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奶茶经济的扩张吸引了众多社会关注，出现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消费行为和现象。本次笔谈从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相关理论出发，就奶茶经济繁荣的原因、对城市发展的启示以及有关研究议题展开讨论。分析认为，奶茶经济的繁荣不仅源于其作为一种新式茶饮的物质功能价值，更主要是因为它被建构为一种符号消费，满足了当今消费社会下消费者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需求。资本的逐利性及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更大范围的消费群体卷入奶茶经济漩涡。奶茶经济的繁荣反映了互联网时代以符号化和社交化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文化，对城市经济、城市品牌建设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启发意义。最后，从奶茶及其物质性与企业和区域竞争力、地方产业演化、城市品牌化等议题的关系以及奶茶品牌兴起和消亡的地理角度讨论了奶茶经济地理研究议题。
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进程中的区域空间格局演进，省、市、县尺度下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与驱动机理解析，对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文章以不同尺度的人均GDP指标为基础，运用多种时空分析方法对中国2000—2018年的经济发展格局演进特征及驱动机理进行分析。结论如下：①从内部差异程度看，各尺度下的时序变化波动起伏较小，且市级、省级逐渐趋于稳定态势。②从空间格局演进看，县级尺度下高值区集聚现象不明显，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及重庆核心城市，其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中值区在东部沿海地带和中部高质量城镇化地区分布态势明显；低值区呈基底状广泛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比来看，市级尺度下的高值区在东南沿海地带形成明显的串珠状，集聚程度较县级显著提升；省级尺度下的高值区逐渐形成连绵分布态势。③从空间关联特征看，全局存在正向相关作用且集聚现象显著，县级尺度下显著HH区呈带状分布在京津冀核心区及东南沿海一带，显著LL区数量逐渐增加并向南延伸，形成“近墨者黑”的低值塌陷效应。市级、省级尺度下的显著LL区连绵分布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及青藏高原地区，体现出与胡焕庸线几乎垂直的新分界线特征。④从影响因素看，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发现政府财政、投资与消费、五化协同等对经济活力的提升有着显著影响作用，同时也受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发展政策和营商环境等因子的影响。
以抖音带货主播数量、销售额、营销潜力为测度指标，选择8个典型商品行业为例，运用空间插值、空间自相关、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抖音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从空间分布格局上看，整体呈现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地区保持领先优势，成渝地区、中原地区紧跟其后，西北西南地区相对落后的分布特征。②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直播带货型电商经济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且以HH、LL区分布为主。其中，显著HH区主要在苏、浙、粤的核心城市分布，集聚程度较高且正向关联效应明显；显著LL区主要在青、川、云等地集中分布，大范围低值集聚态势明显，反映出欠发达地区的电商孕育环境不佳。③从不均衡发育看，主播数量、销售额、营销潜力的集聚现象明显，地区之间存在梯度差异。从具体情况看，杭州、广州、北京等少数发达城市引领着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的发育水平欠佳，与东部领先城市的差距可谓“天渊之别”。④从影响因素上看，电商环境支撑、信息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支撑、交通物流水平、政府战略与政策、人口受教育程度、专业化运营助力这几个方面均有重要解释作用。
基于2007—2017年的地级城市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产业转型背景下制造业集聚空间分布的演变特征及空间相关性视角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优势逐渐减少，中部地区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以河南省和江西省为核心的制造业集聚优势城市群，并且我国城市间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工业规模和房价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工业规模还对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存在“倒U型”的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的分解来看，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具有显著的时间累积特征，工业规模、房价、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长期直接效应大于短期直接效应，工业规模对制造业集聚的长期间接效应呈“倒U型”曲线，短期间接效应则不显著。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停留在省级统筹阶段，区域分割导致的基本养老金差距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定量分析了中国基本养老金区域差距的变化特征，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基本养老金的绝对差距一直在扩大，但相对差距从2016年才开始呈扩大趋势。②四大板块中，西部和东部的基本养老金差距要高于中部和东北部；南北区域中，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平均基本养老金差距较小，但南部地区的基本养老金相对差距要明显高于北部地区。③位于高值区域和中高值区域的省份主要包括西部地区的西藏和青海，以及一些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位于低值区域的省份则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④泰尔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来自组内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来自组间的贡献，组内的基本养老金差距是造成全国基本养老金差距的主要原因。⑤空间因素、滞后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人口因素均对中国基本养老金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各省之间的基本养老金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效应、棘轮效应和盯住工资增长行为，且制度赡养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较高的省份基本养老金偏低。
偏离—份额分析法产生于1940年代，经过近80年来的发展，已经成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地理学、特别是城市和区域科学等多学科中的一种分析工具，并于1980年代末被引入我国。在基础的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础上，一方面学者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扩展出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和空间偏离—份额分析法，试图降低时间与空间因素对分析结果造成的不确定影响。另一方面，学者们试图将分析法表达式进行更合理、更精确的分解，以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问题解析的有效性。以此为出发点，偏离—份额分析同位模型中的Esteban-Marquillas第一、第二模型，Bishop & Simpson模型，Arcelus模型，以及其他同位模型应运而生。概率模型则进一步提高了偏离—份额分析方法的预测性。各种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具有不同的优势以及劣势，并适用于不同问题的分析与研究。文章在说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本理论和经典模型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进展，评介了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各种模型，以期为后续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改进和应用提供一个基础，对研究者选择模型提供参考和依据。
文章基于银行网点的空间布局，利用连锁网络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测度1979—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发展趋势方面，三大城市群金融网络规模均呈现一定的增长趋势，其中1979—2000年增长速度达到最快，2018年增长速度放缓。②空间结构方面，三大城市群均体现出“核心—边缘”现象，城市群内部呈现明显的中心性效应。此外，三大城市群金融网络内部均呈现出清晰的等级差异特征，京津冀城市群“断层”现象凸显，长三角、珠三角的时空差异性呈现等级梯度。③网络格局方面，三大城市群金融网络格局异质性明显，京津冀呈现石家庄—北京—天津的倒“V”型格局；长三角呈现以上海为中心的轴式框架，一核多轴的空间格局；珠三角呈现以广州为核心，广州—佛山、广州—深圳为主导的“一核两带”格局。④影响因素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人口因素、地理距离对三大城市群金融网络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呈现典型的城市群异质性。
生态文明战略背景下，城市公园用地管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城市社会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文章以湖南省13个地级市2001—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变差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发展率以及面板回归模型对城市公园用地增长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驱动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城市公园用地增长总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16年人均城市公园面积为2.509 m2/人，但城市间差异显著，其空间分布具有连贯性，湘东地区和湘北地区是两个高值区。②2001—2016年，湖南省城市公园用地增长的区域差异呈逐步缩小趋势，不同城市的相对发展速度分异明显，其中常德和株洲发展最快。③房地产投资、城市交通和生态环境对城市公园用地增长具有正面驱动影响，而人口密度、经济增长对城市公园用地增长具有负面驱动影响。④城市公园用地增长的驱动机理表现为：生态环境、房地产投资、城市交通、经济增长、人口规模五大因素通过其不同属性特征和作用过程共同驱动城市公园用地增长。研究结论显示，城市公园用地逐渐成为城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用地需求，湖南省城市发展尚处于经济增长抑制公园用地增长的转型前发展阶段。
黄河流域城市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黄河流域90个市（州、盟）为研究区，通过修正引力模型，测度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流域尺度剖析城市空间联系“点—线—群”的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城市空间联系网络密度较低，越往下游联系网络越密集，全流域的联动效应不足；中上游城市联系网络的关联度较低，网络可达性较差。②省会城市点入度高于点出度，在网络中城市吸引力强于辐射力；兰州、西安、郑州分别为上、中、下游联系网络的控制核心；银川、西安、郑州分别能在上、中、下游城市联系中迅速与其他城市产生联系，在城市联系的要素传递上较便捷。③一级网络关联线以郑州、西安、济南为核心，吸引或辐射邻近城市；二级网络关联线形成以郑州、济南、青岛、太原四大都市圈为核心的联系网络；三级网络关联线初步构建起全流域的联系网络框架；四级网络关联线形成了核心—边缘式的全流域城市联系网络格局。④黄河流域城市空间联系网络中4个板块内部存在显著的“俱乐部”集聚效应，但板块间的关联关系未构建起完整的要素传递路径。
以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该市医疗保障局2015—2020年住院患者医保结算补偿数据库。以2020年CPI为基准，对费用数据贴现。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中断时间序列，分析评估支付方式改革对分级诊疗的影响。研究表明：①2015—2020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参保住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构成比分别呈缓慢上升、上升后基本持平和缓慢下降趋势；②平均住院日在各级医疗机构均呈现下降趋势；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次均费用呈缓慢下降、基本持平和波动上升趋势；④自付比例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持平，在二、三级医疗机构较2015年略有下降。基于病种分值付费的分级诊疗能够减轻基层医疗机构患者的医疗负担，但尚未体现出对患者分流的明显效果。
采用空间自相关、重心分析、空间错位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2000—2017年中国市域工资水平的时序变化、空间格局及其与经济水平间的空间错位特征，结果表明：①市域工资水平具有阶段性快速提升特征，呈现空间集聚差异为主、行政等级差异为辅的分异格局。②市域工资水平具有空间聚类特征，高高区域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低低区域不断向中部和东北地区加速集聚。③市域工资水平与经济水平具有不断弱化的正相关关系，工资水平重心始终位于经济水平重心西侧，存在空间错位问题。④市域工资水平与经济水平的错位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及省会城市由于工资水平相对滞后于经济水平导致出现正向错位，西部地区相反出现负向错位，中部地区错位问题较小。
文章从企业更替频率、技术更新速度和企业地理集中度三个维度，分析2000—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本土企业间的竞争合作（竞合）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构建市场渗透率模型，探究三种经营模式企业的市场渗透率发展态势及空间关联。结果表明：①三种经营模式的企业在“竞合平衡建立—平衡破坏”的动态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周期性规律，其中企业更替频率对“设计+销售”型企业的竞合关系变化起着主导作用，同时也是维持“设计+生产+销售”型企业竞合关系平缓发展的关键，而技术更新速度在推动“生产代工”型企业向新竞合平衡演进时有着明显的倒“U”型效应。②随着竞合关系演变，集成电路“设计+销售”型企业在设计环节的市场渗透率、“生产代工”型企业在制造环节的市场渗透率均增长明显，两者相互配合的代工模式大大削弱了“设计+生产+销售”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③2000—2008年三类企业的市场渗透率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依赖关系，2009年后低—高、高—低异类集聚比例上升，空间组合不断向随机和离散分布演化。
交通基础设施对贸易发展的影响历来备受学者关注。新冠疫情的蔓延使得跨境基础设施——中欧班列的优越性凸显，中欧班列在国际贸易运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文章基于中国与欧洲28个国家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实证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对欧洲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边际效应约为13.1%；②系列稳健性检验和事件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③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的出口促进效应对收入水平更高、与我国地理距离更近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出口更显著。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中欧班列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发展，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协调国内外市场的作用。
基于200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FA方法对其生产环节的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并测算了省际销售环节的产能利用率，进而得到我国省域工业产能利用率。然后，根据产能过剩指数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计算出2001—2019年我国省际工业产能过剩指数。主要结论包括：①整体来看，2001—2019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0.56%，存在轻度产能过剩。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绝大部分省域的产能利用合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且中部地区绝大部分省域为中度产能过剩，西部地区绝大部省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②从时间上看，我国产能过剩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即产能过剩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略有缓解。③究其原因，主要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区域资源配置与政策环境差异等。因此，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协调区域科技发展水平，推进高质量国际投资与区域制造业分工优化相融合与协调发展，以破解我国区域性产能过剩的困境。
基于第三次、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通过母公司和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构建有向加权的广东省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13—2018年广东省国有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差异，并探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制度（行政等级）与市场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在网络整体结构演化方面，国有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网络密度均呈增加态势，但两者在出度中心势、入度中心势方面存在差异。②在网络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国有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网络均呈现出向广深双中心格局演化的趋势，制造业企业网络“一核一带一区”的空间布局开始显现，而服务业企业网络则向珠三角核心区进一步集聚。③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中制度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且趋于强化；虽然依随行政等级秩序的垂直联系在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中仍然占据主导作用，但市场因素开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文章以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在厘清地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地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和熵权法测算地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了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相关性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2009—2019年中国地方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教育投入水平发展速度较快，增长潜力较大，东部地区放慢了发展速度，被中部赶超。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小幅上升，但增速趋缓，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速较快，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下滑明显。②2009—2019年中国地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段上以失调型为主。从空间上看，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发展格局，从时间上看，2009—2019年耦合协调度的省际差异在逐步缩小，大部分区域在研究期内呈现缓慢上升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均衡发展趋势有所显现。③2009—2019年中国地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水平一直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集聚特征逐渐凸显，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的高—高集聚与西部地区的低—低集聚，且2009—2019年高—高集聚区有所增加，低—低集聚区有所减少。
探索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空间格局与演变规律并解析其动力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全国一村一品统计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分析、空间扫描统计量等方法，分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时空分布特征，揭示了驱动专业村绿色发展格局演变的主要机制。结果表明：①2008—2017年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数量发展经历了波动增长的演变过程，但整体而言其绿色农业发展程度还不高；②绿色农业专业村在黄河流域各个地区之间的分布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其分布密度沿黄河支流从东部到西部、从下游到上游逐渐降低，密度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中下游地区；③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性且其空间集聚程度正日益提高，显著集聚区域的空间范围逐渐从黄河流域下游向中上游扩展；④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的存在、政策制度、市场环境和绿色技术的创新扩散与应用共同推动着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空间格局的不断演变。研究可为我国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作为统筹县域（市域）范围内村庄规划的前提与基础，对后续村庄发展与振兴有着重要影响，欠发达地区村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为更好地巩固扶贫成果，尤为需要科学把脉村庄发展类型。文章通过构建村庄发展类型识别模型，以湘西地区凤凰县为例，对261个村庄进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村庄类型分为五类八型；②凤凰县以集聚提升类与基础整治类村庄为主；③凤凰县全域以低发展潜力低限制、中等发展潜力低限制型村庄为主，整体发展潜力较低导致集聚提升类村庄呈片状分布在国道、省道等交通干道附近。针对凤凰县不同村庄发展类型，结合湘西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和村庄发展现状，提出各类村庄相应的规划重点和振兴措施，精准推动村庄发展和村庄规划转型，以期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升农村消费水平是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创新金融服务，增强金融可获性，从而刺激农村消费增长。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村消费增长，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化支付、信贷、保险等途径直接刺激农村消费增长，数字化支付是最主要的影响渠道；在间接渠道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居民收入，从而间接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我国应加快数字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在因地制宜基础上引导地区间加强合作。
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及二者的时空耦合协调状况。研究表明：①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仍呈现不同程度的区域差距。②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持续增强，由严重失调步入初级耦合阶段。③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及空间相关关系，在东部形成显著的空间联动格局，但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从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提高发达地区的辐射效应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旅游—生态—城镇化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及分解等方法，测算2007—2019年京津冀旅游—生态—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度，并从时空两大角度分析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京津冀旅游、生态、城镇化指数表现各异但均保持增长趋势，整体上城镇化指数相对较高并进入提质增效阶段，旅游指数相对较低并进入转型升级阶段，而生态指数则反映出阶段性与时滞性。②三系统处于高耦合、低协调向高耦合、高协调转变的状态，且协调度在时间上由轻度失调向良好协调稳步发展，在空间上“京津保石”形成高值集聚连线，存在一定溢出效应。③核密度曲线显示京津冀协调程度显著提高，空间分布趋于均衡但仍存在“独大城市”，泰尔指数显示空间差异较小但存在扩大趋势，缩小南中北部区域间差异是提升京津冀协调水平的关键。
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农耕文化的精髓，地方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区域内农耕文明的发展程度。基于GIS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分析其空间分布和聚集区域、省域空间分布特征，旨在发现其与旅游耦合性及其响应程度，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实证参考。研究表明：①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空间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浙江省最多，其次为四川、湖南、云南、江苏、江西和山东等省份。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③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2015年以前的批次主要以南方省份为主，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云南和四川等6个省份。④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地理单元和支撑平台，是旅游业众多关键发展要素的集聚地，其高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消费集聚迫切需要高效的快速交通设施作为支撑。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双变量LISA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空间关联特征，验证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生产率的双变量LISA集聚总体呈增强态势，二者互具空间依赖性。②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对旅游生产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快速交通优势度每提升1%，将分别促进本地和周边城市旅游生产率增长0.2193%和0.1182%；分区域影响边际效应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级差化递减特征。③快速交通系统通过集聚扩散、调整重构、传导配置与整合优化等方式，加速城市（区域）间旅游要素集合的流动与交换，城市旅游生产率通过“反哺效应”促进快速交通系统结构优化及服务能级提升。文章提供了关于快速交通与旅游生产率关系的证据。
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标记照片，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冷热点分析、通用物体和场景识别模型、情感倾向分析模型、核密度等方法，分析了湖南客源市场结构，研究了国内整体客源市场与目标客源市场对湖南旅游的认知和情感形象，探究了湖南省主要旅游形象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客源市场在市域尺度呈现集聚性，游客量主要集中在1 300 km市场范围内。②湖南最典型的旅游形象表现在生活方式、文化、自然风景三个方面，江浙沪游客和京津冀游客最关注生活方式，珠三角游客最关注自然风景。③游客普遍对湖南旅游持正向情感，这种正向情感主要源自湖南美食与美景。④凤凰古城、长沙市湘江东岸街区是湖南生活方式、文化、基础设施形象的典型代表，而张家界森林公园是湖南自然景观的最佳代表。
以西北地区314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值、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索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格局最邻近指数R=0.364，符合凝聚分布模式。②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全局莫兰指数为0.878，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大部分传统村落分布在冷点区和次冷点区。③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的高密度集聚区主要集中于三个分布区：青海省与甘肃省的交界处，陕西省北部，陕西省东部。④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形成受到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因素综合影响。最后，就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