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4 , Vol. 44 >Issue 1: 77 - 8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1.008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资源型地区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山西省为例

  • 史利江 ,
  • 李永宁 ,
  • 李前锦 ,
  • 高杉 ,
  • 张晓龙 ,
  • 张殷波 ,
  • 高峰
展开
  • 山西财经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中国山西 太原 030006

史利江（1978—），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3-07-20

  修回日期: 2023-10-3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6-0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217165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0610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3YJCZH050)

山西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202103021223307)

山西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3KY550)

山西省社科联重点研究项目(SSKLZDKT2020045)

收起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Resource-intensive Areas at the Municipal Level：A Case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

  • SHI Lijiang ,
  • LI Yongning ,
  • LI Qianjin ,
  • GAO Shan ,
  • ZHANG Xiaolong ,
  • ZHANG Yinbo ,
  • GAO Feng
Expand
  •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Shanxi，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20

  Revised date: 2023-10-31

  Online published: 2024-06-03

Fold

摘要

文章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治理三方面构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了2010—201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10年以来，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下降的趋势；从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波动减小，晋北、晋中和晋南三大区域内各地级市绿色发展均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②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其中太原和晋中成为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核心区，而阳泉、临汾和运城成为绿色发展的边缘区，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十分明显；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均不显著，尚未形成明显的绿色发展空间集聚，溢出效应不明显。③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诸多因素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素质、科技创新、外商投资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等因素通过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成为影响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山西省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绿色发展; 资源型地区; 绿色生产; 绿色治理; 评价指标体系; 产业结构升级; 科技创新

本文引用格式

史利江 , 李永宁 , 李前锦 , 高杉 , 张晓龙 , 张殷波 , 高峰 . 资源型地区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山西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 44(1) : 77 -8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1.0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evel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green production,green life,and green governance. It uses the methods of the entropy method,the Thiel index,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11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ince 2010,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while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differences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show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green development,the overall differe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has decreased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and there is polarization in green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level cities in the northern,central and southern Shanxi,and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overall differences. 2)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Shanxi Province is obvious,forming an obvious "core-edge" spatial structure feature. Taiyuan and Jinzhong have become the core areas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while Yangquan, Linfen and Yuncheng have become the edge areas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ce in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the core and edge areas is very obvious. The global autocorrelation and local autocorrelation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Shanxi Province are not significant,there is no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3)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Shanxi Provi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among which economic development,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population qualit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foreign investment and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factors.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resource-intensive region; green production; green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加快推动绿色发展，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指导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高耗能、高污染”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绿色发展是中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根本出路[1]。然而由于环境污染问题存在较强的外部不经济性，现阶段的市场机制难以自发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又多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使得绿色发展在实践层面存在诸多挑战和困难。如何科学评价和测度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并制定差异化的绿色发展战略，成为当前政府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研究起步较早。1960年代西方国家内部的绿色和平运动推动了绿色发展的思潮，引起了欧美国家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之后，英国经济学家David W. Pearce在其著作《绿色经济蓝图》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2]。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日趋加剧，导致生态破坏与环境恶化，促使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针对绿色发展也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指出：绿色发展旨在通过减少资本消耗和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强调环境友好、资源节约领域的投资，以谋求提高人类公平和福祉的同时降低环境风险[3]。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始于马世骏等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4]。此后，国内众多学者基于不同学科的视角，围绕绿色发展的定义和科学内涵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5-11]。胡鞍钢等认为，绿色发展旨在通过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加强环境和生态治理的方式，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车磊等认为，绿色发展是以提升生活质量为核心，在保护和高效利用资源环境的基础上，更多、更好、更节约、可持续地创造经济财富、增进社会福祉的发展模式[10]。岳立等认为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粗放模式，转变为以质量和效率为中心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创新模式[11]。尽管学术界关于绿色发展仍存在多种定义，但在其核心内涵和本质上基本达成共识，即在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约束下，通过技术创新、资源高效配置、政策引导、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与保护等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共进，从而提高人类生活品质和福利水平，最终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7]。
随着对绿色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相关实践的开展，绿色发展水平测度逐步成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重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的核心内容涉及绿色发展水平（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效率）时空格局的演变、影响因素和驱动机理研究等。从指标体系来看，目前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主要可分为两大类：①利用熵权TOPSIS[12]、DSPIR[13]等模型从多维度视角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或不同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②从投入—产出视角，通过构建复合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模型[14]、随机前沿法（SFA）[15]、数据包络分析法（DEA）[16]和全要素生产率法（TFP）[17]等模型来分析测算研究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以此表征和评估该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从研究层面来看，多数研究关注区域层面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区域涉及国家[6,14]、流域[7]、经济区[18]、城市群[8]、省域[9]以及市域[19]等不同空间尺度；部分学者从产业视角，对不同区域的农业[20]、工业[12]和旅游业[21]等不同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从影响因素和驱动机理来看，学者们主要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地理探测器、面板Tobit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自回归等模型分析探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城镇化、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外商投资、政府调控以及市场化水平等多种因素对区域绿色发展的综合影响和作用程度[7-14,22]，部分学者着重分析和探讨了环境规制、金融、产业集聚以及旅游经济等因素对于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23-26]。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绿色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对不同时空尺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和研究以及政府绿色发展考核的实践，为本文测度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但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①关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各有侧重，已有研究的指标体系对环境治理、生态建设以及教育发展等绿色治理维度的考虑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发展内涵更加广泛，其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丰富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在不同研究区域中需要因地制宜地构建科学的区域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②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全国尺度、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时空格局以及规律的探讨，而对资源型地区尤其是资源型大省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研究仍很薄弱。③对于绿色发展的地理空间异质性与空间格局动态演化研究仍较为不足，尤其缺乏对资源型地区绿色发展空间异质性、空间依赖性规律以及影响因素和驱动机理的认识和掌握。长期以来，山西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西时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把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推进能源革命、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统筹起来，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为山西省绿色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构建科学兼具资源型地区特色的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不仅能为推动山西区域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绿色发展策略提供科学参考，而且对于资源型地区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战略、实现绿色转型，以及推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区概况、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中游，总面积为15.67万km2，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63%。截至2019年，山西省共辖11个地级市，GDP为17026.68亿元，人均GDP为45724元，常住人口为3729.22万人。根据《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①，2016年山西省绿色发展指数仅为76.78，全国排名第26位，属于下游水平。结合山西“一群两区三圈”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区域自然地理特征，本文将山西省11个地级市划分为三大区域，即晋北地区（包含大同市、朔州市和忻州市）、晋中地区（包含太原市、晋中市、阳泉市和吕梁市）和晋南地区（包含临汾市、运城市、长治市和晋城市）。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为2010—2019年，并选取2010、2015和2019年3个时间截面的数据，分析刻画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特征，这与山西推进绿色发展和“五年规划”形成很好的时间对应。本文各项数据来自2011—2020年《山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山西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个别数据通过山西省政府信息公开渠道获取。所有底图数据均采用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编制的1∶2000000的山西省行政区划图（审图号：晋S（2005）001号）为底图，利用ArcGIS软件进行了空间配准以及数字化制图。

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8-15]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组织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②(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的通知[EB/OL]. https://www.ndrc.gov.cn/fggz/hjyzy/stwmjs/201612/t20161222_1161174.html?code=&state=123，2016-12-12.)，从区域绿色发展的构成要素出发，遵循层次性、科学性、客观性、代表性、可比性以及可获得性等原则，并结合山西省各地级市社会经济以及绿色发展的实际状况，构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主要包括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治理等3个一级指标。根据3个一级指标的科学内涵，在每个一级指标下选取合适的二级指标，最终共选取25个二级指标。其中，推动绿色发展的正向二级指标有19个，阻碍绿色发展的负向二级指标有6个（表1）。由于人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数等3个指标在全市层面的数据缺失，故以地级市市辖区的数据替代，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表1 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Shanxi Provinc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单位 属性 权重（%）
绿色生产
（32.669%）		 人均GDP增长率 % 正向 4.038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正向 4.084
用水总量增长率 % 负向 4.094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率 % 正向 4.100
单位GDP用水量 m3/万元 负向 4.070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t/万元 负向 4.109
单位GDP工业SO2排放量 kg/万元 负向 4.083
单位GDP工业烟尘排放量 kg/万元 负向 4.120
绿色生活
（31.89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3.982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正向 3.913
人均生活用水 m3 负向 4.083
当年造林面积 hm2 正向 3.879
空气优良天数占比 % 正向 4.062
人均绿地面积 m2 正向 4.005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4.096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数 辆/万人 正向 3.878
绿色治理
（35.403%）		 人均水资源量 m3 正向 3.96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4.000
污水集中处理率 % 正向 4.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4.051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正向 3.728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正向 3.985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册、件/百人 正向 3.640
每万人拥有职业医师数 人/万人 正向 3.9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正向 4.030

1.4 研究方法

1.4.1 熵值法

为避免主观赋权法的主观性给测度结果带来影响，运用熵值法确定每个指标层的权重，其原理是指标值离散程度越高，应赋的权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参照相关文献[7,27]，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表1），进而计算山西省11个地级市各年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1.4.2 标准差与变异系数

标准差指数用来反映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离散程度，其值越大，表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越大，分布越分散；反之，其值越小，表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越小，分布越集中[28-30]。采用变异系数分析测算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28-30]。

1.4.3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常被用来衡量区域差异，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泰尔指数）的贡献[31]。本文引入泰尔指数对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距变化及差距来源进行分析[32]。

1.4.4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来检验空间相邻或相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33-34]，主要用Global Moran's I指数来衡量，其取值范围为（-1，1）。

1.4.5 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是研究各空间与邻近空间针对某一属性的相关性，即衡量每个城市单元与邻近城市单元绿色发展水平的关联程度，并对其空间集聚与离散特征进一步识别[35-36]。

1.4.6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通过比较总区域方差和子区域方差来研究空间异质性，进而揭示地理现象背后驱动因子的统计学方法，由于其并未设置许多前提假设，所以近年来在诸多领域应用广泛。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分异及因子探测器、交互探测器来识别判断影响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及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其模型如下[37-39]：
q = 1 - 1 N σ 2 ∑ i = 1 L N i σ i 2
式中：q为探测因子对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解释程度，q值越大，表明该因子对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越大，q的值域为[0,1]；N、 N i分别代表总样本数量和分区的样本数量； σ 2、 σ i 2分别代表总方差和分区的方差；L为变量或影响因子的分层个数[40-41]。

2 结果与分析

2.1 绿色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

由图1、表2可知：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各地级市绿色发展得分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太原市>晋城市>晋中市>长治市>大同市>朔州市>阳泉市>吕梁市>忻州市>临汾市>运城市。3个一级指标对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绿色生产>绿色治理>绿色生活。从绿色发展水平的变化来看，绿色发展水平进步由大到小依次为：大同市、忻州市、朔州市、吕梁市、晋中市、太原市、阳泉市、运城市、临汾市、长治市、晋城市。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年均增长率为1.116%，其中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治理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01%、2.249%和0.467%，总体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图1 2010—2019年山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得分

Fig.1 Scores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表2 2010—2019年山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均值与排名

Tab.2 Average scores and ranking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地区 绿色生产 绿色生活 绿色治理 绿色发展 排名
得分均值 得分均值 得分均值 得分均值
太原市 0.26269 0.14657 0.20087 0.61013 1
晋城市 0.22623 0.13792 0.19326 0.55741 2
晋中市 0.22848 0.14103 0.18184 0.55135 3
长治市 0.22563 0.14232 0.16193 0.52987 4
大同市 0.22710 0.14130 0.14883 0.51723 5
朔州市 0.23167 0.13134 0.15305 0.51607 6
阳泉市 0.23518 0.13344 0.14704 0.51566 7
吕梁市 0.22971 0.13445 0.14579 0.50996 8
忻州市 0.22008 0.11273 0.17268 0.50549 9
临汾市 0.22588 0.12583 0.14816 0.49988 10
运城市 0.19989 0.11743 0.17994 0.49727 11
由图2可知，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曲线均呈现波动且略有下降的趋势。具体来看，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变化分为4个阶段：①第一阶段（2010—2015年），平稳波动时期。标准差曲线、变异系数曲线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变幅较小，较为稳定。2010年国家发改委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山西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和城乡生态化。在此背景下，山西省开始全面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较小。②第二阶段（2015—2016年），快速下降时期。标准差曲线、变异系数曲线快速下降，山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开始快速缩小，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减弱。2015年山西省开始推动区域合作，鼓励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从而使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降低。③第三阶段（2016—2018年），快速增长时期。标准差曲线、变异系数曲线开始快速上升，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逐步扩大，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不平衡性加剧。2016年开始，山西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略，统筹稳增长、促转型、调结构，各地级市发展条件和发展定位不同，导致绿色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④第四阶段（2018—2019年），下降时期。标准差曲线、变异系数曲线开始下降，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缩小，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不平衡性有所好转。2018年以来，山西省陆续发布《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府投资基金更好发挥作用的意见》《山西省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行动方案》，统筹规划山西省的绿色发展，重点帮扶转型困难的城市，从而导致绿色发展不平衡性降低。总体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但绿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仍然存在。
图2 2010—2019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

Fig.2 Absolute difference and relative differe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2.2 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特征

由表3知，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波动缩小，而晋北、晋中和晋南三大区域内市域绿色发展均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2010—2019年绿色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总体呈现为波动下降趋势，其中2010—2015年绿色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逐步增大；2015—2019年绿色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呈现为波动下降趋势，表明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逐步缩小。
表3 2010—2019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

Tab.3 Theil index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年份 泰尔指数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2010 0.00231 0.00166 0.00065
2011 0.00341 0.00191 0.00150
2012 0.00305 0.00255 0.00050
2013 0.00185 0.00171 0.00014
2014 0.00250 0.00223 0.00027
2015 0.00288 0.00269 0.00019
2016 0.00133 0.00109 0.00024
2017 0.00235 0.00169 0.00066
2018 0.00275 0.00195 0.00079
2019 0.00207 0.00105 0.00102

2.3 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化

为更好地反映和揭示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根据2010、2015和2019年3个时期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值，利用等间隔分级法将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划分为4个等级（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表4，图3）。
表4 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分级标准

Tab.4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阶段名称 低水平 中等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分级标准 （0.00000，0.48949] （0.48949，0.53497] （0.53497，0.58044] （0.58044，1.00000]
图3 2010—2019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

Fig.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如图3所示，2010年山西省绿色发展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地级市分别有7、2、2、0个，分别占山西省地级市总数的63.636%、18.182%、18.182%和0.000%；2015年其数量分别为2、5、3、1个，占比分别为18.182%、45.455%、27.273%和9.091%；2019年则演化为0、5、4、2个，占比分别为0.000%、45.455%、36.364%和18.182%。总体来看，10年间山西省绿色发展低水平地级市数量减少了7个、中等水平地级市增加了3个、较高水平地级市增加了2个、高水平地级市增加了2个，绿色发展水平整体提升趋势显著。从空间格局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2010年仅有太原和晋城两市绿色发展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晋中市、长治市次之，为中等水平；而其余地级市均处于绿色发展的低水平。2015年太原市跃升为全省唯一的绿色发展高水平，成为山西省绿色发展的“绿极”；晋中市和长治市提升到较高水平；临汾市、阳泉市、忻州市、朔州市和大同市提升到中等水平；其余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不变。2019年晋中市提升成为绿色发展高水平，和省会太原市成为山西省绿色发展的“双核”；吕梁市和晋北地区三市提升到较高水平；运城市提升到中等水平；而长治市和晋城市绿色发展下降到中等水平，其余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等级保持不变。
从绿色发展的区域空间格局演变来看，晋中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两极分化较为明显。省会太原市的绿色发展优势明显，成为山西省绿色发展的“绿极”，这是由于太原拥有优越的社会经济基础，聚集了大量的人才，拥有优惠的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居民绿色意识和政府环保投入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晋中市后来居上，2019年绿色发展水平仅次于太原市，是全省绿色发展的一匹“黑马”，其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太原市，受到省会太原市较强的辐射影响与带动；阳泉市是山西省绿色发展的“洼地”，这与该市的自然地理特征、有限的城市规模、重化工偏重的产业结构、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转型发展缓慢滞后密切相关。吕梁市与晋北地区忻州、朔州以及大同等三市由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绿色发展基础较差，但随着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以及吕梁山生态修复和治理等工程的实施，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相关政策的支持及其城市加快转型发展，促使吕梁与晋北三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明显。晋南地区城市具有较为优越的产业发展条件和生态环境基础，绿色发展基础较好，但相对于晋北和晋中地区，晋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速度缓慢，原因在于晋南地区城市距离省会太原较远，受到的辐射影响和带动作用较弱，同时临汾、长治、运城和晋城等城市近些年来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缺少相关政策和资金扶持等，导致绿色发展缓慢，尤其是临汾市，不仅经济发展水平放缓，同时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绿色发展较为滞后。总体来看，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逐渐形成了“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特征，太原市和晋中市成为绿色发展的双核心，而运城市、临汾市、阳泉市等成为绿色发展的边缘区，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十分明显。

2.4 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

2.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利用ArcGIS软件，计算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系数，除2013年莫兰指数<0以外，其他年份均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除2013年外，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一定的随机性，原因在于山西省大部分地级市都属于资源型城市，其经济发展对煤、铁、铝等矿产资源存在着高度依赖，同时受区域资源禀赋以及国际煤炭价格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随机性分布特征，同时各地级市的转型发展政策和区位优势不同，从而导致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随机性。

2.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反映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局域空间关联特征，利用ArcGIS软件对2010、2015、2019年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数值通过显著性检验，得到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LISA集聚图（图4）。由图4可知，除2019年的太原市以外，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没有明显的正向集聚的空间格局，以空间负相关性为主。具体来看：①“高—高”（H-H）集聚区，研究时段内位于这一区域的仅有2019年的太原市，其对相邻地区产生一定的辐射拉动效应。②“低—高”（L-H）集聚区，研究时段内均位于这一区域的只有阳泉市，而吕梁市除2019年外，在2010和2015年均位于该区域。阳泉市和吕梁市与邻近的太原市、晋中市相比，形成了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洼地”和“高地”相邻的格局。总体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局部空间负相关，且负相关性持续减弱，仅有个别地级市呈现一定程度的集聚，尚未形成明显的绿色发展空间集聚特征，溢出效应也不明显，体现出资源型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
图4 2010—2019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LISA集聚图

Fig.4 LISA agglomeration map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2.5 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器分析

2.5.1 影响因素指标的选择

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是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叠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山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的实际情况，并结合数据的科学性、可得性和代表性，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三大因素展开分析，共选取12个影响因子，将2010、2015和201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作为因变量Y，自变量X的选取指标见表5。运用自然断点法将自变量X1~X12的数值量离散化为类型量，然后运用Geodetector针对各影响因子进行分异探测和交互探测（表6、表7）。
表5 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的驱动因子指标体系

Tab.5 Indicator system of driving factors for green development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序号
自然地理
因素		 地形 平均高程 m X1
降水 年降水量 亿m3 X2
社会经济
因素		 经济发展 人均GDP 万元 X3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比 % X4
人口素质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万人 X5
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率 % X6
科技创新 专利授权数 件 X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		 人 X8
外商投资 实际利用外资额 万美元 X9
政策支持 财政支出/GDP % X10
信息化水平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X11
生态环境
因素		 城市生态环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X12
表6 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6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actors fo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s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探测因子 q值 （2010） q值 （2015） q值 （2019）
X1 0.12802 0.36871 0.40851
X2 0.09662 0.40330 0.12153
X3 0.40217* 0.78381* 0.54167*
X4 0.34568 0.47736* 0.69340*
X5 0.47826* 0.63679* 0.58038*
X6 0.35568 0.48381 0.31632
X7 0.53309* 0.43270* 0.57431*
X8 0.26932 0.45000 0.36406
X9 0.42210 0.57547* 0.59444*
X10 0.62802 0.37736 0.40417
X11 0.38509 0.44654 0.60714*
X12 0.73696* 0.56871* 0.45573*

注：*表示p<0.05的显著性水平。

表7 2019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驱动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Tab.7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actors fo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municipal-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in 2019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 0.48438
X2 0.79167 0.08333
X3 1.00000 0.73958 0.46528
X4 0.94792 0.53125 0.79167 0.33160
X5 0.94792 1.00000 0.94792 0.94792 0.77083
X6 0.72222 0.53125 0.79167 0.79167 1.00000 0.08333
X7 0.94792 0.94792 1.00000 0.94792 0.89583 1.00000 0.61806
X8 0.73958 0.79167 0.73958 0.73958 0.82639 0.58333 0.89583 0.23611
X9 0.84375 0.94792 0.89583 1.00000 0.94792 0.94792 0.94792 0.94792 0.77083
X10 0.73958 0.51389 0.73958 1.00000 0.89583 0.58333 0.94792 0.79167 1.00000 0.38889
X11 0.94792 0.94792 0.94792 0.94792 1.00000 0.94792 0.87847 0.89583 0.94792 0.94792 0.10243
X12 0.89583 0.94792 0.73958 0.73958 0.94792 0.73958 0.94792 0.79167 0.89583 1.00000 0.89583 0.48438

2.5.2 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器分析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来探测3个时间截面各影响因子对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解释力q值大小，q值越大则说明该影响因子对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影响的贡献率越大。由表6可知：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2010年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专利授权数、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以及人均GDP，其解释力分别为0.73696、0.53309、0.47826和0.40217；2015年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均GDP、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第三产业占比以及专利授权数；2019年的高作用影响因子包括第三产业占比、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实际利用外资额、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专利授权数、人均GDP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总体来看，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素质、科技创新、外商投资以及城市生态环境，且主要影响因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交互探测来分析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对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以2019年为例，因子交互作用结果见表7。①总体上，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主要呈现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两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对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均表现出增强关系，任意两个因子经交互作用后解释力均大于某一单一因子。由此可见，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并不是单一影响因子造成的，而是多影响因子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反映出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间的复杂性特征。②交互影响差异上，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专利授权数、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q值均大于0.5，表明这6种因素通过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成为影响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由此表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科技创新、外商投资和城市生态环境等因素的主导作用是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内在驱动机制。
①经济发展是区域绿色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促进生产技术改进和区域发展模式转变，而且对于绿色创新企业和高素质人才形成较强吸引力，同时生活水平的改善也会促使居民环境意识提升以及对环境质量产生更高的需求，从而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区域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对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优化产业结构是山西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山西省绿色发展的“绿极”太原市的第三产业占比由2010年的53.389%，提升到2019年的61.437%；而绿色发展的“洼地”阳泉市、运城市和临汾市2019年的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52.949%、49.950%和49.956%，均未达到太原市2010年的水平。
②人口素质的提升，带来了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同时可为区域绿色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由此促进高新技术绿色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特别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高素质人才是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位于太原市与晋中市交界处的山西省高校新区，吸引了10多所高校陆续入驻，为晋中和太原两市绿色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晋中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由2010年的179.6人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592.8人。人口素质的快速提升极大地推动了晋中市的绿色发展，使其和太原市成为山西省绿色发展的“核心”。
③以专利授权数为代表的科技创新驱动因子对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具有较强解释力。专利授权数是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标志，而科技创新是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太原市和晋中市为例，两地集聚了全省大部分的创新资源，创新实力与潜力都优于省内其他地区，因此，两市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强于其他地区，促使其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城市。
④外商投资对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外商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资企业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促进本地制造业升级，而且可以促进山西本地企业与国际市场对接，提升山西本地企业的国际知名度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强吸引力，也反映出城市营商环境、基础设施、政策、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占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近70%，其对外资具有强吸引力，让外资更多参与科技创新、高端服务业等领域，进而成为推动太原市以及山西全省绿色发展新的增长点。
⑤城市生态环境对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区域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环境的追求，提升其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意识，同时极大改善了城市生活的宜居性和舒适性，从而增强了对高素质人才以及绿色创新企业的吸引力，由此能更好地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以地级市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治理等三方面构建了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1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区域差异、时空演变格局、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①从时序特征来看，山西省区域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下降的趋势；从区域差异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波动减小，但晋北、晋中和晋南三大区域内各地级市绿色发展均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②从空间格局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以太原和晋中为双核心，以阳泉、运城、临汾等城市为边缘区，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十分明显；相对于晋南地区，晋北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更快，成为山西省绿色发展的重要区域；省会太原市长期保持绿色发展高水平，成为山西省绿色发展的“绿极”，而晋中市由于受到省会城市的辐射影响和带动作用，其绿色发展水平仅次于太原市；阳泉、运城、临汾的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时段内，长期落后于全省其他城市，成为山西省绿色发展的“洼地”。
③除2013年外，2010—2019年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在局部呈现一定的空间负相关，且负相关性持续减弱，尚未形成明显的绿色发展空间集聚特征，溢出效应不明显。
④运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表明，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是多种影响因子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科技创新、外商投资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通过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成为影响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城市的发展进步，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3.2 建议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大省山西省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山西省“十四五”规划中对未来发展的定位是：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成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研发制造基地、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和华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等；其未来的发展目标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全方位呈现美丽山西① ② ③。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结合当前山西省绿色转型发展的目标和实践，提出以下促进山西省绿色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地区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此山西省各地级市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逐步整合淘汰粗放式、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和落后产能，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如煤都大同应利用中国大同环保企业总部基地及聚力节能环保产业园区的环保产业和技术优势，积极推动能源革命和绿色转型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省会太原市应利用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实施优惠政策扶持科技创新、高端服务、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使其成为推动太原市绿色发展新的增长点，并充分发挥“绿核”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城市绿色发展。山西省各地级市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与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为契机，加强与京津冀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的区域合作与联动发展；充分挖掘各市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将生态旅游和文化产业作为山西省未来重要主导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②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吸引优质人才落户。提高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山西省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因此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视创新成果的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太原市应大力支持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给予政策优惠；优化山西省各地级市的创新环境，加强产学研合作，要进一步提升高校间的融合度及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度，促进高校与企业形成高效联合，为山西省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各地级市以实际需求为根本，办好各地职业技术大学，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优秀的技术人才；要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创新要素收益分配机制，着力实施“三晋学者支持计划”等人才培育工程，促进人才素质与实际需求相结合，为创新事业未来发展储备良好的人力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保、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水平，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山西。
好蓝天、碧水和净土保卫战，实现各地级市水、土壤和大气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积极推进黄河流域（山西段）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修复战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山西省各地级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功能；制定合理的碳减排计划，坚决贯彻落实各地级市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健全绿色发展政策和金融体系，如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环境问题终生追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绿色发展绩效评估、绿色金融扶持等相关制度，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与监督，对环境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经济支持。倡导居民绿色消费，使用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和标识体系，对绿色产品给予政策支持；倡导居民绿色出行，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逐步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完善对分类垃圾的处理制度，使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倡导民众参与绿色志愿服务，增强民众的绿色环保意识。
④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进一步健全完善政策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接国际通行经贸规则，通过政策倾斜与优化政务服务，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省会太原为中心，各地级市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吸引和主动承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引导制造业、服务业与绿色创新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持续提升。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胡鞍钢, 周绍杰. 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1):14-20.

[2]
Pearce D W, Markandya A, Barbier E B.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M].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 1989.

[3]
徐晔, 欧阳婉桦. 江西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动态测度及影响机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5):1152-1168.

[4]
马世骏, 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 生态学报, 1984(1):1-9.

[5]
陈春娣, 荣冰凌, 邓红兵. 欧盟国家城市绿色空间综合评价体系[J]. 中国园林, 2009(3):66-69.

[6]
程钰, 王晶晶, 王亚平, 等. 中国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11):2745-2765.

DOI

[7]
郭付友, 佟连军, 仇方道, 等. 黄河流域生态经济走廊绿色发展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识别[J]. 地理学报, 2021, 76(3):726-739.

DOI

[8]
邹磊, 刘慧媛, 王飞宇, 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22, 52(8):1462-1475.

[9]
舒成, 朱沛阳, 许波. 江西省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分异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6):180-186.

DOI

[10]
车磊, 白永平, 周亮, 等.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1):1788-1798.

DOI

[11]
岳立, 薛丹. 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0, 42(12):2274-2284.

DOI

[12]
王韶华, 徐静蕾, 张伟, 等. 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 39(5):107-113,144.

[13]
马晓冬, 胡颖, 黄彪. 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2, 42(4):159-167.

DOI

[14]
田光辉, 李江苏, 苗长虹, 等.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22, 42(6):83-91.

DOI

[15]
李科, 袁玮鸿, 罗晶, 等. 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的测算及其变化特征[J]. 经济地理, 2022, 42(4):44-53.

DOI

[16]
盛科荣, 王丽萍, 孙威. 网络权力、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1, 43(8):1509-1521.

DOI

[17]
苏日古嘎, 马占新. 内蒙古绿色发展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基于12个盟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生态经济, 2021, 37(9):77-84.

[18]
崔和瑞, 王紫臻.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及收敛性研究[J]. 生态经济, 2023, 39(9):30-38,84.

[19]
胡博伟, 周亮, 王中辉, 等. 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时空分异特征[J]. 资源科学, 2020, 42(2):383-393.

DOI

[20]
王火根, 胡霜. 江西省农业绿色发展协同效应研究[J/OL]. 安全与环境学报:1-13[2023-10-22]. https://doi.org/10.13637/j.issn.1009-6094.2023.1017.

[21]
刘雨婧, 唐健雄.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681-700.

DOI

[22]
盖美, 杨苘菲, 何亚宁.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2, 44(5):927-942.

DOI

[23]
胡森林, 鲍涵, 郝均, 等.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6):1572-1585.

DOI

[24]
刘敏楼, 黄旭, 孙俊. 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6):113-122.

[25]
郭艳花, 梅林, 佟连军. 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9):1484-1492.

DOI

[26]
童昀, 何彪. 旅游经济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形成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4):134-144.

[27]
杨丽, 孙之淳. 基于熵值法的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J]. 经济问题, 2015(3):115-119.

[28]
冯兴华, 钟业喜, 陈琳, 等.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6):18-25.

[29]
周晓艳, 郝慧迪, 叶信岳, 等. 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分析[J]. 人文地理, 2016, 31(5):119-125.

[30]
方文婷, 滕堂伟, 陈志强. 福建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J]. 人文地理, 2017, 32(2):103-110,136.

[31]
Sinha A. Inequality of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across OECD countries:A note[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7(79):9-14.

[32]
周亮, 车磊, 周成虎.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9, 74(10):2027-2044.

DOI

[33]
王芳, 高晓路. 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研究[J]. 地理科学, 2014, 34(7):818-824.

DOI

[34]
胡雪瑶, 张子龙, 陈兴鹏, 等.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4):772-783.

DOI

[35]
张荣天, 张小林, 尹鹏. 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探析[J]. 经济地理, 2022, 42(5):185-192.

DOI

[36]
王勇, 李海英, 俞海. 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0):96-104.

[37]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116-134.

DOI

[38]
陈玉兰, 焦菊英, 田红卫, 等. 黄土高原归一化植被指数与自然环境因子的空间关联性——基于地理探测器[J]. 生态学报, 2022, 42(9):3569-3580.

[39]
王欢, 高江波, 侯文娟.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喀斯特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土壤侵蚀定量归因[J]. 地理学报, 2018, 73(9):1674-1686.

DOI

[40]
尹旭, 王婧, 李裕瑞, 等. 中国乡镇人口分布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2, 41(5):1245-1261.

DOI

[41]
王兴民, 吴静, 白冰, 等. 中国CO2排放的空间分异与驱动因素——基于1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11):29-38.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