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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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赵杨, 王京, 潘为华

2023, 43(9): 1-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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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②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③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④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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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省域发展软环境评价及其区域差异

郭强, 杨湘君

2023, 43(9): 10-1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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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省级行政区尺度的发展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政策状况、法规状况、服务状况、管理状况、人员素质状况5个维度出发,对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软环境水平进行测度,结合Dagum基尼系数结果对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发展维度探究我国发展软环境经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我国发展软环境建设水平呈现整体上升态势,空间上总体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相似,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②基于空间差异系数,四大地区之间,东北与西部地区两者发展软环境水平差异性最强,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其他地区最为明显,整体上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缩小。③经济发展下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4个维度因素均对我国发展软环境建设起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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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共同富裕政策推进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郭元源, 秦武, 吴亮, 陈意锒, 李龙真

2023, 43(9): 20-3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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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分别构建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强度和共同富裕水平量化评价体系,并通过ArcGIS刻画两者的时空分布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而为破除区域协调发展壁垒、实现整体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①在空间格局上,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强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②随时间推移,省域间共同富裕政策强度差距不断缩小,共同富裕水平“高—高”集聚地区不断扩大,“低—低”集聚地区不断缩减。③当地共同富裕政策通过府际政策学习和涓滴效应产生空间溢出影响区域共同富裕水平。④地理区位、制度阶段、经济效率和资源错配4种因素对共同富裕政策的空间效应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对构建区域政策协调发展机制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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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欧阳胜, 郭彦, 肖雄辉, 李璐

2023, 43(9): 31-4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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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的经济增长迅速,已成为国家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承载地和发展引擎,创新创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选取长江中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评估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同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匹配探讨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均有所上涨,区域间、城市间的空间差异显著,主要以高创业活跃度的环长株潭地区为核心,集聚效应较强,且有向周边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交通条件、信息水平是造成城市间创业活跃度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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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朱伟骅, 王雪婷

2023, 43(9): 42-5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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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和科技竞争压制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放缓,很多企业就出现了脱实就虚趋向的风险问题。文章通过构建企业脱虚就实趋势的相关指标,基于2017—2022年国内各地区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2018年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内各地区企业是否会改变原先脱实就虚趋势,从而更加聚焦实业发展。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涉及的上市公司企业脱虚向实有促进作用;同时,中美贸易摩擦这一事件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脱虚向实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改变样本区间和变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涉及行业中的企业会对未涉及行业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的企业脱虚向实外溢效应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同样也会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程度和企业研发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脱虚向实程度,研究发现这两者作用机制都对企业脱虚向实程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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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杨轩宇, 任胜钢, 靳海攀

2023, 43(9): 52-6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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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②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③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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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高铁站区的异质性土地溢价与站区空间开发模式

周霄雪, 刘修岩

2023, 43(9): 62-7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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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新建高铁站作为准自然实验,从高铁站区周围土地价格和土地开发强度两个维度出发,结合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栅格层面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以及栅格层面的灯光与人口数据,从微观地理尺度考察我国高铁站建设对站区土地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站建设对土地市场具有异质性影响：市辖区新建高铁站显著增加了站区商业地块的价格,但对土地开发强度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县域新建高铁站则对站区住宅地块价格以及土地开发强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讨论分析表明,县域高铁站的建设并未显著促进其站区人口和经济的集聚。这意味着,县域高铁站的建设可能导致站区土地资源过度房地产化或被过度浪费。其政策启示在于,在对高铁站区进行开发规划时,人口规模比较小的县域应综合考虑自身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等因素,突出站城融合发展;而人口规模较大的市辖区,可以综合考虑高铁站区开发与城市空间有效拓展相结合,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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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城市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肖徐玏, 甄峰, 秦萧, 李智轩, 魏玺

2023, 43(9): 72-8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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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空间是新市民宜居宜业的重要载体,其分异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市民的社会融入程度。文章以常熟市为例,用区位商测度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异,观察两类人群主导就业区的分布特征,并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产业、地理区位和建成环境因素对区位商的解释力。结果表明：新市民就业空间相较于户籍人口集聚程度低,尽管二者均呈现典型的单中心特征,但新市民就业空间在南北向有明显延伸现象;新市民与户籍人口主导就业区呈现圈层嵌套分布特征,新市民就业主导区呈环状围绕城市中心分布,户籍人口就业主导区则分布在城市中心和远郊镇区;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受到地理区位的影响最大,产业和建成环境的影响也表现显著,且不同因子交互可显著增强各类因子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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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乡村工业化地区聚落体系分布及时空演进——基于河南省长垣市、新乡县比较分析

史焱文, 李小建, 朱纪广, 胡雪瑶

2023, 43(9): 81-9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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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聚焦于乡村工业化地区,利用多源空间数据,运用齐夫指数、半径分形维数等方法,对河南省长垣市、新乡县的聚落规模分布、空间结构及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长垣市、新乡县聚落体系位序—规模均服从幂次分布规律,但齐夫指数在工业化进程下呈现异质性演化特征,其中长垣市齐夫指数均小于0.8且增长缓慢,表现为大聚落发育不突出,中小聚落居多,新乡县齐夫指数趋近于1,呈现城市规模齐夫指数发育趋势;②比较两案例聚落体系齐夫指数变化速率发现,工业化中期阶段是演变速度发生转变时期;③聚落体系在空间结构上呈现显著分形特征,但在聚落体系分形特征演化上,长垣市与新乡县表现出由趋同性向趋异性变化;④两区域聚落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均表现出空间邻近效应并呈多等级中心地结构演进特征;⑤通过案例比较,聚落体系中心地数量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逐渐呈现为高级少低级多的“金字塔”结构,部分高等级中心城镇数量逐渐趋近中心地理论市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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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重庆市小城镇镇区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宗会明, 窦乾荣

2023, 43(9): 91-10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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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步入快速城镇化后期阶段后,县城及以上级别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空间扩张成为研究的热点,但针对小城镇镇区的研究重视有限。文章基于30 m精度下不透水面遥感数据,使用Theil指数、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内小城镇镇区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①小城镇镇区面积平均规模远小于街道单元,镇区空间拓展与主城都市区、县城基本保持同向变动,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动特点;②小城镇镇区规模类型持续演化,从“宝塔型”向“橄榄型”小城镇镇区规模结构过渡,但是类型升迁速度较缓慢;③个体层面上小城镇镇区以中高水平下的低速增长为主,而且在各板块间小城镇镇区增长差距明显,主城新区成为区域差距持续扩张的主要贡献者;④自然环境、区位交通、人口经济及发展基础等对小城镇镇区时空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地形幅度上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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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共生适配性与产业转移路径选择

刘友金, 尹延钊

2023, 43(9): 101-1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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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客观要求,产业转移路径选择的本质是寻找与之具有更强共生适配性的地域产业承载系统。文章基于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背景,运用共生理论构建了“产业扩散—产业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分析框架,从“共生三要素”即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环境3个维度建立了共生适配性指数模型,评估了2010、2014、2018、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60个主要国家的共生适配性。结果表明：六大经济走廊的共生适配性指数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空间分异特征,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共生适配性指数最高,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共生适配性指数最低。文章最后以共生适配性指数和特征要素禀赋为甄别条件,为中国不同类型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提出了路径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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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与区域差异演变

张宝友, 高家璐, 谭旭睿, 孟丽君, 于艳娜

2023, 43(9): 111-12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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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把握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与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实测2005—2021年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距与时空分异。研究发现：①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三大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但发展速度有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但其发展速度最快。②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地区差距较大,呈“先下降后上扬”的变化趋势,造成地区差距的主因是地区间差距。③全国及三大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均呈收敛特征,总体上考察期后期要比前期的收敛速度更快。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应考虑效率导向与创新驱动并重,注重空间溢出效应,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物流业均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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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韩叙, 柳潇明, 刘文婷, 余万林

2023, 43(9): 121-13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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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②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③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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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王小波, 孔莉霞

2023, 43(9): 131-13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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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集聚。②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城市不显著。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错配程度,进而推动制造业集聚。④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而且带动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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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金声甜, 李小花

2023, 43(9): 139-14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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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关系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探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07—2021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强度总体呈逐渐递减态势,且各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②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③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④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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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长江经济带土壤重金属污染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梁宗正, 胡碧峰, 谢模典, 倪晗杰, 李洪义

2023, 43(9): 148-15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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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污染和退化问题,尤其是土壤重金属点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文章通过文献搜集整合了2008—2018年期间覆盖长江经济带11省市100个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数据,借助地质累积指数、健康风险评估、空间统计分析等模型对该区域内土壤重金属累积及污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富集存在较大空间异质性。②Cd和Hg元素为长江经济带主要土壤重金属污染物。③儿童群体面临的重金属暴露带来的健康风险最高,重金属暴露带来的潜在致癌风险明显高于非致癌风险,且高风险城市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云南和贵州等地。④工业生产活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与土壤中重金属的累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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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及形成机理

崔红茶, 陈新, 陈辞, 王涛, 王静, 师岱

2023, 43(9): 160-17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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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阵地。文章选取三批次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整体上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区位上为“上散中聚下疏”的特点,空间密度呈“一核心、两次核心”的分布形态。②分批次看,三批次的空间密度特征差异显著,从第一批到第三批,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断增多。③空间族际特征,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多民族共生格局。④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交互影响,其时空分异是“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人地系统下的一种和谐共生状态,表征着一定的环境适应性和长期形成的人地协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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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黄河流域城市群土地利用的碳排放效应

郭安宁, 牛陆, 刘霈珈, 李玉峰

2023, 43(9): 172-17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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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域地理分异的视角探讨黄河流域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是合理利用国土空间、制定差异化碳减排政策的重要基础。基于构建的长时序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核算2009—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通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解析各城市群碳排放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9—2018年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碳排放整体表现出收敛态势,峰值大多出现在2012和2017年,2013年为低值聚集年;流域上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异特征。②莫兰指数表明各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呈正向显著空间自相关,形成上中游以鄂尔多斯、榆林和下游以潍坊、临沂为辐射面的高—高聚集地,以及上游环兰州、西宁的低—低聚集地。③不同时期,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城镇化率和土地利用结构对碳排放具有持续性的高影响;主导因素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城市群的提升策略各有差异。未来黄河流域城市群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应在考虑区域协同联动发展的基础上分区分时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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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农产品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的溢价及其协同效应——以绿茶茶叶产品为例

蒋玉, 蒲雁嫔, 丁玉莲, 金少胜, 于海龙

2023, 43(9): 179-18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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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是推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京东平台绿茶茶叶的63659个产品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法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企业品牌以及两者交互影响的溢价支付。研究发现：①地理标志、企业品牌等均能为绿茶茶叶带来显著的正向溢价,源自东部地区的地理标志对农产品溢价的正向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②地理标志的正向溢价有赖于其知名度建设,知名地理标志能够为产品带来显著的正向溢价,而非知名地理标志未能获得显著溢价。③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存在显著的协同互补效应,相较于知名地理标志而言,非知名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的协同效应更大,且主要体现在中低价位的产品中。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不仅应重视申报注册,更应当重视品牌的推广和维护,而加强与企业品牌的合作是提升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价值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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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方叶林, 陆海云, 黄震方, 朱志刚

2023, 43(9): 187-19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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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择中国8155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发现：①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传统村落整体上南多北少,呈现集聚分布的形态。②从空间分布均衡性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的态势,且有较高的集中度。③从空间分布密度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大致形成五大集聚区,分别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集聚区、东南沿海及其周边集聚区、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集聚区、云南边境集聚区、青海—甘肃两省交界集聚区。④传统村落分布受自然、经济、社会等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早期传统村落选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传统村落的保留及后期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从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政策环境和民族风俗等4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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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滇西北平坝传统村落景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以云南省祥云县大仓村为例

张婕, 蒋雪峰, 谢旭斌

2023, 43(9): 197-20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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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典型的平坝传统村落——大仓村,较好保留了传统的空间基质,有助于明晰滇西北地区平坝传统村落的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文章以大仓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选取1976、2000和2020年3个时间节点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仓村的景观格局具有“磁性圈网”和“竖向分层”相互融合的结构特征;②在景观格局的演变过程中,自然系统的空间限制和人类系统的择址观念等内生因素奠定了景观格局的基本框架,经济发展的驱动、规划建设等外生变量影响了景观格局的演化方向;③内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稳定—变化—新稳定”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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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传统村落历史环境脆弱性主客观评价比较研究——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

何艳冰, 马云, 郭艳花, 祁剑青, 贾豫霖

2023, 43(9): 208-21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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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村落脆弱性的客观评估与村民主观感知有机结合,有利于打通传统村落保护从政府供给端到民意反馈端的逻辑脉络,双向联动建立传统村落长效保护机制。基于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历史街巷、传统格局、村域自然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村落历史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运用CRITIC法、层次分析法及综合指数法对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主客观脆弱性进行评价,并探明两者之间的适配性和差异性。研究表明：①传统村落历史环境客观脆弱性均值为0.51,高度、中度、低度脆弱性村落分别占比53.85%、30.77%和15.38%,分维度脆弱性为传统格局>历史街巷>历史环境要素>传统建筑>村域自然环境。②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主观脆弱性均值为0.55,高度、中度、低度脆弱性村落分别占比46.15%、23.08%和30.77%,分维度脆弱性为传统格局>传统建筑>历史街巷>历史环境要素>村域自然环境。③历史环境主客观脆弱性的适配性存在尺度差异：从整体来看,76.92%的传统村落在主客观脆弱性上保持匹配,表明村民对历史环境脆弱性的客观事实具有一定的感知和判断能力,但分维度上主客观脆弱性失配问题严重,并在不同维度表现迥异。政府“见物不见人”的单一性保护供给与村民多元化诉求之间的错配失衡,是造成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保护困境的根源所在,亟需以村民诉求为导向调整政府保护供给模式,以形成上下联动的保护合力,降低传统村落历史环境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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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疫情冲击下北京市旅游业及细分行业恢复的差异

韩梅, 孙根年

2023, 43(9): 219-23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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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旅游业受到重创,我国出入境旅游几乎停摆,国内旅游恢复步履艰难,旅游业恢复过程出现诸多不平衡现象。文章以北京市为例,构建疫情风险指数,用以反映旅游业受疫情风险影响的程度,以短途交通和长途交通为中介变量,建立了市民在京旅游和外省来京旅游恢复与疫情风险、交通客运的多元回归方程,对比分析北京市国内旅游细分市场的恢复过程;从旅游产业视角对比分析,发现旅行社恢复水平整体最低,全国疫情严重或北京市疫情反弹期间,景区和酒店恢复指数都下降,且酒店下降更低,北京市和全国疫情都为低风险时,酒店恢复反超景区或与之持平。疫情反复背景下,国内旅游客流量恢复指数始终高于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恢复之路始终是以“人气”带动“财气”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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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基于TDI城市类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旅游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

何海, 王亚辉

2023, 43(9): 231-24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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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已成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增加目的地国际旅游收入、提升旅游产品服务质量、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战略选择。借鉴世界经济论坛倡导的用于衡量世界经济体旅游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构建城市类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运用极差标准化、变异系数、旅游发展指数评价等方法,分析北京、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等15个城市类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综合竞争力水平,研究发现：①旅游目的地旅游综合竞争力存在异质性。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杭州5个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已超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西安、南京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已接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水平,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存在较大差距。②我国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短板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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