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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姜炎鹏, 李静宜, 马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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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运用空间分析与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利用1991—1994和2000—2019年中国百强县榜单数据及中国百强县分阶段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百强县进退时空格局及其产业结构升级类型,进而回归检验百强县进入/退出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百强县1991—2019年分布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总体格局特征。在入围频次、数量及经济规模等方面,东部地区百强县都明显优于西部地区。②中国百强县空间演变呈现明显的趋海和趋城市群集聚特征,2010年前百强县向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集中,2010—2014年略微向中西部迁移,2015—2019年分布无明显变化,且呈现东部集聚,中部、东北、西部等地区零散分布的稳定格局。③百强县入围趋势类型分为稳定型、成长型和衰退型三类,稳定型主要分布在东部,成长型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衰退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及西部。④百强县经济重心在1991—1994年变化最为剧烈,期间向南迁移340 km,移动速度为113.6 km/年,由日照市东港区迁至南京市浦口区,而后每阶段迁移速度保持在20~30 km/年。⑤经济规模和地理集聚对百强县进退有长期的、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口城镇化自2010年始对百强县进退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化和服务业则没有此类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集聚和城镇化进程有效促进了中国县域发展,而经济发达县域(如百强县)未必总由工业或服务业驱动。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谭燕芝, 王超, 陈铭仕, 海霞, 姚海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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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富裕度、共同度、共享性、可持续性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0—2020年中国省域农民共同富裕水平。基于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对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和收敛稳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各省份农民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不断上升,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维度不均衡问题和“中等陷阱”效应。②全国总体差距不断缩小,东、中、西地区内部差距分别呈现波动扩大、波动平稳、波动缩小的演进趋势;总体差距主要源于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区域内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两极分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而中部地区开始两极分化。③农民共同富裕不同发展阶段转移乏力,呈现低强高弱特征,当前正处于由低水平向高水平阶段发展提升时期,但收敛稳态表明依然存在“返贫”和“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基于研究结论,从治理手段、要素流动、地区引领、发展格局、农村基层组织以及金融系统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初楠臣, 吴相利, 张平宇, 张鹏, 姜博, 杨奇峰, 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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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可达性模型、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广义交通成本和土地价值增值模型研究东北地区高铁通车前后城市的可达性变化、经济联系变化、土地价值变化,探讨其空间格局特征,得到以下结论:①高铁通车前后,东北地区南部可达性及其改善幅度大于北部,可达性“T”形断裂轴带格局演变为“哈大”单轴格局,可达性优势要素沿哈大轴带向东西两侧不规则递减,呈现新的“核心—边缘”特征;②高铁的运营加强了城际经济联系,哈大轴带是东北地区城际经济联系主轴带,经济联系增加量高值区分布于哈大轴带沿线的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吉林省中东部、黑龙江省中东部,低值区分布在蒙东区北部,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特征。③高铁的运行带来多数城市土地价值的飙升,不同城市土地价值增长存在差异,部分高铁新城(新区)依托高铁新站推动了城市多中心网络化格局的演进,促进了城市形态更新。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邝嫦娥, 李文意, 黄小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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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及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理,并考察分析2005—2020年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格局与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首先,理论研究发现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互相约束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包括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经济基础、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其次,实证研究发现:①碳排放强度逐年递减,经历了“缓慢递减—快速递减”的时序演变进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短期内出现“倒V”型演变特点。②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以轻度、中度协调类型为主,大部分地区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个别地区存在回落现象,空间上环鄱阳湖城市群以及环长株潭城市群部分地级市整体的耦合协调度高于武汉城市圈,并在研究期间内三大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差距呈逐渐缩小的态势。③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而各驱动因素同样对相邻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影响,其间接效应明显。最后,在发挥双向互动作用、打造特色发展路径以及优化区域合作协调关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郑贱成, 谢炳庚, 游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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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InVEST模型估算粤港澳大湾区生境质量指数,分析其生境质量变化特征,再基于地形位视角测算其地形梯度分异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不同地形梯度上生境质量变化的主导影响因素。主要结果包括:①生境质量指数均值在1980—1990年略有提升,1991—2020年30年间持续降低;空间上在中南部及沿海呈现热点变化、香港、澳门以及北部或东北部出现冷点变化的区域异质性。②1980年由低至高的5种等级生境质量的地形梯度分布呈现高—低二段式空间结构;从2005年开始则呈现高—中—低三段式空间格局,低等级生境质量的低段地形位优势加强,高等级生境质量的高段地形位优势不断减弱。③地形位高、低段区域,各影响因子对生境变化的重要程度各异,土壤类型在中、低段地形位区域的贡献力最大,GDP和人口在高、低段地形位的贡献力位居前列,在各地形梯度内部,DEM、坡度等地形因子对生境质量变化的支撑或限制作用不甚明显。文章认为,生境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或空间分层现象,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全面认知生境质量空间异质性,系统了解其分异特征及机制。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王松茂, 牛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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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探究城市生态韧性是推动建设高质量高标准沿黄城市群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基于演化韧性理论,借助熵权TOPSIS法评估2011—202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生态韧性,通过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和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分异及演进规律,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其主要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演化韧性视角下,城市生态韧性是城市生态系统始终具备的固有属性,无论城市生态是否受到干扰,其始终具备干扰发生前进行防御、干扰发生时及时响应和不断学习创新的动态能力。②时间维度,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生态韧性表现为“波动起伏”式有序提升,形成“低低集聚、高高靠拢”的演化态势。③空间维度,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生态韧性呈现“低值集聚、高值分散”的非均衡性,胶东板块高、鲁南经济带低、省会城市圈两极化明显,区域差异主要根源于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表现为省会城市圈>胶东板块>鲁南经济带;空间演进呈东北—西南走向,整体向东北推移。④障碍度因子方面,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每万劳动力R&D人员数量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生态韧性的主要因子。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杜悦, 陈晓红, 刘艳军, 王颖, 朱萱, 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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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市)高质量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文章以哈长城市群63个县(市)为研究区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19年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与驱动力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①2010—2019年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五大维度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中,创新驱动、协调有序、开放程度与共享繁荣四大维度呈波动下降态势,绿色发展维度呈“U型”发展趋势。在哈长城市群内属于黑龙江省的37个县(市)地区中,创新驱动、协调有序与共享繁荣维度均呈现下降趋势,绿色发展与开放程度维度则呈“U型”发展态势。在哈长城市群内属于吉林省的26个县(市)中,协调有序与共享繁荣维度呈持续下降趋势,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维度呈“U型”发展态势,开放程度维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②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性显著,呈现团块式、圈层式的格局特征,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主要以块状形式分布在哈长城市群的西北及东南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区域主要呈以东北—西南为走向的条带状分布,大部分县(市)高质量发展呈现集聚不明显、不平衡态势。③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包括经济开放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以及集聚能力,根据驱动力排序为经济开放水平>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各驱动因子对哈长城市群、隶属黑龙江省县(市)及隶属吉林省县(市)的驱动力大小和强度存在一定差异,经济开放水平是促进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开放水平与集聚能力是推动哈长城市群内隶属黑龙江省的县(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推进哈长城市群内隶属吉林省的县(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王坤, 贺清云, 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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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关键节点,对推动城乡融合、助力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浙江省为例,以县级单位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279个不同类型的特色小镇,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探讨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的空间关系机理和现实特征。结果显示:①新时代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要素转换融合、设施沟通融合、产业重组融合、政策衔接融合、文化交互融合5个方面的空间关系机理,且两者之间存在“由点及面”的空间联通路径。②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属于集聚型,且集聚密度具有层级性;同时,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还呈现出北部县级单元多南部县级单元少的格局。③浙江省城乡融合较高水平区主要集中于杭州市市辖区及其周边,低水平区主要在南部县域呈条带状分布。④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空间相互联系,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合型、历史文化型和农旅融合型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在空间分布上有较高吻合度。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宁启蒙, 胡广云, 汤放华, 曾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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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性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迅速;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呈正相关关系,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影响,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平衡关系;科技创新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方面指标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科技创新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向延平, 雷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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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自提柜选址理论和方法,基于派送效能与顾客满意度视角构建物流快递自提柜选址和空间优化方法,以湖南省长沙市侯家塘北的自提柜典型需求点为样本进行自提柜选址及空间优化案例研究。通过分析研究区域快递需求和自提柜现状,在实地调研收集研究区域快递需求人数总量、需求点数、需求点快递需求量和需求点坐标等数据基础上构建集合覆盖模型,利用LINGO软件进行求解运算,再运用AHP法和Matlab软件进行计算求解其自提柜最优选址方案,进而针对物流企业提出相关建议,旨在提高物流派送效能与顾客满意度。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马淑燕, 赵祚翔, 王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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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了1988—2019年国家高新区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探究了国家高新区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国家高新区呈现集聚分布趋势,自东向西数量梯度递减,地区和省域分布差异扩大。②国家高新区重心向西南方向扩张,展布范围收缩,形成了以东北—西南方向为主导的空间格局,集聚态势不断加强。③国家高新区主要集聚范围与大型城市群相一致,整体上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主核”、以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次核”的高密度集聚区。④从全国层面看,交通条件、创新能力、环境质量和经济基础是影响中国国家高新区分布格局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从地区层面看,创新能力因素是三大地区国家高新区空间格局演变共有的核心影响因子,环境因素仅在东部地区成为影响国家高新区布局的核心因子,开放程度和政策因素是中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分布格局演变共有的核心因子,表明国家高新区以创新驱动为重要功能和鲜明特征的科技园区性质。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舒季君, 周建平, 陈亦婷, 刘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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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具有巨大的潜力,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演化格局及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基于熵权法测度中国省域2013—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融合水平,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数离差均值、空间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探究数字经济的空间演化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主要结论为:①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但差异在逐渐变小,分维度而言,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产业数字化水平呈现平稳下降趋势,而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创新的发展相对波动较大。②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西—中”梯度递减的趋势,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整体集聚趋势逐渐加大。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当地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正向影响是由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的本地效应来主导。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杨洋, 乔家君, 郭远智, 王伟, 张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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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广东省获得认定的1 688家瞪羚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软件,对广东省瞪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地理探测器分析模型,就瞪羚企业的空间分布驱动因素进行历时性分析并揭示其内在原因。研究发现:①广东省瞪羚企业空间演化集聚效应明显,空间集聚中心主要为广州、深圳和佛山等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但瞪羚企业的空间分布聚集程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相对集中性和地域性。②集聚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核心变化,由广州市、深圳市和惠州市“三核心”变化为广州市、深圳市和佛山市“三核心”,且整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广东省瞪羚企业空间分布重心在“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沿线由东南向西北迁移,逐年向广州市移动,移动幅度较小。③Tobit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测算广东省瞪羚企业空间分布受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且各因素影响力的强度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驱动因子是科学技术支出。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刘颖洁, 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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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耦合度状况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两产业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差异极化等导致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养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仅为0.33、0.36。②两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各省市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明显差异。③江西、湖南两省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水平,重庆、云南、贵州处于轻度失调水平,其余省市均处于不同等级的协调阶段。④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能够有效刺激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因此,为提高两产业发展水平和实现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减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促进两产业协同发展;产业联动融合发展,延长产业价值链。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王怡婕, 薛东前, 宋永永, 马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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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西安市文化娱乐企业兴趣点(POI)和城市空间矢量数据,运用地学信息图谱理论,采用核密度分析和热点探测模型,探究城市文化娱乐业热点的广义对称结构与规模等级结构,揭示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文化娱乐场所在西安市主城区总体呈现聚集分布特征,形成“内密外疏、南密北疏”和“多核心”的空间格局,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南北轴向和潜在的西南—东北轴向分布特点,各类文化娱乐场所大致符合总体布局特征,但是各自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②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具有明显的空间对称规律与等级秩序规律,大型、较大型文化娱乐业热点在空间上呈现出轴对称、旋转对称和平移对称等模式,在横向上反映了城市空间的整体与局部结构形态,而不同等级热点区之间具有的等级结构和包含关系,则在纵向上表征了城市内部结构的规模等级特征;③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是城市发展演变的阶段性与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文化娱乐业及其各业态空间结构的形成是城市物质空间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消费分层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城市物质空间因素是重要约束力,社会经济因素是核心驱动力,消费分层因素是关键作用力。
  • 三农、土地与生态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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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空间规划是现代国家实施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本质上是为实现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战略意图而进行的理性设计,具有特定的价值导向。文章通过分析认为,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大多是满足资本增殖需求,面向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空间生产,由此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难以缓和的基本矛盾,造成了空间发展不平衡,制约了人民群众幸福感提升。生态文明时代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公正、人与人的社会公正,需要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人民普遍幸福”和“共同富裕”作为国土空间规划追求的目标,从重视价值的“普遍性/整体性”与“多元性/异质性”的辩证统一、价值的尺度转化与价值传导、价值的情境化和人的尺度等方面建构生态文明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价值导向,从意识形态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功能性等层级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价值导向的尺度转化、层级传导和和落地实施。
  • 三农、土地与生态
    罗蓉, 何黄琪, 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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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人—业—地”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双临界值”思路,测算出2011—2020年我国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应用ArcMap空间分析软件,用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变化来探究原连片特困地区整体和不同片区从脱贫到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的10年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研究发现:①原连片特困地区整体的共同富裕能力提升显著,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②单省片区、大型片区、集中片区与跨省片区、小型片区、分散片区相比,两种对应类型片区之间共同富裕能力差距逐渐缩小。③单省片区、大型片区、集中片区共同富裕能力目前仍相对较低,但增长幅度相对更大。④跨省片区、小型片区、分散片区“人—业—地”关系更均衡,具有相对更高的共同富裕能力。
  • 三农、土地与生态
    田文佳, 耿雪洋, 程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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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社会资源,测算土地回报率有助于优化要素配置。文章运用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对中国各省份第二、三产业用地的回报率进行测算,并从时间、空间、产业三个方面对土地回报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土地回报率整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②依据土地回报率水平及其增长率两个维度,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高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型”“高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四种类型模式。③从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土地回报率显著高于第二产业,其差距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除“低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模式外,第二、三产业土地回报率均呈现上升趋势。④土地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L型”下跌趋势,自2006年以后,土地回报率Theil系数基本稳定在17.85左右。其中,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最大。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吴军民, 段宜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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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升农户多维生计水平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然要求。文章在建构政策势能集聚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典型样态和相关假设,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并应用二元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加以检验。结果表明: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对农户多维生计提升作用限于一般农户和建档立卡脱贫经营户,而在脱贫非经营户中并没有发现其显著作用。②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组织化联结者多为脱贫户或脱贫非经营户,建立要素化联结者多为一般农户或脱贫经营户,并且不论是组织化还是要素化集聚都向一般农户或脱贫经营户倾斜。③相较于组织化政策势能联结,要素化政策势能联结对脱贫户多维生计提升有着更为一致的效应。④多维生计剥夺指数与组织化势能联结指向性成正比,而与要素化势能集聚性成反比。研究认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程中尽管可能存在路径依赖式的政策对象选择倾向,但通过提升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势能联结的组织化、要素化水平,可以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与农户多维生计提升的理想格局。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邹旭, 石晓平, 马贤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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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保障性住房用地的空间格局,理解各级政府的配置逻辑,有助于实现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优化配置,加快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的保障性住房用地信息,利用核密度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等,研究我国省域、市域和县域间的保障性住房用地配置格局,比较分析各层级保障性住房用地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保障性住房用地配置格局在各层级之间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分异性,密集分布与零散分布态势明显。②各层级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配问题,过度错配与短缺错配并存,且与土地因素密切相关。③保障性住房用地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省域间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基本遵循降低成本的配置逻辑,但在市域和县域间,则同时受到土地约束和用地成本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任务完成逻辑和降低成本逻辑。据此提出建议:合理评估保障性住房需求,精准配置保障性住房用地;优化地方政府监管考核制度,防范地方政府策略行为。
  • 旅游经济与管理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贾垚焱, 胡静, 刘大均, 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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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是量化韧性水平、识别内部差异、揭示潜在风险,促进韧性乡村培育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韧性概念内涵的辨析,构建了“吸收—适应—转型”的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恩施州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与地理探测器,对社区及农户尺度下乡村聚落韧性水平与风险因子进行定量化测度与识别,并从整体态势、指数分布、等级对应及风险因子四个方面,对其尺度关联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社区尺度,恩施州乡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越高的社区,其韧性水平越高。②农户尺度,中等韧性水平农户占比最高(43%),兼营生计型韧性水平最高,务工/务农型生计韧性最低。③不同风险因子对乡村聚落韧性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尺度间共性因子与差异因子并存,韧性风险障碍随尺度细化逐层聚焦。④韧性整体态势在多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指数数值分布随尺度细化逐渐转向集中,尺度间韧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明显,且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成熟度的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也显著提升。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李如友, 石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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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黄河流域1 204个中国传统村落和84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以及景观空间关联指数等研究方法,试图揭示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关系及成因机理,为二者整体性保护与协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和异质性特征,且呈现相似的空间分布格局。②宏观和中观上,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密切的空间关系,但在微观上,二者仅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正向空间关联。③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空间关系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二者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都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孙佼佼, 郭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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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探索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元路径,为促进以人为本的乡村旅游发展和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思路。文章综合质性与定量方法,采用扎根理论、量化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索多变量交互作用。研究发现:①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包含3大维度,最终可提炼包含10个题项的测量量表。②在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和经济依赖6个影响因素中,单项要素中的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充要条件,必须通过组合路径发挥作用。③在形成的64种路径组合中,有10个充分性条件路径组合能有效影响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④10条路径组合共产生了3大类解释力由高到低的逻辑,依次为情感参与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和经济理性逻辑。⑤旅游地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在关键路径中扮演核心作用,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来说,其积极情感的生成超越经济要素的满足,更需优化参与机制和提升情感联系。⑥乡村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生成不依赖单一要素,管理方要因地制宜选择组合路径。
  • 旅游经济与管理
    何艳冰, 周明晖, 贾豫霖, 杜宇晴,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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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在厘清旅游类传统村落韧性与高质量发展关联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包含经济、社会、生态、制度、文化5个子系统的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为例,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传统村落韧性及其子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据此探究不同韧性水平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表明:①河南省旅游类传统村落韧性总体处于中高水平,空间上呈现南部和北部较高、中部和东部较低的分异特征。②子系统评价结果为制度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文化韧性>生态韧性,表明旅游开发在完善村落治理体系、促进村民就业增收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造成了深层次干扰。③传统村落韧性子系统处于中低协调状态,反映出其韧性建构主要依赖于个别子系统的偏向型增长,子系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突出。④依据传统村落韧性水平将其分为品牌示范型、集约开发型、保护修复型三种类型,对应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品牌示范型村落宜整体开发,以“老家乡村”为主题进行旅游品牌推广,建立政策协同、产业互补、交通互联、设施共享的联动机制;集约开发型村落应促进内部要素重构、结构优化与功能互补,建立旅游风险防范机制,严格监控村落韧性水平的变化;保护修复型村落应藉由外源性要素的引领实现村落内源性要素的激活与自我修复能力的提升,尽快跨越发展困境。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李先跃, 张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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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学旅行是教育旅游市场的热点,全域研学可在区域范围内为学生提供广阔而丰富的体验场域以满足学生系统研学和长期研学需求,其理论基础包括相关体验教育理论、全面发展观和地方本位教育。全域研学发展以全面育人观构建全域研学目标体系,以全要素整合构建全域研学课程体系,以全方位服务保障全域研学体验场域,以全员参与构建全域研学协同育人机制,以全业融合助推全域研学可持续发展,各地区要立足于自身研学资源和服务条件,处理好优势区与非优区、“研学+”与“+研学”、直接与间接参与等关系,因地制宜发展全域研学。最后以湖南为例探索全域研学实践发展模式和路径。
  • 书评
  • 书评
    刘晔
    2022, 42(8): 2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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