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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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产业空间重心移动特征与启示

李善同, 黄怡, 刘云中

2022, 42(9): 1-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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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刻画产业空间格局是认识区域状况、制定区域政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产业空间重心是判断产业空间格局尤其是空间转移的重要指征。文章在经典的重心模型基础上,改进了重心分解模型,根据1987—2017年的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空间重心的整体移动路径,着重分析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制造业的空间重心变化并从省级空间单元的角度分析其背后的驱动力。研究表明：3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其中制造业重心的移动幅度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经历了先西南后东南再西南的移动过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心向南偏西移动,1987—1992年向西移动幅度最大,2012—2017年向南移动幅度最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重心均向南偏西移动,1987—1992年二者向西向南移动幅度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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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张佩, 王姣娥, 孙勇, 张行健

2022, 42(9): 11-2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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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基础设施在集聚创新资源、营造创新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为考察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利用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创新产出水平,进而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影响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结果发现：①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创新产出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增长趋势;②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东北和西部;③城市化进程、政府管理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文章对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判,期望为我国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交互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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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孔芳霞, 刘新智, 周韩梅, 何强

2022, 42(9): 22-3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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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联系密切。文章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与分析二者耦合机理基础上,采用熵权法、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uper-SBM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5—2019年中国大陆280个地级以上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并进一步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呈上升的时序变化,在空间格局上呈“南北低、西低东高”特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表现为“下降再上升”的时序变化趋势,并呈“东西南北高、中部塌陷”空间结构。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不断攀升,由多极化转向单极化发展态势,并呈东北方向“陷落”的空间格局。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而随着时间推移,协调度局部集聚特征减弱,趋向均衡发展。④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科学技术、对外开放度与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且作用强度存在区域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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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数字经济水平对中国市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张英浩, 汪明峰, 崔璐明, 匡爱平

2022, 42(9): 33-4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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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经济绿色发展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梳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模型等方法,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时间演变方面,2011—2019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间的整体差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则出现了明显的两段式特征。②空间集聚与格局演变方面,相比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2011—2019年表现出较弱的空间集聚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则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川渝地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高值空间集聚区。③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四大区域以及不同类型城市层面的实证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此结论。最后,从四个方面给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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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

陈蓓, 彭文斌, 刘奕飞

2022, 42(9): 43-4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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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区域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②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呈空间正相关,在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高水平绿色创新城市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发展。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财政支出、开放程度和交通水平会促进本地区的绿色创新发展,产业结构会抑制绿色创新发展,并且都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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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时空收敛性研究

单勤琴, 李中

2022, 42(9): 50-5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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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基础上,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11—2020年中国不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使用基尼系数和时空收敛分析模型,研究全国及四大区域的地区差异和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非常显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收敛性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提出实施新发展理念、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效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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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陈艳如, 谷跃, 宋伟轩, 罗小龙

2022, 42(9): 59-6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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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因能较好地反映出区域人口流动趋势,成为近年来中国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基于2012—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历年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特征、居留意愿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在不同规模城市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①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上涨趋势明显,各省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差异显著。②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快速下降态势,尤其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下降趋势显著;居留意愿空间差异性显著增强,呈现出由破碎向均衡再向极化转变的空间格局。③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因素影响显著大于城市特征因素,已婚、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租金收入比高、就业身份为雇主,以及拥有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其中,住房问题无论在何种规模城市中,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均存在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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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基于上市企业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联系的中国城市网络——以创新500强企业IPO为例

林卫银, 薛德升, 谭一洺

2022, 42(9): 68-7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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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上市企业是知识经济时代下多种创新要素汇聚和融合的综合产物,而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在构建城市网络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文章基于1990—2019年500强创新型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募投联系数据,分析了创新型上市企业的时空演变及上市过程中与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联系而形成的城市网络结构。结果显示：①创新型上市企业的数量呈稳步增加态势,国内板块成立和政策文件出台是推动其增长的重要因素;②城市网络节点以北京为绝对核心,京深沪杭城市位于“金字塔”顶端,为绝大多数创新型上市企业提供服务;③服务型城市以外向服务为主,且在职能分工、服务路径方面表现出地理邻近和等级优先特征;④城市网络呈现以北京为核心的“放射状”结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构成的城市网络均呈现以京沪深为核心的“三角形”结构,律师事务所构成的城市网络与整体结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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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城市工作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异——以武汉市为例

刘炜, 杨杰, 龚岳

2022, 42(9): 78-8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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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空间分异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平衡的结果,表现为产业和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空间形态。对就业空间分异的研究能弥补空间分异研究的不足,促进就业、产业和社会发展。文章以武汉市为案例,基于手机信令与产业大数据,采用区位商和差异指数,探讨不同性别和户籍的工作人口在就业空间中的分异特征与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产业对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城市就业空间总体分异呈现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增大的环状空间格局;②二、三产业的集聚与就业空间分异负相关,会促进就业人群间的融合,第一产业会吸引本地人口在远郊区的集聚。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增加就业机会、健全就业机制以及提高公共交通覆盖度、积极配建公租房等措施,促进不同性别或户籍的人口在就业空间中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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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湖南武陵山片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邵佳, 冷婧

2022, 42(9): 87-9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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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11—2020年该区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片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趋势总体向好,多数县市处于轻度或中度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发展逐步升级,在空间演化上形成了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空间格局;②片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迟缓,各县市大多处于轻度耦合协调—城镇化滞后型、中度耦合协调—城镇化滞后型这两种发展类型,城镇化滞后问题突出;③片区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经济因子、社会因子、人口因子、资源因子及环境因子,其中环境因子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经济因子次之,人口因子再次之,资源因子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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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产业—城市规模”耦合协同演进

陈梦筱

2022, 42(9): 96-10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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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产业—城市规模”耦合协调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研究其时空演进。研究发现：①交通子系统中,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效率的权重在提升,客运总量的权重大;产业子系统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权重提升较大;城市规模子系统中,城市经济增长和建成区面积的权重大且有小幅提升。②耦合协调程度方面,北京从良好协调上升为优质协调,秦皇岛和张家口从中度失调降级为严重失调,承德从严重失调降为极度失调,其余9个市不变。耦合协调度方面,北京和保定上升,天津和沧州不变,其余9个市下降。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效率提升,不同城市协调度发展分化;核心城市北京的集聚能力提升,多数次级城市资源要素被虹吸,协调度变弱。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促进京津冀城市间快捷高效轨道交通“网络化”“同城化”发展;沿交通发展轴布局形成多形态创新产业链格局;扩大冀域城市规模,增强产业承接能力,提升边缘城市协调度,推动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产业—城市规模”耦合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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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三业结合”全面提振中国经济的逻辑与路径

叶超, 高磊

2022, 42(9): 103-10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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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国内外多风险叠加的严峻形势。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产业、企业与就业的“三业结合”应成为全面提振经济的核心,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旨。产业、就业与企业是一种耦合关系,应从只注重某一方面转向“三业结合”。文章重新梳理了产业、就业与企业间的关系,特别是从尺度下移与尺度上推的视角阐明了“三业结合”的关键,倡导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以区域空间重构为抓手,推动三业结合。提振经济需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尤其关注并解决社会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渠道以保障物流、知识流、人才流的互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三业结合以构筑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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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大豆国际贸易格局演化与中国对策

谭丹, 马顺甜

2022, 42(9): 110-11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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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对2001—2019年国际大豆贸易加权网络的格局演化和社区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全球大豆贸易网络呈现规模先扩张、后收缩的特点,整体联系较弱,2016年后开始出现集聚发展的趋势;②呈现“两心分离”网络格局,网络中出口核心国家是巴西、美国,进口核心国家主要有中国以及西欧国家,核心“中介”国家是加拿大和西欧国家;③全球大豆贸易网络主要存在3个稳定的社区,社区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社区内部出口国家主导较多,“中介”国对社区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中美两国在社区中的地位变化具有不同特征。建议提高我国大豆自给率,分散大豆进口来源,扩大社区范围,紧抓收购权和定价权,进而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供给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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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收敛分析

张柯贤, 黎红梅

2022, 42(9): 120-12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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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9个主要城市群的数据,采取Dagum分解方法、核密度非参数分析方法及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分布动态及空间收敛情况。结果表明：①从空间差异来说,城市群数字经济总体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城市群组间差距是城市群总体数字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从贡献来说,组间差异的贡献基本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而组内差异的贡献基本处于不断上升趋势。②从分布动态来说,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上升趋势。大部分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都呈现出两极或多极化趋势,而京津冀、成渝、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③从空间收敛来说,城市群数字经济存在σ收敛与β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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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时空格局的影响

陈建, 邹红, 张俊英

2022, 42(9): 129-13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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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水平在时序上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格局,同时空间分布存在明显集聚特征。②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本地居民消费升级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对于邻近地区居民消费升级水平也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缩小了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差异。③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加速市场化进程,进而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促进数字信息技术与居民消费的深度融合,统筹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地区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推动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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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市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计量分析

苏华, 杨帆, 张亚力

2022, 42(9): 138-14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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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使用2011—2018年1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数据分析GTFP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期内GTFP总体水平不高,2018年有显著提升,效率优良城市大多位于经济发达或者生态良好的地区。计量回归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并未显著促进GTFP提升,主要原因是集聚密度偏低。集聚规模的直接效应为正,集聚密度为负;二者的间接效应相反。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人力资本能有效提高GTFP水平,产业结构与交通基础设施对GTFP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二者的负面影响主要停留在当地。研发存量与资本劳动比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均为负,FDI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间接效应正显著,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为负但间接效应不显著。从上至下加强产业空间布局的规划引导,以集聚效应为导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政策对GTFP提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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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目标与模式

谢花林, 陈倩茹

2022, 42(9): 147-15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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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与典型模式。①从自然资本的折旧性,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值”目标,典型模式包括生态补偿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损害赔偿制度。②从自然资本的发展性,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转化”目标,典型模式包括物质产品交易、生态权益交易、资源产权流转、资源配额交易、生态产品融资。③从自然资本的增殖性,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增值”目标,典型模式包括生态载体溢价、生态产业开发、资源整体配置。最后,结合生态产品的物理学和经济学属性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瓶颈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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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判别及驱动机制——以重庆市为例

王成, 黄宇航

2022, 42(9): 155-16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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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运用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领域,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状态的评估模型与指标体系,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中“潜力—连通度—恢复力”的大小及增减关系,建立三维坐标轴,将2009、2014、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位,与适应性循环周期各个阶段相匹配,划分各个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而解析其驱动机制,其结果表明：①在理清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学理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三维坐标轴,将“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位,与适应性循环阶段特征相匹配,判别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阶段的方法,弥补并完善了系统阶段划分在数理分析支撑下的缺失,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②2009—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处于适应性循环的正向循环,主要为开发阶段和保护阶段,其中巴南区等16个区县由开发阶段（r）向保护阶段（Κ）演进。③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在内外交互力的作用下,潜力、连通度、恢复力变化各异,推动着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的演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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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农业生产碳汇效应与生产绩效的时空特征

曹执令, 黄飞, 伍赛君

2022, 42(9): 166-17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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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碳汇与碳排放分别视为期望与非期望产出引入到农业生产绩效分析框架,以2007—202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碳计量等模型评估农业生产碳汇效应与农业生产绩效,并揭示其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净碳汇量均为正值,农业生态效应较好。②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呈先减后增的波动变化趋势,总体虽逐渐改善,但增幅不明显,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农业技术进步不断创新,增长效应良好;农业技术效率增长稳定,追赶效应强劲;内蒙古、广西的技术进步指数偏低,负向抵消了技术效率改进带来的追赶效应;其余地区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增长效应和技术效率引起的追赶效应共同促进。③农业生产空间联结格局稳定,但受距离衰减规律约束,东北与经济发达地区空间联系较强,而中西部地区联系出现脱节现象,上海、江苏和浙江成为增长极。④大量省域处于低效率—低福利区域,面临着满足人们基本发展需求与碳排放局限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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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洞庭湖区土地利用强度演变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曾志伟, 杨华, 宁启蒙, 汤慧

2022, 42(9): 176-18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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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土地利用强度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对科学调控土地利用格局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洞庭湖区的部分区域作为研究区,基于2000、2010和2018年的遥感影像,在空间网格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InVEST、CASA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200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LUI）时空演变与食物生产（FP）、生境质量（HQ）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三项服务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①2000—2018年,研究区LUI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过程,且增大幅度较显著。②2000—2018年,研究区三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各具特点。研究期间,单位格网FP服务呈现出增长趋势,但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小;HQ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以洞庭湖及沿岸河流、东部与南部山地丘陵区为高值集中分布区,而在地形平坦、人口经济活动较密集的城镇地区其生境质量较低,HQ下降的格网数占比约96.79%,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HQ呈现恶化趋势;NPP的时空变化幅度较大,2000—2018年,约74.86%的格网上NPP服务增长为正,约17.43%的格网增长为负,空间上主要表现为NPP服务高值、较高值面积的持续减少,中等值及较低值面积的增加。③研究期间,LUI与FP、HQ、NPP三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但空间集聚呈现一定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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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县域土地利用多功能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王清扬, 雷绪斌, 周婧婧, 颜蕾

2022, 42(9): 186-19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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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有助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实施区域差异化的配套机制,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突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文章从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三个维度构建土地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南省122个县（市、区）2009—2018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揭示了湖南省土地利用功能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湖南省土地利用功能的空间格局逐渐合理,但土地利用功能提升较慢。②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对土地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对土地农业生产保障功能具有显著提升效应;投资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对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功能提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③人口政策抑制了土地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和农业生产保障功能的提升;财政政策抑制了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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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文旅融合视角下传统村落景观数字化监测预警模式

刘沛林, 李雪静, 杨立国, 刘颖超

2022, 42(9): 193-20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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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景观基因、历史文化村镇与旅游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相关研究,基于文旅融合视角构建了传统村落景观数字化监测预警模式。结果表明：①村落景观的保护与留存是旅游发展的基础,适宜的旅游发展又能挖掘村落文化价值,为村落注入经济活力;开展数字化监测预警,一是防止景观被破坏到无法挽回的状态,二是为提高村落文化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适宜度。②将传统村落景观数字化监测对象划分为空间布局、民居景观、公共建筑景观、自然环境与民俗文化等五大类19个小类,并解构为新增空间面积与原有空间总面积比值等45个小项,以旅游经济（资本）引入村落开发旅游为时间节点,基于数字化监测方式能获取景观动态变化数据。③对照景观数据变化的指数范围以确定警（示）度,得出传统村落景观变异程度、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融合程度并进行分析处理,为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与发展、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指明方向;持续推动村落文化保护与旅游经济可持续融合发展,是传统村落景观数字化监测预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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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沿线重点省份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

徐雨利, 龙花楼, 屠爽爽, 冯德东

2022, 42(9): 201-2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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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8—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沿线重点省份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倡议提出后,沿线重点省份的入境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入境旅游产业规模效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而纯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导致入境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增长乏力。②“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重点省份入境旅游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③“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重点省份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宏观调控来实现的。沿线重点省份的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加大旅游行业投资,促进资源要素的集聚,实现入境旅游效率的提升。④“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重点省份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东部地区沿线重点省份的入境旅游规模效率、西部地区沿线重点省份的入境旅游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北地区沿线重点省份的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文章提出如下建议：通过技术效率提升实现入境旅游产业优质发展;促进多方政策形成合力以优化入境旅游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与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制定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的问题;各省发掘地方优势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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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高铁影响下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优化

王新越, 刘晓艳

2022, 42(9): 211-21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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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时空压缩”效应重构了区域的旅游空间格局,成为助推黄河流域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关系”视角,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复杂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高铁影响下黄河流域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发展演变。结果表明：①2007—2019年黄河流域主要旅游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趋向均衡化,太原→晋中为旅游联系度最强的两地市,旅游经济联系总量极化特征突出;②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从多核心引领转向网络化发展,兰州、银川、西宁的网络“孤岛”状态被打破;③中心性态势优化,中心城市对外辐射增强;④“小世界”特征显著,五大社团演化为四大社团,济南—泰安、郑州—开封、太原—晋中、西安—渭南为主要发展轴链。最后,提出黄河流域主要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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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粤桂画廊”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识别及协同发展模式

吴清, 焦义彬, 陈嘉琳, 陈刚

2022, 42(9): 219-22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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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桂旅游合作是旅游资源强省与市场大省的合作,是互惠共赢的重要举措。基于共生理论和区域空间结构理论,运用综合评价分析法、引力模型、GIS空间分析法等方法,对“粤桂画廊”旅游空间结构进行了识别,并对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粤桂画廊”区域旅游资源丰富,以自然风光资源为主,旅游资源呈现明显的西多东少、西强东弱的特征,表现出明显的近交通、偏城区空间指向特征。②旅游竞争力空间差异十分显著,综合竞争力、资源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呈现明显的西强东弱特征,市场竞争力呈现明显的东西强、中部弱特征。③旅游经济联系总体空间格局表现出距离衰减、东西差异、同城效应的特征,形成了桂林市—秀峰区—象山区—七星区为核心和以贺州市—平桂区—八步区—昭平县为次级核心的两大旅游经济联系骨架,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明显的小世界和族群特征,相互割裂严重。④针对“粤桂画廊”旅游合作现状和空间特征,提出了点轴空间协同发展、共融共生产业发展和多种类型线路组织三种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并从顶层设计、旅游品牌、旅游线路、交通网络、智慧旅游五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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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高文静, 肖大威, 卓晓岚

2022, 42(9): 228-23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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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云南省511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研究对象,借助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测算、莫兰指数、地理空间数据叠合统计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云南全省民族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并与汉族传统村落的分布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总体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特征,在全省形成“三片区—多散点”的核密度空间特征以及“西热东冷”的冷热点分布格局;②民族村寨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自相关性,不同民族村寨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性和杂居性;③地形起伏度、河流距离、海拔高程等自然地理因素对民族村寨分布格局的影响显著,多个民族的村寨选址与山水关系的差异使其在云南山坝相间的地理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的立体分布格局;④在社会人文因素中,民族人口与民族村寨的分布呈较明显的正相关性,而与中心城市距离和经济发展等社会人文指标的分析结果则显示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给民族村寨的存续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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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及书评

书讯：《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研究》

苏昌贵

2022, 42(9):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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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及书评

评《景观基因与地方认同：侗族传统村落的实证》

刘沛林

2022, 42(9): 23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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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及书评

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比较研究》

李凉

2022, 42(9): 2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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