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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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量化空间经济学研究进展

朱希伟, 朱胡周

2022, 42(12): 1-1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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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空间经济学运用结构式估计使“大模型”和“大数据”紧密结合,具有突出理论贡献和广泛应用前景,已成为空间经济学研究新潮流。文章阐释了以贸易、迁移、通勤为代表的量化空间经济模型关于引力方程和均衡方程的内在统一性,梳理了已有文献以空间一般均衡视角识别外生冲击的网络效应,以及反事实模拟定量评估外生冲击总体效应和差别效应的前沿进展。最后,总结量化空间经济学几大主流模型异形同构的理论本质和以结构式估计、反事实模拟为代表的量化方法之学术创新价值,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强调一般均衡对于分析空间经济问题的重要意义,为我国学者在新时代讲好空间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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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城市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

罗军, 邱海桐

2022, 42(12): 13-2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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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维度厘清了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机理,并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层面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不仅驱动本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②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与地理区位、人口规模、市场一体化水平等城市特征相关,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人口规模更大城市、市场一体化水平更高城市具有更强的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③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增强了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④随着地理距离增加,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程度衰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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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胡焕庸线过渡带城市联动关系测度和空间经济整合

王鹏林, 孙浩进, 周素杰

2022, 42(12): 23-3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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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联动优于分割的价值共识,讨论胡焕庸线过渡带城市联动发展和空间经济整合问题。将过渡带划分为四个区域,构建城市联动关系的测度指标和识别范式,联动关系研究发现：胡焕庸线过渡带不同地区的城市竞争合作关系、城市强弱结合特征、城市联动强度的距离衰减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城市联动关系讨论过渡带空间经济整合的可能性：沈阳和哈长双城之间、北京和西安之间存在战略分割;北京和成渝双城分别可能形成中长距离上“强弱结合”和“强强联合”的整合模式,具备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构建更大尺度联动的条件;成渝双城具备向北对接西安和向南对接昆明,进而实现过渡带中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一体联动和经济整合的可能性。研究启示：应提早探索和布局过渡带一体联动,尊重地理条件差异性,提升地区之间战略思想的贯通性和开放性,找寻合适的时机和适宜的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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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资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湖南省“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检验

刘寒波, 牛晨, 刘江浩

2022, 42(12): 33-4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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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搜集湖南省2006—2018年的县（市）级数据,测度湖南省86个县（市）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程度的基础上,运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及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评估“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资源错配影响。研究发现：受财政分权制度与晋升激励机制并存影响,“省直管县”改革会加剧县（市）级地区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程度,这一结果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诸多财政竞争手段中,“省直管县”改革主要通过财政支出竞争和引资竞争加剧县（市）级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基于此,文章就湖南省县（市）级官员实行多元化考核的晋升机制,进一步改进“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和约束财政支出方向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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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分异——以湖南省为例

刘建民, 薛妍, 熊鹰

2022, 42(12): 42-4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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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加力,减收与增支矛盾突出,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压力。文章从财政收入稳定性、财政支出合理性和财政风险可控性3个维度选取12个指标构建湖南省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湖南省122个县级单元的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①湖南省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优化,财政收入逐年提升但涨幅收窄,面临收支平衡压力;②湖南省县级财政收支存在协整关系,表现为财政弱可持续发展;③湖南省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文章可为减税降费背景下湖南省实现财政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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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制度变迁视角下大都市区创新空间演化机制——以杭州市为例

陆建城, 罗小龙, 王雨村

2022, 42(12): 50-5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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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空间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较少文献从制度变迁视角对创新空间演化展开系统分析。文章以杭州都市区为例,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制度变迁—创新空间”分析框架,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创新空间演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创新空间相关制度变迁经历了由疏至密和由简至繁的过程;②创新空间演化呈现“近郊+远郊”圈层蔓延和“沿路+沿江”轴线拓展的特征,并不断向创新平台及生态和文化资源丰富区域集聚;③创新空间演化受到土地制度、创新平台制度、产业制度、空间规划制度和门槛制度等影响,各制度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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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杭州数字经济产业空间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武前波, 万为胜, 洪明

2022, 42(12): 60-7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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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数字经济成为当前重要经济形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数字企业的发展演变及其类型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合文献资料及社会调查探索其空间集聚机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经历了稳步发展、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数字企业呈现出城区集聚、郊区扩散及再集聚的演变特征,形成以主城区、滨江区、余杭区三大集聚区为枢纽点的网络结构。②各类数字企业选址与空间集聚表现出产业集群导向、土地成本导向、创新生态导向和数字技术导向的不同特征,并以数字技术应用业与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最为成熟,形成创新生态圈主导的空间集聚地域格局。③地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公众等动力主体共同推动了数字经济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包括产业政策引导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龙头企业引领与创新网络发育、人口郊区化集聚以及创新人才汇聚,促使杭州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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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碳平衡压力与新型城镇化脱钩关系

李咏华, 高欣芸, 姚松, 葛丹东

2022, 42(12): 72-8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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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平衡压力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脱钩,是判断区域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也是评价高质量发展模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指标。文章通过构建碳平衡压力测度模型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考察2006—2020年二者的水平格局和空间演化特征,基于Tapio脱钩模型及脱钩追赶模型,探讨各城市城镇化建设与碳排放压力的动态演化关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碳平衡压力在2006年呈现由北向南“低—高—低”的空间分异,2014—2020年多数城市碳平衡压力指数趋于稳定,经历了“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较“十一五”末呈现明显下降趋势。②能源强度效应是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碳平衡压力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并呈现“减轻→增强→减轻”的趋势。③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总体上升态势中体现出空间分异、个体差异的特征。④Tapio脱钩指数模型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依次经历“扩张负脱钩→强脱钩→弱脱钩”状态,整体由粗放扩张向集约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碳平衡压力与新型城镇化水平间的追赶脱钩指数模型显示,以杭州和上海为标杆城市,至2020年,扬州、无锡、镇江三市实现了理想追赶。⑤依据脱钩类型和脱钩追赶状态,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型、绿色发展型、集约扩张型、承接扩张型和外延扩张型等五类城市的发展模式及相应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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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社区网格尺度下城市密度对居民绿地暴露水平的影响——以特大城市武汉市为例

王子琳, 李志刚, 程晗蓓

2022, 42(12): 82-9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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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空间（GSs）对人类身心健康、福祉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影响。伴随我国的城市快速且高密度发展,GSs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也引发了GSs分布不均衡和居民GSs暴露不公平性等新问题,探讨城市密度对居民GSs暴露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建立了“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建设用地密度”的综合城市密度评估框架,建立了“可视性—步行可达性”的GSs暴露评估框架,利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模型,探索了2010—2020年武汉市社区网格尺度城市密度和居民GSs暴露水平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武汉社区居民GSs暴露水平由核心区向外圈层递增,且2020年的暴露水平高于2010年;城市密度自核心区向外递减,且在研究期间,社区网格尺度城市密度逐渐增加。②城市密度及其变化量均对居民GSs暴露水平及其变化量具有负面影响,高城市密度的社区居民GSs暴露水平较低。③研究时段内新增社区的居民GSs暴露水平普遍得到较大提高,但也存在少量绿地弱势社区,市内355个社区的居民GSs暴露水平在2010、2020年两个时间点均处于较低位,这些社区多位于中心城区,应将其作为未来绿化政策的重点。研究发现GSs暴露水平的增加无法弥补城市高密度对生态空间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城市政策是影响GSs暴露的重要因素;另外,可视性分析是探索绿地问题的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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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老工业城市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形成机理——以兰州市为例

赵学伟, 张志斌, 冯斌, 公维民, 陈龙, 马晓敏, 郭燕

2022, 42(12): 92-10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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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老工业城市——兰州市为典型案例,基于微观批发企业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DBSCAN聚类算法分析了1978、1990、2000、2010以及2020年兰州市批发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格局演变规律,并使用MGWR模型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转型背景下老工业城市批发企业格局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兰州市批发企业由双组团集中型逐渐向多组团分散型空间结构演变,且集群格局的微观演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宏观过程基本一致。②批发企业呈现出“圈层式沿交通干道寄生状跳跃外迁”的演变特征,且热点区域演变与批发行业内部功能重组过程持续互动并呈现差异化区位指向。③批发企业的空间集聚与地形起伏、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产业历史基础、综合批发市场、火车运输/出行、高速运输/出行、开发区7项解释变量全局显著相关,而老工业区、百强批发企业基础、科研机构服务、便利商超服务、休闲娱乐服务5项解释变量则表现为局部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差异性特征。④老工业城市批发企业的区位演化是在集聚吸引力、扩散推动力以及不确定突变力“三力”的共同驱动下,由于企业自身规模扩张、创新驱动等内部需求而主动迁移,土地成本、环境规制等外部压力而被动迁移,以及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性外迁,形成了多尺度空间效应和多元化区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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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兼顾风险和成本的中国大豆进口布局优化

卢昱嘉, 陈秧分, 洪宇

2022, 42(12): 104-11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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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构建风险—成本双目标规划模型,利用2000—2020年大豆贸易数据,分析中国进口大豆的优化布局策略。结果显示：①中国大豆进口更注重于控制经济成本,相对忽视规避市场风险,进口布局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②2017年以来中国大豆进口量已经超过了安全、经济的适宜范围,需要适度控制大豆进口规模增长。③从各国最优进口量来看,巴西和美国的进口优化空间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这凸显了稳定巴西、美国大豆进口的重要性,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致力于挖掘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等大豆来源国以及巴拉圭、玻利维亚等潜在来源国的大豆产能。④美国国家风险增加、巴西出口减少、国内需求增加时,均会加大中国大豆进口成本和风险。因此,中国对内应切实扩大国内大豆与油料生产,对外需要释放稳定的经贸合作预期,保障巴西和美国大豆进口规模的基本稳定,并致力于深挖全球大豆生产和出口潜力。未来需整合构建大豆全球供应链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加强对大豆经贸合作情景的模拟预测,保障以中国为主的供应链体系安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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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上市企业参与农村减贫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

伍中信, 耿歆雨, 伍会之

2022, 42(12): 115-12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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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企业减贫投入金额衡量企业参与农村减贫的程度,考察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对该影响进行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参与农村减贫程度越深,企业竞争力越强,但此种关系只在东部地区企业中显著。同时,上述效应还会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竞争度影响,行业竞争度越高,参与农村减贫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越弱。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参与农村减贫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市场风险,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研究结论为企业参与农村减贫活动的合理性开辟了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竞争力相关文献,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持续参与乡村振兴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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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许志, 王文春

2022, 42(12): 124-13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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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区域金融发展不仅促进当地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促进邻近城市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溢出效应。排除以避税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②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OFDI的影响集中在东部地区,且对OFDI到发达经济体的作用更显著。③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说明区域金融发展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认为,要推动企业“走出去”,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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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青藏地区农牧企业区位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马仁锋, 刘丽东, 伍灵芝, 李佳洺, 张文忠, 罗茂屿, 袁嘉轩

2022, 42(12): 133-14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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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企业作为农牧业空间的载体和市场主体,其区位特征与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高原农牧业布局、保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的农牧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与空间自相关分析青海、西藏的农牧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引入逐步回归模型从市域和县域尺度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青藏农牧企业2011—2021年迅速增长,始终呈集聚分布态势,集中于西藏“一江两河”和青海“湟水谷地”“黄河谷地”地区。②2011、2021年青藏农牧企业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依赖性。时序演变上,青藏农牧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和依赖性减弱,呈现空间扩散趋势。③青藏农牧企业分布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因尺度而异,市域尺度上人口密度对其分布有显著正向影响;县域尺度上第一产业增加值、在校中学生数、人口密度、路网密度、高程、区域GDP等6个因素均呈现正向作用。④采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农牧企业分布影响因素在县域尺度空间作用差异,发现路网密度和在校中学生数对全部县域农牧企业分布均呈正向影响,而高程均呈负向影响;人口密度的影响在青海中东部县不明显甚至呈现负向,在西藏及青海中西部县呈正向,尤以西藏东南及西北部正向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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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可持续性转型视角下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许吉黎, 黄耿志, 张虹鸥, 叶玉瑶, 吴旗韬

2022, 42(12): 142-15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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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地理学面对区域中更加激进、非关联性新兴产业形成的研究有待深入,呼吁引入可持续性转型理论框架以提供更加全面的解释。文章梳理并述评可持续性转型视角下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研究进展并展望研究议题。可持续性转型视角下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理论探索致力于整合多层次视角、技术创新系统和多尺度空间、地方嵌入等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关注：①多层次视角、多尺度空间下多元作用者推动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研究;②界定空间范围内技术创新系统推动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研究。研究认为,可持续性转型视角下区域绿色新兴产业形成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致力于强化多层次视角和技术创新系统的空间、地方和尺度性。但是,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转型的概念内涵、新兴产业的类型以及区域案例的范围有待进一步丰富,可持续性转型与经济地理学不同流派互动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尚显不足。建议未来研究关注：①面向更广泛类型区域中更加多样化门类新兴产业的形成以优化转型地理理论框架;②“结构—能动性”互动下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理论体系整合;③将可持续性转型更广泛地融入经济地理学不同流派理论;④运用可持续性转型视角服务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应用转化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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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镇域尺度下资源型城市农业转型的空间错位及问题类型识别——以徐州市为例

仇方道, 张新林, 尹鹏星, 沈正平

2022, 42(12): 152-16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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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DEA-Malmquist和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基于镇域尺度,以徐州市为实证,探讨1996—2015年资源型城市农业转型的空间错位特征,并识别出问题区域类型。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徐州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呈现先波动后平稳发展趋势,且主导驱动力由技术效率演变为技术进步。②空间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镇域由传统农业主导型演变为工矿主导型,并呈向中心城区近郊、东陇海铁路沿线集聚态势;热点镇域向中心城区周边集聚,冷点镇域多为区位偏远且工矿资源缺乏的镇域,表明资源型城市区位偏远且工矿资源缺乏的镇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状态。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之间正向错位的镇域向中心城区外围、黄河故道沿线、徐睢公路沿线、东陇海线以南等地区集聚;其与技术进步变化之间正向错位的镇域向市域边缘地区集聚且范围扩大,表明边缘的地理区位驱动了正向错位镇域集聚。④识别出问题区域6类,即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同步滞后”型、技术进步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双滞后”型、技术效率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双滞后”型、技术进步滞后型、技术效率滞后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稳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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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省域涉农产业发展指数对农民收入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严斌剑, 翟允瑞, 周应恒

2022, 42(12): 162-17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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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增收,是实现产业兴旺并达到乡村振兴总目标的首要任务。文章在给出涉农产业发展指数核算的基础上,基于199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及空间误差模型,探究涉农产业发展指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涉农产业发展指数对农民收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带动农民平均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带动农民收入增加。②涉农产业发展指数有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影响周边地区涉农产业发展指数间接影响这些地区的农民收入。③异质性分析发现非粮食主产区和东部、东北地区的涉农产业发展指数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积极发展涉农产业,优化涉农产业区域分工合作,引导农民参与产后增值环节,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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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水稻种植机械与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及其对粮食产出的影响

刘卫柏, 李双双, 李中, 李祎萌, 丁燕

2022, 42(12): 172-17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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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外流,水稻种植正朝农业机械化方向转变。基于2016—2020年全国粮食主产区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水稻种植机械和农村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及水稻种植机械对农村劳动力投入的技术替代弹性进行计算。研究发现,水稻种植机械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有效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并显著地促进了粮食产出的增加,但水稻种植机械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呈现出典型的时空差异特征。研究期内,水稻种植机械对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弹性值均大于0,有效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就不同区域而言,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机械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强度要超出非平原地区。因此,未来农业机械技术创新、技术推广普及的重点应该优先考虑更密切结合农机和农艺的要求,优先考虑支持非平原地区和关键技术环节的农业种植机械技术创新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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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

唐健飞, 刘剑玲

2022, 42(12): 179-18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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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经济带为案例,从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资源五个方面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11个省（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间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情况。结果表明：2004—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呈先缓慢上升后快速上升态势,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域差异较大;从耦合及耦合协调度看,各子系统间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过渡到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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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王帅, 马杰华, 李正辉

2022, 42(12): 186-19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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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基于中国2012—2020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以及面板聚类分析方法研究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政府环境关注度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②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和较低的城市,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适中的城市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从城市的地理位置来看,相较于西部城市,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东部与中部城市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政府应该结合城市发展的综合情况实施差异化措施,减少土地资源错配,促进绿色发展,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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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A级景区空间关联性及异质性分析

高燕, 孙根年

2022, 42(12): 194-20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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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应区域A级景区建设应当规模优先还是质量至上这一实践问题,文章分析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扩散路径和不同地域空间A级景区的建设路径,重点探讨A级景区数量和质量变化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①2011—2019年,A级景区数量与质量提升重心向西部迁移,且相邻省份A级景区分布具有空间相关性。②A级景区旅游效应具有阶段性,2011—2015年相邻省份具有旅游空间竞争性,高A级景区对邻接省份客流具有显著的“虹吸效应”;2016—2019年相邻省份表现为旅游协同增长,A级景区数量对邻接省份客流产生显著的“扩散效应”。③A级景区旅游效应具有东中西部的地带性差异,由东向西省际旅游空间关联由竞争向合作转化,东部地区A级景区建设应遵循规模优先的增长路径,而西部地区秉持质量至上是更优策略。④东西部地区旅游循环尺度、旅游发展定位和发展阶段具有差异,东部地区提升交通密度有助于旅游业发展,西部地区旅游接待条件、人才储备和与外界的信息连通度是优化旅游业的显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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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新疆县市旅游产业集聚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曹开军, 龙顺发

2022, 42(12): 205-21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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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集聚是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文章采用区位熵、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2006—2019年新疆85个县（市、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及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县（市、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呈现“北疆>东疆>南疆”的空间布局特征,并且区域间差异明显。②新疆各县（市、区）的旅游产业集聚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高（低）集聚。北疆逐渐形成以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区）为中心的旅游产业集聚“高水平”县（市、区）群;而低—低集聚的县（市、区）主要分布在南疆。③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均表现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其中投资水平、环境条件、社会公共服务对多数县（市、区）起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市场规模、旅游资源禀赋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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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长沙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

唐鸿, 许春晓

2022, 42(12): 214-22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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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资源旨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旅游需求。文章以长沙市为研究区域,运用GIS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研究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长沙市休闲旅游资源呈“一心多点”的分布格局,具有集聚、向心、沿路性和傍水性等特征,呈东南—西北分布格局。②康娱类、文化类呈“大聚集、小分散”分布形态,康娱类沿商业中心布局,在19 km达到集聚峰值,文化类以文化景点为中心,在16 km达到集聚峰值;自然类和专项类呈“小聚集、大分散”分布形态,自然类集聚于橘子洲、岳麓山等自然禀赋较高的景区附近,在20 km达到集聚峰值;专项类具有较明显以“度假休闲区”为中心的分布规律,未形成集聚峰值。③长沙市休闲旅游资源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修复—起步—发展—成熟”4个阶段,其时序演化、空间分布是经济、人口、资源、交通、政府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对不同类型资源的作用程度有所差别。最后基于“路径依赖”理论,从条件、环境、引力、动力4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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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旅游购物商品的市场吸引力评价与提升策略——以南阳市为例

刘竞, 李瑞

2022, 42(12): 224-23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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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游客购买力的提升和旅游商品市场的繁荣,旅游商品在旅游产业要素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文章对狭义旅游商品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讨论,运用文献分析和专家咨询方法建立旅游购物商品市场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AHP综合评价法和德尔菲法构造判断矩阵并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根据典型性和数据获取的便利性,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南阳市旅游购物商品。结果显示,南阳市旅游购物商品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农副产品比例高、实用功能强,但在审美与创意、旅游市场与目的地经济水平、营销推广以及游客感知与美誉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在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策略：提高农副产品、康养保健品在生产、包装上的审美与创意水平以及使用的便利性,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宣传营销,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壮大文创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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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及其旅游价值提升——以张谷英村为例

刘沛林, 刘颖超, 杨立国, 李雪静

2022, 42(12): 232-24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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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传播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借鉴景观基因理论、传播学理论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总体逻辑框架,并以张谷英村为例进行实证探索。形成以下结论：①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区别于一般景观传播,其传播方式更加高效、传统内容更精准、传播过程更系统,能够在数字旅游过程中将景观基因更好地传播给游客;②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逻辑框架包括数字化传播内容、数字化传播方式和数字化传播受众三个部分,是在识别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方式进行采集、处理、展示,最终通过数字化体验传播给游客的综合过程;③以张谷英村为例进行实证,综合构建了从现实实体到数字虚拟,从地方知识到游客受众脑海意象的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该路径的效应不仅体现在传播价值上,也体现在引流价值、经济价值与保护价值等旅游价值提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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