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大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承担了大规模集聚人口和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同时，其集聚功能表现也出现了空间分异。文章对比了2010和2020年23个城市化地区人口、GDP、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等指标在全国、省域及城市群区域的空间表现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化地区人口经济集聚的规模位序基本稳定，建设效率位序变化的南北差异显著。②三大沿海城市化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继续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有所下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提升区域，海峡西岸和成渝城市群是经济集聚活跃的主要区域；北方城市化地区的建设效率一直偏低，南方建设效率的相对水平与增长能力更强。③城市化地区在省域尺度的人口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效率在城市群内部整体呈现相对提高趋势。未来，应聚焦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新定位，着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强化新质生产力集中布局和新型工业化重点推进，通过培育复合功能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通过人口和经济同步集聚实现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章借鉴复杂网络理论内涵，综合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测度贸易网络韧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韧性和结构韧性2个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韧性开展综合测度，探讨其演变过程、发展特征和趋向。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联系日趋紧密，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升，不均衡态势逐渐显现，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呈现由松散向紧密发展、由多极向单极演变的趋势；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节点韧性具有明显异质性，并处于动态演化中，逐渐形成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为强韧核心的贸易格局；③综合考虑连通性、抗毁性、恢复性和稳健性4个维度，随着时间演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结构韧性有所提升，网络结构异质性不断增强。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提升贸易网络连通性和稳健性，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畅通走向更高水平和更宽维度。
文章利用城市R&D支出数据、城市专利数据、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等，采用永续盘存法、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测算了中国2000—2019年14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创新效率呈上升趋势，但是不同城市群创新效率年均上升幅度差异显著；②城市群创新效率上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③不同城市群创新效率始终存在较大差距，且呈扩大趋势；④城市群内部R&D资本存量差异缩小以及物质资本存量积累是城市群创新效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文章构建人—居—业协同视域下县域福祉分析框架，以大别山区27县（市、区）为研究区域，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县域福祉水平，采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县域福祉水平的时空格局，并剖析了研究区域福祉指数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研究发现：①2011—2020年，各县的福祉指数值分布在0.151~0.554间，整体而言，该区县域福祉指数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随着时间的变迁，各县福祉指数的差异性正逐步缩小。②在不同时间节点，以大别山走向为轴，东北一侧县域的福祉水平相对较高，且相对较高水平福祉指数的县域大多分布于研究区的外围地区，县域福祉指数等级均体现为稳定或向上变化。③县域福祉的时空差异特征是多个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战略、主体、客体、动力与互馈5个层面的力量在不同时期对福祉水平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
从区域时空压缩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综合交通可达性模型，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最短时间距离及其变化，利用德尔菲法和等时圈分析法等方法，从城市、都市圈、城市群3个尺度探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方案制订及实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①在交通一体化建设背景下，高铁和城际铁路的建设和开通使得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大幅度缩短，城际社会经济交流更加密切，区域内1 h以内的城市对数量急剧增多；②区域高水平一体化地区集中分布于沪宁和沪杭等轴带地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一体化水平较高；③在时空压缩效应下，区域中心城市扩大了“溢出效应”和“同城效应”的地域范围；④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空间异质性随着高速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而发生改变，杭州、无锡、苏州、合肥等城市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新兴核心城市，芜湖、安庆等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作用也在逐渐加强。
国家水网是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先行领域。文章在总结我国水利建设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的基础上，从国家水网建设的地理效应、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水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水网建设的战略途径。研究认为：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利建设经历了政策调整、管理变轨、民生发展和制度保障4个阶段，2023年进入全局统筹阶段，形成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安全效益。②缓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损害等瓶颈制约，形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水网建设的基本要求。③未来应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用系统思维统筹水的全过程治理，分流域、分层级推进国家水网“一张网”建设，促进人水关系协调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整体优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国土空间格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发展诉求的空间体现，也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的基本依据和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在综合分析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现实需求、概念内涵与学理的基础上，对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总体思路与技术流程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发现：①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基于对各类空间要素进行空间分析后的调整，需要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明确区域的功能定位、划定功能空间与管控边界、明确各类空间格局的优先次序。②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区域功能定位的变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等进行动态优化调整，以促使各类要素在国土空间上更加合理地分布与配置，提升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效率和均衡性，增强区域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是体育运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和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总体和区域层面对中国1079个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地理探测器、叠置分析方法剖析影响精品项目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层面来看，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结构特征；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空间密度呈“单极多核”分布形态。②从区域层面来看，省域尺度精品项目分布极不均衡，空间分布密度差异较大，上海、北京、天津的分布密度最高；分布具有明显空间自相关特征，热点区集中于长三角地区和西南地区。市域尺度精品项目的区域不平衡程度大于省域尺度，热点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京津冀、黔中城市群及青海东部、甘肃西北部等地区。③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空间分布受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体育旅游政策环境、交通建设与住宿接待水平等5个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各影响因素对精品项目空间分异的解释度差异明显。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倒逼和驱动数字经济新动能释放。在梳理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运用障碍度模型与面板Tobit模型诊断2个系统的障碍因子，探析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动态增长态势，且皆由最初“沿海高，中西部低”差异分布转变为“中间高，南北两端低”差异分布。②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整体上渐趋优化，但与优质协调差距较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中西+T字形’→‘南北两端+T字形’→‘南北两端+中间地带+T字形’”的演化过程。③大多省域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前3位指标层障碍因子相同，中西部地区及中间地带、南北两端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基础，东部地区和“T字形”地带为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度、教育水平正向影响2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城镇化进程为负向影响，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皆为东部>中部>西部，“T字形”地带>中间地带>南北两端。
文章以婺源县33个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以游客网络评论为数据源，绘制游客情感地图，分析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测定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空间特征上，游客高情感值主要分布在婺源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情感热度自东部、北部向中部和西部逐渐减弱，呈现出“二核三次多从”的分布格局，核心—边缘特征明显。②在时间特征上，游客情感值在不同月份有一定的波动性；情感高值常常伴随着季节性景观的展现和相应的季节性活动的开展而出现，呈现出时间上的同步性；游客情感均值月度波动程度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对成熟度。③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受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与住宿、旅游政策与服务和游客个性化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旅游交通的距离、旅游信息平台的数量是控制性影响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