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区域发展研究经历了以经济增长为主题、拓展到社会文化领域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沿革基础上，阐释了经济地理学在未来复杂系统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中科学地位有所提升，以及面向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重大需求的应用功能有所提升的前景。提出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当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提出的区域发展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重大战略为牵引，通过探索其科学内涵形成学科创新的理论方向，通过阐释战略所配套的重大行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通过解析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形成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文章进而对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从科学内涵和关键问题方面进行重点探讨。并提出了经济地理学乃至整个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的调整适应战略，包括加强重大生产力布局原理研究、形成以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综合人文地理学、复兴以人才区位为创新方向的人口地理学、助推非物质空间地理学的研究并形成社会文化政治地理学与实体地理空间的有机融合新方向。
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经济历经兴衰起落。文章以黄河流域92个市（州、盟）为研究单元，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及其空间拓展模型，分别从全流域、上中下游和城市层面初步探究2001—2017年黄河流域经济兴衰的原因。结果表明：2001—2017年，黄河流域GDP增长率总体呈倒U型，其中2001—2008年呈上升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禀赋资源与传统产业的快速发展；受金融危机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影响，2009—2012年流域增长波动较大；2013年起则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第二产业结构性优势减弱、产业竞争力不足、第三产业竞争力下降所致。从上中下游来看，中游第二产业竞争力不足、下游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偏重，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下游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驱动流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城市层面来看，50%左右的市（州、盟）第一产业发展相对稳定，接近62%的市（州、盟）第二产业呈现出衰退态势，约66%的市（州、盟）第三产业处于蓬勃发展状态。文章提出面向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应继续推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遵循上中下游及沿河两岸生态环境规律，整合生态系统、城市与产业转型发展，制定精准化黄河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时间阶段划分是人文地理研究中认识人文地理现象和人类活动发生发展过程以及探索其动态演化特征的重要基础手段。传统人文地理研究通常采取等间隔分段、关键事件节点和指标曲线判断三类定性方法划分人文地理现象的时间阶段。引入时间约束聚类和多元断点分析两大定量分析工具划分时间阶段，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研究对象的阶段性特征。通过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实践案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时间约束聚类和多元断点分析均能根据多维时间序列数据组合特征的变化识别出合理的阶段划分；时间约束聚类适用于小样本量的低频时间序列数据，不受限于不同类别变量的组合；多元断点分析适合大样本量的同类变量组合的高频时间序列的分析。二者将是在地理学多要素综合研究和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时间阶段划分手段的重要补充。
在金融地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下，文章探讨中国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演变及其对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该行业的地理特征遵循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主要阶段：1980年代空间上分散的增长，1990年代呈现出集中化和集聚化趋势，2000年代之后逐步走向开放和自由化，并在2010年代开始进行向外扩张。通过利用总部所在地、分支机构网络、就业和交易的数据，文章指出了北京、上海和深圳在金融中心等级制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并表明资本市场中介对中国金融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扩张至关重要。
基于2006—2019年联合国班轮运输双边连通性指数（LSBCI）矩阵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全球班轮航运网络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样本期内全球班轮航运网络密度与效率仍偏低，具有“小世界性”、自稳定性和循序渐进的结构特点；②网络由四大及其八小子群构成，在空间上呈现由均衡化小片区向非均衡化大片区转变的“小核心大边缘”特点；③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节点，其节点强度、中心性和异质性特征表现更好；④中国的节点强度、特征向量中心性和核心度逐渐位居全球首位，而节点差异性和中介中心性仍有待加强；⑤海运能力差异、双边贸易额、海运区位优势和经济规模差距将显著促进全球班轮航运网络演变，而双边互联网信息化差距和地理距离则产生显著抑制影响。最后，文章就中国国际海运发展和研究展望进行了讨论。
文章借鉴Solow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思想，建立起绿色GDP增长率和绿色TFP增长率、综合生产要素增长率之间的联系，并对中国省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传统GDP，中国绿色GDP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自“十五”计划以来，中国和各地区绿色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为综合生产要素的增长。东中部、东西部传统GDP差距呈缩小变化趋势，但绿色GDP差距呈扩大变化趋势，而绿色TFP差距扩大是主要原因；尽管上海、天津等省市GDP增长率排名靠后，但其绿色GDP增长位于全国前列。
利用Python技术获取武汉市2 827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通过ArcGIS来测度城市创新空间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揭示其内在生成逻辑。研究发现：①从静态来看，武汉市创新空间格局整体表现为“一核三轴多中心”；城市创新活动主体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且兼具行业集聚性；创新活动空间组织呈“多层次、网络化、特色化”。②从动态来看，创新空间格局表现出基于竞租能力差异的圈层式衍生特征；创新主体培育呈现出与国家政策同步进阶发展的特性；创新空间组织呈“分散—集聚—极化—扩散”的演变态势。③从内在生成逻辑来看，“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创新活动分工带动创新主体多元化集群发展、创新要素需求敏感性和差异化加速创新活动空间重构是城市创新空间时空演进的内在生成逻辑。政府应当准确把握城市创新空间发展新态势，加快创新要素和服务的空间定向精准投放与营造，实现创新要素的高效组织和集聚，加快城市创新发展步伐。
基于长江三角洲42个城市2000—2017年面板数据，在对城市群经济格局演变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算与分解。研究发现：尽管长江三角洲GDP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2000—2017年不均衡指数的下降表明扩散效应的显现。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较强稳健性，但不同因素的效应存在差异，特别是间接效应差异更为明显。基于空间计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发现，核心区溢出效应显著大于边缘区，且随着一体化进程推进，溢出效应也出现明显增强；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超过400 km后溢出效应仍然较强的现象，表明一定范围内城市数量增加，有利于有效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增长。
文化记忆是阐释历史空间和地方情感的特定载体。文章依据文化记忆理论建构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识别模式和分类体系，并结合场能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灰色关联模型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甘肃省不同时期、类型下的文化记忆空间演变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体系呈现2类记忆表征、8类记忆场型和4类记忆空间结构；从不同时期文化记忆演变来看，甘肃省文化记忆演进经历记忆产生、发展和转型再生过程；从多类型文化记忆演变特征来看，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主导类型为“生产生活型+功能表征型”；从文化记忆空间分布和演变方向来看，甘肃省物质文化记忆和精神文化记忆在空间上差异较大，文化记忆空间演化的主导方向介于北偏西，且由东南向西北逐渐过渡。
基于消费地理学视角，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从消费符号角度对西安市以影院为代表的城市消费空间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结果表明：消费社会中居民消费趋向符号化消费，物质消费过渡精神消费。旧式影院空间具有开放性，公益性和科普性的社会效益明显，新式影院放映空间呈现封闭特征，趋利化与商业化的经济效益显著。影院分布由单体建筑向依附商业综合体转变，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性。不同时期影院空间与功能的变化，表现了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的空间置换。文章可为城市文化空间和文化产业布局提供参考。
伴随近年我国城市的转型升级，人才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愈加明显，地方的“引才留才”工作愈发重要。为此，文章以武汉为例，量化评估各类“保障性人才住区”所拥有的空间资源。从“人才需求”出发，构建基于多因子的“人才住区空间资源评估模型”，同时结合多源稠密数据建立数据库，对武汉人才住区的周边资源状况进行系统评估。研究发现：武汉人才住区的空间资源量由内环向外环逐渐递减，各类空间资源的密度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空间资源较高的人才住区集中在三环线以内，较低的则分散分布在外环线附近；与生产通勤相关的空间资源分布均衡，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空间资源分布较为不均衡，人才偏好的文体休闲资源则较为欠缺。此外，由市场主导建设的空间资源，存在匹配度较低的问题。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干预，助推实现“保障性人才住区”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建人才住区应尽量布局在城市的成熟地区；对已有人才住区进行空间资源评估，进行针对性优化。
保险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工具和重要途径，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不同城市发展保险业的动力机制和模式选择存在差异。文章采用2006—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的保险业数据分析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从经济外部性视角分析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保险业规模快速增长，样本期内，保费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8.56%；城市间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差异和集聚水平呈现下降趋势；②中国保险业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热点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相对优势地区为东部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东北与西北地区的部分城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高—高集聚模式；③经济外部性影响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发展，制度外部性、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保险业具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制度外部性影响最为显著；④城市所处区域、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对经济外部性影响保险业发展具有调节作用。
从深度、广度、效度、稳定性四个维度选取共23个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法构建体现数字化特征的包容性金融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对我国2006—2018年31个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用核密度估计、动态度和ArcGIS技术分析其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包容性金融发展整体发展水平偏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发展水平略有下降。②包容性金融发展空间差异显著，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以及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变化程度大于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特点。
采用全球创新1 000强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对其行业特征与空间格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探讨了对中国参与全球创新合作与竞争的启示。研究发现：①当前，全球创新行业整体覆盖范围较广，多元发展趋势明显。但同时行业间差异明显，高新技术类行业是研发投入的最重要领域，基础制造业和服务类行业的研发投入量逐渐增长，其他行业则相对滞后，行业间差距有增大的趋势。②目前，各具创新特色的北美洲、亚洲和欧洲地区主导了全球创新的整体格局。国家与地区之间在创新能力和创新领域的差异明显，未来的空间分异可能进一步扩大。为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保障经济安全高效发展，除继续增加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外，要分行业、分地区利用世界各地的创新优势与资源，积极融入全球创新链，推动我国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
民营经济是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按照市场需求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对2014—2018年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阶梯式上升趋势，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演化路径多样，等级之间存在递次向上或向下转移。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均衡，呈现“东—中—西”格局，并有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城市带和城市群带动效应明显，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变化剧烈。③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社会消费、科技和政策支持度等因素驱动影响。
开发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行业差异与投入强度不达标率的研究对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湖南省800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地情况的调查数据，构建投入强度不达标率的测度方法，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工业行业的用地效率及投入强度不达标率情况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开发区工业行业土地利用效率偏低，整体呈现通信电子、装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主导行业用地效率高，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纺织服务等轻工业行业用地效率低的特点；工业行业投入强度不达标率较低，但整体仍处于投入不足的阶段，应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效率；工业行业用地在现有投入水平下出现产出不足，可适当进行二次开发，着力提升产出率。
在界定乡村多功能性的基础上，构建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和各年份功能得分，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纵向比较系数模型辨识乡村多功能演变特征，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乡村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功能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并呈现弱化的趋势；粮食主产区范围有所扩大并不断西移，经济发展和生活保障呈现由中心区域向外围扩散的特点，生态保育高水平区域向辽宁东部长白山地和西部山地集中；乡村多功能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呈现增强趋势；乡村多功能演变是内核系统因素和外缘系统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粮食生产功能主要受自然禀赋、农业机械化和作物结构的影响，经济发展和生活保障功能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人口、产业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生态保育功能则主要受自然禀赋的影响。
耕地休耕政策研究对于推进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实现农业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湖南省长沙、株洲、湘潭试点地区三市360户受访农户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45.9%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评价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亩均水稻纯收入和休耕补偿意愿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影响显著，且方向为负。即亩均水稻纯收入水平越高和耕地休耕补偿意愿越高，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低。而年龄、非农收入比重、承包耕地面积对耕地休耕政策影响不显著。为了确保耕地休耕政策的顺利实施，保障参与耕地休耕政策的合理权益和收入不受影响，应当采取可行措施，适度提高耕地休耕补偿标准，维持农户参与耕地休耕制度后的收入水平不下降。
基于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服务对象三位一体理念和“投入—过程—产出—结果”逻辑框架，构建县域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9个乡镇为研究区，对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①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整体绩效有待提升，受文化资源条件、地方经济基础、政府宏观措施等因素影响，区域内绩效水平差距显著，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中西部乡镇绩效水平普遍优于东南部乡镇。②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购买主体资金投入有限且保障机制不健全，服务监管力度以及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承接组织社会知晓度低且公信力不强，供给质量有限；作为服务对象的农村群众参与意识不强，满意度有待提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提高购买绩效并关注弥合空间差异的政策建议。
农村“空心房”整治是推动农村“空心化”治理和集约节约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手段。文章以汨罗市2019年度农村“空心房”整治区空间属性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其农村空心房整治区及其复垦类型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汨罗市整治的农村“空心房”在县域空间尺度上呈典型的集聚分布，但绝大多数被整治的“空心房”首尾并不相连，小尺度空间上分布相对零散，整治后可再利用的单个图斑面积较小。“空心房”整治区在县域空间上呈多核心分布，其空间分布特征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对其影响大于区位和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各影响因素间交互作用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空心房整治区分布趋向于农村宅基地密集的区域，说明农村居民点集聚区空心化已经凸显，激发空心房整治后的土地资源活力对乡村振兴发展尤为重要。
土地利用功能之间存在复杂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协调好生态脆弱贫困区土地利用功能冲突问题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优化开发的重要价值体现。文章以张家口市为研究区域，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构建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与指标体系，融合多源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法、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法、面积占优法等测度1990—2015年土地利用功能及其权衡/协同关系演变特征。基于此，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区，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经济与社会功能以协同型关系为主，多发生在中部洋河谷地和东部山区。生态与经济功能的权衡型与协同型关系交替居于主导地位，生态与社会功能由协同型关系转为权衡型关系为主导。生态与经济功能及与社会功能权衡型关系主要分布在中部洋河谷地和东部山区，协同型关系多发生在坝上高原。将张家口市国土空间划分为生态保护区应以保护生态为主；城镇发展核心区应以优化产业布局和城镇体系为主；城乡优化发展区应以发展都市农业、建设特色小城镇为主；农业生产区应以发展生态特色农业为主。
研究历史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为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机理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文化演进、社会发展等人地关系的进一步认识。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国保单位历经时间漫长，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和近现代三个时期。同一时期主体国保单位不尽相同，各类文物有相对集中的分布期。②从史前至近现代8个时期中，国保单位在数量、占比及出现频率等方面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初步发展阶段到衰退阶段，到快速发展阶段，至巅峰阶段，再至衰减阶段。历史时期国保单位集中度高，密集区长期位于长城—横断山东南侧，其中豫西、关中、晋南、长三角等地长期是国保单位核心分布区。③国保单位重心位于河南、陕西境内，呈现向西—东—南的转移趋势，方向分布呈现史前时期、宋元以后的西南—东北格局，先秦—隋唐五代时期的东西格局。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总体表现出由集聚到分散的交替演变过程，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展。④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受地形地貌、气候变迁、水文河流等自然因素，政府治理、经济发展、人口演变等人文因素的共同影响，是自然因素导致的自然指向性规律和人类活动造成的人文指向性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中国现存1 195座古楼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古楼的发展变迁经历了起源、成长、成熟和繁荣四个阶段。②现存古楼的数量在元朝之前波动相对平稳，呈“M”型分布特征，元朝之后波动幅度较大，呈“∧”型分布特征；总体以清朝分布最多，约占52.47%。③在空间上现存古楼为集聚型分布，且差异显著，呈“条带状与团块状并存”分布格局，主要分布在河流汇集以及地势低缓的地区；其空间分布密度层次明显，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大致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特征；其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差异明显，在全国区域上表现出明显的“团块状”分布特征，总体为“东南热，西北冷”。④类型上，宗教文化类分布在文化历史悠久地区，军事防御类分布在重要关隘以及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观景类分布在河流湖泊多的地区，商业娱乐类分布在中原地区，报时警示类则多分布在华北华南地区。⑤建筑材料上，以砖木古楼分布最多，其空间分布与材料本身的取材和性能关联性很强。⑥具有文保级别的古楼主要以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川滇地区为核心地区。⑦相关分析得出，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基础、人力资源条件、旅游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导向是影响中国现存古楼分布的主要因素。
依托山地景区核心吸引功能、邻近城镇旅游服务功能形成的“山—镇”双核结构及交通连接共同构成山地旅游目的地的主要要素，揭示其空间联系、耦合机理，可为山地旅游目的地优化旅游要素配置、旅游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为其他山地旅游研究提供分析思路和方法借鉴。文章利用空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耦合协调分析等方法对山地旅游目的地“山—镇”双核结构及交通连接度进行定量呈现，以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和丽江古城为例，揭示玉龙雪山—古城双核结构及交通连接度的空间关系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0年间玉龙雪山—古城“山—镇”双核结构及交通连接度协调发展，具有良好的耦合性，并体现出景区超前发展型、城镇超前发展型、交通超前发展型的发展变化，交通是双核结构耦合发展的最大促进因素，双核结构辐射区的重合范围是其重点发展区域。
针对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市旅游发展潜力未能充分发掘和旅游供给分配效率低等问题，以中国地级行政区为主，与直辖市和省辖县一同作为研究区，利用12 135个旅游资源结合旅游经济、人口规模、交通环境大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空间分析法得出中国城市旅游资源—经济空间错位特征，以及基于人口规模—交通环境相对优势的强弱关系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资源—经济优势错位区中有34个规模优势型城市（SA型地区）和48个交通优势型城市（TA型地区），分别呈现“南方优势化”和“省际边缘化”特征，资源—经济劣势错位区中有46个规模优势型城市（SI型地区）和75个交通优势型城市（TI型地区），分别呈现“中部南部集中化”特征和“国界边缘化”特征。研究定量比对了旅游发展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讨论各区域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利于充分发掘城市旅游发展潜力，从而实现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发展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流动性不仅突破了传统“场所空间”和“区域差异”的限制，更是对“流空间”和“区域关系”内涵深刻解读的重要表现形式，成为主导性的区域空间逻辑。文章利用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的精细化数据，在高速公路的旅游景区可达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节点间耦合关联模型的测度与分析，探讨了高速公路流与景区旅游流的空间关系，提出了高速公路与旅游景区协调发展的耦合路径。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江苏省旅游景区的省内可达性逐步提高，景区可达性以苏州—无锡片区最佳，基本可实现半小时内到达最近的景区；常州—镇江—南京构成的沿长江G42沪宁高速，形成了廊道型可达性较佳区域。②基于高速公路流与景区旅游流的耦合关联态势来看，空间关系变化总体上呈现了由分散式的关联特征过渡到城市内部集聚式关联发展的耦合态势，再逐步转向关联性更强、分布更为密集的城市内部集聚式关联特征，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高速公路网络的不断完善，及对周边景区的支撑和带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