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空间经济学是在数据—信息—知识—智能—人才（DIKIT）时代背景下，为回应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生产—资本中心”或“消费—人本中心”单一视角局限、实现二者综合与超越而于2010年代末提出的综合理论范式。文章系统阐述了其核心命题——空间经济内生于科技创新、报酬递增、要素流动、出行成本与运输成本、空间品质的交织互动，进而揭示其四大范式突破：三象性范式、三象性空间论、三象性结构论与三象性动力论，并厘清新空间经济学与传统城市经济学、新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以及消费城市理论、创意资本理论、场景理论之间的继承、综合与超越关系。在治理启示层面，提出三象性协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以“四维主体”为制度架构、以“生产—生活—生态”三螺旋为动态路径，以“参赞化育”为核心的交织互构法为根本方法论。最后，强调新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开放性，提出包含动态偏好与制度创新的扩展核心命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空间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远景。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并释放战略叠加效应是“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突破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梳理了我国区域战略体系从均衡布局、要素极化、板块统筹到战略叠加的演进脉络，评估了区域战略体系完善对区域联动发展的实际成效。在此基础上从空间与制度维度阐释了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理论机制，归纳出“上下”“左右”“内外”联动促进战略叠加效应释放的关键途径。针对区域联动面临的选择性、对抗性与有偏性释放障碍，从功效国土、合作共利、和谐统筹、可持续性4个方面构建了空间策略的转型框架，进而提出以“三带两区”为重点、有序配置新质生产力要素、聚焦区域联动核心任务的实施路径，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体系提供了参考。
文章基于全球原油进口竞争网络视域，在分析2005—2022年全球原油进口竞争格局演化特征的基础上，从进口国、出口国两个角度系统探讨了中国原油进口竞争态势。研究发现：①从全球原油进口竞争空间格局演化来看，全球原油进口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关系愈发紧密；竞争网络的头部效应明显，前5.01%~5.80%的竞争关系贡献了50%的竞争强度；亚欧大陆逐渐成为竞争的最主要舞台，中国逐步取代美国成为竞争的核心，与次核心国家印度构成亚洲“双核”，主导着全球原油进口竞争格局。②从进口国角度看，中印竞争强度呈“低开高走”态势，而中国与美国、日本的竞争强度“先升后降”；中国与韩国、法国等8国的竞争强度“持续上升”，除中韩竞争始于高位外，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竞争强度提升早于亚洲国家；中国与德国等17国表现出“微弱竞争”态势，与其他101个国家基本无竞争。③从出口国角度看，中国与主要进口国针对沙特阿拉伯的竞争强度始终较高，对俄罗斯、伊拉克的竞争强度呈“低开高走”态势，而对伊朗的竞争反之；对阿联酋、科威特、安哥拉、巴西的竞争强度呈“持续上升”态势；中国与主要进口国在其他48个出口国上基本无竞争。最后，据此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中国的启示，可为保障中国能源和国家安全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缓解乡村人地矛盾、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治理工具之一，也是地理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载体。在全球乡村衰退成为普遍治理难题、中国乡村振兴迈入全面深化阶段的背景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已从单一资源改造工程升级为系统性空间治理工程，亟需从地理学视角完善既有理论体系。文章梳理了中国土地整治及其学科支撑的阶段演进特征，解析了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系统性、时空耦合、技术赋能等学科优势，以及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需求的内在适配性，重构了地理学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理论内涵与特征，构建了“理论范式锚定—空间本底认知—时空规律解析—模式机理剖析—演化模拟预判—实践应用优化”的关键议题框架；阐释了地理学整合多学科知识的重要性，构建了优势驱动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论框架，为缓解整治实践中的同质化、分治化与碎片化问题提供参考。未来应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本土化理论建构、人地系统转型机理解析、全周期智能管控与制度创新等研究，为乡村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支撑。
对于青藏高原这样的特殊地域，可达性与出行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对交通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制定以“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区域交通规划提供参考。文章基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对青藏高原居民的出行满意度问卷调查，运用LightGBM机器学习算法与SHAP解释器重点探索了多类可达性与居民出行满意度的关联程度、方向及关键阈值。结果表明：①青藏高原居民总体的出行满意度、感知可达性和出行环境评价均较高，感知、客观可达性和出行环境均与出行满意度存在关联，其中感知可达性的关联程度大于客观可达性，公共交通便利和道路平坦舒适是与出行满意度关联最强的因素；②感知可达性、出行环境与出行满意度总体呈正向关联，出行满意度随相关评价的改善而上升；③客观可达性与出行满意度的关联存在阈值效应，到各类生活设施的关键阈值约为1 h，超过阈值后负向关联强于正向关联。研究从出行满意度视角提出青藏高原交通发展战略应适当从交通基础设施扩展建设转向服务提升。
基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细分行业百强企业投资数据，采用社会网络、耦合协调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中国城市体系地位与网络地位匹配性及其优化策略，得出以下结论：①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优化重塑中国城市体系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网络呈现“弱菱形”结构。②中国城市体系呈金字塔结构且马太效应显著，北京综合中心性突出，多数中西部和东北城市处于“长尾”区间，合肥、宁德等凭借创新力崛起，城市竞争逻辑向创新与产业生态转变。③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普遍失调、高度分化”的结构性问题，仅7城实现协调且空间格局偏东部。城市网络地位与体系地位错位现象突出，部分城市凭借专业化优势实现“层级突围”，推动城市体系由行政等级向功能网络演变。④最后从区域协同、错位发展、网络联通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居民交通出行是交通部门碳排放的重要来源，解析其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是实现都市圈交通低碳发展的基础。文章基于居民出行时空大数据，改进了碳排放测算模型，量化了多维度出行碳排放；运用多种回归模型，分析了都市圈空间要素与出行碳排放的关联特征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现阶段，武汉都市圈居民出行以非通勤出行为主，公路出行是主要方式，且通勤与非通勤出行的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一致。②出行碳排放总量呈“强核放射＋多点集聚”的空间格局，人均碳排放量则呈“中心低、边缘高＋带状串联”的分布特征，二者存在“总量—人均”空间倒挂现象。③进一步分析表明，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等空间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解释力较强，但对人均碳排放量的解释力相对有限；产业用地占比和交通设施数量等因素与人均出行碳排放的关联方向和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外围欠发达区域之间差异尤为突出。基于上述结果，结合空间异质性分析，提出差异化优化建议，以期为武汉都市圈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聚焦于中国城市“能—碳—污”复合系统的协同治理问题，文章构建了涵盖资源效率、环境韧性与低碳转型的多维适应性评价体系，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收敛性分析及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系统评估了中国城市“能—碳—污”系统适应性能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2013—2016年中国城市“能—碳—污”系统适应性能力呈稳步提升态势，2017—2023年中西部城市进步显著，与东部地区差距持续缩小。②中国城市“能—碳—污”系统适应性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集聚格局发生明显演变：2023年，东南沿海地区的高—高（H-H）集聚有所减弱，而内蒙古与黑龙江部分城市成为新兴的高值集聚区，河北承德、唐山等地则持续表现为低—高（L-H）集聚型。③系统区域差异呈先缩小后扩大的波动特征，并呈现收敛趋势，其收敛速率依次为0.0393、0.0550与0.0317。④驱动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干预、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系统适应性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其影响强度由北向南递减；金融发展与市场规模表现为抑制作用，影响强度呈现由北向南减弱趋势；财政收支压力的负向影响强度表现为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
协同治理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亟需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城市协同治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以黄河流域为例，构建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网络，探讨黄河流域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关系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利用动态fsQCA方法分析了政策支持、经济特征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城市间协同治理关系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关系逐渐紧密，但关系网络整体松散低效，空间等级结构明显，少数中下游城市在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区域发展不均衡。②存在两种典型的强化协同治理关系，分别是“经济—技术双元驱动型”“政策—经济—技术混合驱动型”。③提升协同治理关系的每条组态路径中均包含高经济特征和高技术水平因素，且开放水平和数字化水平落后是造成部分协同治理关系较弱的核心因素。④两类组态路径在2015年后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且在非资源型城市表现更优，而“经济—技术双元驱动型”呈现出上游城市>中游城市>下游城市，“政策—经济—技术混合驱动型”呈现出上游城市>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特点。
文章基于2011—2023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金融空间关联网络，并据此测度城市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在此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及空间效应模型，多维度考察了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的碳生产率提升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市碳生产率，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②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对碳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激发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以及促进经济集聚实现。③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对碳生产率提升存在显著的时间与地区异质性。④门槛效应检验表明，能源使用效率、环境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影响碳生产率当中发挥着调节作用。⑤空间效应分析显示，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的提高能够促进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碳生产率提升。
文章基于网络空间体系概念模型架构，运用支点、通道、社区等识别方法，对2017—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整车贸易网络空间体系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全球新能源汽车整车贸易网络呈现多极化、区域化与协同化并存趋势，节点间贸易联系越发紧密，小世界特征增强。②网络空间体系方面，支点呈现“顶级俱乐部稳定但有竞争，中等级别国家有一定波动，低级别国家流动性大”的演化特点；关键通道向全球扩展，形成了多极通道体系，南方国家参与度提高但相对有限；社区结构从区域封闭走向全球开放，形成以欧—美—亚为核心、辅以新兴社区的互补联动格局。③贸易网络整体韧性增强，支点及关键通道失效对网络的冲击处于一定范围且随年份推移冲击程度趋降。④贸易网络演化并非由单一力量推动，而是需求基础、资源禀赋、创新能力与区域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这些因素在不同维度上的作用呈现不对称性。
文章利用2009—2021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专利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五大城市群战略性新兴领域创新网络的演化特征，并聚焦技术关联视角探究了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五大城市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节点的凝聚性均有增强。②群内合作与本地合作趋密，空间分布呈现群域趋衡、边缘滞缓，群外合作规模扩大，空间分布呈现沿海集聚、边缘塌陷，城市群间合作构成主流；内部协同形成以强带弱，对外联动形成强强联合，合作重心由群内转向群外。③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发育较为成熟，形成了以市场主体为核心驱动的合作模式，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通过产学研协同弥补创新能力短板。④差异化技术分工模式是城市群内合作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驱动机制，群内创新结构具有门槛效应，单中心结构通过延展技术合作空间缓解了技术竞争；而当创新结构趋向多中心时，相似技术分工更有助于合作深化。
文章基于中国31省份42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在提出局部生产网络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量化了六大未来产业不同领域在产业互联中的结构特征与功能属性，识别了发展未来产业的关键行业抓手和地方比较优势。研究发现：①六大未来产业的“结构—功能”存在显著差异，未来能源、材料和空间三大产业自发衍生具有高度内循环的产业集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未来制造、信息和健康三大产业在产业链中主要扮演桥接上下游不同行业与赋能角色。②未来产业的上游协同度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东西部省份在发展未来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和禀赋条件存在显著差距，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未来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有产业结构与未来产业结构的匹配度。③未来产业发展普遍依赖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很大程度上源于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基础行业的关键支撑。未来产业发展需与地方优势产业结合，以盘活产业链。
文章基于2006—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Kernel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β收敛模型讨论资源错配的时空演化趋势和收敛性，并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扶持政策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城市间的资源错配呈缩小趋势，并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相邻年份改善的概率高于变差的概率。空间因素能够改变资源错配的转移概率，且终极状态呈现低值集中的态势，未来情况较为乐观。②扶持政策对试点城市和邻近地区资源错配均具有显著的缓解效应。扶持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随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的特征，并存在1000 km处的衰减边界。③扶持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和邻近地区的资本扭曲和劳动力扭曲；扶持政策对资源错配产生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在胡焕庸线两侧存在明显的差异。扶持政策对试点城市资源错配的β收敛速度起到“催化剂”作用。研究结论为差异化解决资源错配问题，以及充分发挥扶持政策的能动作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文章从融合基础、融合关键、融合路径和融合效能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并考察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进程呈现“稳步提升”与“空间非均衡”并存的总体格局。②时空分析表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的离散程度加剧，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各异；融合进程中区域失衡态势加剧，区域间发展差距是制约深度融合的核心矛盾；融合水平存在较强空间关联性，呈“融合引领区”和“融合滞后区”的集聚态势。③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融合路径、融合效能与融合关键三大子系统是影响融合进程的关键环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验证了融合机理框架的有效性。研究结论为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提供了政策参考。
文章基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框架和“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中国粮食安全系统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均衡熵和障碍度模型揭示了2000—2023年中国及其省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模式的变化特征、耦合协调特征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压力子系统指数呈现2阶段上升，状态子系统指数波动上升，响应子系统指数则呈现持续上升的变化态势，24年间总体上升了93.65%。②2000—2023年中国及四大区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可划分为失调衰退和相互拮抗2种模式。分省域来看，2000年省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由东向西分别呈现出低度协调、失调衰退和相互拮抗3种模式，2008和2016年则为失调衰退和相互拮抗2种模式，2023年31个省份均表现为失调衰退模式。③在省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过程中，各子系统已初步形成了耦合互馈状态，其中高水平协调优势型的省份主要位于东中部地区，低水平协调劣势型的省份主要位于西部地区。④障碍度分析表明，道路密度、户均粮食播种面积共同阻碍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农业机械化则共同制约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有效灌溉面积在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分别位列第5和第3障碍因素；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占有量和旱涝保收率在中部和东北地区为第2和第3障碍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作物占比分别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形成7.81%和6.59%的障碍度。
文章基于中国2012—2022年25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与旅游消费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及演变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农村家庭不同来源收入持续增长，收入结构逐渐优化；旅游消费支出波动上升，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②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排序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③收入增长份额分量和收入结构偏离分量在收入高速增长型、竞争优势促进型和结构优势促进型区域对旅游消费具有积极影响，在收入延迟增长型区域具有消极影响，而收入竞争份额分量未完全发挥作用。
文章以陇中黄土丘陵区的榆中县金崖镇为研究区域，基于问卷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分析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过程，并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心—边缘”结构等方法分析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特征，进而解析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对乡村集市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金崖镇乡村社会空间发展演变主要经历了集体化时期、城镇化时期以及信息化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乡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空间不断扩大；②标准差椭圆平均中心持续向东南方向移动，长轴与短轴差异减小，椭圆形状愈来愈趋于正圆，表明金崖镇与全国各地的联系趋于均衡；③随着乡村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金崖镇部分村庄由边缘区、核心区逐渐向半核心区转变，乡村社会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由两极分化状态逐步趋于均衡；④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对乡村集市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伴随乡村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大，乡村集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逐渐弱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显著下降。
文章基于2021年全国28个省份421个革命老区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评价体系，采用空间交叉模型系统探究了数字经济对革命老区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二者之间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对革命老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电商服务站建设、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和互联网渗透均显著促进收入增长；同时优化了收入结构，提高经营性收入比重，推动收入来源多元化。②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其增收效应能够通过集聚效应、供应链效应、信息溢出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等路径向邻近村扩散，呈现明显的空间关联特征。③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传导路径，形成“人力资本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收入水平提高”的递进式影响链条。④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在东部地区、平原地区、非贫困村、示范村以及旅游业主导村更为显著。为促进革命老区数字经济与农民增收的协同发展，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效应；强化人力资本培育，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促进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在分析土地综合整治对小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北省仙桃、潜江、荆州和荆门4市的6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机制验证模型等方法揭示了土地综合整治对小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影响效应，为保障小农户生计安全与质量、提升其可持续生计能力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①土地综合整治通过重构乡村“三生”空间，直接驱动小农户生计策略向专业化、多元化与非农化转型，且政策效果呈现显著非线性特征，需突破特定分位点阈值后方能产生边际效应。②小农户生计资本在政策传导中发挥中介作用。土地综合整治能够有效强化社会资本对小农户专业化转型的赋能作用，激活金融资本对小农户多元化、非农化转型的助推效应。③在分异条件下，政策效应呈现显著的地貌类型、收入水平及农业依赖度差异：平原地区政策效果优于丘陵地区；高收入小农户在专业化和非农化转型中更具优势，低收入小农户的多元化转型效应更强；农业高依赖型小农户在专业化和多元化转型中响应更显著，但低依赖型小农户在非农化转型中表现更优。据此，土地综合整治应秉持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通过因地制宜实施精准治理策略、构建差异化群体扶持体系等举措，推动小农生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型，助力脆弱小农向韧性小农升级。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理论，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尺度方差模型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10—2024年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绿色发展保持较高水平，开放发展提升显著，区域总体差异趋于收敛，但省际差异有所扩大。②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多尺度分异与尺度效应，其中片区呈东高西低格局，省域由“东高西低”演变为“南高北低”的阶梯状、团块状分布，市域由点状分散向轴带集聚演变。尺度方差呈“市域主导、省域次之、片区最小”的层级格局，表现出“宏观趋稳、微观分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③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性在波动中趋于减弱，热点区稳定集聚于东部沿海，冷点区由西北向东北转移扩散。④旅游创新、产业发展、交通条件、生态治理和信息传播是影响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不同尺度的主导因子及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因子交互普遍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研究深化了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的认识，可为分类分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在解析乡村旅游供给概念内涵与维度的基础上，构建县域乡村旅游供给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G1-CRITIC-TOPSIS模型测度供给水平，进而从平衡性与充分性2个维度进行分析，并据此划分供给类型。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县域乡村旅游供给呈“多核集聚、梯度分异”的非均衡格局，其中高水平供给主要集聚在皖南资源富集区及苏南—浙北区域的核心都市圈周边，低水平供给则连片分布在苏北—皖北地区。②长三角城市群县域乡村旅游供给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与跨区域交叉分布现象，区域不平衡主要源于不同省市县域供给水平的分布重叠效应。③长三角城市群县域乡村旅游供需空间错配特征显著，核心都市圈的高强度需求溢出引发周边县域供给不充分，而远离主要客源市场的南部边缘区因资源富集出现供给过剩。④长三角城市群县域乡村旅游供给可划分为平衡且充分、平衡不充分、充分不平衡与不平衡不充分4种类型，不同类型区需采取差异化调控策略。
居民是旅游型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天然产权所有人，准确理解其受偿意愿对构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实现文化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苏州市陆巷、明月湾、东村和杨湾4个旅游型传统村落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测算居民文化生态受偿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潜在冲突指数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了居民受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案例地居民文化生态受偿意愿较高，平均最低受偿水平为2080.04元，并期望由政府统一制定补偿标准、由旅游开发企业与村委会作为补偿主体按年补偿。②居民普遍认同村落文化生态价值较高，支持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但仍对旅游活动可能引发的文化生态破坏、生活负面影响存在担忧。③居民的性别、出生年份、月收入水平、村落居住年限与家庭所在地显著影响其对补偿标准制定主体、补偿时间与现金补偿计算依据的偏好。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与拓展旅游型传统村落和乡村文化生态相关研究，为理解和揭示乡村社区居民文化生态受偿意愿以构建长效补偿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用户生成的游记大数据构建长江经济带城际旅游流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技术揭示该网络的多维结构（全局拓扑结构和基元结构），并引入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识别了该网络形成的内生—外生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际旅游流网络表现出无标度性、小世界性、异配性，并具有较高密度；②该网络中含有5种3节点基元和59种4节点基元，其中3节点基元反映出全连接三元组、上行交互二元组、下行交互二元组、三节点链、下行交互二元链5种游客旅行模式；③该网络形成受到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的共同影响。互惠性对城际旅游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水平、人均GDP、公路交通流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空间距离和文化距离产生负向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