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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4: 12 - 2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4.002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时空分异与障碍因素

  • 何昀 ,
  • 王帅尧 ,
  • 谢迟 , ※
展开
  • 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谢迟（1988—），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消费经济。E-mail：

何昀（197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消费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18

  修回日期: 2024-01-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20318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910002)

收起

Level Measurement，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 HE Yun ,
  • WANG Shuaiyao ,
  • XIE Chi , ※
Expand
  • Business School，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8

  Revised date: 2024-01-15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2

Fold

摘要

测度中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与障碍因素，能够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量化支撑。文章从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包含24个指标的中国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3—2021年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同时，基于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以及莫兰指数对中国共同富裕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最后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提高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高，总体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及“南强北弱”的空间发展格局；以各维度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可将各省份划分为“全面领先型”“持续发展型”“可持续引领型”“富裕引领型”“共享引领型”及“相对滞后型”6种发展模式。②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差异不断缩小，不同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③全国、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存在“高—高”“低—低”的聚集式发展格局，且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较高的空间稳定性。④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因子涉及创新产出、法治环境、收入水平、分配结构、创新环境、生态保护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时空分异; 障碍因素; 高质量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何昀 , 王帅尧 , 谢迟 .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时空分异与障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4 , 44(4) : 12 -2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4.002

Abstract

Measur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and analyzing its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bstacle factors can provide quantitative support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which contains 24 indicators,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richness,sharing degree and sustainability,and measures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Based on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Moran index,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and uses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to diagnose the obstacl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creased steadily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and shows uneven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is the high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followed by the northeast China,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respectively,stronger in the south of China than that in the north of China. Based on the median of each dimension,the provi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development types: comprehensive leading typ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ype,sustainable leading type,prosperity leading type,sharing leading type and relative lag type. 2) The overall differ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China has been narrowing,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has grea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3) At the national level,the southern region and the northern region,there is a pattern of "high-high" and "low-low" aggregation development,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China has a high spatial stability. 4) The main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volve innovation output,legal environment,income level,distribution structure,innovative environment,ecological protection,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many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bstacle facto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共同期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增强和长足进步。2010年，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将在未来几年进入世界银行发达国家名单[1]。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和不同地区在收入、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2⇓-4]，做大“蛋糕”的同时如何分好“蛋糕”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期来看不但损害经济增长效率，也与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相矛盾。因此，如何在发展中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课题。
进入新时代，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脚步逐渐加快。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目标。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实践工作既需要理论研究提供学理支撑，也为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因此，在我国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脚步的背景下，立足发展成就，总结发展经验，探索发展规律，积极投身共同富裕理论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时代性、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任务。
当前，我国推动共同富裕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既需要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也需要在明确我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前提下探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5]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明确我国的共同富裕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存在何种不足，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是什么。面对上述问题，科学准确地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是亟待研究的课题。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拟在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测度我国共同富裕实现水平，深入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与障碍因素，从而为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相关研究可从科学内涵、实现路径及水平测度3个方面系统梳理。
学界对于共同富裕科学内涵的相关研究逐渐丰富，整体而言体现在：①经济富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首先要实现“富裕”，意味着社会整体要有富足的经济水平，否则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6⇓-8]。②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共同富裕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非少数人的富裕，做大“蛋糕”的同时必须分好“蛋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9⇓-11]。③物质与精神并重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并非单纯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达到富裕状态的双重富裕，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共同发展[8,12]。④具有合理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客观存在。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的征途上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而是要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10-11]。⑤共建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养懒汉”，而是全体人民共建基础上的共享[13]。基于以上理论剖析，本文认为共同富裕是以物质富裕为基础，以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为前提，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富裕和全体人民对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状态，是存在合理客观差距的差别富裕，需要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分阶段逐步实现。
就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有：①大多数学者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应当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富裕程度为主要实现路径[8,11,14]，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路径[15]，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高质量发展等[11]。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主线推动共同富裕[16⇓-18]。③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达成需要以发达的生产力及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前提条件[19-20]。④部分学者还从数字普惠金融、城镇化、数字经济等具体视角研究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实现路径设计思路与政策框架[21⇓-23]。
当前学界关于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体可分为3类：①围绕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富裕标准展开[24-25]；②立足于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采用单一指标剖析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程度[26]；③通过构建多维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测度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其中，部分学者仅停留在指标设计或理论框架的构想层面，没有进行现实数据的测度与结果分析[27-28]，也有部分学者构建指标并进行了现实数据的测度[29⇓⇓⇓-33]。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已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制定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多层次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在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方面依旧存在系统性不足、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不深、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同时，在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方面，尽管相较于前两种选取单一指标的研究方法，综合评价能够更全面地体现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但已有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对象选取、研究方法运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在构建指标时将共同富裕的各个维度全面系统考虑，对我国共同富裕时空分异特征与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的研究目前仍然鲜见。

2 区域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构建区域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建立在准确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自上而下”逐层辨析和分解共同富裕指标维度，做到指标设置既不会遗漏重要维度概念，也不会对某一维度设置过多指标从而导致测量过度。本文将指标体系划分为“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其中“富裕程度”是对物质、精神财富成果的评价，“共享程度”是对协调发展、发展成果分配公平程度的评价，“可持续性”是对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
经过指标筛选并遵循数据可得性、指标精简性原则，本文构建了包含24个指标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区域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for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方向
富裕程度 物质生活富裕 收入情况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比重（X2） +
消费情况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3） +
居民恩格尔系数（X4） -
精神文化丰实 文化事业 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支出占比（X5）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X6） +
文化产业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X7） +
共享程度 发展协调平衡 城乡一体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X8） -
区域协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异系数（X9） -
公共服务完善 财政支出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预算比重（X10） +
社会保障 人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X11） +
城镇登记失业率（X12） -
社会事业 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X13） +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X14） +
每万人公交车辆拥有量（X15） +
社会和谐和睦 法治环境 每万人拥有执业律师数（X16） +
社会稳定 犯罪率（X17） -
可持续性 生态文明协调 环境质量 空气质量优良以上天数比例（X18） +
节能减排 单位GDP能耗（X19） -
单位GDP碳排放（X20） -
宜居宜业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21） +
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环境 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的比重（X22） +
创新投入 R&D经费占GDP比重（X23） +
创新产出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X24） +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综合评价是一种定量认识客观实际的手段。为了避免主观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本文针对的是面板数据的动态综合评价问题，使用一般的静态综合评价方法并不合理。因此，参考郭亚军的研究[34]，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确定评价体系中各指标权重，并据此计算得出综合评价值，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和分析，具体做法如下：
评价函数的表达式为：
y i t k = ∑ j = 1 m w j x i j t k ( i = 1,2 , ⋯ , n ; j = 1,2 , ⋯ , m ; k = 1,2 , ⋯ , T )
对于负向指标，需要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
x i j * t k = x j m a x - x i j t k
各指标量纲不同会影响结果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采取标准化的处理方法来消除数据量纲，而各评价对象 x i j ( t k )在面板数据上的整体差异，可以用 y i ( t k )的总离差平方和 σ 2来刻画，其中：
σ 2 = ∑ k = 1 T ∑ i = 1 n y i ( t k ) - y ¯ 2
而经过对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后，有：
y ¯ = 1 N ∑ k = 1 T 1 n ∑ i = 1 n ∑ j = 1 m w j x i j ( t k ) = 0
从而：
σ 2 = ∑ k = 1 T ∑ i = 1 n y i ( t k ) 2 = ∑ k = 1 T w T H K w = w T ∑ k = 1 T H k w
可以证明，若限定 w T w = 1，取w为矩阵H的最大特征值 λ m a x ( H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此时 σ 2取最大值，有 w T H K w = λ m a x ( H )。进一步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权重系数，可计算得出综合评价值，并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和分析。

3.1.2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Dagum[35]在研究中指出，泰尔指数和传统基尼系数过分简化了对不平等程度的测度，因为这种测度方法是基于样本正态分布和同方差的严格假设，且忽略了样本之间的交叉重叠部分。据此，Dagum根据子群分解方法，将基尼系数G分解为组内差异Gw、组间差异Gnb和组间超变密度Gt。这种方法解决了无法识别样本数据间存在的交叉重叠问题，能够更好地识别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距及来源。

3.1.3 核密度非参数估计法

核密度非参数估计法通过光滑连续的密度曲线刻画观测变量的空间分布特征，被广泛应用在空间分布差异问题的研究中。该方法核函数有多种形式，如高斯核函数、三角核函数、四角核函数等。本文采用Epanechnikov核函数对中国共同富裕水平进行非参数估计。在窗宽选择方面，本文参考Silverman的研究[36]，依据Silverman经验法则确定最优窗宽。

3.1.4 莫兰指数

莫兰指数被广泛应用在衡量地区空间相关性的研究当中，其中，全局莫兰指数衡量整体的空间相关关系，而局部莫兰指数衡量子系统内的空间相关关系。本文首先通过全局莫兰指数从整体上分析2013—2021年全国、南北地区及四大地理分区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的区域空间关联程度，随后使用局部莫兰指数探究各省份的空间相关性特征[37]。

3.1.5 障碍度模型

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分析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障碍因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 i j = 1 - y i j
O i j = T i j W j ∑ j = 1 n T i j W j · 100 %
式中：Tij为指标偏离度；Wj为因子贡献度；yij为指标标准化值；Oij为障碍度。

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鉴于统计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本文选取中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以2013—2021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的考察样本。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及各省份统计局官网、各省份统计年鉴、各省份司法厅官网、律师年鉴、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EPS数据库和中经网数据库，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相关数据均进行了平减处理。

4 区域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分析

4.1 基于测度结果的事实评价

4.1.1 省域共同富裕时空演变特征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及选取的研究方法测度中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为了让结果更加直观，对所得结果进行平移处理，从而使测度结果大于0 ① 。从发展趋势考察，选取2013、2017、2021年3个时间节点，使用自然断点法将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利用ArcGIS绘制共同富裕水平分布图（图1）。
图1 2013、2017及2021年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分级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255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2、图5同。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2013，2017 and 2021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测度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全域共同富裕水平得到稳步提高，但各省份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呈现出不同特点。中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从2013年的0.70增长至2021年的1.40，年均增速为9.05%，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步伐扎实有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坚实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尤其是2020和2021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依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率，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与此同时，不同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差距明显，总体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及“南强北弱”的空间发展格局 ② 。从四大地理分区来看，东部地区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以年均6.91%的增速由2013年的1.30增长至2021年的2.22，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绝对领先水平。东北地区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由2013年的0.65增长至2021年的1.12，年均增速为7.03%。中部和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分别由2013年的0.37和0.35增长至2021年的1.09和0.90，年均增速分别为14.51%和12.61%，尽管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但依然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从南北地理分区来看，2013年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均为0.70，随后南方地区以10.81%的年均增速增长至2021年的1.52，北方地区年均增速仅为7.81%，2021年增长至1.28。尽管南北地区共同富裕水平都呈现稳步上涨趋势，但2013年后南北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南强北弱”的空间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不同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我国依然需要着力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以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4.1.2 共同富裕类型划分

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注重综合水平的提高，也要实现“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及“可持续性”3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和均衡发展，因此既要关注共同富裕水平综合指数的高低，也要关注其内部得分结构是否合理。进一步分别考察2021年各省份“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及“可持续性”的得分情况，以各维度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可将各省份共同富裕划分为6种类型，分别为“全面领先型”“持续发展型”“可持续引领型”“富裕引领型”“共享引领型”以及“相对滞后型”，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2021年各省份共同富裕类型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2021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首先，“全面领先型”包含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山东、重庆以及辽宁9个省份，其“富裕程度”“共享程度”以及“可持续性”3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全国中位水平，说明这些省份实现了较高发展水平的同时，积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共同富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持续发展型”包含福建、湖北、江西、湖南4个省份，其“富裕程度”和“可持续性”得分高于全国中位水平，但“共享发展”得分较低，说明这些省份将经济发展效率摆在优先位置，着力解决其内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是提升共同富裕程度的有效途径。“可持续引领型”包含安徽和河南2个省份，其“可持续性”得分高于全国中位水平，但“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得分均较低，说明这些省份具备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能够通过培植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发展。“富裕引领型”包含海南和内蒙古2个省份，其“富裕程度”高于全国中位水平，但“共享程度”和“可持续性”得分均较低，说明这些省份更多注重经济发展速度，未来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优化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着力促进均衡发展。“共享引领型”包含吉林、陕西、黑龙江、青海、山西和宁夏6个省份，虽然其“共享程度”得分较高，但“富裕程度”和“可持续性”水平较低，是一种低水平的共享，坚持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质效并增是其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最后是“相对滞后型”，包含四川、河北、贵州、广西、云南、甘肃和新疆7个省份，其3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全国中位水平，发展相对滞后，应当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探寻适合自身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4.2 基于Dagum基尼系数的区域差异与来源分解

4.2.1 各区域内部共同富裕水平差异

使用Dagum[35]提出的组内基尼系数测度全国、南北地区及四大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组内差异程度，逐年测度结果如图3。
图3 各组内基尼系数差异与变化趋势

Fig.3 Change of Gini coefficient within the group

首先，从全国来看，我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基尼系数呈现整体水平较高，逐年缓速下降的特点。其次，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组内基尼系数均处于较高水平，均值分别为0.26和0.28，反映出南北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共同富裕水平不均衡程度较高。从演变趋势来看，样本期内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内部基尼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南北地区组内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发展差距逐渐缩小。最后，四大地理分区内部基尼系数大小及演进趋势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组内基尼系数相较于其他地区处于较高水平，样本期内均值为0.29，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发展态势；西部地区组内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最大，由2013年的0.23下降至2021年的0.10，降幅约56.7%，2021年已经处于合理水平；中部地区组内基尼系数样本期内均值为0.11，处于较低水平，样本期内呈现波动下降的发展特征；东北地区组内基尼系数水平较低，从2013年的0.12降低至2021年的0.06，需要适当警惕同质化竞争带来的挑战。

4.2.2 各区域间共同富裕水平差异

使用Dagum提出的组间基尼系数测度我国南北地区及四大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组间差异程度[35]，逐年测度结果如图4。
图4 各组间基尼系数差异与演变趋势

Fig.4 Change of Gini coefficient between groups

首先，南北地区间的基尼系数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一方面，虽然南北地区组间基尼系数水平较低，但其超变密度较高，说明南北地区存在一定的样本重叠问题。这也说明样本数据的整体差异主要源自南北地区组内差异，这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另一方面，其组间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体现出南北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差异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次，从四大地理分区来看，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存在显著差距，中、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明显。具体看，“东—西”的组间基尼系数水平最高，样本期内均值为0.49。“东—中”的组间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45，样本期内呈现快速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13年的0.57持续下降至2021年的0.36，降幅36.8%，反映出中部地区发展动能强劲，追赶效应明显，两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发展差异在迅速缩小。“东—东北”的组间基尼系数变化较为平缓，说明我国东北地区的追赶效应较弱，发展进度较为缓慢，发展动力相对欠缺。“中—东北”和“西—东北”的组间基尼系数发展态势相似，样本期内均值分别为0.15和0.18，整体均呈现缓慢下降的发展态势。“中—西”的组间基尼系数由2013年的0.19逐步下降至2021年的0.13，说明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我国“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实施，四大地理区域间不平衡程度有所降低，但东部地区和其他区域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

4.2.3 整体共同富裕水平差异来源分解

使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样本数据的组内差异、组间差异、超变密度及各部分贡献率，测度结果见表2。
表2 2013—2021年各区域共同富裕的Dagum基尼系数及其来源

Tab.2 Dagum Gini coeffici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s sourc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2013-2021

地区 年份 G Gw Gnb Gt Gw
贡献率
（%）		 Gnb
贡献率
（%）		 Gt
贡献率
（%）
南
北
地
区		 2013 0.43 0.2109 0.0016 0.2150 49.33 0.38 50.28
2014 0.39 0.1903 0.0032 0.1925 49.30 0.82 49.88
2015 0.36 0.1750 0.0066 0.1741 49.20 1.85 48.94
2016 0.34 0.1686 0.0155 0.1592 49.11 4.51 46.37
2017 0.32 0.1572 0.0251 0.1384 49.02 7.83 43.15
2018 0.32 0.1531 0.0336 0.1294 48.43 10.63 40.94
2019 0.30 0.1474 0.0356 0.1208 48.53 11.71 39.75
2020 0.29 0.1418 0.0416 0.1109 48.18 14.13 37.69
2021 0.28 0.1349 0.0422 0.1034 48.09 15.04 36.87
四
大
地
理
分
区		 2013 0.43 0.0892 0.3120 0.0264 20.87 72.97 6.16
2014 0.39 0.0805 0.2849 0.0206 20.85 73.81 5.33
2015 0.36 0.0741 0.2600 0.0217 20.84 73.07 6.09
2016 0.34 0.0729 0.2451 0.0253 21.24 71.39 7.37
2017 0.32 0.0681 0.2329 0.0198 21.23 72.60 6.17
2018 0.32 0.0644 0.2358 0.0159 20.36 74.61 5.03
2019 0.30 0.0610 0.2286 0.0142 20.08 75.24 4.68
2020 0.29 0.0586 0.2201 0.0156 19.93 74.78 5.29
2021 0.28 0.0553 0.2112 0.0140 19.72 75.29 4.98
从南北地区来看，组内差异是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次之，组间差异贡献率最小。南北地区组间差异从2013年的0.003持续上升至2021年的0.04，其贡献率也由0.38%上升至15.04%，反映我国南北地区间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不断上升。超变密度在样本期内呈现持续下降的特征，贡献率由50.28%下降至36.87%，下降速度最快。
从四大地理分区来看，组间差异是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组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贡献率最小。四大地理分区组间差异在样本期内有所减小，但是由于总体基尼系数下降速度更快，其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反而从期初的72.97%上涨至2021年的75.29%，进一步说明削减四大地理分区的区域间差异应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推进共同富裕工作的主要抓手。四大地理分区组内差异贡献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样本期内均值为20.57%。从超变密度来看，四大地理分区的超变密度整体所占份额较低，样本期内均值为0.02，平均贡献率为5.68%，说明几乎不存在样本重叠现象，这也证实了各省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梯次发展特征。

4.3 基于核密度非参数估计的差异分布与演进特征分析

依据前文的分析方法，本文选取Epanechnikov核函数进行核密度非参数估计分析，绘制全国、四大地理分区及南北地区的二维核密度估计图（图略）。

4.3.1 分布特征

全国、南北地区及四大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核密度曲线均呈现不断右移的发展态势，说明我国整体及不同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在样本期内均持续上升。具体看，南北地区中，南方地区曲线右移速度高于北方，相较北方地区发展速度更快；四大地理分区中，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右移速度相对较快，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

4.3.2 波峰特征

全国核密度曲线在样本初期呈三峰形态，其波峰变化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2017年，这一时期主峰高度上升、峰宽变窄，共同富裕水平在0.6左右的省份数量有所增加；第二阶段是2018—2021年，主峰高度下降，峰宽变宽，且与主峰相邻侧峰的高度上升、峰宽变宽，说明这一时期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开始快速发展，同时多峰现象更加突出，说明我国共同富裕进入多极化发展态势，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呈现“绝对离散程度增大，相对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发展特点。北方地区核密度曲线波峰特征与全国层面相似，同样呈现三峰特征，且分为2个发展阶段。南方地区和东部地区不存在明显的多峰现象，样本期内主峰高度下降，峰宽持续变宽，说明南方地区和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离散程度有所扩大，呈现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核密度曲线同样呈单峰形态，样本期内主峰高度先升高后降低，同时峰宽持续变宽，呈现“先聚集，后离散”的特点，部分省份追赶效应较强，样本绝对离散程度有所扩大。东北地区核密度曲线波动性较大，样本期末相较期初波峰高度上升，峰宽变窄，样本更为集中。

4.3.3 分布延展性

全国核密度曲线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远高于我国其他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核密度曲线同样呈现右拖尾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从右拖尾逐渐转变为左拖尾，说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由“少强多弱”向“多强少弱”的转变，样本期末存在部分样本共同富裕水平远低于区域内其他样本。

4.4 基于莫兰指数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然而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由表3全局莫兰指数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全国、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在样本期内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存在“高—高”“低—低”的聚集式发展格局。中部地区自2019年起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表明中部地区近年来加强了区域间的联系，实现了区域间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表3 共同富裕主要障碍因子障碍度

Tab.3 Obstacle degree of main obstacle fac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年份 指标排序
第一障碍因子 第二障碍因子 第三障碍因子 第四障碍因子 第五障碍因子 第六障碍因子 第七障碍因子
2013 X24（14.31） X16（12.49） X1（10.08） X2（9.49） X21（8.07） X22（7.57） X15（6.61）
2015 X24（14.00） X16（12.31） X1（10.16） X2（9.34） X21（7.74） X22（7.50） X15（6.44）
2017 X24（14.46） X16（12.42） X1（10.33） X2（9.88） X21（7.83） X22（7.41） X15（6.52）
2019 X24（14.00） X16（12.49） X1（10.44） X2（10.26） X21（8.14） X22（7.72） X15（6.29）
2021 X24（13.47） X16（13.01） X1（10.96） X2（10.77） X21（8.59） X22（7.27） X15（6.25）
局域莫兰指数计算结果将30个省份划分为4个象限，其中：第一象限代表促进区，即该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均较高，呈正相关性；第二象限代表过渡区，即该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较低，但邻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呈负相关性；第三象限代表低水平区，表明该地区和周围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均较低，呈正相关性；第四象限代表辐射区，表明该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较高，但是邻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较低，呈负相关性。
图5展示了2013、2017和2021年局域莫兰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由图5看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不同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呈现高度聚集态势。具体来说：①东部沿海地区省份主要位于促进区，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则多分布于低水平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中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明显，主要体现在位于过渡区的河北、安徽、江西、海南以及位于辐射区的广东等省份，该部分地区呈现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③样本区间内大多数省份没有发生跃迁，表明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较高的空间稳定性，只有辽宁和吉林分别由辐射区和过渡区跃迁至低水平区，山东则由辐射区跃迁至促进区。此外，大部分省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长期处于低水平区，表明进一步提高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是当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图5 共同富裕局部莫兰指数空间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local Moran index of common prosperity

4.5 基于障碍度模型的障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障碍度模型，对30个省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主要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分析，从而判断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因素。鉴于评价指标和样本数量较多，评价结果不再一一列出。本文按照障碍度占比对各障碍因子进行排序，重点关注总体层面障碍度最高的7个障碍因子，具体结果见表3。
首先，创新产出是阻碍共同富裕发展的主要因素，其障碍度在2013—2021年始终列居第一位，尽管2021年障碍度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13.47%。此外，创新环境也是障碍度较高的障碍因子，说明各省份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激发创新活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其次，法治环境是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格外关注的因素，其障碍度从2015年开始逐年上升，2021年达到13.01%，说明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要格外重视良好法治环境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对共同富裕的保障作用。再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比重2个指标障碍度较高，分列第三、四位，且样本期内障碍度逐年上升，说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调整分配结构依然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最后，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公交车辆拥有量2个指标的障碍度较高，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表明我国在生态保护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需要关注这类因素，进一步打通阻碍共同富裕的“堵点”，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从“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及“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中国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测度了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2021年）中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核密度非参数估计法、莫兰指数方法及障碍度模型，多角度揭示了我国共同富裕时空分异特征与障碍因素。得到主要结论如下：①样本期内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高，总体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及“南强北弱”的空间发展格局；以“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可将各省份划分为“全面领先型”“持续发展型”“可持续引领型”“富裕引领型”“共享引领型”及“相对滞后型”6种发展模式。②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发展差异不断缩小，整体基尼系数从南北地区来看主要源自南北地区组内差异，从四大地理分区来看主要源自不同区域组间差异，且不同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③全国、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存在“高—高”“低—低”的聚集式发展格局，且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较高的空间稳定性。④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因子涉及创新产出、法治环境、收入水平、分配结构、创新环境、生态保护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

5.2 政策建议

①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实现共同富裕不同维度间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类型划分结果表明，我国不同省份共同富裕具有不同发展特征。各省份在积极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既要准确把握一般性战略目标与实现路径，也要坚持问题导向，正确认识特殊性发展模式与短板障碍。推动共同富裕既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发展中着力破解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区域间“先富带动后富”，也需要各省份在“后富学习先富”的过程中避免千篇一律，做到在系统考虑自身独特优势和短板障碍的基础上，制定具有侧重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规划，因地制宜探究适合自身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②形成互融共进的发展模式，实现共同富裕不同区域间协调发展。在研究期内，我国不同地理分区共同富裕水平差距明显，且南北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组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正逐步由以东西差异为主导转变为以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二者并存为主要特征有关[38]。因此，应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南北地区交流合作，以更大的力度促进北方地区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的速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的典型示范效应，立足发展成就，总结发展经验，为北方地区探寻适合自身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引领，在北方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区域中率先开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工作。另一方面，要在战略高度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落后地区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力度，从而推动落后地区发展质效并增，缩小南北地区间共同富裕水平发展差异。
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量质间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因素，必须正视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短板问题，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坚持新发展理念，着重处理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量”与“质”的关系。首先，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农村地区，从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能。其次，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目标要求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促进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最后，必须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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