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基于泰尔指数分解法、偏离—份额分析法和GIS分析技术，分别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七大沿黄城市群和73个城市（地级市、州或盟）三个不同空间尺度对2009—2018年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差异演变进行研究。泰尔指数分解法的结果表明：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经济差异的贡献超八成，但绝对差异呈逐年缩小态势；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经济差异的贡献近九成，但绝对差异的缩小趋势明显；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经济差异逐年缩小。偏离—份额分析法的结果表明：对比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黄河流域上游失去产业竞争力优势，中游失去产业结构优势，下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由劣转优；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格局有所转变，宁夏沿黄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竞争力优势持续保持；黄河流域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格局基本形成。因此，应从上中下游、城市群和城市等多个空间尺度协同推进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纵贯中国南北，跨6省2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从城市综合承载力角度研究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通过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演变情况。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所含8省（市）、大运河文化带所含87个城市三个空间尺度的综合承载力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在2010—2017年呈“N”型变化，空间上呈现出沿海高内陆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并且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强市明显高于周围普通地级市。通过空间分析得到Moran's I值发现，大运河文化带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低—低”为主呈聚类分布。最后，文章认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要从补齐综合承载力短板、加强城市间的协同作用、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等方面入手，提升发展潜力和发展质量。
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民生问题，探明优质医疗资源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对制定合理的医疗卫生政策、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至关重要。文章从省级、城市群和地级市尺度出发，采用GDI、ESDA等方法分析了2006—2017年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的时空差异，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了影响不同尺度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2006—2017年中国优质医疗资源水平趋于提升、区域差异缩小，且尺度越小，优质医疗资源的差异越大。其中，差异程度随城市群等级的降低而增大，但随城市规模的缩小而减小。②不同尺度上优质医疗资源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同，且尺度越大，集聚程度越高。其中，省级、地级市尺度优质医疗资源较高水平区多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城市群尺度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城市群及哈长、中原等区域性城市群。③不同尺度上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关键因子及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且尺度越小，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因子越复杂。
以2011—2017年我国55个新通航支线机场所在地为研究对象，分析通航前后当地小时交流圈及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的变化；并计算支线机场通航后区域综合可达性与人均GDP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析区域可达性的时空变化与经济格局均衡性。结果表明：①支线机场的通航可显著提升所在地的可达性与经济潜力；②各地可达性提升程度差异主要受到支线机场航线连通因素影响，而非区域内支线机场数量影响；③支线机场可达性的区域空间分布与经济格局的均衡性变化之间不完全对应但变异系数均随支线机场通航而减小，“胡焕庸线”两侧经济潜力差距减小，表明支线机场通航后一定时期内对区域经济趋向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程度正向作用，但长期效果仍需观测。
生态环境问题制约着长三角城市群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经济增长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2005—2016年截面数据为样本，基于脱钩指数，考察了各城市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关系。利用变异系数和脱钩追赶模型分析各城市这两个领域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研究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水平的脱钩状态以扩张连接为主，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速度大致与经济增速持平，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呈东高西低态势，城市间差距较大；②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阶段性收敛趋势，各市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减小；③长三角城市群大多数普通城市与模范城市在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均在扩大，且绿色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速度更快。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南北岸城市发展存在一定差距，过江通道作为便捷要素无障碍流动、实现两岸城市跨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协调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联系产生积极且重要影响。文章通过离岸距离并结合行政区划研究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长江南北岸41个地级以上城市跨江联系特征，揭示过江通道在整合区域空间中所发挥积极作用，丰富过江通道理论与实践，结果显示：不同离岸距离城市跨江联系总量存在差异，沿岸地区较高联系集聚，过江通道建设引至城市跨江发展能力提升在2001—2008年高于2009—2016年；城市对间跨江联系强度存在地带性分异规律，主要表现为省际差异和省内不同地区间差异，同省城市间联系强度提升量较高，而省际提升幅度大于省内；作为过江桥隧与高等级公路网共同构成的交通走廊，由单一到多样化的过江通道供给大幅提升两岸间作用强度、持续促进南北融合，降低因区位造成的发展机会差异、引导跨江联系呈现交通指向。
科学评价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是衡量国家转型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文章从转型幅度和发展态势两个方面构建资源型城市转型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模糊层次分析等方法，定量评价了2013—2017年我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绩效，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转型绩效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国家实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后，城市转型绩效呈分化趋势，低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南等偏远地区，城市转型幅度较好，但发展态势依旧整体较差。第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均值最高，其次是成熟型和成长型，衰退型城市转型绩效最差，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转型绩效组内差异较大。第三，油气类城市转型绩效最高，其次是黑色金属类、非金属、有色金属类，煤炭类和森工类最低。第四，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呈现东部地区最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最差，与城市发展态势呈现相似的分布特征，转型幅度在四大板块间和区域内差异均不大。最后，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城市经济对城市的定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城市的发展，各城市之间经济影响力的差异逐渐显现，探索其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机制，可以为城市规划定位、政策制定等提供依据。文章基于陕西省地市级城市经济的时空分异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8—2017年陕西省城市经济影响力进行测算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陕西省各市经济影响力随时间推移逐年提升，各市增速不同，总体稳定，局部变动；②自然、资本和政策共同驱动着城市经济的变化，与城市经济影响力得分显著正相关；③2008—2017年陕西省城市经济影响力热点区和冷点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冷点区主要分布在陕南，西安市以7.285居热点区第一位，榆林（2.337）次之；④2008与2017年趋势面在东西、南北两个方位均呈现倒U型趋势，凸显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经济中心的影响力。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过程中与地铁衔接的交通方式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尤其是配套停车场地存在布局不够合理、场地被其他方式侵占等问题。解决城市地铁停车场所的空间布局问题，则需要对其进行布局优化，而前提是要了解城市地铁的空间结构特征。文章基于时间距离模型的可达性研究方法揭示了南京地铁的基本空间结构特征：圈层结构和“十字形”结构。并据此提出完善大型停车场配置，优化地铁停车场所的空间布局优化方案。同时提出对策建议：①突出地铁停车场所的公共利益属性，强化执政为民的工作理念；②所有地铁站点都应保留停车场所，所涉关键技术难题可集中攻关解决；③地铁换乘问题的解决为国内外其他城市提供示范价值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呈现迅速而非理性的成长与扩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城市老化问题，亟待展开老化风险的过程、机理和对策研究。文章基于城市有机更新理论，构建生态学视角下的“点—面—区域—系统”多尺度风险评估体系，理论分析发现，中观层面的面状风险是风险升级和爆发前的最佳治理时期，也是防范和应对未来城市存量建筑集体进入老化期的关键。通过选取济南市为案例区，基于GIS蜂巢格网进行中观尺度的格局分析，结果表明从格网层面来看济南市整体老化风险程度偏高，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的城市核心区，并且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呈现递减趋势。同时，通过区域分异与空间集聚特点分析发现，城市老化存在集聚、传染与扩散特征。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城市老化因子的非线性效应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城市老化风险源于社会、经济和管理等不同层面要素的交互作用，老城区风险主要由区位因素主导，新城区则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枢纽地段，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能源是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的关键领域，因此有必要深入认识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中细分的商品和能源类别格局。文章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获取相关数据，采用SITC Rev. 3的商品分类方法，按照贸易合作、商品格局、能源结构的逻辑顺序层层深入，分析中国与中亚地区1992—2017年的贸易与商品格局。研究发现：①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总体处于贸易顺差地位；②中国从中亚地区主要进口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对中亚地区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③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的能源产品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国别上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前者以石油为主，后者天然气占主导，空间上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滨里海盆地、南部的滨阿姆河盆地等区域。
基于多维集群分析框架，从水平、垂直、制度、外部和关系五个维度分析了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发展历程与成长机制。结果表明，本地新创企业和衍生机制促进了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水平维度的成长，但是该集群的垂直维度还不发达，产业配套与服务还不完善；制度维度层面，地方政府的直接政策支持与产业规划为该集群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该集群具有显著的外部市场导向性与跨地域联系；以核心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明显的权力不对称关系也是该集群的显著特征。综合来看，多维集群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揭示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和机制。
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下发挥政府规制的影响力，整合京津冀地区物流配送资源，构建基于“一核”消费市场为导向、“双层+多中心”物流配送节点建设为重点、京津冀地区交通网络为依托的环首都流通圈鲜活农产品物流供应链系统。运用CLRIP集成优化方法对环首都流通圈物流供应链的配送中心选址、配送路径、库存控制进行协调优化，建立供应链物流节点空间布局优化模型。参考赢商大数据，以北京市六环内27个商圈为客户点，以北京市六环附近已建配送中心及拟建配送中心为备选配送中心点，验证优化模型的可行性和实用性，为环首都流通圈物流供应链的配送中心提供最优空间位置布局、配送路径和库存水平点，在成本可控下实现最优选址—路径—库存，形成多个“组团式”的供应链物流节点空间布局。
促进工业生态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2005—2017年各地区相关数据，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生态效率，并借助空间计量分析模型考察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与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2005—2010年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较为稳定，效率值始终在0.760上下浮动，自2011年后开始出现明显波动，并呈现出“两极化”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高效率区域，而低效率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高的省份与工业生态效率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均相对集中。③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阻碍工业生态效率的提高，研发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余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基于上述结果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大湘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该区域经济发展受主导产业规模与质量的影响。根据主导产业的特点及作用，构建区位商、增长量、人均产出、技术密集度和就业带动力的评价准则，针对多源异构数据，采用TOPSIS模型对大湘西主导产业进行综合评价，并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研究发现：大湘西地区主导产业优先发展序列为工业、旅游业、特色种养业、商贸流通业。依据大湘西主导产业选择结果，结合其资源禀赋，提出了各主导产业的发展建议，旨在为推动大湘西地区主导产业发展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和Excel统计工具对京津冀地区265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主要分布在张家口、石家庄、邢台、邯郸和北京等地。从地理区域来看，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冀西北间山盆地区、冀西南一带的太行山山地内，以及北京境内的太行山和燕山地区。这一地区传统村落的分布受到地形、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湖南省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查，分析湖南省稻作大户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投入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湖南省稻作大户的空间分布与耕地面积大小基本成正比，但也存在异常值。②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的物质资本投入行为具有正向激励。③在资源禀赋差异视角下，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更能激励年轻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且教育水平越高，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正向作用越大。④在经营规模差异视角下，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对中等规模的稻作大户正向激励作用最强。最后，从引导稻作大户实现由增产型要素投入向绿色、生态、有机型要素投入转变、加强稻作大户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坚持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为提高补贴效能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农业现代化指数和乡村文化发展指数，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布关系，最终根据2016年中国5种乡村文化子指标和5种农业现代化子指标，计算得出各省市的乡村文化综合指数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进而计算出各自这两种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分析各自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总体乡村文化发展指数低于农业现代化指数，农村文化生活发展滞后；全国主要地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发展处于高度协调、较高的耦合关系，但是个别地区的协调度和耦合度较低；这两个系统的发展程度与经济总体发达程度空间分布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即东部地区各种指数较高，而西部各种指数较低。
采用1990、2000、2010及2018年四期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类型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在ArcGIS10.7和GeoDa1.6等软件的支撑下，利用谢高地等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测算研究区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再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相关性及内部异质特征。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林地、水田、旱地、草地及未利用地面积持续减少，湿地及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河流湖泊面积先减少后大幅度增加，导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上呈先减少后增加态势。②水田、旱地、草地及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均呈逐步减少态势，是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的根本原因；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呈稳步增加态势，河流湖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10年之后大幅度增长，是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减少转变为增加的主要原因。③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呈逐渐增强态势。④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明显，其中高—高集聚区由四川省逐渐扩展到云南省，区域数量逐渐增加；低—低集聚区主要由浙江省转移到江苏省；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变化不明显。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基于交通路网的复杂网络特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量化城市群各县域单元间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交通路网的外溢性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在县域尺度上，京津冀城市群土地集约度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且2010—2015年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有所提高。城市群道路的总体建设规模扩大，道路复杂网络平均度和平均最短路径长度增加，紧密度下降，路网密度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城市群的交通路网对提高城市群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外溢影响，但2010—2015年该影响程度显著降低。以交通路网作为空间影响的介质，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土地集约利用也存在着显著影响和空间外溢效应。因此建议在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打破行政边界对交通路网的建设束缚，从而综合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湖南省10个样本县林改监测调研数据，利用样本林农239份调查问卷，从林农个体特征、合作社相关组织特征和外部政策环境3个方面选取19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南省林下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林农是否加入林业合作社在组织形式上对林下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②合作社牵头人对合作社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③林农入社方式在资源配置上影响合作社的结构和服务内容。④林业科技推广主体和技术服务内容对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稳定具有重要支持。⑤政策和资金作为外部支持在林下经济合作社发展方面发挥重要杠杆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以全国首批32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借助ArcGIS软件，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等空间分析模型，就其空间分布特征、均衡态势、分布密度进行定量化表征。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目的地类型、旅游产品结构进行了梳理识别，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异规律与类型结构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矢量数据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其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全国的分布呈现两个高密度区和三个次级高密度区。②重点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自然资源富集的东部地区，多以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呈寄生状向周围扩散。③乡村旅游重点村目的地类型结构中，文化民俗类乡村旅游地所占比例最高，各目的地类型在全国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城郊休闲游憩型在西北地区所占比例最高，特色产业主导型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④乡村旅游重点村产品结构中，文旅融合型产品占比最高，各类型产品形态在全国的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体验观光型产品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休闲度假型产品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⑤资源禀赋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规模、交通区位条件、政策及创新环境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和类型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
利用“百度指数”数据共享平台获取2013—2017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的乌镇景区网络搜索指数，结合区域经济差异测算指标研究分析了乌镇景区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全国乌镇景区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出波动态势，下半年较上半年起伏较大。季节性差异显著，但近年来的热门综艺、国际盛会等“大事件”引致旅游流基本平衡了淡季关注落差。②各地区的乌镇景区网络关注度总体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西部地区的季节性差异最为凸显。③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乌镇景区网络关注度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差异逐年递减，集聚程度趋向缓和；区域内关注较为分散，空间结构相对均衡。④乌镇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差异是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发达程度、社会人口统计特征、气候舒适度和地理空间距离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区域旅游发展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全域旅游是提升旅游竞争力，促进区域旅游合作以及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模式。文章从全域旅游视角出发，选取旅游业绩、旅游资源、旅游支撑三个方面共28个指标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环洞庭湖城市的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环洞庭湖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环洞庭湖旅游发展与合作的策略。结果表明：环湖城市旅游综合竞争力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整体效益不明显；虽然环洞庭湖全域具有旅游资源、社会经济基础和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的优势，但存在地区旅游发展整体规划有待增强、产品结构不合理、旅游资源同质性较突出等问题。加快推进环洞庭湖全域旅游发展，应加强区域合作，着力构建“一圈三带四组团”旅游发展新格局，提升环洞庭湖旅游整体品牌形象，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加强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等。
全面认知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的结构特征和空间分布是推进文旅融合与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借助SmartPLS技术平台，从游客感知视角解析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结构，构建其评估模型。以湖南湘西州656处文化旅游资源为样本，检验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评估模型并探索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①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具有稳定的“反映+形成”复合结构。②湘西州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呈现金字塔结构，表现出“南高北低、组团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③文化旅游资源的市场价值等级与空间集聚程度反向性明显，依资源分布的“中心—边缘”，市场价值发生明显的衰变，其等级体系也从多元个性向共性渐变。
以曲靖市为研究案例地，构建评价两者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借助综合功效函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6—2015年曲靖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指数进行测算，并采用VAR模型验证两者长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2006—2015年，曲靖市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增长态势，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评价值由量变发生质变。②2006—2015年，曲靖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效应逐渐由弱转强，整体上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二者耦合协调阶段经历了“协调衰退阶段（2006—2008年）→协调过渡阶段（2009—2010年）→协调发展阶段（2011—2015年）”的演化轨迹，呈现趋向良性协调过渡的阶段性特征。③曲靖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均存在长期均衡，两者互为格兰杰原因，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性同时受到自身内部结构和旅游经济的双重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前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内部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后期旅游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响应趋向平稳，生态环境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出持久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