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Select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栏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机理与模式

李宁慧, 龙花楼

2022, 42(4): 1-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1

PDF全文 ( )

可视化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亟需寻求系统性方案。文章从科学内涵出发,对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地域类型分异与村庄分类视角下的模式选择及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下的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启示。结果表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质上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脱贫攻坚解决乡村振兴的前端问题与底线短板,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域整体功能的全方位诊断与优化,为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方案。实现二者有效衔接需要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与实现路径上实现多维立体衔接,实现路径中政策供给是根本,要素供给是重点,动力供给是关键。不同类型地域与村庄需要选取差异化发展模式与路径。需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破解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整合协同,以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

Select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栏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

方方, 李裕瑞

2022, 42(4): 8-1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2

PDF全文 ( )

可视化

西部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决定其乡村减贫的艰巨性以及转型振兴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西部地区脱贫县科学识别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给予针对性支持,可为构建先后有序、精准高效的乡村振兴帮扶格局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基于2019年西部12省区的830个县域样本数据,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结构等五个维度构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测算方法与筛选流程,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识别方法体系,开展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研究。经测算,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指数Ⅰ级、Ⅱ级、Ⅲ级与Ⅳ级的县域数量分别为137、195、459和39个;乡村振兴难度格局总体与我国地势阶梯类型分布较为吻合,自然环境差异导致要素空间分布与配置不均衡是乡村振兴难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进一步,从西部脱贫县中识别出17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县域普遍存在着生态环境恶劣、区位偏远与民族地区问题复杂、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设施配套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结构相对失调等问题。为系统谋划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区域战略转型,提出了分级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建立要素保障机制、创新重点生态功能区振兴模式等措施。

Select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栏

后扶贫时代县域结对帮扶政策衔接路径——以河南省潢川县为例

喻超, 高军波, 张欣怡, 孙健武

2022, 42(4): 19-2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3

PDF全文 ( )

可视化

结对帮扶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创新。后扶贫时代结对帮扶机制完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河南省潢川县为案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县域结对帮扶组织过程,并基于现存问题构建衔接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县域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过程,通过稳定结对、持续帮扶等方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但目标考核导向下的个体脱贫成效聚焦,导致政策实施瞄准欠佳,引发扶贫资源配置倾斜及区域发展失衡。结合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特征,提出结对帮扶的“角色转型—信息化改造—体系重构”框架,依托“县—乡—村—组”多维尺度,构建乡村治理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县域结对帮扶网格化管理体系,助推结对帮扶模式转换与政策衔接,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Select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栏

半干旱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易地扶贫搬迁重构效应——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邹存铭, 房艳刚, 袁庆学

2022, 42(4): 27-3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4

PDF全文 ( )

可视化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Select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栏

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机制与优化路径——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例

程叶青, 王婷, 黄政, 胡元涛, 周艳梅, 张金萍

2022, 42(4): 34-4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5

PDF全文 ( )

可视化

乡村转型发展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乡村振兴与现代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命题。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典型村庄转型发展行动者构成及其网络转译过程,探究其转型发展机制与振兴路径。研究表明,大边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琼中黎族苗族县委县政府为关键行动者,以湾岭镇政府、大平村委会、大边村村民、外来企业、金融机构、房屋、土地、黎族文化为主要参与者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村委会带动、绿色产业推动和黎族文化支撑等内生动力和政府政策引导、金融资本驱动和外来企业推动等外援动力联合驱动大边村快速转型发展。但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新的变化导致异质行动者网络解构、产业多样化不足、聚落空间功能失衡、黎族文化特色减弱、村庄治理体系不健全和村民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应充分调动多方异质行动者积极性,构建以村委会和村民为关键行动者、其他行动者参与的多元联合行动者网络,通过打造三产融合新格局、建设宜居宜业聚落空间、提升黎族特色文化支撑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乡村转型发展活力,推进大边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Select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的测算及其变化特征

李科, 袁玮鸿, 罗晶, 李慎鹏, 刘唱唱, 邓楚雄

2022, 42(4): 44-5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6

PDF全文 ( )

可视化

推进工业绿色增长转型是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IPAT分析框架,结合环境规制视角,构建了中国工业污染排放的供给需求模型,进而采用空间随机前沿模型评估了中国2000—2016年的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研究表明：①忽略省份间工业SO₂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都将高估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②受宏观经济波动、工业结构变迁、环境治理政策出台等驱动,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可划分为波动上升（2000—2007年）、波动下降（2008—2011年）和稳步上升（2012—2016年）三个阶段。③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呈明显的聚集连片化的分布特征,到2016年较高效率及高效率省份逐步由东部地区少数省份扩展到东部地区、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的绝大部分省份,资源能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积累与创新、区位条件、环境容量、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等的差异是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

Select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双向互动关系及空间分异

刘伟明, 王明, 吴志军, 赖新峰

2022, 42(4): 54-6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7

PDF全文 ( )

可视化

长江经济带是连接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文章构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双向互动关系模型,选取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估算各地的环境质量,分区域呈现其动态演变规律和时空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质量呈逐年改善的趋势,下游地区的污染排放相对较低,中游和上游则相对较高。②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而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利于减少治理成本,吸引高端要素集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③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的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技术水平、政府干预和污染治理投入等因素对相邻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都存在间接空间效应。最后,在狠抓长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坚持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及构建统筹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Select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收敛性

陈子曦, 青梅, 杨玉琴

2022, 42(4): 65-7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8

PDF全文 ( )

可视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基于2006—2019年33个指标构成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寻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运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成渝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及动态演进趋势;选择SDM双固定空间效用模型检验了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呈空间“U”型且“双核独大”结构。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存在极化现象。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σ收敛不显著,但存在显著的空间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空间相关性为负,表明经济圈内部呈现竞争关系。

Select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虚拟耕地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增长“尾效”研究

曹冲, 赵向豪, 汪晶晶

2022, 42(4): 74-8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09

PDF全文 ( )

可视化

基于2002—2019年中国省级单元面板数据,在对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进口量和出口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包含虚拟耕地资源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探讨虚拟耕地资源对于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和“尾效”效应。结果表明：①我国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出口波动幅度大,进口呈线性增长特征,其中,虚拟耕地资源出口品种由单一转向多元化,进口品种以大豆为主,占比高达90%以上;②农业经济增长对要素的投入更偏向于虚拟耕地资源进口;③我国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进口和出口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均表现为“增长红利”,但是虚拟耕地资源出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较弱,人地矛盾激烈,而虚拟耕地资源进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较高,人地矛盾缓和。

Select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镇圈类型划分与变化特征

张磊, 沙美君, 马超前

2022, 42(4): 82-9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0

PDF全文 ( )

可视化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在测度其三生功能的生态位适宜度和空间引力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法,开展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市群凝聚子群划分,并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识别了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镇圈格局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生态位适宜度的空间分异明显,且内部子群结构已开始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跨区域的深度功能联系和多层次圈层结构已初步建立。②在京津冀城市群中,“京津双核”在生产、生活功能方面的引领地位仍然稳固,但首都周边承接首都生产、生活功能的多个城镇圈已经形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效果正在显现。③生态型城镇圈的形成与生态功能适宜性等级并无明显关联,而是在生产型和生活型城镇圈周边由生态型核心城镇组合成团,构建起生态保护的重要屏障。④京津冀城市群共形成14个三生功能综合型城镇圈,并演化出核心城镇明确且稳定的综合型城镇圈和多核心城镇协作共生的综合型城镇圈两种典型类型,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冀城镇圈格局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Select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城市间连通性

张扬, 陈雯, 陈韵宇, 任冬欢

2022, 42(4): 93-10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1

PDF全文 ( )

可视化

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有代表性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2013—2018年的GDP、人口、建成区面积、城市行政等级等数据,运用修正的四维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城市流强度等方法,对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三大城市群内部及之间的连通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2013—2018年三大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程度都呈上升趋势,城市群内部的连通性趋于均衡化与网络化。其中,上海、武汉、成都等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强经济联系城市。同时,由于区位优势等原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等指标数值比中西部城市群高,表明其综合对外服务能力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而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连通性较弱,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阻碍国内大循环的通畅运行。

Select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广州市地铁TOD站域的空间类型分异——基于“节点—场所—联系”耦合度模型的研究

滕丽, 钟楚捷, 蔡砥

2022, 42(4): 103-11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2

PDF全文 ( )

可视化

TOD是一种新城市主义下以城市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但是TOD的空间类型划分没有形成统一指标和方法,不利于TOD的规划实践,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文章整合了“节点—场所—联系”三维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建立了评价TOD站域空间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广州市220个地铁TOD站域的空间效能进行定量测算,采用二阶聚类法进行分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类地铁TOD站域的协调度,结果显示：TOD站域空间类型可分为5类10型,其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TOD站域的发展存在空间不均衡现象。在类别上,TOD没有打破城市的核心—外围结构,但是从分型上看,在城市外围已经出现了潜在的重塑城市多核心结构的重要的地铁TOD站域。文章将TOD的内涵和5D规划原则转化可计算指标,基于多源数据实现了TOD站域尺度的相对精确的定量计算,提出了运用三维模型和耦合度模型的两级分类策略。

Select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199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总部分布变迁及影响因素

蒋子龙, 王军, 樊杰

2022, 42(4): 112-12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3

PDF全文 ( )

可视化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研究了199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总部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了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总部分布变迁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上市公司数量经历了探索增长、平稳增长、快速增长和转型增长等四个阶段,形成了以主板市场为主体,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协同发展的格局。②中国上市公司总部分布逐渐从早期的点状分布格局演进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密集分布区为核心,串联东部沿海地区为弧,京广轴为弓弦,长江轴为弓箭的网络化空间结构。而总部迁移网络则逐渐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以连接这些顶点为边的菱形迁移联系结构,菱形空间区域内集中了80%以上的上市公司总部迁移联系。③主板上市公司和劳动力密集型上市公司总部更容易发生迁移,不同类型上市公司在区位选择时趋于一致性。④QAP回归分析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金融便利度、交通便利度、智力丰度和国际化程度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上市公司总部空间布局。

Select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北京市旅行社业发展变化特征与脱钩效应

李凤娇, 刘家明, 姜丽丽

2022, 42(4): 122-13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4

PDF全文 ( )

可视化

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北京市旅行社业空间变化特征,并结合脱钩指数定量分析人口、交通、政策等相关因素对旅行社业时空演化影响程度。研究表明：①1985—2019年,北京市旅行社业发展分为探查期、初步发展期、快速发展期、腾飞期及成熟期五个阶段。②北京市旅行社业空间呈以城区东二环为中心向“东北—西南”方向性扩散,集聚程度增强,城区内“CBD商圈为中心,外围组团”式集聚,郊区离散式格局。北京旅行社空间布局逐渐呈道路、商圈指向性。③探查期,消费、投资为北京旅行社时空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初步发展期,尚未完善的旅游系统为主要制约因素;快速发展期,北京旅行社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为外商投资、经济水平、旅游消费水平;腾飞期,北京市旅行社业时空变化以三产投资为主要驱动力;成熟期,企业投资者主观决定旅行社进入市场及区位选择。由此为北京市政府、旅行社企业未来发展路径提供建议,同时对全国其他城市（地区）旅行社业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Select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湖南“一湖四水”工业集聚与水污染程度的时空演变及关联机制

焦胜, 吴寿盛, 韩宗伟, 彭科

2022, 42(4): 132-14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5

PDF全文 ( )

可视化

突破工业发展与污染治理间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转型与环境保护协同具有重要意义。选取湖南省2007、2012、2017年面板数据,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标准差椭圆、面板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湖南省工业集聚和水污染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与计量关系。研究表明：①工业集聚维持“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水污染程度空间分布由“多点极化”演变为以湘东北为核心向外逐渐递减。②工业集聚与水污染程度同步耦合效应总体稳定显著,空间错位现象局部波动变化,2017年长沙、湘潭、岳阳为高—高耦合型式,减排任务艰巨。③工业与水污染影响范围随时间推移分别呈现收缩与扩张趋势。④工业集聚度每提升1%,水污染程度下降0.85%,上游水污染状况等因素抵消了工业集聚的减排效果。鉴于此,湖南省应有机统筹“四大板块”与“五大流域”的产业及环境政策,加强流域上下游工业与污染的协同管理,重点清退湘东北及其上游地区的落后产能。

Select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城市群核心区域科技创新潜力评价及影响因素——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为例

卢召艳, 黎红梅, 魏晓, 唐月亮, 殷章馨, 尹鹏

2022, 42(4): 141-14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6

PDF全文 ( )

可视化

文章从科技创新产业要素、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科技创新环境要素3个维度26个指标,构建科技创新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多因子加权综合评价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科技创新潜力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科技创新潜力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科技创新潜力“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②城市群核心区内部“创新圈”逐渐凸显,目前已形成以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为策源、高新区孵化、多点应用的创新圈格局。③交通枢纽和环境优美地带是创新潜力高值地区,形成了两大创新潜力发展轴,呈南北两带集聚。④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科技创新潜力的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解释力最大的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率,其次是代表创新人才中每10万人拥有大学以上人口数量,代表产业结构的第二产业占比比第三产业占比的重要性突出,代表创新投入的人均公共预算支出的解释力最低。

Select

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乡村贫困多尺度研究理论框架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安悦, 谭雪兰, 蒋凌霄, 李印齐, 周舟, 余航菱

2022, 42(4): 150-15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7

PDF全文 ( )

可视化

文章针对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从县域—村域—农户三个尺度进行分析,旨在为“后脱贫时代”乡村贫困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①乡村贫困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维性与多尺度性,可以从外部扰动、内部结构、构成维度、层级尺度与贫困主体等方面作进一步阐述。②测度体系作为乡村贫困研究的工具与基础,可分为尺度确定与测度流程两个部分,在具体实例研究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多种类型数据与方法融合的组合式研究。③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各因素的作用机制与表现形式随空间尺度与贫困主体发生转变,可以通过地理资本与生计资本两个方面反映各因素对县域、村域、农户的作用大小、方向与程度。④在分析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多尺度乡村贫困视角探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路径,具体包括重视乡村发展,加大乡村振兴的推动力;立足村域特色,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力;保障个体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源动力。

Select

三农、土地与生态

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马晓冬, 胡颖, 黄彪

2022, 42(4): 159-16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8

PDF全文 ( )

可视化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建立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测算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方法,探讨2007—2017年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近10年来,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缩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大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②研究期内,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维指数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但绿色生态指数呈现反向递增的空间格局;乡村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低值集聚区分布在苏北地区。③经济发展、农村人力资本含量等对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城镇化、工业化以及财政支农力度对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乡村绿色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乡村绿色发展但效果并不显著。

Select

三农、土地与生态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高博发, 李聪, 李树茁

2022, 42(4): 168-17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19

PDF全文 ( )

可视化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①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②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Select

三农、土地与生态

隐性经济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时空效应

贺三维, 张臻, 甘杨旸

2022, 42(4): 178-18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20

PDF全文 ( )

可视化

隐性经济作为制度监管的漏洞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然而目前仍缺乏应对隐性经济及雾霾污染的长期有效的治理措施。文章采用MIMIC模型测算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0—2018年的隐性经济规模,结果表明各省份隐性经济规模年均值介于11.74%~17.35%之间,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基于对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特征的检验,文章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隐性经济及其交互作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隐性经济的存在会弱化本地及邻近地区正式环境规制的治理效力,甚至使其无效化。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规范性压力抑制了本地的污染性隐性经济活动,是治理隐性经济及雾霾污染的有效工具,但其并未对邻近区域的隐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作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据此,文章从规制工具及隐性经济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Select

三农、土地与生态

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变化及其协同治理

孙颖, 易浪, 尹少华

2022, 42(4): 190-20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21

PDF全文 ( )

可视化

植被覆盖变化是评估生态效应与治理成效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基于洞庭湖流域2000—2019年MODIS-NDVI和同期气温、降水、土地利用等相关数据,运用Sen+Mann-Kendall、Hurst指数、偏相关分析、残差分析等多种方法,全面分析了流域植被覆盖时空演化与未来变化趋势,主要结论如下：①年际变化上,流域生长季NVDI呈分阶段波动上升趋势,植被覆盖显著增加。②空间分布上,流域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状况良好,呈“西高东低”分布特征;但未来流域大部区域植被NDVI可能呈增长放缓或退化趋势。③气候影响因素上,流域生长季NDVI与降水和气温变化均呈正相关,但气温对植被生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降水。④人类影响因素上,农业生产与生态工程建设对流域植被变化具有正面效应;土地利用变化对流域植被变化具有双重影响作用;城市扩张则是导致NDVI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未来流域生态治理范围应重点关注残差呈持续减少特征的湖区沿线、经济较发达区域以及已建成经济区的周边扩展区域,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

Select

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谢谦, 刘沛林, 徐美

2022, 42(4): 202-20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22

PDF全文 ( )

可视化

对传统村落景观的研究有助于传承文化基因,留住乡愁记忆。文章以1998—2020年CNKI北大核心期刊收录的454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方面的知识图谱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我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态势。结果显示：①我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经历了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三个阶段,从聚落形态学、景观生态学、社会地理学、历史文化学、旅游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对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②传统村落景观研究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高频发文作者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科研院校,科研机构内部合作强度较大,但机构之间相对独立,不利于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可持续发展。③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系统性越来越强,探讨了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文化传承、旅游开发、园林规划等热门主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在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下,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创新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新文化地理学、推进跨学科领域研究与数据方法论创新、探索景观保护修复模式与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进行思考与完善。

Select

旅游经济与管理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评价及其时空演变

刘雨婧, 唐健雄

2022, 42(4): 209-21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23

PDF全文 ( )

可视化

从旅游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及共享发展6个维度,构建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旅游业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2008—2019年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重新测度,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其内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时序方面,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各维度指数波动性上升,水平及增长速度差异显著。②空间方面,下、中、上游地区呈“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不相上下”,且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力,其他省市齐头并进的旅游业发展格局。③分维度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旅游产品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呈下游、中游、上游递减,而旅游经济活力、共享发展呈下游、上游、中游递减,旅游绿色发展呈中游、上游、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④旅游服务、创新产出、收入福利、产业结构及环境治理是主要内部影响因素,作用程度依次递减,地域约束类型可分为五大类型。

Select

旅游经济与管理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李琛, 吴映梅, 高彬嫔, 武燕, 郑可君, 李婵

2022, 42(4): 220-22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24

PDF全文 ( )

可视化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②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③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影响最为突出。

Select

旅游经济与管理

地方依恋视角下红色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以韶山风景区为例

张良泉, 唐文跃, 李文明

2022, 42(4): 230-23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04.025

PDF全文 ( )

可视化

游客对旅游地的依恋情感是刺激旅游者重游的重要因素,因而地方依恋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旅游资源。测算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对旅游地的资源开发与管理具有实际参考意义,而将旅游者地方依恋纳入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体系中有助于提高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文章以韶山风景区为案例地,在红色旅游的情境下将旅游者地方依恋纳入到传统旅行费用模型中,测算红色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进而评估旅游者地方依恋的经济价值。研究发现,考虑地方依恋因素后,韶山风景区的总游憩价值为676.65亿元,每位旅游者的地方依恋经济价值为556.40元,对韶山总游憩价值的经济贡献率为19.2%,可见旅游者地方依恋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价值。文章证实了旅游者与旅游地的情感关系的经济效益,明确了游憩价值评估中纳入环境心理因素的必要性,可为红色旅游地的资源开发利用、游客管理和情感营销提供理论依据。

Select

书评

《城市流动性与智慧城市空间组织》评介

孙斌栋

2022, 42(4): 240-240.

PDF全文 ( )

可视化

选择文件类型/文献管理软件名称

选择包含的内容

过刊目录

作者投稿

专家审稿

编辑办公

主编办公

编委审稿

下载中心

模态框（Modal）标题

选择文件类型/文献管理软件名称

选择包含的内容

过刊目录

作者投稿

专家审稿

编辑办公

主编办公

编委审稿

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