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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樊杰, 伍健雄, 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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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党的十八大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承担了大规模集聚人口和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同时,其集聚功能表现也出现了空间分异。文章对比了2010和2020年23个城市化地区人口、GDP、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等指标在全国、省域及城市群区域的空间表现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化地区人口经济集聚的规模位序基本稳定,建设效率位序变化的南北差异显著。②三大沿海城市化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继续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有所下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提升区域,海峡西岸和成渝城市群是经济集聚活跃的主要区域;北方城市化地区的建设效率一直偏低,南方建设效率的相对水平与增长能力更强。③城市化地区在省域尺度的人口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效率在城市群内部整体呈现相对提高趋势。未来,应聚焦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新定位,着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强化新质生产力集中布局和新型工业化重点推进,通过培育复合功能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通过人口和经济同步集聚实现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熊巨华, 高阳, 刘鉴, 张中浩, 李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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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地理科技研究成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助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支持各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要责任。文章通过梳理2000—2023年经济地理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经济地理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探讨了不同时期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变化和未来学科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经济地理申请代码2000—2023年共接收来自481个依托单位的4144份申请书,资助其中184家依托单位的843个项目,涵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8种项目类型中的10种,平均资助率为20.34%;②与地理科学各分支学科相比,经济地理学科人才队伍结构老化问题相对突出;③经济地理领域各区域研究力量的极化现象较为明显,华东、华南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差距在扩大;④不同时期经济地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存在差异,主要研究对象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产业集聚与空间组织,转向创新与全球生产网络,进而催生出创新地理、金融地理等新兴领域;⑤经济地理领域未来需从交叉融合、强化学科理论、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加快科技成果产出、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和均衡区域研究力量等方面加强建设。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陈伟, 王芯芮, 龙燕, 赵晞泉, 刘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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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借鉴复杂网络理论内涵,综合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测度贸易网络韧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韧性和结构韧性2个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韧性开展综合测度,探讨其演变过程、发展特征和趋向。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联系日趋紧密,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升,不均衡态势逐渐显现,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呈现由松散向紧密发展、由多极向单极演变的趋势;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节点韧性具有明显异质性,并处于动态演化中,逐渐形成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为强韧核心的贸易格局;③综合考虑连通性、抗毁性、恢复性和稳健性4个维度,随着时间演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结构韧性有所提升,网络结构异质性不断增强。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提升贸易网络连通性和稳健性,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畅通走向更高水平和更宽维度。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宋永永, 庞先峰, 唐宇, 马蓓蓓, 马艳艳, 薛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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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在构建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研究理论框架基础上,以陕北能源富集区榆林市为例,采用集对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从生态、经济和社会3个子系统和脆弱性与应对能力2个方面入手,评估1998—2020年区域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揭示其韧性演化规律与机理。结果表明:①1998—2020年榆林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427波动上升至0.494,应对能力指数由0.248上升至0.798,韧性指数由0.326上升至0.664,区域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是脆弱性与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②社会生活子系统脆弱性对总系统脆弱性的作用呈现上升趋势,各子系统应对能力对总系统应对能力的贡献均呈上升趋势。总应对能力对系统韧性起决定性作用,其中经济生产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应对能力的影响突出。③各影响因子对榆林市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作用性质、速率和规律存在显著差异,呈现近线性、非线性2种影响方式和近线性递增或递减、U型或倒U型递增或递减6种曲线类型。④在自然生态约束、社会经济转型驱动和能源市场变革等内外部因素作用下,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呈现由农牧型向能源型进而迈向绿色型的转型发展态势。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李治国, 李兆哲, 孔维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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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推动黄河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因此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文章在理论探讨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及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2011—2019年黄河中下游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增”的U型关系,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②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能力均能够起到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桥梁作用;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表现出一定的“数字鸿沟”效应;④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应,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吸引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以更廉价的方式流向该区域,形成“虹吸集聚”,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卢彦瑾, 倪青山, 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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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城市R&D支出数据、城市专利数据、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等,采用永续盘存法、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测算了中国2000—2019年14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创新效率呈上升趋势,但是不同城市群创新效率年均上升幅度差异显著;②城市群创新效率上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③不同城市群创新效率始终存在较大差距,且呈扩大趋势;④城市群内部R&D资本存量差异缩小以及物质资本存量积累是城市群创新效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唐常春, 陈珈琪, 谢昀霏, 唐嘉璐, 周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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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综合采用珞珈一号夜间灯光、POI和OSM路网等多源大数据对城市群城镇建成区进行集成识别,进而运用地理探测器,从六大方面对建成区密度和效率空间分异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及比较。结果表明:①8种组合类型从不同维度刻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功能空间布局图景,多源数据A1B1C1集成识别较好实现对建成区信息的完整准确提取,弥补了单一数据识别或两两集成等不足。综合集成识别建成区面积为1890.19 km2,占土地总面积比重为6.73%,相对于地表覆盖遥感影像解译,识别空间信息更为全面和契合实际。②长株潭城镇建成区呈“一主两副、轴带拓展、多组团多节点”结构,区域差异和空间分异明显。区县尺度密度分异呈现不规则圈层结构,城市群东部、南部和西部山地丘陵区域均为低值区,效率梯度分布呈“同心圆+北高南低”复合模式。③长株潭城镇建成区密度和效率空间分异机制复杂,密度分异主要受自然与交通条件、人口与城镇化、经济发展、投资与消费等因素影响,效率分异则主要受城镇化、经济结构与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民生服务等因素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对建成区密度与效率均存在双因子增强与非线性增强效应,对效率分异的增强效果更为显著。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史利江, 李永宁, 李前锦, 高杉, 张晓龙, 张殷波,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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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治理三方面构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了2010—201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10年以来,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下降的趋势;从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波动减小,晋北、晋中和晋南三大区域内各地级市绿色发展均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②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其中太原和晋中成为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核心区,而阳泉、临汾和运城成为绿色发展的边缘区,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十分明显;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均不显著,尚未形成明显的绿色发展空间集聚,溢出效应不明显。③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诸多因素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素质、科技创新、外商投资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等因素通过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成为影响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山西省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资明贵, 张春燕, 罗静,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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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构建人—居—业协同视域下县域福祉分析框架,以大别山区27县(市、区)为研究区域,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县域福祉水平,采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县域福祉水平的时空格局,并剖析了研究区域福祉指数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研究发现:①2011—2020年,各县的福祉指数值分布在0.151~0.554间,整体而言,该区县域福祉指数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随着时间的变迁,各县福祉指数的差异性正逐步缩小。②在不同时间节点,以大别山走向为轴,东北一侧县域的福祉水平相对较高,且相对较高水平福祉指数的县域大多分布于研究区的外围地区,县域福祉指数等级均体现为稳定或向上变化。③县域福祉的时空差异特征是多个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战略、主体、客体、动力与互馈5个层面的力量在不同时期对福祉水平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王亮, 蒋海兵, 刘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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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区域时空压缩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综合交通可达性模型,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最短时间距离及其变化,利用德尔菲法和等时圈分析法等方法,从城市、都市圈、城市群3个尺度探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方案制订及实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①在交通一体化建设背景下,高铁和城际铁路的建设和开通使得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大幅度缩短,城际社会经济交流更加密切,区域内1 h以内的城市对数量急剧增多;②区域高水平一体化地区集中分布于沪宁和沪杭等轴带地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一体化水平较高;③在时空压缩效应下,区域中心城市扩大了“溢出效应”和“同城效应”的地域范围;④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空间异质性随着高速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而发生改变,杭州、无锡、苏州、合肥等城市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新兴核心城市,芜湖、安庆等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作用也在逐渐加强。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王启轩, 任婕, 曹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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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网络的建构与完善对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2010—2019年专利合作数据,以上海大都市圈为对象,借鉴“蜂鸣—管道”模型,构建区县单元间与区县单元内的创新网络,并分析蜂鸣与管道对都市圈内创新产出不均衡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上海大都市圈的创新网络呈现出本地蜂鸣与区域管道相互交织的格局;根据蜂鸣与管道的组合特征,不同区县可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和“内向型”4类。②蜂鸣与管道总体上会促进区县单元的创新产出,但过于紧密的蜂鸣和管道则与区县单元创新产出间存在倒“U”型关系。③中国的都市圈创新发展要综合考虑不同创新合作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充分发挥本地与区域创新网络的正外部性,并避免过强蜂鸣与管道带来的负外部性。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刘自敏, 刘曦泽, 朱泓宇, 何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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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核算了中国30个省份水—能源—粮食耦合视角下的混合能源,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接近中心度和耦合协调度,选取了4个代表性省份,应用长期能源替代规划系统对其在不同情境下的碳排放量、碳达峰时间和减碳贡献进行了重点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的勉强协调发展省份呈现出高耦合、低发展的趋势;初级和中级协调发展省份的能源子系统评价指数相对较低。②在混合能源网络中,各省份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受经济、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布特点。③根据分类结果,各类别省份都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并且在碳减排措施方面各有侧重。不同类型的省份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清洁能源替代和电力加速的贡献较低。最后,提出了应根据不同类别省份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碳减排策略。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胡国建, 陆玉麒, 钟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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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判断上市公司(总部)地理位置的“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并非总是重合,可能会造成许多研究的数据和结论出错。文章基于多学科的文献阐述企业位置分歧及对实证研究的影响,验证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表征A股上市公司(总部)位置的能力,并延伸讨论不同情况下企业位置的标准及对区位理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的分离必然导致部分文献所界定的上市公司(总部)位置及其所属地区与现实不符,并造成企业指标、地区指标统计和企业距离等误差,使得研究结论可信度存疑。②在117家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跨省份分离的A股上市公司中,高达85.48%的公司总部与办公地址一致,因此上市公司相关研究应以办公地址作为公司(总部)位置,而采用注册地址的已有文献要重新审视。③在企业经营场所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中的企业位置应是承担经济职能并占据一定地理空间的经营场所,注册地址只宜在少数非经济类的研究和数据统计中适用。加强对企业注册地址及其与经营场所分离现象的关注,将在区位主体、区位现象、区位因子、区位影响等方面有益于区位理论的发展创新。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刘灿, 廖婷, 谭力铭, 雷筱娱, 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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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创新研发、创新服务、创新带动、创新驱动4个维度选取18个要素指标,构建农业科技园区(以下简称“农科园”)创新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因子加权综合评价法、GIS空间分析法、K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湖南省42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发展能力进行空间布局和分层分类分析。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农科园的创新发展能力呈现出以长株潭为核心、各市(州)国家级农科园为散点的“一核多点”式布局特征,全省农科园整体创新带动能力较强、创新研发能力相对较弱。②湖南省42家农科园可分为三类,其中13家国家农科园为创新发展引领类农科园,浏阳、祁东等21家农科园为创新发展稳健类农科园,临湘、南县等8家农科园为创新发展起步类农科园。建议湖南省对照国家农科园“333”布局,加大农科园培育力度,完善层次分明的农科园体系;提升农科园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建立常态化的全省农科园创新发展能力监测评价与服务机制。
  • 三农、土地与生态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金凤君, 叶志聪, 陈卓, 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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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水网是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先行领域。文章在总结我国水利建设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的基础上,从国家水网建设的地理效应、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水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水网建设的战略途径。研究认为: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利建设经历了政策调整、管理变轨、民生发展和制度保障4个阶段,2023年进入全局统筹阶段,形成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安全效益。②缓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损害等瓶颈制约,形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水网建设的基本要求。③未来应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用系统思维统筹水的全过程治理,分流域、分层级推进国家水网“一张网”建设,促进人水关系协调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整体优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 三农、土地与生态
    石忆邵, 郑建文, 李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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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百川、文明互鉴是开放的中国迈向高质量现代化的应有姿态。放眼全球,作为发达国家中的另类,意大利的明智现代化道路既颇具特色又极富启迪价值。文章运用文献研究与数据解析、时序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提炼了意大利产业融合、城乡融合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经验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结果表明:①农业产业结构、功能和形态的多样化、专业化与融合化,非农产业集群的网络化、全球化与高端化,是意大利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②以中小城市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互动均衡演进,是意大利空间融合的特色之路。③促进文明模式的低碳转变,是意大利“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融合的明智策略。当然,社会融合仍是意大利尚待破解的一个跨世纪难题。唯有综合推进产业、空间、生态与社会大融合发展,方能在高质量现代化的征途中行稳致远。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郝庆, 郑筱津, 付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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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空间格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发展诉求的空间体现,也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的基本依据和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在综合分析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现实需求、概念内涵与学理的基础上,对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总体思路与技术流程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发现:①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基于对各类空间要素进行空间分析后的调整,需要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明确区域的功能定位、划定功能空间与管控边界、明确各类空间格局的优先次序。②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区域功能定位的变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等进行动态优化调整,以促使各类要素在国土空间上更加合理地分布与配置,提升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效率和均衡性,增强区域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吴吉林, 肖玉春, 刘水良, 左金友, 尹宁玲, 谢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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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②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③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 旅游经济与管理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赵书虹, 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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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是体育运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和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总体和区域层面对中国1079个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地理探测器、叠置分析方法剖析影响精品项目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层面来看,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结构特征;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空间密度呈“单极多核”分布形态。②从区域层面来看,省域尺度精品项目分布极不均衡,空间分布密度差异较大,上海、北京、天津的分布密度最高;分布具有明显空间自相关特征,热点区集中于长三角地区和西南地区。市域尺度精品项目的区域不平衡程度大于省域尺度,热点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京津冀、黔中城市群及青海东部、甘肃西北部等地区。③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空间分布受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体育旅游政策环境、交通建设与住宿接待水平等5个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各影响因素对精品项目空间分异的解释度差异明显。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舒小林, 闵浙思, 郭向阳, 何亚兰, 张倩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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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倒逼和驱动数字经济新动能释放。在梳理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运用障碍度模型与面板Tobit模型诊断2个系统的障碍因子,探析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动态增长态势,且皆由最初“沿海高,中西部低”差异分布转变为“中间高,南北两端低”差异分布。②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整体上渐趋优化,但与优质协调差距较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中西+T字形’→‘南北两端+T字形’→‘南北两端+中间地带+T字形’”的演化过程。③大多省域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前3位指标层障碍因子相同,中西部地区及中间地带、南北两端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基础,东部地区和“T字形”地带为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度、教育水平正向影响2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城镇化进程为负向影响,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皆为东部>中部>西部,“T字形”地带>中间地带>南北两端。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戢晓峰, 黄海琴, 陈方, 李明骏,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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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交通是旅游者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实现空间位置移动所产生的一切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及社会活动。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与CNKI知网数据库检索并筛选了2010—2022年的431篇英文和115篇中文文献,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和传统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旅游交通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①旅游交通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已初具规模,但作者及机构间相对分散,相互之间尚未形成显著的科研合作关系。②基于文献关键词突现与聚类的研究热点分析表明,旅游交通的基本概念及方法应用、交通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旅游交通的空间格局特征是近年来旅游交通领域研究的热点。③2010—2022年旅游交通研究可划分为快速发展期、活跃期、波动期。④国内旅游交通研究需立足多视角及学科交叉前沿性,完善分析框架,加强旅游交通研究理论基础;刻画旅游交通空间尺度效应,尤其是实现以微观尺度为主体的研究和多尺度嵌套下的旅游交通关系模型构建;融合新技术与新业态,创新旅游交通研究思想。
  • 旅游经济与管理
    田逢军, 汪忠列, 李潇, 陈东军, 杨旸, 焦珊珊, 付诗悦, 杨平, 杨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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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婺源县33个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以游客网络评论为数据源,绘制游客情感地图,分析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测定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空间特征上,游客高情感值主要分布在婺源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情感热度自东部、北部向中部和西部逐渐减弱,呈现出“二核三次多从”的分布格局,核心—边缘特征明显。②在时间特征上,游客情感值在不同月份有一定的波动性;情感高值常常伴随着季节性景观的展现和相应的季节性活动的开展而出现,呈现出时间上的同步性;游客情感均值月度波动程度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对成熟度。③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受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与住宿、旅游政策与服务和游客个性化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旅游交通的距离、旅游信息平台的数量是控制性影响因子。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岳菊, 戴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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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②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③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低”聚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