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复杂网络理论，采用级联失效模型分析了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节点国家失效引发的风险传播时间、覆盖范围和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粮食贸易供应风险指标体系对典型国家失效情况下的供应风险传播路径以及中国粮食贸易供应风险和安全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①全球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的贸易均呈现“出口国家少且集中，进口国家多且分散”的局面，其中大豆的贸易集中化程度最高，玉米、水稻次之，小麦最低。②大豆供应链网络中风险的传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玉米和水稻次之，而小麦供应链网络中风险的传播时间短、范围小、程度浅。③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与核心国家之间联系密切，对核心国家供应风险较为敏感，核心国家的供应风险均在第一轮传播中引发中国玉米和大豆贸易供应风险。④中国粮食贸易供应风险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整体风险值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大豆贸易供应风险最高，其次是玉米，小麦和水稻供应风险较小。同时，小麦、玉米、大豆的贸易供应风险呈上升趋势，而水稻贸易供应风险呈“U型”变化趋势，先下降后上升。
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是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促进要素跨境流动的关键力量。文章基于2005—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75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微观数据，构建刻画空间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指标，并结合中国对133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合成双重差分法（SDID），从空间经济网络视角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规模，该效应在能源、交通基建、跨境物流等战略性产业，以及沿海枢纽城市、中等收入经济体等区域一体化关键节点中尤为凸显；②机制分析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提升市场可达性、降低要素流动壁垒来吸引投资，形成了“设施联通—市场整合—投资协同”的传导路径；③异质性分析揭示，铁路和港口项目对陆海联运经济走廊的催化作用显著强于公路项目。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硬联通”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细致的空间证据，其结论对优化跨境基础设施布局、深化跨国次区域合作具有启示意义，也从投资视角为探讨区域一体化的微观基础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章构建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型“张力—调整—适应”理论框架和“新结构老龄化”概念框架，基于2000—2020年长时间序列人口、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多源数据，采用档位耦合式地域类型划分法、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析吉林省新结构老龄化的转型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识别了转型过程的主导驱动因子与关键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老龄人口结构特征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革新两者互动通常呈现“张力—调整—适应”的三阶段演进逻辑。新结构老龄化概念框架由规模、质量和空间3个维度构成，各维度涵盖不同的结构类型，分别对应其基础性、制约性与差异性层面。②2000—2020年吉林省新结构老龄化经历了深刻的转型过程，具体表现为数量扩张、结构老化、空巢加剧、健康优化与城乡倒置、区域不平衡等多维协同演进特征。③吉林省新结构老龄化可划分为全面制约型、规空制约型、质量制约型、空间制约型、结构稳态型和相对平衡型6种类型，并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表现主要集中于边疆区县、资源衰退带、城市边缘塌陷区及核心都市圈等特定区域。④新结构老龄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存在结构异质性，可归因于人口、社会经济、家庭结构与自然环境四大要素，多数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强于单一效应。
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间专利转移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法，探究了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网络的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活动愈发频繁，技术转移网络覆盖度日益扩大，城市间联系愈发紧密畅通；②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优势城市和尾部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技术转出能力较强的城市分布在上海、江苏和浙江，技术转入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省；③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活动整体上集中于东南部地区，并呈现西北—东南指向的扩张趋势，转出活动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城市，转入活动分布较为均衡；④城市群在技术转移活动中的融合程度增强，以“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为首的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较强的技术转移倾向，但安徽省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联系相对较弱；⑤地理距离、经济水平差异对长三角的技术转移有负向影响，对专利转入城市的吸收能力和专利转出城市的技术辐射力具有正向影响，城市间制度差异的影响已由正转负。最后，据此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水平的建议。
文章借助多源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改进多交通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和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了长沙市六区一县城乡间、地区间基础教育设施有效供给与差异化需求之间的供需适配性。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内城乡基础教育设施和学龄人口分布均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②在格网尺度上，基础教育设施适配性呈现“中心集聚，外围多散点”的空间结构，以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向外围梯度递减。③长沙市全域供需处于“相对适配”的状态，但在街道尺度上，中心城区内部街镇处于“高水平适配”状态；城乡结合部存在“供需失配”的街道，其设施配置水平有待提升；乡村地区则表现为镇中心局部供给溢出、外围可达性不足和设施质量偏弱并存。
城市物流末端网点正经历数量与空间布局上的急剧变化，系统揭示其空间演化规律对优化城市物流系统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9、2021和2023年深圳市物流快递末端网点数据，综合运用递增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系统探讨了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多尺度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深圳市物流快递末端网点空间结构经历了从“单极集聚”向“多中心、网络化”的显著转变，空间均衡性持续改善，其增长过程呈现出从规模快速扩张到结构优化提质的发展阶段性。②深圳市物流快递末端网点分布存在稳定的空间正相关与集聚模式，形成了以福田—罗湖为核心的“高—高”集聚区、以生态控制区为主的“低—低”集聚区及过渡地带的“低—高”集聚区，空间分异格局显著。③ MGWR模型揭示，历史集聚基础与区域经济活力是作用尺度最大的全局性驱动因素；而公交站点密度、商业地价与人口密度的影响则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
在全球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体育凭借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属性，正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中。文章在梳理体育全球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1990—2025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城市体育全球化研究的发展阶段、热点领域、合作网络与方法演进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体育全球化与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空间景观、测度体系等热点议题系统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结果表明：①城市体育全球化研究文献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10年代后期进入快速扩张阶段，研究历经初创探索、拓展发展、深化多元与综合提升4个阶段。②研究范式完成从定性描述向定量综合分析的转型，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特征，理论上实现从单一体育全球化概念向“体育—城市”双向作用框架的深化，且形成“概念深化—互动解析—多元效应—空间重塑—体系构建”的主题脉络。③研究存在学理融合不足、区域覆盖失衡、议题“重宏观轻微观”、负面效应研究不全面等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强化学理交叉融合、聚焦发展中国家实践、推动方法技术创新等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全球体育城市建设及体育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概念内涵诠释的基础上，文章科学构建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通过多种计量模型研究了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共同富裕与城乡融合水平均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特征，说明二者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其中高水平区呈现团状聚集，俱乐部收敛效应不断凸显。②城乡融合不仅直接影响共同富裕，还通过时间滞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控制变量中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额、金融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发展作用显著。③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中城乡融合对中游地区共同富裕的总体影响最为显著。下游地区城乡融合赋能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外部带动不足”的发展特征。④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黄河流域城乡融合通过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形成的作用机制，不断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进规律及驱动机制，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指标评价、空间计量等方法，系统分析2002—2022年长三角各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并深入探究了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乡功能持续上升，城市间功能差异缩小但仍存在区域不平衡特征。②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城市间、省份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差异。③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显著的“高高”“高低”空间集聚格局，并存在一定波动性与非线性特征。④空间计量结果显示，粮食用地占比与城乡产业产值差距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负向驱动作用，而教育对比系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对城乡融合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文章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与空间收敛模型，系统考察了中国省域大模型技术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省域大模型技术与新质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但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区域分异特征明显。②在时间维度，欠发达地区的年均增长率虽高于发达地区，但由于基数差异较大，其绝对增量尚不足以扭转存量差距，致使省域间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距仍在持续扩大。③在空间维度，各省域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与集聚特征，已形成以东部沿海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和以中西部、东北为主体的低水平连片区的稳固空间格局。
文章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高精度企业空间数据与2 km×2 km空间网格，综合运用产业投入产出分析、网格集聚识别、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揭示了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协同集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北京市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各有99个、112个，空间协同集聚区46个，两类产业在市域尺度上形成“近郊集聚—园区承载—多点分布”的空间格局，协同集聚区显著集中于中关村分园、北京经开区及其周边功能平台，体现出“平台依赖型嵌合”。②从功能结构来看，协同集聚区以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高知识密集型行业为主导，表现为“单功能服务—多功能制造”配对特征。③空间协同集聚机制呈现多因素耦合特征，城市化经济、开发区政策、交通可达性和物流关联度等是关键驱动因素，而高产业关联未必转化为空间邻近。④不同细分行业在空间偏好、要素敏感性与园区适配性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导致了空间协同集聚中的差异化与非均衡性。文章深化了产业融合视角下空间集聚理论的经验检验，为优化北京乃至其他大都市区的产业空间结构、培育服务型制造发展新优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人口高龄化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机构养老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是超大城市提升社会福祉的重要议题。文章突破机构养老服务质量同质性的传统假设，基于上海市580家机构的“服务质量”“评定等级”和“保基本属性”指标数据，构建了保基本优质、保基本一般、优质机构与一般机构四层级分类体系，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核密度分析与高斯型两步移动搜索法，系统揭示了上海市机构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格局、形成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①上海市机构养老服务可达性呈现“近郊反超中心”的典型特征，中心城区机构养老设施的高度集聚因老年人口密度的稀释效应未能形成有效服务优势。②上海市养老资源配置呈现“政府—市场”二元驱动格局，政府保基本服务表现为“优质核心化—一般网络化”的梯度布局，市场优质服务则遵循了高需求密度与支付能力导向，呈现空间排他性。③上海市保基本普惠性资源具有显著尺度敏感性，服务半径变动引发空间格局系统性重构，暴露其在规划中的结构性脆弱。④通过构建两阶段空间优化路径，可实现对设施选址与床位资源的协同配置，优化后保基本优质与保基本一般机构平均可达性分别提升34.1%和25.7%，在未新增设施前提下有效缓解了远郊系统失配，验证了该路径在提升服务效率与促进空间公平方面的可操作性。
短视频创意产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业态，已成为助力地方文化传播、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基于城市舒适性理论，以中国B站UP主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区位商、冷热点分析、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方法，深入剖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4座一线城市集中了全国约1/3的UP主，杭州、重庆和厦门等新兴城市亦展现出较强的吸引力，而西部边缘地区的UP主分布整体呈现低密度的离散状态。②UP主区位商高值核心区进一步凸显，外延辐射范围持续扩大，在华东沿海—华北平原—华南沿海形成近似“带状”的高值连片区域，低值区则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大面积片状分布。③不同类别UP主的空间分布虽高度集聚于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但集聚程度存在类别差异，且各城市群依托其独特的功能定位与产业基础，形成了差异化的类别优势。④数字环境便利性对B站UP主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解释力，创业环境支持性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相比之下，休闲环境适宜性和社会生活宜居性指标的正向驱动作用相对较弱。
文章基于2012—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识别数字绿色专利技术，构建中国城际数字绿色专利技术协同创新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系统考察网络结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2—2023年，中国城际数字绿色专利技术合作网络密度显著提升，城市间合作联系由北京、上海等少数核心城市主导逐步向全国多极联动演化；②核心城市的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总体上升，北京、上海、深圳形成主要枢纽，武汉、成都、合肥等中西部城市的网络嵌入程度持续提高，网络由较为显著的“中心—边缘”格局向多层次联动转变；③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科技投入、绿色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与城市本地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技投入的间接效应为负，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发展表现为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普及率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于空间溢出层面。
文章基于Probit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县域基本公共服务POI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2014—2022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农户脱贫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呈“东部领先、中西部滞后”格局。其中，基础教育均等化呈“中部收敛”态势，医疗卫生均等化呈现“沿海收缩—内陆抬升”格局，文体设施均等化则东部相对均衡、西部失衡。②从影响机制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提升农户健康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脱贫质量。其中，医疗卫生均等化降低因病返贫风险、普及健康知识；基础教育均等化增强就业增收与抗风险能力，防止收入代际固化。③从异质性特征来看，基础教育对中年负担较重的农户、高学历农户效果更稳，医疗卫生对低学历、年轻及空巢农户作用更显著。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收缩重塑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并产生了一定环境效应。文章从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视角，运用生命周期评估（LCA）与固定效应模型，揭示了2000—2022年省域乡村人口收缩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省域乡村人口收缩具有缓解环境压力的作用，人口收缩显著降低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②伴随城镇化发展，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呈递增趋势，膳食结构优化和消费模式转变有助于减缓碳—水足迹的增速，缓解食物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③预测结果表明，2022—2035年乡村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将逐年下降。到2035年，中国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足迹预测值为687.397 kg CO2-eq，水足迹预测值为624.125 m3。研究建议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优化食物消费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降低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促进乡村振兴与 “双碳” 目标协同发展。
环鄱阳湖区作为典型生态功能区，生态资源丰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区域。文章以环鄱阳湖区36个县域为研究对象，综合多源数据测度了其2005—2020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二者的时空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鄱阳湖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水平均稳步提升，但后者呈现结构性分化，即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的增幅明显大于其他维度。②环鄱阳湖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现“西高东低”的非均衡特征，二者的空间关联模式由空间错配转向协同集聚。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和结构非对称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促进作用最强，而对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则表现出空间分化。研究结论可为优化乡村振兴路径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提升县域土地利用效率是应对土地资源约束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土地潜能释放效应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文章利用2012—2021年中国1826个县域数据，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多期DID模型，探讨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试点县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了59.2%。②产业结构优化、农业机械化和城镇化建设均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升县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渠道。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人口规模、农产品质量和县域地形状况下存在差异。④数字技术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县域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生命周期评价视角，采用碳源—碳汇法核算了2000—2022年湖南省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同时构建纳入交互效应的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_IE），揭示了其碳足迹时空分异与多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湖南省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年际波动逐渐趋缓，空间上表现为自湘西、湘南向湘北、湘中和湘东地区递增的分布特征。②驱动因子效应存在显著时空异质性，农业生产集中度与农地经营规模表现为增碳效应，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科技进步与财政支农力度则呈减碳效应。③农业生产集中度与其他因子交互，可有效逆转其自身的增碳效应，实现协同减碳。文章从“规模—技术—政策”3个维度揭示了农田碳足迹的驱动机制，为湖南省差异化减排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强调应通过多因子协同提升农业碳治理的精准性。
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其建设面临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的矛盾问题。文章以长岛国家公园为例，构建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指数，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旅游对国家公园社区生计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国家公园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生态旅游，显著提升了生计韧性和生态行为意愿，有利于实现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②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重构与制度认同内化在生态旅游促进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分析可知，海岛居民参与生态旅游过程中，形成了“旅游受益反哺生态保护—环境改善促进旅游发展”的循环体系，推动了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④外部政策支持对生态旅游促进国家公园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据此提出地方政府应健全制度保障，促进社会资本增值，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为构建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可复制的海岛样本与实践参考。
文章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第1~5批国家级非遗数据，结合人口、自然、社会经济等空间数据，利用GIS、XGBoost（极限梯度提升算法）模型等方法与工具，刻画了西北地区国家级非遗资源时空演变格局，并讨论了影响因子效应及其空间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北地区共有437项国家级非遗，占全国12.1%。总体上看，呈现出快速增加、急速下降、稳定恢复3个发展阶段；分类型看，传统音乐、戏剧、曲艺等非遗收录量分别减少49.4%、70.6%、60.8%，传统美术、技艺、民俗分别增加23.6%、147.2%、12.3%。②非遗资源整体呈“西北—东南两边高，中间低”分布格局，其中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西宁、海东、临夏、兰州、咸阳、铜川、乌鲁木齐、喀什等区域。③西北地区非遗资源空间分布主要受GDP、河流距离等因子主导，其中GDP贡献率为18.1%、河流距离为11.9%、四代户籍数为9.8%，海拔、80岁以上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性别比、NDVI（植被归一化指数）、教育年限和坡度等因子的贡献率大于4%。④从因子影响效应看，西北地区非遗空间格局是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非线性耦合的结果。其中，GDP和河流距离具有复合效应，四代户籍数、海拔、人口数量、80岁以上人口数量、性别比、坡度呈正向效应，教育年限和NDVI呈负向效应。
文章基于三元交互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价值共创行为的复杂因果模型，从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人、环境和行为3个方面综合分析居民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陕西省袁家村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复杂性分析，得出了影响居民高水平价值共创行为的24条路径组合。结果表明：①主客互动、社会资本、地方依恋和感知收益是促使居民实施价值共创行为的核心条件。②居民价值共创行为是居民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行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一前因条件均无法导致高水平价值共创行为。③居民高水平价值共创行为的前因条件具有异质性特征。
补偿标准的科学核算与补偿资金的公平分配，是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和促进生态敏感地区利益公平的重要环节。文章以滇桂黔地区39个市州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足迹法核算区域生态盈亏，并通过耦合外部横向补偿与内部责任激励，构建兼顾区域公平与效率的“外补—内激”双层补偿模型。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资本的异质性直接影响了滇桂黔地区的生态流动空间格局，形成了以贵阳、昆明等市州为代表的5个生态赤字区，以普洱、曲靖、黔东南等外围市州为主的34个生态盈余区。②“外补”机制通过量化生态盈亏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确了各区域生态经济责任，形成了以贵阳、昆明等市州为支付主体以及普洱、曲靖等市州为受偿主体的资金流向趋势，落实了“污染者付费、保护者受益”的基本原则。③根据生态治理绩效，“内激”机制确定了各市州的激励性补偿额度，使处于生态负债的5个支付区，也可凭借治理绩效获得激励资金，实现了污染惩罚与治理激励的良性耦合。
针对大型赛事常态化下旅游客流日度短期波动与突发风险，文章以杭州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2022—2025年日度游客流量数据，从“制度—结构性扰动”和“信息—行为性扰动”2个维度组织核心解释变量，并将气象条件作为环境控制因素，构建由SARIMAX刻画趋势与季节结构、LSTM修正非线性残差的组合预测模型，并以九寨沟景区检验了跨目的地稳健性。研究发现：①杭州第19届亚运会赛事（以下简称亚运赛事）存在宏观与微观双重异质效应，引入Bai-Perron断点使SARIMAX识别阶段性结构突变；②网络搜索指数呈分层领先结构，信息获取类关键词领先客流2~3天，可作为异质性前导指标；③递进消融实验表明，外生变量、季节项与LSTM残差修正分别对制度性冲击、周度周期波动和非线性扰动具有独立解释贡献；④组合模型在杭州测试集上R²达0.9064，九寨沟案例R²为0.9237，跨目的地适用性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