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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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喜波, 张然, 韩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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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为之先生是新中国经济地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和人口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初,仇为之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的创建,1955年调入北京大学工作,承担起创建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的历史使命。仇为之先生在北京大学兢兢业业工作30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地理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对经济地理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仇为之先生为人低调,一心为公,乐于助人,德高望重,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文章回顾了仇为之先生的生平和爱国热忱,他在新中国经济地理学科专业创建方面的卓越贡献和经济地理学科治学思想,一生公而忘私和不计个人得失的高贵品德,以此缅怀这位学界先贤。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王嘉炜, 曾刚, 朱妮娜, 胡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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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20年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性分析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市场整合、对外开放及二者交互作用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呈现出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为关键节点的均质化发展态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②市场整合与对外开放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均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子要素对外贸易开放是长三角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③市场整合与对外开放的交互作用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呈现出非线性增强作用,对外贸易开放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起到催化剂效应。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谭燕芝, 海霞, 张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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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GMM-SL-SAR-RE模型对中部地区478个县2008—2020年度的经济韧性进行测度,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在空间上呈现“东西部较高—中部较低”的凝聚分布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9年新冠疫情引发了研究区县域经济韧性的波动。②县域经济韧性主要受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其主要驱动因子出现从“效率性”要素向“综合性”要素转变的规律,政府支出、资金获得、人力资源等因素的驱动作用逐步增强。③县域经济韧性是以土地流转、制造业发展水平为基础,固定资产投资、资金获得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多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产业优化、政府协同、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支持等对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具有重要作用。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田时中, 陈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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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三维指标体系和长三角4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指数,使用Kernel密度法和Markov转移概率矩阵等方法,揭示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动态演进规律和发展等级变动特征,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子系统间相互关联性。研究发现:①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子系统指数大小次序为: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上海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最高,其后的排名依次是浙江、江苏和安徽。②长三角41个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表现为从中心城市向边缘城市辐射,带动边缘城市逐步提升的变动规律;41个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有多等级跨越的可能,其变动刚性不强,不易产生“马太效应”;长三角省际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差距较小,但城市间差距有扩大趋势。③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耦合度高,但耦合协调度水平低,最高等级仅为临界协调。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需着力弥补绿色发展短板,优化政府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和加强区域生态治理高效协同。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张松彪, 王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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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1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Shapley值法,描绘了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的演化格局,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呈倒“U”型演变趋势,二线城市呈下降趋势,三线、四线及五线城市呈上升趋势。②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在不同等级城市间存在较大差距,城市等级跨度越大,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明显。③Kernel密度估计表明,三线城市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扩大最快,二线城市与四线及五线城市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呈现出两极或者多级分化态势。④Dagum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更多来源于不同等级城市之间。⑤Shapley值分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是造成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陈蓓, 江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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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湖南省2005—2021年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技术影响湖南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2005—2021年湖南省城市绿色发展和数字技术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差异,其中长株潭地区发展水平最高,衡阳、益阳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迅速,邵阳、怀化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数字技术与城市绿色发展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②从直接效应来看,湖南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外商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当地的绿色发展水平,但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起到抑制作用。③从间接效应来看,数字技术水平、人口规模、人力资本水平和外商投资都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和外商投资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此外,产业结构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相应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朱佩娟, 黄秋菊, 万义良, 邹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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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满足儿童最基本需求的安全健康、教育成长、自然游憩、文化休闲4个方面出发,使用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儿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儿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人均配置水平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地区优势明显,而地均配置水平高值区集中在经济发达、自然条件优越的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②按照地理区域、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东北地区人均配置水平优势显著,东中部地区地均配置水平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副省级、省会城市设施整体配置水平最高,城市规模与设施整体配置水平呈正相关关系。③儿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各指标的高值和低值的集聚分布模式存在一定差异。④人均配置水平的均衡程度优于地均配置水平,组间差异随着地区发展水平、城市等级、城市规模三者差异的变大而扩大。⑤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人口、经济、自然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城镇化率和GDP是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各类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但总体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陈卓, 张耀宇, 康庆, 李敏, 陈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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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规模和技术双重视角,在系统分析中国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与土地利用效率的互动机理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空间、时间两个尺度考察2008—2020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稀缺度与土地规模/技术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空间互动方面,土地稀缺度与土地技术效率之间的空间关系从正相关逐步转变为负相关,而与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则从负相关逐步转变为正相关。②时间互动方面,土地技术效率对土地稀缺有明显抑制作用,而土地规模效率对中西部的冲击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就具体贡献度而言,土地稀缺度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冲击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通过弱化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制定差别化的效率提升政策以及完善相应的城市扩张约束机制,以实现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良性互动。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马楠, 姚瑶, 沈体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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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但其当前内部面临“东中西差距大、中心外围差距大”等经济分化问题亟待破解。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105个主要城市为对象,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协同发展差异化路径。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根据经济职能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核心带动”“区域辐射”和“发展支撑”三类。②“核心带动城市”贴合自身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实现了较好发展;但“区域辐射城市”与“发展支撑城市”发展路径明显分化为“禀赋结构贴合型”“禀赋结构偏离型”两类,成效也存在明显差异。③“核心带动城市”和“区域辐射城市”,贴合自身禀赋结构,以产业集群为载体,在比较和竞争优势的协同作用下,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辐射带动能力。④“区域辐射城市”和“发展支撑城市”当其经济发展偏离禀赋结构时,通过与上级、同级城市建立紧密产业经济关联,分享协同发展红利,是推动自身经济较好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上级城市经济关联推动效果强于同级城市。⑤无论何类城市,应从动态角度出发,推动比较和竞争优势延伸融合、相互适配,实现可持续协同发展。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张宇, 曹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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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经济引擎和改革试验区,探测长江三角洲年内各时期城际客流网络的异同性更能透析空间一体化发展的新特征新问题。基于年内春运与小长假的居民城际出行数据,从“点—线—面”维度对长江三角洲城际客流网络时空特征展开比较分析、探知影响因素和潜藏规律。研究表明:①两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客流量趋向“西北—东南”的分布方向,形成“一主四副”核心的“フ”形空间格局,且边缘地带城市的客流量在春运更高。②小长假日均客流量远高于春运;小长假64.66%的客流量集聚于省内且局域空间一体化最密切,春运47.69%的客流量发生在省际且全域空间一体化更紧密。③春运形成3种城市组团类型,小长假以省域单一型城市组团为主且空间结构更加清晰;首位城市与边缘地带城市的客流联系在春运更紧密;受到择优联系、邻近链接和路径依赖的制约,两时期形成3种空间组织模式,尤其春运更趋复杂。④两时期城际客流网络发育受到城市属性、出行成本、邻近关系、人口特性和历史惯性的共同影响,但解释变量差异明显。希冀能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新布局提供实践指导。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宋伟轩, 王捷凯, 金荷仙, 曹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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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城市山水资源驱动的景观绅士化现象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绅士化类型,也是涉及城市自然景观资源合理利用与公平配置的实际问题。在提出景观绅士化概念的基础上,以南京为案例,基于城市住房市场、手机用户画像等多源异构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根据绅士化发育程度将城市山水资源周边住宅小区划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景观绅士化社区,分析其特征、空间模式和置换过程,并探讨景观绅士化驱力、效应与调控等问题。研究表明:景观绅士化社区通常紧邻山水资源,住宅档次与居民经济社会地位较高;山水资源的公共属性与开放程度与其周边社区景观绅士化程度密切相关,“封闭独占”和“通道分隔”模式更容易诱发高度景观绅士化现象;景观绅士化由供需两端共同推动,表现出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山水资源的低效利用和“私有化”等问题;应倡导“开放共享”的空间开发模式,有效规避过度景观绅士化现象,最大程度发挥山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文余源, 刘洋, 邢晓旭, 周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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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的收缩型城市数量持续增加。文章利用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市辖区人口、户籍人口、城区人口、LandScan与城市面板数据,对中国人口收缩型城市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从产业集聚视角探究了收缩型城市的成因。①使用三次人口普查和LandScan数据研究发现,2010—2020年收缩型城市占比较2000—2010年增长54.65%,重度收缩型城市新增32个,东北地区收缩型城市数量增长最为显著,增幅达172.73%。使用市辖区人口、户籍人口和城区人口数据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②2003—2020年收缩型城市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呈下降态势,专业化集聚水平不断提升。③实证回归结果显示,收缩型城市产业集聚会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多样化集聚下降带来的人口规模负效应远超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带来的人口规模正效应。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城市建设和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赵思萌, 赵作权, 赵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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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根据“企知道”专利微观数据,使用标准差椭圆、相对集聚系数、正六边形格网方法,以国土空间与专利区位空间为参照基准,分析了2009—2020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的大规模空间集聚的水平、形态、模式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中国发明专利总体呈现出向东南移动、集中化与集聚化的趋势,其标准差椭圆面积收缩了14.37%,相对集聚系数增长了8.94%。②中国发明专利总体呈现集中式大规模集聚模式,核心集聚区位于长三角地区——北至江苏盐城、南至浙江温州、西至安徽池州、东至上海。③在8个战略性新兴细分产业中,6个产业的创新呈现集中式集聚模式,其中集聚程度最高的产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创意和新能源,集聚程度最低的产业为节能环保,集聚程度由高转低的产业为生物产业。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王东方, 张华荣, 李金峰, 顾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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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00—2022年微观物流企业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等方法刻画了上海市物流企业时空格局演化特征,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探究了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上海市物流业总体及子行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供应链管理企业集聚水平提升最快。②缓冲区分析结果表明,2022年,交通运输和MTSAI两个行业企业数量峰值出现在远郊地区,仓储业和供应链管理两个行业企业数量峰值呈现远离市中心的多峰值分布特征,邮政业企业数量峰值仍位于市中心附近。③物流业总体及子行业的空间分布从城市中心的“单核”结构向“多核、向郊区扩展”的空间格局转变,其中,仓储和供应链管理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均匀分布态势。④负二项回归结果发现,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区位条件、产业关联、政府政策、集聚效应和区域信息服务供给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物流企业的选址影响因素基本一致。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冷婧, 柳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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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8—2019年滇桂黔地区328个县域面板数据,分析了村镇银行网点分布的时空特征,并应用面板计数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西南民族地区村镇银行网点数量较多,主要集聚在省会城市所辖区和少数发展较好的县域。滇黔桂三省(区)中,广西的村镇银行网点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发展平稳,贵州的村镇银行发展较快且网点覆盖率最高,云南的村镇银行网点数较少且主要分布在距城市40 km内的区域。②西南民族地区村镇银行网点分布受盈利性经营目标和“支农支小”政策定位的双重影响,各影响因素中,县域第一产业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规模以下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尚不明显,其他银行网点数量与村镇银行网点数量存在互补效应。③西南民族地区村镇银行网点布局优化应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以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以农村金融服务站为代表的轻型服务站点,同时,推动村镇银行参与“多县一行”试点和共享式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发挥其助力乡村振兴的效能。
  • 三农、土地与生态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尹君锋, 宋长青, 石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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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发展是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与时代选择。从科学内涵上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推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是国家城乡建设进程中战略上成熟与实践上丰富的进一步推进与拓展,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思想,诠释了“乡村现代化”与“城镇现代化”发展的辩证统一,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一方面继承弘扬了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思想,另一方面拓展深化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具有人民普惠性、共富共享性、协同协调性、共生可持续性、互利共赢性等特征。就个人而言,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更加符合新时代个人全面健康发展需求;就国家而言,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取向与时代选择;就全球而言,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是探索和开辟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方案。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系统涵括的多个要素产生交互耦合作用形成耦合关系影响着中国城乡整体发展与演进方向,两者良性耦合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在政治建设维度、经济建设维度、文化建设维度、社会建设维度与生态建设维度等领域彰显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选择,其内涵丰富、路径多元。
  • 三农、土地与生态
    王泽宇, 赵维京, 王焱熙, 金雪莹, 宋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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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我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特征,对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00—2020年中国31省域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采用核密度、ArcGIS技术探究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的时空分异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膳食结构指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均值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农村居民膳食结构逐渐优化;研究期内,中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由东南沿海较高—西北部低向东中部高—西部较低的空间格局演变,以上海、江苏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较高,与推荐的平衡膳食模式相贴近,而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膳食结构指数与平衡膳食模式存在一定的差距。②影响因素方面,城市化水平、消费能力、市场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均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因子解释力排序为城市化水平>消费能力>市场化程度>受教育水平,且中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其交互作用类型均为双因子增强。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宁静, 王震, 杜国明, 李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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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测算2010—2020年东北地区的农业碳排放量,分析其碳排放强度、碳排放结构,在此基础上采用TAPIO脱钩模型和LMDI模型分析其农业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东北地区农业总碳排放量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由2010年的1.269×108 t增长到2020年的1.3857×108 t,增长量为1.161×107 t;2010年东北三省的主要碳排放源依次为畜禽养殖、农用投入物质,2020年吉林主要碳排放源变更为农用投入物质、畜禽养殖;黑龙江、吉林、辽宁农业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了24.82%、25.13%、28.00%;东北三省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渐脱钩,黑龙江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弱脱钩,吉林脱钩状态则表现为扩张连接—弱脱钩—弱脱钩—强脱钩,辽宁脱钩状态则是弱脱钩—强脱钩—强脱钩—强脱钩状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因子是东北三省农业碳排放量增长的促进因素,农村人口规模是东北三省碳排放的重要限制因素。基于以上结论,为保障东北三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未来各省应采取不同减排措施,实现低碳农业。
  • 三农、土地与生态
    任以胜, 龙一鸣, 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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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2012—2020年黄山市水污染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有效降低了黄山市水污染强度,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政策效果逐渐减弱。利用时间安慰剂、空间安慰剂等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②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存在预期效益,初始政策效果在2010—2011年显现,前置于政策正式实施时间2012年。③2012—2014、2015—2017、2018—2020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年均影响效应分别为-3.25、-1.64、-0.64,呈现逐轮递减趋势;边际效应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整体呈现倒“U”型变化。研究结果可以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评估和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提升流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农、土地与生态
    李小娟, 万大娟, 王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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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湘西地区典型区域怀化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综合值,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怀化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综合指数逐年增长,但存在区域不平衡,中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南北高、中部低。②怀化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上升到初级协调,整体逐年上升,经济发展属于轻度滞后型;市域内耦合协调度中心高、四周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不均衡。③怀化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将逐年上升,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由初级协调上升至中级协调,经济发展仍处于轻度滞后阶段;市域内耦合协调度将呈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特征,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但耦合协调发展的差距将逐年缩小。
  • 旅游经济与管理
  • 旅游经济与管理
    粟路军, 叶成志, 何学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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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提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新形势、新挑战,通过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任务尤为突出与迫切。基于此,文章首先提出并阐述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对其实践特征和基本逻辑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探讨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形成机理和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从产品融合、业态融合、要素融合、市场融合、价值融合5个方面提出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未来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包括交叉学科视角下的基础理论研究、多方法结合下的实证研究、基于实地调研的案例研究。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赵静, 谈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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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滇西北为研究区域,基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原则和产业融合视角,利用遥感影像数据、POI数据、名录数据、道路交通数据和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构建区域文旅融合业态开发潜力综合评价模型,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综合评价了滇西北文旅融合业态开发潜力并识别与划分了开发类型谱系及开发时序优先级。结果表明:①滇西北区域内潜力区域分布不均衡,存在极高和高潜力区聚集和无高值潜力区分布的极端状况,极高潜力区和高潜力区具有双核心—环核延伸群—带状连片的分布特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市三县、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是文旅融合业态开发的潜力“凹地”;②将滇西北24个县级政区划分为3个价值等级,其中6个县级行政区为开发潜力最优级;③识别出基于文化资源本底的4种开发类型谱和基于游憩本底条件的3种开发类型谱以及开发时序优先级;④以潜力综合评价结果和开发谱系优先级划分了滇西北24个县级行政区文旅融合业态开发的差异化培育路径,为滇西北区域提供精细化的开发决策建议。
  • 旅游经济与管理
    陈晨, 李伯华, 王孟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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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百灵庙镇为例,基于空间叙事视角,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利用GIS技术,挖掘内蒙古中部地区依托寺庙的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规律,并揭示背后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逻辑。结果表明:内蒙古中部地区依托寺庙的传统聚落经历了萌芽期、扩张期及成熟期3个阶段的重构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①萌芽期,聚落空间属于宗教传统规约下等级森严且贴合自然的神圣空间,符合藏传佛教理念的寺庙建筑群是聚落建筑的主体,整个聚落空间形态是统治阶层表达宗教意愿、实现政治抱负的外在表征。②扩张期,聚落空间转变为移民自下而上建构的无序均质的世俗空间。高密度晋风房屋建筑和院落,以及嵌套在建筑中的廊道和空间节点成为聚落的基本空间要素,其空间组织模式是走西口移民个体需求、自我价值及地缘关系在地方社会文化实践中建构的结果,也是晋文化主流化的外在表征。③成熟期,聚落空间是围绕土地价值布局的城镇化土地利用空间,格网化道路、现代化楼房、封闭式小区及开敞空间等全新的景观序列有序组织,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现代文明和展现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谷义江, 孙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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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2014—2022年用户分享的19129条自驾游轨迹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探讨北京市自驾游出行空间距离及目的地选择。结果发现:①北京市居民自驾游出行遵循距离衰减规律,时间约束越小,距离衰减的支配性越弱。在1~2日自驾游中,74%的游客出游半径在50 km内;在3~7日自驾游中,73%的游客出游半径在800 km内;在8日及以上自驾游中,50%的游客出游半径在1100 km内。②自驾游目的地选择存在近距离偏好逆转和远距离旅游城市导向。近距离多选择周边低级别景区,较少选择高级别景区;远距离多选择资源丰富的旅游城市,且多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③自驾游出行方向及目的地选择,受季节性气候差异的影响,表现为夏季北上草原“避暑”,冬季南下江南“趋阳光性”,春秋两季分东南、西北线路,但依然偏好相对温暖的南方地区。研究结论可为出游预测及营地建设等提供参考。
  • 书评
  • 书评
    王萍, 迟明园
    2023, 43(11): 2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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