支持作用。通常，处于成长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自组织能力较强，活力增速较快，外部需求相对较弱。进入成熟阶段，适度的政府干预能够更明确地引导乡村发展方向，使乡村活力增长更趋稳定。当外部环境出现剧变且不利于乡村发展时，例如，乡村关键要素过度流失导致乡村地域系统运转困难，活力水平持续下降，若系统不能够适时调整发展思路并应对外部风险，则系统将由成熟开始衰退。进入衰退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若在持续的政府、企业等外界干预作用下，重新获取了要素重组的能力，可能会延缓乡村消亡的进程，甚至克服衰退实现新的自我成长（图1a曲线的虚线部分）。
②乡村活力与乡村发展层次。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发展层次具有从生存性到成长性，再到再生性的跃升态势（图1b）[29]。其中，第一层次为生存性，是保障乡村地域系统正常运转的能力，处于成长、成熟、衰退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均具备该能力；第二层次为成长性，指乡村地域系统通过与外界进行有效的交换，实现系统整体效能的提升，是乡村地域系统的自我复制与增殖能力的体现，处于成长与成熟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具备该能力；第三层次为再生性，指乡村地域系统持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克服系统衰退，获取并科学配置特定的资源，不断提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与应对风险的能力，处于成熟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具备这种能力。不同乡村发展层次的乡村活力水平由低至高依次为，生存性<成长性<再生性。
从生存性、成长性到再生性反映了乡村地域系统递进式的层次跃升，是乡村地区克服系统衰退，维持系统活力的重要表现。乡村发展实现由生存性向成长性的跃升，需在保障乡村地域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要素配置能力，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乡村达到中等活力水平，从而获得向成长性跃升的机遇；反之，不具备明显规模效应的乡村，难以实现向成长性跃升。从成长性向再生性跃迁的过程中，乡村通过要素激活与重组、改革创新、外部政策帮扶等，不断提升克服衰退能力与抗风险能力达到高活力水平，乡村地域系统实现自我更新与再造，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向成长性的跃升；反之，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的乡村，难以实现向再生性的跃升，若要素重组与变革失败，活力难以重新激活，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向生存性层次的跌落。

1.1.3 乡村活力与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个长期的、高难度的目标，乡村振兴可看作乡村地域系统到达成熟阶段、再生性较强的一种发展状态。实现振兴的乡村必然具备高活力特征，但是，高活力水平的乡村不一定必然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活力来源于系统内各类主体要素交换中获得的内生动能，通过不断地创新与变革，使乡村地域系统保持稳定的高活力水平与较强的乡村发展再生性。乡村活力向乡村振兴的转化类似于量变向质变的转化过程，乡村活力水平代表乡村实现振兴目标的潜能，只有将活力转化为内生动能的乡村才具备实现振兴的可能，而活力没有得到有效转化的乡村，难以形成支撑乡村持续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可能面临活力水平下降甚至消失殆尽。
探寻以活力为核心的乡村地域系统转变的新动能，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要点。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分项目标，以乡村五大振兴维度作为乡村活力维度的划分标准，将乡村活力划分为经济、生态、文化、组织、人口活力5个维度，开展乡村活力分级分类与时空规律研究，能够为实施科学的干预措施，制定精准的调研对策提供必要的支撑。
乡村活力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乡村活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动力，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保持长久活力提供了重要保障（图2）。具体表现为：①以提升乡村经济活力为总抓手，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根本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大对乡村要素资源投入，加快培育更具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激发乡村经济活力，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地域系统由生存性逐渐向成长性、再生性层次跃升。②以加快推进乡村建设为重要举措，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外部支撑。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直接带动了乡村生态、文化活力提升；同时，通过疏通城乡间、乡村间的要素流动障碍，能够提升乡村地域系统运转与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增强系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③精准明晰的振兴政策对乡村保持持续稳定活力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导致乡村地域系统衰退风险加大，实现成长与再生的难度持续加大；但乡村振兴战略通过适时采取一系列支持要素回流等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克服衰退、形成长久活力。因此，科学辨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阶段与发展层次，形成不同乡村活力级别的空间识别结果，能够为精准施策，建立适宜于不同活力类型、不同空间尺度的乡村振兴政策格局提供科学参考。
图2 乡村活力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

Fig.2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vital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1.2 方法体系

1.2.1 基本原则与具体特性

乡村活力评价是乡村活力空间识别的基础，通过辨识乡村的优势活力类型及活力来源，为探索未来乡村发展格局以及制定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乡村振兴策略提供依据。
遵循科学性、可比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兼顾乡村活力的时序动态性、相对差异性、尺度依赖性等特性，构建乡村活力的空间识别与评价体系：①时序动态性。乡村活力演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评价标准具有一定的阶段适用性，应结合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分别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识别标准体系。②相对差异性。乡村活力水平体现了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不同乡村单元之间活力强弱的相对差异，单元之间应具有可比性。③尺度依赖性。乡村活力评价需依据区域—县域—村域等不同空间尺度细化其评价标准体系。通常来讲，活力评价单元的尺度越大，数据可获得性越强，活力类型越趋于多元化；反之，评价单元的尺度越小，对优势活力的空间辨析越精准，越易于实施精细化调控措施。

1.2.2 技术流程与关键问题

采取构建指标体系、选取测算模型、评价活力等级、识别活力空间类型与提出对策建议的基本思路。技术流程如下：①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依据，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5个维度构建乡村活力评价指标体系，筛选能够突出反映不同空间尺度乡村活力水平的具体指标，为构建地域、县域、村域等不同空间尺度的乡村活力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依据。②选取适宜的乡村活力测度模型，构建乡村活力指数，对不同尺度的乡村活力格局进行分等定级，依据乡村活力指数高低排序划分不同活力等级地区。③综合考虑不同活力等级乡村的产业、人口等现有特征与潜在优势，结合乡村未来发展需求，对乡村地域进行类型划分，科学识别不同活力优势类型、不同活力级别的乡村地区。④依据研究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适宜于不同类型乡村活力提升与乡村振兴路径。
在识别过程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为：①运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识别高活力地区及其活力来源，着重判断其未来是否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与增长潜力；②以产业与人才振兴为重要抓手，探索适宜于不同空间尺度、不同活力类型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1.2.3 评价体系与参考指标

乡村活力是一个多尺度、多维度、动态性的概念。依据乡村活力的内涵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可从5个维度构建乡村活力评价体系（表1）。①经济活力。指乡村生产要素带动乡村经济增长以及释放增长潜力的能力，由乡村经营主体通过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优化、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途径实现。②人口活力。指通过维持一定数量的乡村人口规模、具备优势的人口结构、乡村人口相对自由流动、保持稳定的就业吸纳能力等途径带来的乡村人口要素持续集聚的能力，是区别于城镇化集聚效应的一种反向吸引力[30]；随着“乡贤”“能人”对乡村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显现，优质乡村人才已成为提升乡村总体活力的重要抓手[31]。③文化活力。指为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通过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资源重建、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文化传播模式创新等途径带来的传统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反映为新技术、新手段、新平台运用对于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促进城乡文化融合的积极效应。④生态活力。指在乡村经济社会活动正常运转前提下的乡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反映乡村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以及乡村生态恢复力与更新力。⑤组织活力。指乡村主体开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建设的组织保障能力及其潜力，通过开展农村基层组织活动、创新组织管理模式、优化组织管理体系等途径来实现，反映乡村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表1 乡村活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vitality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供遴选参考）
经济活力 经济规模与增长 乡村一二三产业产值及其变化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及其变化率；乡村各类企业等经营主体的规模、产出能力及效率；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与产出能力等
经济结构与收入 乡村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农户家庭收入情况，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结构等情况
人口活力 人口规模与流动 乡村常住与户籍人口规模、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规模；乡村人口流入与流出情况，返乡回乡创业“能人”情况
人口构成与结构 乡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就业结构等情况
文化活力 文化设施投资 乡村活动中心、村史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投资建设与利用情况
文化资源传播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传承情况；举办乡村文化活动情况；乡土文化传播情况
生态活力 生态建设投入 农村“污水革命”“垃圾革命”“厕所革命”“能源革命”等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生态修复能力 农村开展绿化美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修复建设情况
组织活力 基层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情况
经济组织建设 农村专业合作社建设经营情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村庄开展文化活动、生态建设、社会活动的组织能力
其中，经济活力与人口活力是增强乡村整体活力与推动乡村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文化活力、生态活力、组织活力分别从多元文化供给、资源供给、组织凝聚力等角度为乡村活力提供有效的外部保障。不同行政级别、空间尺度的乡村活力评价体系可依据乡村主导产业、实际发展需求与指标可获得性，有针对性地选取具体指标。

2 乡村活力评价：基于村域尺度的实证分析

村域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也是具体落实各级乡村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层级。与区域、县域等其他空间尺度相比，村域尺度评价能够获得精细尺度的空间分类结果，且单元内部的活力特性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更易于实施精准的分类管理策略。为此，本研究选取传统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并着力从村域尺度进行实证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丰县隶属于江苏省徐州市，是典型的传统平原农区。全县行政区总面积为1450.2 km2，下辖15个镇（街道办）、369个村委会与居委会（图3）。2021年，丰县常住总人口93.52万人，比户籍总人口少26.08万人，人口呈外流态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35元，比当年城镇居民低11724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和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均达100%。丰县属黄泛冲积平原，水土资源禀赋优越，自然资源分布相对均质，适宜开展现代农业生产，已初步形成果品、蔬菜、畜牧、板材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2021年，丰县9家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47.1亿元，全年粮食总产量60.82万t，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129.49亿元。丰县小城镇建设较具特色，村镇主导产业类型多样，村域之间活力差异明显。其中，欢口镇民营企业相对发达，已形成以铸造、水泥、建材、食品、板皮加工为支柱的五大产业体系；常店镇木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工艺铸造等工业基础较强，民营企业约635家；大沙河镇依托自然资源，探索建立农业与休闲娱乐、生态保护之间融合的商业运营模式。本研究所需的村庄数据来源于丰县各乡镇的报表数据，包括各村庄的农业资源数量与利用情况、乡村主体数量与结构、村集体经济收支情况、各类企业数量与结构等数据内容，在排除县城主城区的社区居委会样本后，共保留356个村庄、14个镇的样本数据。
图3 研究区概况

Fig.3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2.2 研究方法

①乡村活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依据表1乡村活力评价体系参考指标，结合研究区乡村人口流动、经济主体、经济构成、集体组织等基本情况筛选代表性指标；考虑研究时段内案例县域的乡村文化发展水平与生态建设的空间差异较小，加之缺乏针对性的数据，因此，村域尺度未选择文化与生态维度的指标。最终，从人口、经济、组织3个维度构建了村域尺度的乡村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各维度分别选取4个指标，共包含12项指标，以xi表示各项指标（表2）。其中，人口活力主要从人口流动与空间集聚、就业水平等方面测度；经济活力从各类生产主体、产业结构、企业集聚等方面测度，反映村域农业与非农业活力；组织活力具体从村集体经济、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测度，反映村域参与公共事务、高效利用村庄资源的积极性以及自治能力。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指标/权重 计算方法 单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村庄
活力
具体
指标		 人口
活力		 人口集聚程度（x1）/（0.077） 村庄常住人口/村庄户籍人口·100% % 1.56 0.59 0.93 0.12
人口密度特征（x2）/（0.088） 村庄常住人口/村庄行政区面积 人/km2 3482.00 364.00 690.00 235.00
人口就业程度（x3）/（0.075） 村庄就业人数/村庄常住人口·100% % 86.21 28.40 52.60 10.09
家庭就业活力（x4）/（0.072） 户均从业人员 人/户 4 1 2 0
经济
活力		 农业主体能力（x5）/（0.087） 种养大户数/农户数·100% % 10.40 0.00 1.53 1.45
农业结构活力（x6）/（0.085） 蔬菜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 2.01 0.00 0.38 0.35
企业集聚特征（x7）/（0.091） 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 个/千人 132 0 8 16
个体工商活力（x8）/（0.089） 个体工商户数/农户数·100% % 79.20 0.56 8.74 10.26
组织
活力		 集体经济活力（x9）/（0.084） 人均村集体收入 元/人 372.00 0.00 73.00 51.00
集体经济实力（x10）/（0.089） 人均村集体资产总额 元/人 2603.00 6.00 258.00 213.00
合作组织活力（x11）/（0.088） 参加合作社的户数/农户数·100% % 100.00 0.00 12.73 20.72
集体组织活力（x12）/（0.075）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次 15 1 7 3
村庄
活力
影响
因素		 村庄空心化（z1） 全家外出人口/村庄户籍人口·100% % 40.92 0.00 2.59 3.91
就业非农化率（z2） 非农从业人员/从业人员·100% % 92.55 3.89 52.36 20.22
耕地流入率（z3） （实际经营耕地面积-村庄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100% % 26.95 -91.91 -4.73 14.20
是否为乡镇政府驻地（z4） 是=1，否=0 - 1.00 0.00 0.04 0.19
是否与驻地连接（z5） 是=1，否=0 - 1.00 0.00 0.20 0.40
是否通公交（z6） 是=1，否=0 - 1.00 0.00 0.72 0.45
与所在乡镇的距离（z7） 由百度地图测算得出 km 17.00 1.00 6.30 3.22
与县城的距离（z8） 由百度地图测算得出 km 45.00 2.00 20.11 9.23
②乡村活力指数测算与等级划分。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项指标（xi）进行标准化处理，以 x i '表示，各项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应用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利用权重与标准化后的指标值的乘积之和分别测算乡村人口活力指数（PVIj）、乡村经济活力指数（EVIj）、乡村组织活力指数（OVIj），最终测算出乡村活力指数（RVIj）。应用自然断裂法将活力指数数值划分为1、2、3、4级，其中1级活力水平最高，4级最低。分别以PVLj、EVLj、OVLj、RVLj代表第j个村庄的人口、经济、组织和综合活力等级，其数值包括1、2、3、4级。
③乡村活力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回归模型。从要素流动、交通条件、地理距离等视角选取因素指标（表2），通过构建乡村活力指数（RVIj）与不同影响因素（zm）之间的回归方程来解释乡村活力的影响机理（式1）：
R V I j = β 1 ∙ z 1 + β 2 ∙ z 2 + β 3 ∙ z 3 + β 4 ∙ z 4 + β 5 ∙ z 5 + β 6 ∙ z 6 + β 7 ∙ z 7 + β 8 ∙ z 8
式中：RVIj为被解释变量；z1~z8为选取的解释变量；β1~β8为各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见表2。其中，村庄空心化（z1）反映以家庭为单元、全家外出务工或定居的人口比重，是影响村庄人口活力的重要指标；就业非农化率（z2）反映村庄非农就业态势，可能与村庄非农经济活力与人口活力提升相关；耕地流入率（z3）反映村庄耕地要素流入或流出态势，正值代表耕地呈流入状态，负值代表耕地呈流出状态，耕地的流入有利于提高村庄农业要素投入及其优化配置能力，可能对农业活力提升具有正向影响；是否为乡镇政府驻地（z4）用于判断政府驻地的村庄是否具有更强的活力水平；是否与驻地连接（z5）、是否通公交（z6）2项指标反映村庄交通通达性，通达性越强，反映村庄交通基础设施越健全，可能有利于活力提升；与所在乡镇的距离（z7）、与县城的距离（z8）2项指标反映村庄地理区位，该距离可能影响受驻地辐射的作用强度，进而影响村庄活力。

2.3 结果分析

2.3.1 乡村活力格局

从活力数值统计来看（表3），活力1、2、3和4级村庄数量分别为37、111、142和66个；对比不同维度活力指数，均值大小依次为人口活力指数（PVIj）>组织活力指数（EVIj）>经济活力指数（OVIj）。
表3 丰县不同活力等级村庄的基本特征

Tab.3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s with different vitality levels in Fengxian County

村庄活力等级 活力1级村庄 活力2级村庄 活力3级村庄 活力4级村庄
人口活力 村庄数量（个） 19 97 142 98
指数均值 0.168 0.125 0.099 0.072
村庄比重（%） 5.340 27.250 39.890 27.530
经济活力 村庄数量（个） 33 117 103 103
指数均值 0.096 0.059 0.035 0.017
村庄比重（%） 9.270 32.870 28.930 28.930
组织活力 村庄数量（个） 43 115 111 87
指数均值 0.114 0.082 0.058 0.036
村庄比重（%） 12.080 32.300 31.180 24.440
综合活力 村庄数量（个） 37 111 142 66
指数均值 0.306 0.240 0.196 0.152
村庄比重（%） 10.390 31.180 39.890 18.540
从空间差异及集聚特征来看（图4）：①乡村人口活力大致形成了以师寨和梁寨镇为核心的活力1级集聚区，以及常店和华山镇为核心的活力3级与4级集聚区；人口活力指数在0.041~0.195之间变动，指数均值为0.102，以活力3级和4级村庄比例居多，约占村庄总数的67%。②乡村经济活力空间集聚性较强，形成了以顺河和赵庄镇为核心、以首羡镇为外围的经济1级活力与2级活力集聚区，以及以范楼和王沟镇为核心的4级活力集聚区；经济活力指数在0.007~0.078之间变动，均值为0.025，活力2、3、4级三类村庄数量比较接近。③乡村组织活力形成了以顺河镇为核心的活力1级集聚区，以及以范楼和王沟镇为核心的活力4级集聚区；组织活力指数在0.013~0.098之间变动，均值为0.067。④乡村活力格局大致形成以顺河和赵庄镇为核心的乡村活力1级集聚区，以及王沟、常店、华山和大沙河镇的乡村活力4级零散分布区，与经济活力格局较为一致；乡村活力指数在0.112~0.415之间变动，均值为0.213。总体上，除个别村庄活力较强之外，案例区乡村活力水平总体不高；乡村活力空间呈现出局部集聚的态势，乡村人口集聚与流动是影响乡村活力水平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力格局与乡村活力格局具有较强的空间一致性。
图4 丰县乡村活力空间差异和分布

Fig.4 Spatial differ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rural vitality in Fengxian County

2.3.2 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活力指数的回归拟合结果见表4，除z7（与所在乡镇的距离）和z8（与县城的距离）未通过检验，其他6项指标均在1%或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村庄空心化对乡村活力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就业非农化率、耕地流入率、乡镇政府驻地及与乡镇政府驻地连接、公交通达等要素对乡村活力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部分村庄的人口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对本村庄经济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也必将对乡村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研究区非农就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约53.9%村庄的就业非农化率超过50.0%，多样化的就业途径为农户家庭带来新的活力；研究区耕地流转总体呈流出状态，流出耕地总面积2479 hm2，耕地流出、流入的村庄比例分别为36.2%、18.3%，耕地流出态势不利于农业活力提升。
表4 丰县乡村活力的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vitality in Fengxian County

系数估计值 系数标准差
村庄空心化（z1） -0.0018*** -2.91
就业非农化率（z2） 0.0001** -2.56
耕地流入率（z3） 0.0002** -1.87
是否为乡镇政府驻地（z4） 0.0129** -2.19
是否与驻地连接（z5） 0.0066*** -3.61
是否通公交（z6） 0.0054** -2.26
与所在乡镇的距离（z7） 0.0008 -0.02
与县城的距离（z8） 0.0002 -1.22
常数项 0.0111 -16.37
Adj-R2 0.1421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乡镇政府驻地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商品流通等领域发挥了节点作用，因此乡镇政府驻地的村庄、与乡镇政府驻地相连的村庄具有相对较强的乡村活力。同时，乡村公共交通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城镇化的基础支撑，对于改善农村居民出行条件、加强农产品流通与企业集聚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也有助于促进乡村活力的提升。随着村庄与外部区域交流方式的多样化和公共交通条件的改善，地理邻近性对乡村经济社会交流的影响减弱。因此，与所在乡镇的距离、与县城的距离对乡村活力的影响不显著。

2.3.3 区域类型识别

采取“模型评价+系统筛选+专家修正”相结合的识别方法，基于乡村活力等级划分结果，以具备比较优势的活力类型来表征乡村活力空间类型，对区域类型进行识别。具体步骤如下：首先，科学识别高活力地区中具有相对优势活力类型的村庄，依据村庄产业基础、人口集聚与资源禀赋特征，研判其是否具有辐射带动能力与发展潜力；然后，按照活力等级由高至低的次序，依次识别不同活力等级村庄中具备优势活力类型的村庄与优势活力较不明显的村庄；最后，结合不同维度活力指数对活力类型进行修正，确保划分结果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村庄活力差异。由此，识别出7类乡村活力空间类型（图5）。
图5 丰县乡村活力空间识别与类型划分

Fig.5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vitality in Fengxian County

①高活力均衡区（Ⅰ区，RVLj=1级，且PVLj、EVLj、OVLj≥2级）。该类型区分散地布局在7个镇的9个村庄，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强，已进入成熟阶段与再生性发展层次，人口、经济、组织活力处于高位均衡状态；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拥有企业数量、个体工商户比重均远超出全县平均水平；对区外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整体以人口流入为主。
②人口—经济活力优势区（Ⅱ区，RVLj≥2级，且PVLj、EVLj≥2级）。该类型区涉及9个镇的32个村庄，呈分散型空间分布。人口与经济活力较强，已进入成长阶段与成长性发展层次；人口、个体工商户与企业等要素集聚能力相对较强，农业要素资源禀赋较为优越，农业非粮化对农村经济贡献较为显著；但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组织活力有待提升。
③组织活力优势区（Ⅲ区，RVLj≥2级，且OVLj≥2级，PVLj、EVLj≥3级）。该类型区涉及12个镇的65个村庄，在西部与西北部的赵庄、顺河、宋楼镇大致呈集中连片分布。人口整体呈流出状态，除企业集聚能力相对突出之外，人口与经济要素集聚能力接近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经济实力与组织动员能力较强，已进入成长阶段与成长性发展层次。
④中活力非均衡区（Ⅳ区，除Ⅱ和Ⅲ区之外，RVLj≥2级，且PVLj或EVLj或OVLj≥2级）。该类型区在首羡、顺河和师寨镇呈分散式分布，涉及14个镇的42个村庄。乡村活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成长阶段，居于生存性与成长性发展层次之间；在就业、专业农户与企业集聚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但是，人口、经济或组织活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⑤低活力均衡区（Ⅴ区，RVLj=3级，且PVLj、EVLj、OVLj=2级或3级）。该类型区主要分布于高活力均衡区的周边，在欢口镇相对集聚分布，在宋楼、孙楼和华山镇等地呈零星分布，涉及13个镇的52个村庄。乡村总体活力相对较低，处于成长阶段与生存性发展层次，人口、经济、组织活力的比较优势均不明显，部分村庄人口外流严重，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要素集聚能力较为薄弱。
⑥低活力非均衡区（Ⅵ区，除Ⅴ区外，RVLj=3级，且PVLj或EVLj或OVLj≥2级）。涉及13个镇的90个村庄，相对集聚分布于南部地区的范楼、梁寨、华山和宋楼镇。乡村总体活力相对较低，位于成长阶段与生存性发展层次；与Ⅴ区相比，在人口活力方面具备一定比较优势，但是单一的人口集聚优势，难以带动乡村总体水平的提升。
⑦非活力区（Ⅶ区，RVLj=4级）。涉及11个镇的66个村庄，在王沟和常店镇一带以及大沙河镇相对集聚分布。乡村总体活力水平较低，村庄比较优势较不明显，部分村庄发展处于衰落阶段；乡村人口外流显著，非农经济较不发达，村集体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薄弱，亟待地方政府的支持性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2.4 基于乡村活力空间识别的乡村振兴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丰县提升乡村综合活力的总体思路为：结合各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未来发展方向，在“补短板、强优势、提效能、优配置、促提升”方针的指引下，明确各类农区、不同维度的乡村振兴目标与活力提升要点，以推进人口与经济活力提升为主要抓手，激活乡村振兴主体、生产要素与市场，通过优化调整自身发展策略与借助外部力量，探索适宜于不同活力类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表5）。
表5 丰县不同活力类型乡村的发展导向

Tab.5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vitality in Fengxian County

适宜区域 战略思路与提升要点 具体措施
高活力均衡区（Ⅰ区）、人口—经济活力优势区（Ⅱ区） 注重“强优势、促提升、优配置”，巩固既有产业基础，强化优质要素集聚承载能力，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①立足特色产业，在西部与西北部重点乡镇布局乡村振兴产业区，重点打造以木材加工、设施农业为主导的优势产业集群，延长产业链，形成辐射带动示范引领效应；②引导城镇优质资源要素下乡，加强本地优质乡土人才培育，通过提高薪酬补贴、优先晋升等措施建立人才保障与激励机制，激发乡村主体活力；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盘活农村存量资产，探索抵押贷款模式，挖掘农村市场潜力
组织活力优势区（Ⅲ区） 注重“补短板、强优势”，持续发挥乡村组织优势，通过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激发产业活力，补齐人口外流与产业基础不稳固等短板问题 ①完善规范自治组织建设，加强各类组织对劳动力就业回流、土地流转、电商经营、党组织建设等关键节点的组织保障作用；②加强与I和Ⅱ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依托特色资源与比较优势，打造优质、品牌、绿色农业，加强“互联网+”农业发展融合，提升产业发展层次
中活力非均衡区（Ⅳ区） 注重“强优势、补短板、提效能”，重点突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补齐产业发展的弱势环节，明晰产业效能提升带动乡村整体提升的思路 ①加强培育符合当地农业发展战略方向的农业特色产业，通过农业培训、信贷优惠等形式，向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精准的政策服务；②加强与I、Ⅱ、Ⅲ区之间的交流合作，围绕高活力地区的主导产业打造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互补关系，促进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高效流动
低活力均衡区（Ⅴ区）、低活力非均衡区（Ⅵ区）和非活力区（Ⅶ区） 该三类区域是乡村活力的“洼地”。需注重“借外力、激内力、增活力”，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首要目标，解决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构建以组织活力带动人口与经济活力提升的长远发展路线，持续发挥政策刺激效应 ①出台鼓励农业产业化企业投资发展的支持性政策，加大对支农惠农项目投资的补贴力度；②探索以农业产业化带动乡村活力提升的多元化路径，以王沟镇为例，结合粮棉种植等优势特色产业，探索创新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销售新模式；③提升乡村各类经济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为劳动力回流与再就业、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农产品营销渠道拓展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①从乡村活力视角探索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与调控路径，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理论研究体系。乡村活力是乡村地域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变、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的外在表现，体现于乡村地域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是否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能否有效地影响外部环境与是否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乡村活力的重要判别标准。科学辨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阶段与发展层次，探析乡村活力的时空规律及存在的突出问题，能够为实施精准的乡村振兴策略，形成乡村活力全面提升的格局奠定基础。
②通过对乡村活力水平分等定级，科学识别乡村活力的空间类型，构建乡村活力研究的方法体系。以乡村振兴战略五大目标为依据，从经济、人口、文化、生态与组织5个维度构建乡村活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定量模型测算乡村活力指数，将乡村地域空间划分为不同活力等级地区；以活力等级结果为依据，遵循“模型评价+系统筛选+专家修正”的原则，以具备比较优势的活力类型来表征乡村活力空间类型，科学识别乡村活力空间类型。
③丰县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活力空间格局呈现出局部集聚的态势，乡村人口集聚与流动是主要影响因素，乡村经济活力与乡村活力格局具有较强的空间一致性；村庄空心化态势降低了乡村总体活力，而就业非农化率、耕地流入率、乡镇政府驻地及与乡镇政府驻地的连接、公交通达等指标促进了乡村活力提升；结合乡村活力等级与村庄产业基础、人口集聚与资源禀赋特征，识别出7类乡村活力空间类型，包括高活力均衡区（Ⅰ区）、人口—经济活力优势区（Ⅱ区）、组织活力优势区（Ⅲ区）、中活力非均衡区（Ⅳ区）、低活力均衡区（Ⅴ区）、低活力非均衡区（Ⅵ区）、非活力区（Ⅶ区），并从补短板、强优势、提效能、优配置、促提升等角度提出了提升乡村活力、促进乡村振兴的针对性举措。

3.2 讨论

乡村活力为透视乡村发展状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科学参考。研究成果对于制定出台精细化的乡村振兴规划、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本研究的局限性与不足之处：①由于乡村统计制度不健全，缺少村庄环境、文化设施等维度的官方统计数据，以及长时间序列数据，制约了微观乡村活力评价的类型多样性与动态性研究。②不同空间尺度的乡村活力评价各有特色和局限，未来仍需进一步搜集多维度、多尺度、长时序的乡村统计数据，构建更加完备的乡村活力综合评价数据库，为探索建立系统化、精细化的乡村活力研究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总体来看，乡村活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也不太成熟，未来需在精准把握我国乡村发展规律、科学辨析乡村发展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乡村活力理论、方法模式与路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活力研究框架体系。同时，乡村活力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类型的活力形态，如何在乡村活力研究框架体系下，进一步明晰不同层次的乡村活力目标，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刘彦随. 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2]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4):563-576.

DOI

[3]
方方, 李裕瑞, 何仁伟.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1060-1072.

DOI

[4]
郑小玉, 刘彦随. 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J]. 人文地理, 2018, 33(2):100-106.

[5]
Haartsen T, Venhorst V. Planning for decline:Anticipating on population decline in the Netherlands[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0, 101(2):218-227.

[6]
Husar J. Rural community vitality:The cases of Fort Benton, Montana and Watford City,North Dakota[D]. Montana, USA: University of Montana, 2011. https://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870.5695&rep=rep1&type=.pdf

[7]
高世昌, 肖文, 许顺才. 乡村活力, 国外如何把脉?来自德国、英国、日本的经验与启示[J]. 资源导刊, 2020(3):54-55.

[8]
Ward N. Actors, Institutions and Attitudes to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K[R]. 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 2000.

[9]
Hodge I, Monk S. The economic diversity of rural England:Stylized fallacies and uncertain evide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4, 20(3):263-272.

[10]
Van den Brink A, Molema M. The origins of Dutch rural planning: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Netherlands[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08, 23(4):427-453.

[11]
Buitelaar E, Galle M, Sorel N. Plan-led planning systems in development led practices:An empirical analysis into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lanning law[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Part A, 2011, 43(4):928-941.

[12]
Doevendans K, Lörzing H, Schram A. From modernist landscapes to new nature:Planning of rural utopias in the Netherlands[J]. Landscape Research, 2007, 32(3):333-354.

[13]
Copus A, Hall C, Barnes A, et al. Study on employment in rural areas (SERA),final deliverable[R]. Brussels, Belgium: European Commission, DG for Agriculture,2006:36-53.

[14]
Etuk L. Baseline Assessment of Rural Community Vitality[R]. Oregon, USA: Oregon State University,2012:9-17.

[15]
Hart M. Guide to Sustainable Indicators(2nd Edition): Sustainable Measures[M]. West Hartford: CT,1999.

[16]
Goodman R, Speers M, Mcleroy K, et al.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e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capacit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measurement[J].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1998, 25(3):258-278.

[17]
Basiago A. Economic,social,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urban planning practice[J]. Environmentalist, 1998, 19(2):145-161.

[18]
Etuk L, Acock A. Toward a rural community vitality measurement practice[J].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7, 48(1):141-153.

[19]
Cook C, Crull S, Bruin M, et al. Evidence of a housing decision chain in rural community vitality[J]. Rural Sociology, 2009, 74(1):113-137.

[20]
Rij E, Koomen E. Analysing the rural vitality argument fo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Linking discourses and actual spatial developments[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0, 101(5):583-595.

[21]
Gallagher T. The wisdom of communities:How the Ford Institute helps rural people achieve their own vision of vitality[R]. Roseburg,Oregon, USA: The Ford Family Foundation,2012:1-6.

[22]
曹丽哲, 常贵蒋, 公丕萍, 等.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格局[J]. 经济地理, 2020, 41(4):30-37.

[23]
周颖, 龚迎节, 王锫, 等. 基于乡村社区活力提升的乡村规划方法探索[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府. 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8:640-649.

[24]
苟锐, 杨霞, 黄洋, 等.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活力研究——以仪陇县保平镇为例[J]. 乡村科技, 2019(11):24-27.

[25]
刘彦随.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3):461-466.

DOI

[26]
房艳刚, 刘继生.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J]. 地理学报, 2015, 70(2):257-270.

DOI

[27]
胡晓亮, 李红波, 张小林, 等. 乡村概念再认知[J]. 地理学报, 2020, 75(2):398-409.

DOI

[28]
金延杰. 中国城市经济活力评价[J]. 地理科学, 2007, 27(1):9-16.

[29]
李维安, 袁庆宏.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活力塑造:一个组织行为递进模型[J]. 经济管理, 2002(24):4-10.

[30]
Lang W, Chen T, Li X. A new styl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ural communitie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55):1-9.

[31]
Li Y R, Qin X F, Sullivan A, et al. Collective action improves elite-driven governance in rural development within China[J].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10):1-13.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