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制定与实施五年规划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运用中长期规划治国理政的理念，形成关于五年规划的战略地位、核心内涵、制定与实施方法论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植根坚实的实践基础，系统整合党的五年规划（计划）历史智慧，凝结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履职期间领导经济工作的探索成果，在指导“十二五”规划实施、制订和实施“十三五”“十四五”规划、谋划和布局“十五五”规划的过程中不断升华，实现了理论、实践、制度多维度的重大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范式转型的深化，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求解最优取值区间的妥协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中国282个城市2006—2021年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调发展度，并利用子系统贡献分解、局部空间马尔可夫链等方法细化识别了中国城市协调发展度及其贡献引领类型的时空转移动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实现由“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的发展进程转化，且呈现出由东部沿海“集群连片”到自东向西“梯度扩散”的空间演化特征。②中国城市的协调发展进程经历由单一“降碳”“减污”引领向“降碳减污”协同引领的转变，但不同区域城市的子系统贡献引领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分区域看，中部、中南部地区城市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东北、西北与西南地区城市需重点关注“减污”，长三角、粤闽浙沿海地区城市已实现“增长”引领，长江中游与辽中南地区的部分城市需警惕协调发展进程的波动反复。③中国城市协调发展的“路径锁定”与“俱乐部趋同”效应明显，空间邻域带动作用有限，推进协调发展需聚焦城市自身贡献引领结构的长期优化。
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在于减少低收入群体比重。文章基于低收入内涵以及减低扩中需求，提出低收入群体测算框架，据此对2000—2021年全国与31个省份低收入群体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其时空演变、城乡分布及群体构成等特征，并从数字经济和脱贫攻坚政策切入探究了减低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低收入群体比重具有东低西高的分布特征，但呈现东增西减的演变趋势；②低收入群体经历了由相对贫困为主导向相对低收入群体演变的过程，但中西部地区仍存在规模较大的相对贫困群体，而东部地区存在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动力不足的问题；③提高经济发展动力，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仍是降低低收入群体比重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对于城镇低收入群体而言，有力推动了其结构升级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而收入结构恶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强；④脱贫攻坚政策的减低扩中效应较为突出，而数字经济发展则更能提高相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但在数字鸿沟作用下存在一定贫困风险，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强化了这一分化作用。
文章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改进的假设抽取法以及莫兰指数，首先利用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建筑业能源消耗数据，分析其能耗变化的空间关联效应；然后依据2012—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作为数据基础，测算其贸易隐含能源消耗量，探究其流动网络与空间特征；最后构建出贸易隐含能源流动拉动力系数模型，并对各省份的建筑业拉动力类型进行划分。结果表明：①东部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建筑业贸易隐含能源消耗量整体高于东北和西部地区，且除吉林、黑龙江、北京、上海、甘肃以及江苏之外，其余省份的建筑业贸易隐含能源消耗量均呈现上升趋势；②中国各省份的建筑业贸易隐含能源流动路径数量年均高达400条以上，有263条流动路径呈现出增长趋势，343条流动路径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重庆流入至广西、重庆流入至新疆、浙江流入至河南的路径位列前三，且各省份的建筑业能源消耗变化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③中国各省份建筑业在经济系统中的角色各有不同，贸易隐含能源供给型和接收型行业均为15个；④中国各省份的建筑业对于经济系统的贸易隐含能源流动存在不同类型的影响，具有拉动力作用的10个省份多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其中重庆、宁夏和江苏为拉动力最大的3个省份。
文章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刻画了企业财务风险的时空格局演化趋势，并借助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智能制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显著降低了上市企业财务风险，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更换企业财务风险的度量方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异质性看，智能制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③从作用机制看，智能制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强经营稳定性3条内部渠道有效缓释企业财务风险，同时邻近企业实施智能制造政策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本企业的财务风险。文章丰富了智能制造经济后果与财务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防范化解企业财务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是落实西部大开发、构筑全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国家战略安排，战略意义凸显。文章基于2013—2023年县级GDP数据，通过Dagum基尼系数、FW指数、σ收敛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的空间均衡效应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加剧了“经济圈一体化区域”与“非经济圈一体化区域”的发展差距及其空间分异情况。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驱动了经济圈一体化区域的分化发展，存在σ收敛，但成效有限。造成经济圈一体化区域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的主要成因是内在“核心—外围”两极分化发展。③经济圈之核心区与外围区分组呈现出更强的区间差异，经济圈之重庆部分与四川部分分组表征出更强的区内差异，侧面映射出行政区划的隔离作用依然凸显。④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的空间均衡效应并不理想，其中上位规划对于“双核引领”的着重强调和对外围区域的较轻着墨可能是其一个重要原因，其他诸如历史发展基础差异、区域行政壁垒引发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产业与资源分配失衡、生态保护约束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核强圈弱等亦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最后，文章从战略定位、打破行政区划阻隔、统筹示范区建设、提高交通可达性和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层面提出具体建议，以期实现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也在此呼吁广大学者对此予以关注。
文章基于2024年中国500强企业中的房地产、金融业、制造业企业组织链数据构建城市专业化功能网络，借鉴耦合度模型和多层网络理论构建综合功能网络；应用复杂网络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中国城市产业专业化功能网络结构特征及城市产业综合功能网络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①城市专业化功能和综合功能网络节点中心性均呈现显著的层级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显著；空间上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中心度高的节点和强联系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②城市专业化功能和综合功能网络的层级性和异配性均显著，耦合网络匹配性和层级性均呈现出“中和效应”特征；金融业对房地产、制造业的“资本定位”现象显著；不同产业网络耦合呈明显的“马太效应”和“群聚”现象。③城市各功能间与城市间不同功能联系的耦合均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特征，城市各功能联系耦合联动作用强，产业互惠性低；城市间各功能联系耦合协调水平异质性极显著，多数城市间不同功能联系耦合处于极低协调水平，只有北京、上海处于高水平协调阶段，资源整合充分，互惠性较显著。
面对三期叠加的多重压力，城市经济韧性成为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2007—2022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融合空间计量方法与机器学习模型，系统探究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经济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持续扩大，东部与中部韧性较强且稳步提升，东北地区波动显著，西部地区变化温和；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邻近城市的韧性提升对本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包括金融经济、科技教育、政府政策及环境气候等，其中地方财政收支比的影响居首。地方财政收支比与经济韧性呈倒U型关系，最优平衡点为82.6%，过度赤字或盈余均会削弱城市经济韧性。
气候风险作为威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对居民消费升级与内需释放的制约作用正日益凸显。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地级市气候物理风险指数，系统考察了气候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气候风险冲击显著降低了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这一结论在经过变量测度替换、样本调整及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非线性回归发现该影响呈现明显的风险累积特征，仅在气候风险水平较高时负向效应显著。②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冲击主要通过压缩家庭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削弱夜间经济活力以及破坏城市基础设施等渠道，系统性抑制家庭消费结构升级。③异质性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低收入与低教育家庭，排水与生态条件较弱、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东部与西部地区受到的抑制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缓解气候风险冲击对居民消费结构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吸引流动人口落户已成为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检验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对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社会融合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将会提升流动人口落户意愿2.732倍，且社会融合程度是按照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资源需求的大小来影响落户意愿的。其中，随迁子女在小学的受教育机会、与工作单位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和在本地参加医保的中介效应分别为2.88%、1.65%和4.85%，而购房压力带来的遮掩效应约为4.30%~12.45%。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融合程度能提升“跨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6.041倍、提升 “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2.520倍，但对“市内跨县”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身份认同是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落户的主要维度。据此，文章提出了均衡公共服务资源、加强文化交流融合、畅通互动参与渠道3个方面的相关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城市数智化转型对跨境电商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地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在“有效市场”下，城市数智化转型通过创新创业效应与信用优化效应提升地区跨境电商发展，在“有为政府”下，政府信息公开和“关长交流”效应能够正向调节城市数智化转型对地区跨境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②从异质性分析看，城市数智化转型对跨境电商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城市、大型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中更为显著。③从空间效应看，数智化转型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同时，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城市跨境电商发展。研究结论为理解数智化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了理论借鉴与经验参考。
文章以中国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为对象，基于三重底线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一个4×3双视角评估指标矩阵；同时通过CRITIC—熵权法对38个二级指标进行赋权，计算3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并分别通过四分位法和波士顿矩阵对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环境维度的表现滞后于社会和经济维度。②利益相关者中农户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上的作用水平最优，但四方主体的作用水平逐步趋同。③胡焕庸线两侧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其中Ⅲ类区域集中分布于西北侧，Ⅰ类区域则集聚于东南侧。文章从理论框架上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同时总结了四类区域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特点，为促进该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具价值的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数字经济是实现产业智能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推手，亦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与“双碳”目标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选取2011—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省际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显著提升本地区工业碳生产率，还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该效应在城镇化水平高、资源禀赋低、环境规制强的地区更为突出；③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要素配置优化、消费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等多重机制，助推工业碳生产率提升。据此，文章提出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建设、精准匹配区域禀赋、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等对策建议，助力产业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实现。
关联城市间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已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2011—2023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平衡面板数据，文章构建了旅游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其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从时空演变特征看，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水平总体上升，但数字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空间极化特征更显著；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③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基于旅游依赖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维度四象限，将城市划分为双驱动型、数字单核型、旅游单核型和双低洼地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最后，针对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差异化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2013—2023年山东省三大经济圈数据，在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PVAR模型解析了两系统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互动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山东省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分异，三大经济圈形成“胶东引领、省会稳健、鲁南追赶”的阶梯型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增速呈现“前期快、后期缓”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持续稳步提升。②时序上，山东省耦合协调度实现由“失调衰退类”向“过渡类”的跨越，高效能维度提升最快，系统结构持续优化；空间上，耦合协调重心向西南迁移、范围扩张、主轴呈“西北—东南”向偏斜，区域发展趋向多中心网络化格局。③山东省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存在显著动态互动与反向调节效应，总体表现为“短期波动，长期协同”；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期内抑制新质生产力提升但长期积极效应增强，新质生产力推动作用短暂且持续支撑力有限，系统间呈“协调—竞争”并存关系。
诊断黄河流域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系统的短板、脆弱区域，揭示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提出基于关键区的实践靶点，是立足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实施差异化流域治理的基础。文章以黄河流域360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了乡村人—地—业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异与关键区，探索了人、地、业三者间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乡村人—地—业系统脆弱性总体表现出业系统>人系统>地系统；区域内脆弱性存在明显分异，可分为上游H-H-H型、前套平原H-H-N型、上游N-H-H型、下游H-N-N型、上中游N-H-N型5类关键区。②业系统脆弱性减轻主要受到人系统的饮水安全保障、健康服务能力的作用，而致脆因素则受地系统的水土流失、自然灾害、年最大NDVI及人系统的人口流失程度的影响。③农业基地化、产业园区发展对各关键区人系统脆弱性均有减轻作用，其中第一产业占比因子具有正向致脆作用，自然灾害程度、气候适宜程度在空间上均表现出正、负向两种作用。研究以关键区脆弱特征与影响因素为基础图谱，为制定差异化的降低脆弱性策略与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参考。
文章构建乡村社区生活圈公共设施供需分析框架，基于POI、人口和立体房屋等多源数据，分析了南京市乡村社区人口分布特征与生活圈公共设施配置格局；在此基础上，面向乡村不同居民群体需求，构建多人群胡弗三步移动搜寻法，评估了南京市乡村社区生活圈不同类型公共设施的供需水平，提出了南京市乡村社区生活圈分区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南京市不同类型公共设施供需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院、初中和农业设施等可达性较好，而乡村公共厕所、老年助餐点、超市和公园绿地等设施的可达性较低；②乡村社区生活圈公共设施供需水平具有典型的圈层效应，其中扩展生活圈最高、便捷生活圈次之、基础生活圈较低；③基于不同类型生活圈公共设施供需水平评价，共划分出基础保障区、品质提升区、特色引导区和协同优化区四类区域，并针对性地提出分区优化路径，为乡村社区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破解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亟需以社会化服务为枢纽撬动小农户协同转型。文章以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2020—2022年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同群效应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研究发现：①村庄层面存在显著同群效应，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随同群效应的增强而提高。②农户偏好具有关键调节作用，风险偏好显著削弱同群效应的传导强度，而时间偏好则强化同群效应的传导强度。③从作用机制看，同群效应通过驱动劳动力非农转移提升收入，进而助推服务采纳。④从异质性看，同群效应在非创业户中作用更强，且特色产业村的同群效应影响力弱于产业基础薄弱村。因此，构建高质量的社会网络、打破农户信息获取壁垒、完善市场信息传导机制、制定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政策等措施应是提高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的有效手段。
文章基于马克思生产力三要素理论，构建涵盖农业新质劳动力、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并综合运用双固定效应、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其增收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受新经济地理向心力驱动，呈现“东部领跑、中西部追赶”的梯度格局。②资源禀赋调节作用显著，粮食主产区增收弹性高于非主产区；东部因经营性收入占比过低且机会成本高企，呈现阶段性“增产不增收”的转型悖论。③城镇化对增收效应存在单一门槛，跨越临界点后，驱动模式由内部提效转向县域融合发展与城市群辐射带动的系统赋能。④空间溢出效应在增收贡献中占主导，凸显跨区域供应链联动与数字技术扩散的“公共品”属性。据此，提出构建“国家—省域—县域”三级联动政策体系，针对自然禀赋实施差异化适配策略，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文章以洞庭湖地区为例，构建“县域—乡镇—格网”三级尺度分析框架，综合运用InVEST模型、相关分析、岭回归等方法，系统分析2000—2020年生境质量、产水量、土壤保持、碳储存和粮食供给5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揭示其权衡/协同关系的尺度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洞庭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分异显著，生境质量与碳储存呈下降趋势，土壤保持与粮食供给稳步提升，产水量波动上升。②洞庭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具有尺度依赖性，县域尺度以协同为主，乡镇尺度部分服务对出现关系的方向转换，格网尺度则表现为局部权衡冲突与空间异质性。③驱动机制呈现规律性尺度递变特征：县域尺度由人类活动与自然因子共同主导，乡镇尺度转向以自然因子主导、人类活动协同作用，格网尺度则以自然主导、人类活动局部干扰为特征，整体表现为人类活动影响随尺度增大而增强，自然因子作用随尺度细化而凸显。研究从多尺度视角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的层级规律及其驱动分异，为洞庭湖地区及类似大湖流域的差异化生态管控与国土空间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章以广州和佛山的边界区域为研究区，基于GPS轨迹数据，利用一价定律评估边界效应，结合轨迹梯度变化、跨界流动强度与链接对称性，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两市游憩一体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轨迹密度比、连通比等指标，从中微观层面刻画了跨城游憩活动特征。研究发现：①行政边界在局部对步行与骑行活动形成阻隔，但在城市整体层面表现出中介效应，尤其对骑行活动具有促进作用；②广佛边界中部已形成稳定的跨城游憩融合廊道，南北两端跨界联系较弱，骑行活动呈广州向佛山的单向辐射，步行则趋于双向流动；③边界区域步行活动表现为“时间集中—空间分散”，骑行活动则为“时间分散—空间集中”。广佛游憩一体化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但部分边界区域仍需优化，研究成果可为深化区域游憩一体化提供决策支持。
为探讨长江流域惜字塔文化遗产，文章以长江流域478个惜字塔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等工具，分析了惜字塔遗存的空间分布格局、建筑形态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在空间分布上，长江流域惜字塔呈现显著的流域集聚特征，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沿长江干流形成“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态势；②在建筑功能与形态上，呈现区域分异特征。上游形制多元，体现移民社会的文化融合；中游更侧重伦理教化内涵，折射理学耕读伦理的深刻影响；下游精致雅化，反映士商互动下的文化功能转型；③空间分异是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协同作用的结果，土地生态利用、区域经济发展、文化重心南移、地方文教传统及宗教民俗信仰等因素共同塑造了这一独特的流域文化景观。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惜字塔所承载的中华文字崇拜观念的空间表达与土地生态利用的流域特征，而且为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海外侨胞对故乡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历史传统等乡愁记忆，不仅承载着对家乡的情感寄托，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体现。文章选取福建省18个侨乡文化名镇名村作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田野调查、专访座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大量收集侨胞乡愁记忆信息，并应用扎根理论对其编码分析，从自然景观、劳作场景、建筑风貌、乡土人物、生活传统、节庆民俗、技艺传承7个方面提炼出乡愁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借助GIS方法分析了侨胞乡愁记忆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侨胞乡愁记忆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且与流域河道、山海分布、方言区、信仰圈、传统聚落分布等高度耦合。具体表现为，闽东南侨乡的侨胞乡愁记忆强度较大，其中厦门市侨胞乡愁记忆强度最大。②从影响因素看，文化程度、返乡频率、侨乡情感依恋度、侨乡经济发展、网络宣传效果对所有乡愁记忆强度呈显著正相关，离开家乡年限、居地物质文明水平对所有乡愁记忆强度呈显著负相关。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性能有效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面，成为乡村旅游地迫切需要关注的要点。文章基于长三角地区60个乡村旅游示范县，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探究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乡村性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和演进态势的基础上，对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展开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乡村旅游示范县乡村性水平整体呈现下降的演化态势，空间呈现“核心－边缘”的分布特点，其中乡村性在城市群以及省会和大城市附近呈现较低水平，并向外围逐步升高。②长三角地区乡村性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且全局G统计量的Z（G）值均为负值，这表明总体呈集聚状态且低值区域聚类更加显著。③长三角地区乡村性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皖西、皖南及浙南地区，且呈现明显的增大态势；冷点区主要在上海及其邻近的苏南和浙东地区，次冷点区分布在冷点区外围。④地形条件、经济结构、农业发展和旅游发展对乡村性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且存在空间异质性。
传统村落非遗景观韧性评估是促进非遗景观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在界定非遗景观韧性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目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非遗景观—演进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及传统村落非遗景观韧性评估体系，提出了其韧性分级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以黔东南州第1~3批传统村落侗族大歌为案例，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度其非遗景观韧性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并提出非遗景观韧性提升策略。结果表明：①黔东南州侗族传统村落整体处于较低韧性水平，县域间差异较大，且以黎平县为中心向四周降低。非遗景观韧性维度中，抵抗力最高，重组力次之、调节力最低。②传统村落非遗景观韧性是自然、生计、制度、意识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为根基，生计为驱动力，制度为保障，意识为调节。四者相互补充，彼此渗透。③侗族传统村落可分为巩固稳健类、适应调整类、转型重组类3种类型，其韧性提升策略分别为：巩固自然基底，强化依存环境；完善保障制度，拓展生计方式；培育非遗文化创新的责任意识，引领各类型村落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