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相关研究系统性不足，缺乏空间视角，亟需通过多学科融合与多方法集成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并开展分区分类研究。文章沿着“问题—理论—实证—调控”的总体思路展开研究，以实现乡村振兴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为研究对象，以现实差距与困境为出发点，借鉴国内外二者有效衔接的经验，探讨其理论框架构建、情景模拟与实现路径、发展模式以及管控体系与政策方案的问题。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不仅要努力实现理论创新，助推学科发展，也要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研究需要在方法论、分析工具、话语体系上寻求多维突破。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全球扶贫开发与乡村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关键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机制与成效提升策略、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互馈机制与区域模式以及乡村科学与人地系统科学发展等科学命题。
伴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基于对湖南省脱贫攻坚成效与经验、农业农村发展现状的梳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提出湖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体框架与长效机制。认为针对有效衔接总体框架的构建需以地域分异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等为基础，做好“三类政策”衔接、“三个一批”调整、“三分协同”落地的政策顶层设计，根据空间尺度、地域类型与发展阶段选取创建有效衔接试点示范区。有效衔接长效机制的确立则应立足湖南省实际情况与发展远景，通过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特色发展机制、多维吸引机制、创新发展机制、互动协同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等六大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湖南省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文章在阐释乡村振兴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村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并以东北黑土区典型县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典型黑土区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结果表明：①村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产业发展等5个维度层、农业生产水平等13个因素层与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等38个指标层构成。②拜泉县乡村振兴指数得分呈现“金字塔”结构，乡村振兴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各维度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总体以县城为核心呈现圈层式分布特征。③分维度看，拜泉县乡村振兴中治理能力水平最高，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水平其次，生活质量水平最低。④分村域看，乡镇政府驻地村的乡村振兴水平略高于其他行政村，脱贫村与非贫困村的乡村振兴水平基本持平。⑤根据拜泉县乡村振兴面临产业同质化、农村空心化、基建薄弱化等问题，提出既要从宏观层面把握不同乡村推进路径，也要针对各乡村发展短板，重点从强基础、调结构、优空间方面，因村施策、分类稳步推进不同类型村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乡村韧性是乡村系统应对外界扰动冲击，维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文章基于河北省景县16个乡镇、451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综合评价传统农区县的乡村经济韧性。研究结果显示：①景县乡村经济韧性平均值为0.061，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分布呈现北部和西南部偏低、中部相对较高的格局特征，县城所在地及其邻近的周边地区、主要交通干线过境的乡镇乡村经济韧性较高，偏远地区的乡村经济韧性水平较低。②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入与乡村人力资本为乡村经济韧性的主要短板因素。③文章对比分析河北省阳原县显示持续对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产业的投入有利于提升乡村经济韧性。文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旨在推进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农业发展专业化是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主要路径选择之一，探索农业型专业村地域类型分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巩固深化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支撑价值。文章以广东省为例，利用核密度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值模型，揭示全省范围内农业型专业村的地域空间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化特征，并基于农业型专业村发展的影响机制，凝练并提出专业村建设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①广东省农业型专业村按照其主导性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可划分为4个大类和22个小类，其中瓜果种植型专业村占比最大，主要集中分布于省域内城市近郊及远郊地域。②农业型专业村的形成发展、类型分化与形态规模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存在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资源禀赋与市场条件是农业型专业村形成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③本土化品牌塑造、现代数字技术引入、资本与资源融合、现代化经营以及绿色生态化生产，是通过专业村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方面，顾及地方多因素、多主体和多重效应是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明确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发展背景，并对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文章分析总结了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发展的基本特点。认为与传统城郊地带相比，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运行机制和空间格局更趋复杂多变，进而对该地带出现的多重空间错位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①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城郊地带多重空间错位产生的根源，是城镇化、产业化、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并非完全一致；②城郊地带多种发展功能的空间格局常存在不匹配现象，这也加剧了多重空间错位的复杂性；③差异性均衡是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发展的总体趋势，需要政府进一步进行科学的调控。而明确城郊地带的多重空间错位，有利于科学认识该地带的发展演变、并对其进行合理规划。
当前中国的智慧化建设呈现区域化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智慧化建设的非均衡发展。通过对国内主要的智慧化相关评估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专项指标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的智慧化建设在经济区域、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域空间内呈现出区域发展分化、区域极化、区域阶段化发展的特点。从长期来看，我国智慧化建设区域化将走向均衡化发展。然而在短期内，由于非均衡发展的递延效应、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我国智慧化建设的极化差异、非均衡发展很难会有较大的改观，区域发展分化的趋势将会越发突出。推动区域智慧化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补短板”“强基础”，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强化政策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和规划协同。
基于“福利门槛”假说与相关理论，构建城市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城市为例，分析城市“福利门槛”效应及形成机理，旨在为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和统筹协调发展，破除“福利门槛”困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发现：①城市福利水平大体上呈先升高后下降再抬升的变化趋势，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异态势，且具有明显的高低分异集聚现象，高福利城市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等经济发达地区。②大部分城市在不同的时段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福利门槛”现象，其中一重门槛范围相对广泛，二重门槛城市数量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③城市“福利门槛”的形成主要由城镇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规模、技术创新、政府调控等因素共同驱动所致，环境质量下降是制约城市福利有效提升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的驱动作用并不显著。
空间规划体系重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空间发展战略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是规划目标制定、空间格局与治理策略谋划的根本出发点。文章基于空间规划重构这一现实背景，通过科学研判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国土空间发展战略演变及趋势，提出效率导向、平衡导向、生态导向、生活质量导向4种情景模式下的发展战略构想。结果表明：空间规划体系重构背景下，湖南省国土空间发展战略应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品质国土空间。以生活质量为导向制定阶段性战略方案，符合湖南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能够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下人们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
通过理论分析论证生活圈建设具有阶段性特征，然后以榆林市榆阳区为例进行案例研究，总结出典型中小城市生活圈的建设路径，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小城市的社区生活圈构建具有典型意义，既适应中小城市衔接城乡、宜居舒适的特点，又能满足中小城市对社会治理、活力塑造的需求。其次，中小城市社区生活圈构建需要结合地区的发展特点，在精准人群画像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区未来的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阶段、相关政策影响，据此制定生活圈构建策略。最后，中小城市社区生活圈构建应重点把握城乡统筹、以人为本、差异化公共服务供给三个方面。
现存的关于中国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省际尺度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讨论，缺乏对市际尺度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注。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市际尺度上构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网络，探究市际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网络的特征及空间组织。研究发现：①高值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流主要由我国内陆相对欠发达城市指向等级高、规模大的一线城市；居留意愿入强度和出强度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格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具有更高的居留意愿入强度，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出两个居留意愿出强度高值区。②市际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网络呈现出复杂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各城市节点呈现层级分布特征，被概括为一类城市节点、二类城市节点、三类城市节点、四类城市节点和五类城市节点。③居留意愿网络被划分为上海社团、京津社团、渝泉社团、华南社团和西北社团：上海社团以上海及长三角城市群为入强度核心，辐射安徽、贵州等地的城市；京津社团以北京和天津为入强度双核心，辐射东北及华北等地的城市；渝泉社团以泉州及海峡西岸城市群为入强度核心，以成渝城市群为出强度核心；华南社团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为入强度多核心，辐射湖南、广西等地的城市；西北社团主要覆盖西北地区城市，但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核心。
识别流空间视角下的城市地位有助于推动区域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基于列车班次及百度指数数据在Ucinet及ArcGIS软件支持下，刻画了交通信息流视角下的长江经济带网络密度及城市中心性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显示：①长江经济带城市交通及信息联系均处于弱连接状态，交通及信息要素的联系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升；交通网络的省域融合特征开始显现，而信息网络的跨地带联系相对较弱。②交通网络中的城市中心性的等级差异显著，西部地带中心城市的遮蔽效应较强；信息网络视角下的城市交往力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但中部城市的要素连接作用不强。③信息网络初步形成了相对协调有序的组团格局，而交通网络下的组团联系相对匮乏、城市组团的紊态化发展态势明显。④大部分因子对信息流要素下的城市中心性的影响力均强于交通流网络，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影响交通信息流视角下的城市中心性的主导因子，而单纯的人口规模对城市中心性影响相对较弱。为此，文章提出应积极培育省域边缘地区中心城市、推动中西部地带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统一的要素市场与共享平台，以促进长江经济带交通信息要素网络的一体化、协调化发展。
通过离心模型与贡献度测算，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工业用地演变历程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如下：①1990—2019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工业用地总增幅达300%，经历了启动、加速、高峰三个增长阶段。其占建成区增量的比重达到41.08%，是带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力量。②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南昌都市圈对工业用地的集聚作用不断加强，在2019年已集中了整个城市群55.96%的工业用地，而其他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相对滞后，导致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用地布局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③城市规模与工业用地对城市扩张的贡献度成强正相关，说明工业用地增长是促进城市规模提升的主要因素。④三大城市圈中工业用地分布过度集中，且靠近长江、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生态区。如果保持现有增速，很可能因超过区域环境承载力而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
文章将DEA窗口分析法与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结合，测度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地效率，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多维刻画。结果显示：①长江经济带城市用地效率整体提升，且经历了稳定提升、阶段下降、加速提升的“N”型发展过程。②城市用地效率高值区呈“分散分布—组团分布—片状分布”发展，低值区逐渐收缩至云南、贵州和湖南、湖北中部。③省际城市用地效率发展协调性不佳，成渝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上海及浙江沿海地区提升最迅速。④不同城市体系、不同规模和不同职能的城市用地效率演进规律存在差异，非城市群和小城市变动不强，区域性城市群和资源型城市存在低效演进现象。
创意产业是经济发展和城市优化的有力手段，时空二维视角则是理解创意产业发展的有效逻辑。文章对创意产业的内涵、特征和行业范围进行辨析与梳理，使用大数据技术获取了西安市创意产业时空数据，选用空间分析方法从分布模式、集聚热点和发展方向性三个方面对西安市创意产业及各行业空间格局和演化过程进行探索，并基于空间可视化对影响因素进行结构性解析。研究表明：①西安市创意产业稳定集聚分布在城区；②总体上呈现既集聚又扩散的时空特征，演化过程具有多核心扩散分布的趋势，由核心集聚成团，经历沿南北中轴线发展成轴，最终形成以西南—东北方向覆盖城区的延绵片状格局；③创意产业各行业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差异；④产业整体的时空格局演化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发展初期主要受非干预性因素影响，行政干预出现后非干预性因素影响力减弱；⑤市场因素和设施因素对各行业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行政因素则对部分行业作用显著；⑥动因差异的产生与各行业生产方式和产品的特征有关。
县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战场，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研究湖南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异性与相关性，揭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演化过程，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湖南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存在“固化”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按主要板块呈现集聚特征；③不同区域内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④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湖南省内不同区域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之间起调节作用，会抑制传统金融发展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推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以2008—2013年2 087家中国A股市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和85 568家非上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观察对象，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和地理信息编码技术，研究了区域内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对非上市公司创新的引领能力和辐射效应。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区内非上市企业具有显著的创新引领效应，即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越强，其引领周边非上市公司创新的能力越强。其次，我国各个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创新引领能力和辐射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即东部华南等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创新引领能力较强，辐射半径较大，而中西部等区域相应的提升空间较大。最后，创新引领能力和辐射效应存在时变差异，即虽然各个区域相应的创新引领能力和辐射半径均有所提升，但相对于东部区域，中西部区域相应提升幅度较大。
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开展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及管控策略研究是推动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以此理念为指导，从“地形山势—河湖水体—土壤环境—人类活动—景观结构”5个维度构建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体系，以成渝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区，诊断其生命共同体健康状态；进一步耦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电路理论，提出成渝城市群景观格局网络化管控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生境质量指数均值为0.94，66.85%区域景观生态风险处于中低水平，总体生态环境较好，但也存在风险高低区交错现象；识别出生态源地111 461.62 km2，约占总面积46.54%，划分生态阻滞区、生态过渡区、生态缓冲区，占总面积比例分别为25.61%、14.65%、13.20%；构建“76+8”廊道系统，长约5 046.19 km，确定316处生态节点，构筑管控景观生态风险的绿色网络体系，维持成渝城市群景观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既面临着发展机遇，又面临着来自各种不确定事件的挑战。为分析外部冲击对农村韧性的影响，文章以浙江省农村地区为例，建构了农村韧性指标体系，融合农村地区的异质性与多样性，研究了浙江省农村地区应对冲击的韧性问题及地区差异，分析了影响浙江省农村韧性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浙江省北部农村地区发展整体比南部农村地区好，不同地区之间韧性水平差距不仅表现在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更体现在不易被察觉的社会福利水平、人口素质、自然环境等方面。②浙江省农村韧性可分为5种类型，发展较好的类型Ⅴ与类型Ⅳ地区偏向于全面发展，拥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类型Ⅲ地区处于一种较低的均衡当中，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而类型Ⅱ与类型Ⅰ地区的要素禀赋良莠不齐，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③经济、社会、人力和生态资本的不同方面共同促进浙江省农村地区的韧性变化，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多元化、通讯技术可获得性、连通性、人口规模等因素成为影响农村韧性的重要因素。
探讨洞庭湖区新石器六个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自然环境关系，可进一步了解人地关系，对发现和保护历史文化遗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Voronoi计算各个文化时期的变异系数和最近邻指数，从而得到每个时期的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分析洞庭湖区聚落遗址分布与自然环境关系。结果表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呈随机分布，汤家岗文化时期则呈现均匀分布，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特征；遗址点主要分布在高程0~100 m、坡度0~5°、坡向朝南且距水距离为300~4 000 m的范围内。因此，古人选择生活聚落倾向于海拔低，坡度小，日照时间长且距水较近的区域，并且随着生产工具变革、农业发展和社会等级分化等，聚落遗址在不同文化时期的空间聚集程度由分散向集聚特征转变。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流域城镇空间的高强度建设开发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对流域的水生态系统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流域内河网型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急剧扩张、填埋大量支流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城市水安全影响尤为显著。文章以典型河网型城市——岳阳市为例，总结其1990—2018年以来土地利用的总体演变特征，探究岳阳市土地利用方式对城市水安全的影响规律，发现建设用地扩展规模和强度与水生态安全等级呈显著反相关关系，进而构建水安全约束条件下岳阳市建设扩展适宜性评价体系，依据评价结果划定城镇建设用地适宜建设区、较适宜建设区、较不适宜建设区、禁止建设区面积分别为2 551.52 km2、3 338.23 km2、4 858.59 km2、3 974.66 km2，最后针对岳阳市建设扩展现状建立管控与问题反馈机制。
基于浏阳市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348份农户调查问卷，从支持度、参与度、满意度三方面探寻农户响应行为的区域分异规律，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响应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响应总体情况较好，依城中村、近郊、远郊大致呈反距离衰减特征；②对农户总体响应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带来收入增长、政策宣传意愿、改革总体成效、使用权流转形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农户性别、家庭年收入、住房用地来源、样本村社距离、补偿机制选择、文化程度、政策了解程度、生活变化预期；③对城中村、近郊、远郊的农户响应行为影响强度最大的分别是样本村社距离、使用权流转形式、文化程度。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理想机制，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贫困，促进生态脆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从生态旅游概念内涵出发，借助权重线性组合模型多维构建中国高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系统阐释中国四大高原生态旅游潜力特征及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四大高原分维度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旅游基础设施与生态旅游资源的空间错位特征是制约四大高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的主要矛盾；②四大高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总体较高，潜力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呈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变化趋势；③云贵高原软/硬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均为四大高原之首，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兼具软/硬生态旅游高潜力区域，青藏高原硬性生态旅游适宜区面积最为广阔。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案例，分别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绿色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马尔科夫链揭示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绿色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上升的态势，但发展水平仍较低，2017年分别为0.885和0.493，提升空间较大。不同区域两者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面临着突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②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绿色利用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其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且变化态势相对平缓，年均增长率仅为1.28%，中、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29%和4.48%。③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区位差异明显，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减的规律，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中、上游省区耦合协调类型空间演变较大，下游省区较稳定。④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绿色利用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且其动态演进是一个相对持续、渐进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研究江苏省主题创意农园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江苏省“12311”特色培育计划的实践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以江苏省主题创意农园287处为研究样本，基于网络数据平台爬取研究点空间信息，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手段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究江苏省主题创意农园的类型与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得出以下结论：①江苏省主题创意农园可划分为主题创意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休闲观光类、科普教育类5个主类；各类农园点的空间分布类型均为聚集分布。②主题创意农园全省整体空间分布类型是聚集分布，空间分布密度整体呈中南部分布密集、北部组团化聚集格局。③影响全省主题创意农园空间分布差异的三大主要影响因素是农业基础、生活水平以及交通条件，核心因子是自然条件里的距长江距离。同时给予以下建议：均衡区域发展，优化“一带两核心”空间格局；依据区域地方特色，构建主题特色片区；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完善旅游服务设施。
近年来，围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空间规划理论框架，西方学者在跨学科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GeoDesign，实现GIS与地理规划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结合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以新一代地理学语言作为基本工具，系统地构筑从传统聚落中提取古代空间规划模型、理念与生态哲学等重要传统文化精髓的方法体系，是我国学者对现代规划领域的重要贡献。因而，从理论基础、支持技术和应用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探讨相应的整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结果表明，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天生就具有发展互补性。结合案例，文章论证两者可行的整合途径，即可以在规划活动的过程、要素和方案评价方面相结合。
基于S-O-R框架、信号理论，构建感知服务质量（高VS低）为自变量，旅游者满意为中介变量，旅游地声誉（好VS一般）为调节变量，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为结果变量的整合模型，通过2次实验研究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验1表明相对于低感知服务质量，高感知服务质量对旅游者满意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更强。实验2表明旅游地声誉在感知服务质量对旅游者满意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即当旅游地声誉好时，高感知服务质量（相对于低感知服务质量）下，旅游者满意度更高，环境责任行为更强；而当旅游地声誉一般时，两种感知服务质量下的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最后讨论研究结论，并指出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