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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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双重边界视角下乡镇人口收缩的精准识别与特征分析——以黄河流域为例

张学良, 潘婷

2024, 44(3): 1-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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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黄河流域乡镇为研究对象,以“六普”“七普”、空间遥感和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为支撑,提出一种在行政边界（广义）和经济边界（狭义）双重视角下的收缩识别方法,对黄河流域乡镇人口收缩进行精准界定,进而分析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和特征。研究发现：①2010—2020年黄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乡镇收缩现象,76.82%的乡镇发生广义收缩,45.65%的乡镇发生狭义收缩,其中2629个乡镇同时发生广义收缩和狭义收缩,即真正意义上的收缩,占比36.42%。②收缩乡镇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性,以黄河“几字湾”的西北侧和东侧为主,基本形成了集中连片的分布态势,其中河南省收缩乡镇占比最高。③从空间自相关性看,黄河流域收缩乡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低—低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的乡镇数量占比分别为37.58%和19.25%。④相比于非收缩乡镇,收缩乡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更快,老龄化程度更严重、抚养压力更大、人口红利更少。⑤收缩乡镇在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的高值区间内远远低于非收缩乡镇,呈现出发展分异。⑥收缩更容易发生在人口规模较小的乡镇;资源型城市内的乡镇比非资源型城市内的乡镇人口收缩程度严重;城市群内的乡镇比城市群外的乡镇人口流失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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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沿海省域海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估算及其优化

靳来群, 戴佳颖, 余璇

2024, 44(3): 11-2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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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全国—省份—陆海三层架构的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沿海11个省份内部以及省际因海陆生产要素配置扭曲而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损失程度,并分析了其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2019年我国整体海陆间生产要素配置扭曲导致TFP损失了2.68%。与陆地经济相比,各省份在海洋经济上的要素投入仍然不足,尤其是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福建等地区有高达40%以上的投入缺口。②省际海洋生产要素配置扭曲导致TFP损失高达6.18%,远高于同期陆地生产要素的错配,且存在逐年加重的趋势。③从各省份的海洋生产要素投入来看,劳动要素中辽宁、广西、海南投入过度,上海、江苏、福建等地的投入均不足;资本要素中天津、辽宁存在一半以上过剩,而上海、江苏、浙江由于自身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现有资本投入处于相对短缺状态。各省份应进一步提高海洋部门生产要素投入,以促进陆地和海洋的协调发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陆海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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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张文彬, 宋建波

2024, 44(3): 22-3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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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协同引入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测度中,刻画中国市域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水平及区域差异,采用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动态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和“东强、中次、西弱”分布格局。②低碳经济协同效率呈现多极分化趋势,多数城市的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水平有所提升,但各地区间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绝对差异增加。③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是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文章最后从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区域标杆”“精准施策”以及加强区域合作方面提出了提升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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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全球经济体对外开放度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谢晶, 李迪

2024, 44(3): 33-4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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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2008—2019年全球129个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指数,从“全球—区域—经济体”三层视角全面刻画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考察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度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其来源结构分解,在此基础上,基于扩展的分布动态学模型进一步揭示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度的动态演进趋势,最后依据系统观从自然、经济、政治及文化4个方面对其演进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全球整体开放度水平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北美地区对外开放度水平位于全球七大区域之首,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度空间差异明显;②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度差距有所缩小,区域之间的对外开放度差距在全球开放度差距的贡献中处于主导地位;③在考虑时间跨度和地理空间位置的基础上,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度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效应,且内部流动性随时间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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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公路可达性对农村居民县城就医行为的影响——来自村庄月度数据

荣旖旎, 欧阳文静

2024, 44(3): 45-5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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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1—2020年我国宁远县农村公路通畅计划和各个村庄的公路是否建设完成且通畅作为识别策略,结合县级公立医院的病案首页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公路可达性对农村居民县城就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村公路可达性提高使得通路村庄每百人每月在县级公立医院就医的人数增加了约1.6人次。②公路可达性对农村居民县城就医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表现为：显著增加了已婚居民和成年居民的就医人数,但减少了孤寡鳏居民的就医人数;显著增加了非急诊就医人数,但显著减少了急诊就医人数。③公路可达性对农村居民短期和长期县城就医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表现为公路可达性提高后第2年对农村居民县城就医行为的影响最大,随后3~10年影响逐渐减小。研究发现公路可达性的提高不仅给予了农村居民更多的就医选择权,而且增加了居民利用高质量医疗资源的机会,为促进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均等化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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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分位异质性——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薄文广, 钱镱, 刘璇

2024, 44(3): 55-6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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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以及补链、固链和强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工信部最新认定的5批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刻画其区域和产业分布特征后,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研究了“小巨人”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不同集聚分位上的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①不同批次“小巨人”企业区域分布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且总体呈现东部地区遥遥领先,并高度集中于五大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聚集特征;行业分布则呈现制造业超过半壁江山,但比例轻微下降,生产性服务业比例稳步递增的趋势。②产业基础、经济环境、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小巨人”企业集聚水平,且上述因素对于不同分位集聚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③产业基础和政策环境仅对低集聚度“小巨人”企业集聚水平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小巨人”企业集聚度提升无显著促进作用,不存在“大者通吃”现象,人力资本水平对“小巨人”企业集聚度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营商软环境仅对高集聚度“小巨人”企业集聚程度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两者的影响均随集聚程度提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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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借用规模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时空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陈姝兴, 丁登龙, 吴康

2024, 44(3): 66-7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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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日益突出,客观准确识别城市收缩现象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收缩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从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的视角,对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现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数量、收缩程度和区域分布都存在显著差异。②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2种效应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中均表现出异质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象。功能层面以规模借用形式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效应都显著;绩效层面则以集聚阴影形式存在,在非城市群中效应不显著。③借用规模因城市规模不同对城市收缩呈现非线性影响,功能规模借用水平表现为大城市>小城市>中型城市,而在绩效层面中小城市表现为集聚阴影,大城市则表现为绩效规模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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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全球体育联系网络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波士顿马拉松参赛者为例

陈昆仑, 赵杰, 何丽娜, 张旭, 牛笛

2024, 44(3): 76-8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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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面向体育赛事的城市全球联系网络的时空特征,文章以世界六大马拉松赛事举办地之一波士顿马拉松参赛者2010—2019年数据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对城市全球体育联系网络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时间上,波士顿马拉松参赛者来源国家（地区）从2010年的71个增加至2019年的99个,参赛规模从26000人上升至30000人,网络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②空间上,波士顿全球体育联系网络密度变大（0.551→0.787）,加权平均度增加（32.41→60.31）,网络异质性降低（0.497→0.415）等网络特征日益凸显;③节点度上,节点主要分布于欧洲和美洲,亚洲次之,非洲较少,大洋洲不变;④网络演化上,波士顿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普遍增强,其中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国家与波士顿的联系愈发紧密,亚洲与其的联系强度次之,非洲与其的联系强度小幅增加;⑤影响因素上,全球化水平、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及交通因素是影响波士顿城市全球体育联系网络时空演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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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城市宠物医院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孙佼佼, 胡洪基, 郭英之

2024, 44(3): 86-9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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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上海市为案例地,采用无监督学习算法中的DBSCAN聚类、K-means方法,以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通过空间大数据分析,解释城市宠物医院空间分布,探索其多元影响因素,并通过多源质性数据对空间分析结果进行深度阐释。研究发现：①空间特征上,上海市宠物医院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呈现出从中心城区向周边区县扩散的趋势。②集群分布方面,上海市宠物医院共呈现41个集群,主要位于上海市主城区,逐渐向西南部和西北部扩散。③空间演变方面,上海市宠物医院各集群的空间形态具有明显的演变特征。④层级划分方面,上海市宠物医院分为五级,并呈现“一核多级”的空间分布特征。⑤影响因素方面,公交站点密度、公园广场密度与宠物医院密度呈负相关,宠物用品店密度、住宅区密度与宠物医院密度呈正相关,各要素影响程度具有空间分异特征。最后,文章指出宠物医院存在的多元可达性问题以及数字化背景下的新趋势,为我国通过城市空间管理提高社会福祉提供了新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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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风险与成本视阈下中国石油进口市场布局优化

葛明, 刘向昱, 涂建军, 赵素萍

2024, 44(3): 97-10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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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供应链3个维度,选择8种指标构建了石油进口风险评价体系,在多维度识别2019—2021年中国石油进口国别风险的基础上,统筹综合风险最小与平均成本最低双重目标探究了石油进口市场布局优化策略,并模拟了3种潜在情境下的市场布局优化效果。结果表明：①中国石油进口风险、成本及其变动趋势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性,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②优化后的市场布局倾向于增加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马来西亚等国,而减少自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英国等国的进口份额,如此既有利于降低综合风险,也有助于减少平均成本,其中降低风险的效果尤为显著,这主要归功于自沙特阿拉伯进口份额的优化。③中国石油进口需求增长和OPEC国家对华出口下降均显著加大了中国进口风险与成本,而金砖国家国别风险下降则大幅降低了中国进口综合风险。因此,中国应稳定大国经贸关系、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积极优化市场布局以降低石油进口综合风险与平均成本,多维度健全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以保障进口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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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空间集聚识别与集聚分区

蒋小荣, 刘清

2024, 44(3): 108-11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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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中国半导体企业—分支的投资关系,运用区位商、最小跨度树与模块度等复杂网络的图分割技术,构建涵盖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半导体产业网络,并在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和联系强度的基础上划分出一个可供参考的中国半导体集聚区分区方案。研究发现：①中国半导体产业呈现集聚为主的空间分布模式,集聚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非均衡发展态势。②全局对外投资网络的地理分布呈现为钻石结构与菱形模式。全局本地投资集聚区表现为显著的东西差异,东部本地集聚区为双核或多核牵引型,西部本地集聚区表现为单核牵引型。③在全国6大区域集聚区中,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珠三角域内联系强度密集但珠江东岸的极化现象显著,京津冀表现为梯度双核驱动模式,山东半岛依托济南与青岛都市圈形成横向联系,关中与成渝地区表现为双核增长极集聚区模式。④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空间集聚区可划分为南方、东部、北方和西部4个一级分区和20个二级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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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高校基础研究产出的时空特征及溢出效应

章熙春, 余正颖, 李胜会

2024, 44(3): 118-12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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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中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WAJCI期刊论文总数分析了高校基础研究产出的时空特征及溢出效应;并通过构建测度不同城市群体之间相互溢出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马太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互动,以新的视角解释高校基础研究产出时空格局演变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①中国高校基础研究产出总体呈现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中心的“大分散、小集聚”空间格局,中心—次级—外围梯度结构明显,东部强于中西部,区域差距逐步降低,溢出效应逐渐彰显。②从全国整体角度看,高校基础研究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从中心—外围角度看,高校基础研究存在着自上而下的溢出效应,上级城市高校对下级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仅限于相邻层级城市之间,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依然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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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风险常态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物流网络结构韧性

周欢, 黄金, 郑湘明

2024, 44(3): 127-13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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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真实货运“流动数据”表征城市物流联系,从公路、铁路、水路、航空4类物流联系分析长江经济带物流网络,同时引用复杂网络理论和仿真攻击策略评估了物流网络结构的静态韧性和动态韧性,并通过模拟新冠疫情冲击探讨了上海等主导性节点城市物流网络在应对风险时的韧性表现。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以公铁陆运为主干、水运为辅助、航空为补充的物流网络,其中各省会城市发挥着重要枢纽功能;②其物流网络层级性、异配性显著,具备良好传输韧性,但物流资源过度集中于核心城市,易引发局部区域的闭塞和僵化;③物流网络结构的韧性能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风险冲击增大呈现阶段变化特征,核心部分未遭受严重破坏,整体网络就仍能维持正常运转;④新冠疫情模拟下,上海等核心城市“封城”并未使物流网络陷入困境,其他城市可增强自身中介作用来弥补网络核心缺失,实现网络结构的再平衡。由此,从物流基础建设、主导性节点和脆弱性节点3方面提出物流网络结构韧性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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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黄鹤菲, 米运生

2024, 44(3): 138-14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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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即“环强险”）是一种利用市场机制化解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治环境污染的创新型金融措施,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企业、保险公司作为决策主体参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最优策略和均衡条件,并以深圳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政府制定的企业责任分担因子与环境事故风险和损失呈负相关,保费与保险公司责任分担因子呈正相关,企业投保概率与企业责任分担因子呈正相关。②深圳市作为中国较早一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示范城市,其责任分担因子现在为企业承担较多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承担较少赔偿责任。③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可知企业投保意愿有限,这与其环强险实际投保概率仅有50%的情况相吻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应适当补贴企业和保险公司,针对高风险高损失的产业,由保险公司承担更多责任,并赋予保险公司监督权限,针对企业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罚款制度,要在促使企业主动投保的同时履行环保义务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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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乡村创新政策演进特征及对乡村发展的启示——基于2004—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分析

刘彬, 唐承丽, 周国华, 易纯

2024, 44(3): 147-15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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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是我国乡村发展政策的顶层设计与综合体现,而乡村创新则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文章以2004—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乡村创新的政策为对象,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文本分析软件和双重三维分析框架等方法总结梳理乡村创新政策的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创新”已与“农业”“农村”“乡村”“科技”等关联词汇形成语义网络,且中心性强;②基于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的三维度分析显示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组织与服务创新一直是创新政策的重点内容;③基于创新主体、创新链、创新政策工具的三维度分析显示乡村创新主体日渐多元,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趋势明显,供给型、导向型、环境型3类政策工具导向效应显著;④乡村创新政策演进具有逐步推动、深化拓展以及优化完善的阶段性特征。最后,面向农业强国、乡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提出完善乡村创新政策体系、加强以质量为导向的乡村技术创新、推进以可持续为目标的乡村社会创新、城乡协同构建乡村创新系统等是未来乡村创新发展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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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魏雪, 刘黎明, 袁承程, 夏哲一, 马聪

2024, 44(3): 160-16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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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上海青浦区、湖南桃江县和宁夏彭阳县代表城镇化水平高、中、低地区,基于452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两步聚类法、单因素方差与事后多重检验划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分析了不同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同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策略可划分为专业化种植—商业型生计（LS₁）、固定工作型生计（LS₂）、种养结合—劳动力转移型生计（LS₃）、混合型生计（LS₄）、经济作物种植—劳动力转移型生计（LS₅）。其中,青浦区以LS₂和LS₅为主,桃江县以LS₁、LS₃和LS₄为主,彭阳县则以LS₂和LS₃为主。②总体上,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远低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地区差异上,农户人力、金融、物质资本以及总生计资本的高低与地区城镇化水平具有一致性。③相对于LS₅,拥有较高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户群体更倾向于选择LS₁;拥有较高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户主年龄较小的农户群体更倾向于选择LS₂;金融资本越低、农业收入占比和生计多样化指数越高、户主年龄越小的农户群体更倾向于选择LS₃;金融资本越低、拥有越高的农业收入占比和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农户群体更倾向于选择LS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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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多重压力下青海湖国家公园内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

仲俊涛, 马勇洁, 米文宝, 石建丽, 蒋鑫

2024, 44(3): 169-17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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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青海湖国家公园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进行生计普查,基于调整的VSD框架构建多重压力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估分析框架,从“敏感性、适应性”2个维度选取体现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变量,测算不同生态功能分区牧户生计脆弱性,并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因子。结果表明：①自然灾害、草/耕地退化、衣食住行、退牧还草是对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安全影响最剧烈的生计压力。②核心保护区牧户生计敏感性强,适应能力弱,生计脆弱性高;一般控制区牧户生计敏感性弱,适应能力强,生计脆弱性低。③不同区域牧户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的主要促成因子具有高度趋同性,食品自给度、湖水上涨、旅游市场萎缩、固定资产、牲畜数量、草地面积和家庭收入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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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赵林, 曹乃刚, 高晓彤, 韩增林

2024, 44(3): 178-18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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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超效率EBM模型对2006—2021年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变差函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MGWR模型对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2006—2021年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增速极为缓慢,与经济增长存在脱钩问题。②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异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东北—西南方向上的空间差异最大,胶东半岛和北京为高值分布区,低值区集中于辽中南城市群和鲁南经济带。③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且随时间演进,空间自相关性呈增强趋势,热点区分布于京津和胶东半岛并形成双核结构,冷点区连片分布于辽宁和鲁西南。④生态福利绩效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行政能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作用方向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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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乡村民宿价值共创的影响因素与组合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余润哲, 黄震方, 苗子琪, 刘娟, 程静静

2024, 44(3): 189-19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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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宿的价值共创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有助于乡村民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利用黄山市西递、宏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整体角度探讨了多种因素对乡村民宿消费者价值共创的影响,得出了影响乡村民宿高价值共创与低价值共创的路径组合。结果表明：①单因素分析中,感知服务公平可视为形成乡村民宿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②在乡村民宿高价值共创的组合路径中,有3个充分性条件组合形成良好的解释力,同时也存在2条低价值共创的组合路径。③信任和感知服务公平在乡村民宿高价值共创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文章不仅拓展了价值共创的研究,而且为乡村民宿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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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省际居民消费升级与旅游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及差异性

幸迪, 孙根年

2024, 44(3): 197-20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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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10—2019年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7个核心指标测度居民消费与旅游消费结构的时空差异,采用PVAR模型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影响机制及区域响应。研究发现：①发达省份居民消费和旅游消费结构升级同步,北京、上海消费结构多样化（1.8~1.9）、消费结构高级化（80%~85%）及旅游消费结构指数（0.87~1.00）水平较高,福建、山东次之,四川、陕西偏低。②居民消费与旅游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双向共赢的互动效应,且交互影响持久、结构稳定,即消费升级是促进旅游消费升级的驱动力,同时又受旅游消费升级的反哺,但前者作用明显强于后者。③落后地区的旅游消费对居民刚需消费和消费多样化影响更敏感,旅游发展带动消费升级;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空间拓展了旅游消费场景,从而实现协同增长。促进旅游业与居民生活业态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实现旅游发展引领城市消费品质提升,形成全域融合、主客共享、双向赋能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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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发展模式

何琪敏, 史中超, 谈国新

2024, 44(3): 209-21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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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旅游业,既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新的活态传播路径,也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新的案例。文章首先利用ROST CM6工具,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构建出相关政策的三维分析框架,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16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统计数据,综合评价各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发展水平,根据各维度评价的差异情况,总结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发展的不同模式。研究发现：①从评价结果看,我国非遗保护指标权重高于主体获益与旅游市场,且各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发展水平差异较大;②从发展模式看,各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发展形成了上下贯通型、从上至下型、从周边到中心型、以大带小型4种模式。最后,为更好地保障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遗活态传播,提出了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旅游业可持续融合发展的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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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梅山地区文化遗产分布时空特征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黄雪嘉, 沈守云, 胡希军, 廖秋林, 童谣, 曹宇弛, 孙欣芃

2024, 44(3): 218-22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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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地区文化遗产景观资源丰富、特色鲜明,其时空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湘中地区人类聚居空间的演变规律,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系统化管理、因地制宜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梅山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和古道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分析不同时期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运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各自然因素对文化遗产分布的重要性。结果表明：①秦汉至隋唐时期文化遗产总体呈随机分布,其他历史时期呈集聚分布;②各时期文化遗产分布格局明显不同,高密度分布区随时间推移由资水中下游向中上游迁移;③文化遗产分布重心呈现整体向西南偏移的趋势,聚集程度表现为由集聚到分散交替演变的过程;④受自然环境影响,梅山地区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海拔500 m以下的平原或丘陵、坡度2°~15°的缓斜坡和斜坡、距地质灾害点1 km外的区域,各坡向分布较为均匀,距河流1 km范围内及红壤地区分布最多。⑤河流为影响该地区文化遗产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地质灾害和地形因素,土壤因素的重要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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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特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省为例

王坤, 陈祥泰, 黄震方

2024, 44(3): 229-24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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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网络爬虫获取贵州省2010—2022年旅游流数据,构建旅游流网络及其结构韧性的综合评估及攻击指标体系,并借助复杂网络、指数随机图等方法,实证探讨了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旅游流网络联系的增强并未带来网络结构韧性的提升。韧性水平较高的地区多为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城市;②分维度来看,贵州省旅游流网络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核心—边缘”层级结构,网络的匹配性明显,传输性在不断提升,小团体集聚现象开始凸显;③旅游流网络结构在随机攻击下呈现出鲁棒性特征,而在蓄意攻击下脆弱性较为显著,且在蓄意攻击下网络承受能力随时间推移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流核心网络不断拓展;④网络内生结构、个体属性以及外生网络变量共同影响着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其中,网络互惠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接待能力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规模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的正向作用不断凸显,而网络边数与空间距离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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