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国际经验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创新驱动，构建有利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制度至关重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注重发挥政府在重大科技研发中的引导作用以及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从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经济动能和经济贸易5个维度构建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与世界前沿国家、高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比较发现，2000—2020年中国经济质量明显提升且与发达国家总体差距减小，经济动能和经济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对较大，经济贸易差距较小。同时，提出应继续从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提升经济效率、加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4条路径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采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2021年湖南省14个市（州）养老设施的POI样本点数据，并基于ArcGIS进行坐标和投影转换，实现数据的可视化表达。进一步运用最邻近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探讨湖南省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依据一致性系数计算公式，探究湖南省14个市（州）养老资源的集聚程度，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湖南省各市（州）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异成因。研究发现：①湖南省养老设施整体最邻近指数约为0.613，呈现显著集聚的分布状态，分布密度总体上“东密西疏、北密南疏”。②湖南省各市（州）的养老资源一致性在地域上分异明显，养老资源投入与老年人口分布表现出弱协调性。③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医疗保健设施数是影响各市（州）养老设施数量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老年人口数是最直接的原因，直接决定着养老设施的建设问题。④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养老设施的分布受多个因子的共同作用，老年人口数量与其他因子叠加后能够对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异产生更强的解释力。
基于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1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收敛模型等方法，比较分析两大区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发现：①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均由失调发展状态转变为协调发展状态，长江经济带两系统具有更高的耦合协调度和更快的增长速率，引领作用显著。②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正逐渐减小，区域间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鸿沟正逐渐缩小，两系统耦合协调正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区域相对均衡发展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大区域的总体差异仍以区域内差异为主，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交叉重叠问题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的影响正在减弱。③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长江经济带拥有较快的收敛速度，而黄河流域的收敛速度则相对较慢，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劳动力质量和对外开放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收敛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针对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特性，为两大区域提供差异化的提升路径。
生计概念因消除农村贫困和促进农村发展而产生，农村生计始终伴随着生计研究并始终是生计研究的中心。农村生计思想和实践起源于西方并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最典型的是以国家干预为导向的农村援助性生计、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户能动性生计以及基于权利的可持续性生计。西方农村生计思想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农村生计的概念化和生计方法的兴起，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增强了人们对农村生计的理解和实践；而另一方面，可持续生计方法因过度物质化、层次化和忽视社会结构而饱受批评，从结构、时间和空间对其进行修正已成为农村生计研究的重要方向。政治经济学的生计方法有效规避了可持续生计方法的缺陷，融合了结构和行动双重属性而为构建包容性的农村生计提供了可能。政治经济学的生计方法为我国农村生计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我国当前迈向全面乡村振兴阶段的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工商资本下乡是促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2008—2020年我国县域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工商资本下乡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从工商资本下乡视角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增长变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每年新增数量整体上呈现出波动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②我国当年在营农业企业数量总体上呈现出以2011年为分界点的“先缓后急”的持续增长趋势，“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逐步强化。③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空间直接和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究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红色旅游流网络中心化趋势显著，少数核心节点对网络控制能力强，大部分节点集聚效应强于扩散效应。大部分网络节点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网络整体处于不均衡状态。②红色旅游流网络呈现出“双核集聚、整体分散的线网状”空间分布形态，具有显著的等级分层集聚现象，根据红色旅游流联系度可划分为红色旅游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区、孤立区4个类型。③红色旅游流核心区为江西省行政中心，红色旅游流次核心区旅游资源特色突出且交通区位优势显著，红色旅游流边缘区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但区位优势不明显，红色旅游流孤立区在旅游资源和交通区位方面均不具有优势。④在市域尺度上，红色旅游流网络均呈现出向旅游接待与服务功能完备的城市中心城区、5A和4A级景区集聚的特征，红色旅游流网络内部也表现为“单核集聚”“双核联动”及“以点织面”等差异化空间分布形态。
一体化是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最高形态。依托共生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文章在探讨旅游一体化共生内涵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制度机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营销宣传和区域联系5个维度构建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评价体系，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旅游合作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合作能缩小制度距离、促进要素流动、提升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但合作主体间的要素集聚也会降低同其他主体间的要素交换，影响共生网络平衡，产生“合作阴影”现象。②上级政府的权力介入对合作与旅游一体化共生呈正向调节作用，有助于弱化行政边界限制、压缩制度距离、提升合作效率并促进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③在促进与阴影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合作可以调和在多维邻近关系下一体化共生发展的溢出效果，增强旅游一体化对地理邻近地区的辐射能力。
文章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和访谈法，研究网红景点的用户生成内容（UGC）投射形象与游客感知形象之间的差异，并从景观社会视角揭示感知偏差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UGC投射的网红景点形象以拍照打卡等活动为主，涵盖景观、住宿、交通、饮食等旅游服务信息，情感评价以积极情绪为主，而游客感知的网红景点形象局限于打卡拍照的体验方式，且评价以消极情绪为主。②亲历游客对网红景点实际感知与投射形象差异的形成是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旅游异化的结果。博主与平台通过影像构筑了景观社会，景观自身的软暴力性隐形支配着游客的打卡实践，最终导致媒介世界中的景观表象与实际旅游体验之间的偏差。③潜在游客感知偏差的形成彰显着突破景观软暴力控制的可能性所在。文章丰富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领域，为当下网络环境中的滤镜景点现象提供科学解释。
高质量休闲场所的供给不仅是城市宜居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以上海市在“大众点评”上的14231个休闲场所为研究样本，通过ArcGIS空间分析揭示上海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的集聚水平以及空间分布形态；构建便捷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空间格局的便捷度进行评价，并探析了其形成因素和机理。研究发现：①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总体呈现“多中心集聚—轴向延伸”的空间格局，其中在上海主城区中心呈“连团成片”和“孤岛”式高密度集聚区，其他边缘城区形成低密度的轴向集聚区。②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的类型集聚不均衡，不同类型休闲场所集聚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美食餐饮类、运动健身类、文化休闲类、商场购物类、特色公园类；集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美食餐饮类和运动健身类呈“板块型”集聚，特色公园类和商场购物类呈“多中心型”集聚，文化休闲类呈“单中心型”集聚。③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的便捷度水平较低，区间差距较大，高便捷度区域集中分布在上海市中心区，总体呈现“中间高周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高质量休闲场所空间格局优化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