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引证关系，利用知识图谱、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1981—2019年《经济地理》创刊以来知识溢出的特征与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专业综合性、学科交叉性特点，在《经济地理》期刊知识溢出的特征与变化中得以充分诠释。期刊知识溢出的作用与变化，不仅体现在促进作者合作网络形成与机构合作关系的深化上，也体现在对城市化、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旅游发展等研究领域的推动作用与变化上。期刊知识溢出的特征与变化在其主题构成、作者贡献、机构力量与前沿引领等的探讨中进一步得以明确。具体地，城市化研究的知识溢出作用，从城市化和城镇化、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逐渐转向新型城镇化、城市网络、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主题；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知识溢出作用，经历了从经济联系转向产业集群、再转向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主题变化；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知识溢出作用，则从旅游资源、旅游业、生态旅游等方面，逐步转向乡村旅游、旅游经济与协调发展等主题。以国家战略与发展政策为主要导向，促进国内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是《经济地理》期刊知识溢出的核心内容与集中反映。
经济转轨背景下农村的银行服务网络呈现出不同于城市的演化特征。从制度变迁角度建构分析框架，基于历史、调查与访谈数据，以农业银行兰考县支行为例，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农村服务网络演化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农村服务网络经历了恢复成立后的快速扩张和密集的人工网点服务，市场化改革中农村业务收缩和大规模网点撤并，到新时期人工、自助、电子、代理等多元服务渠道扩张；农村银行服务网络演化是商业银行和制度环境相互作用的空间过程，普惠金融战略下我国特别强调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和基础金融网点的全覆盖，商业银行不断借助新的伙伴关系开拓农村市场，其中合作代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不同地区、不同商业银行农村服务网络模式的差异，农村银行服务网络转型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农民金融素养提升的影响等还需进一步研究。
预期寿命是反映人口寿命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中国1990—2010年市域、县域两个尺度的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对预期寿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累积影响强于即时影响；人均GDP超过3 000~5 000元后，其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开始出现边际递减效应；人均GDP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强度在空间分布上自东向西增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均GDP对预期寿命的贡献率要小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因此，今后东部地区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等途径进一步提高预期寿命，西部地区则应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努力提高生活水平，以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预期寿命的差距。
能源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为厘清能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复杂影响，文章构建了能源利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在对三者的时序演进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能源利用、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冲击程度，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2001—2016年，能源利用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弱。经济增长水平发展趋势良好，但仍然存在地区差距。生态环境各地区差异明显。②空间格局上，能源利用呈现出以点带面的特征，经济增长整体呈现东部大于中西部的特征，生态环境前期南方落后于北方，后期各省市得到平稳发展。③东部地区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度整体呈现出经济增长大于能源发展，且首期至中期最为显著。中部地区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度整体而言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大致持平，在首期和中期时冲击较为明显。西部地区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度整体上呈现出能源发展大于经济增长，至中期时最为明显。
基于GIS平台，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山东、辽宁两个典型半岛型省区2002年和2016年中心—门户体系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①两省的可达性水平均实现了由“周末生活圈”向“一日生活圈”的转变，其中对内可达性格局呈现出以各自省会城市为核心向外围逐渐扩展的“中心—外围”格局，对外可达性格局辽宁省表现为双核型特征，山东省则呈现出由弱双核向单核结构发展的态势。②两省中心—门户体系差异化明显，存在由腹地城市转向门户城市、腹地中心与门户城市等级提升、减弱五种类型，其中山东省门户城市等级提升幅度强于腹地中心城市的衰减速度，而辽宁省中心与门户城市等级变化幅度不大。③两省中心—门户体系具有一定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在空间上呈帕累托分布模式，表现为首位城市的集聚效应过于突出，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山东省门户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中心城市，其中心—门户体系向开放型的门户主导型转变。辽宁省由于门户与腹地城市发展差距较小，其中心—门户体系的双核特征愈加明显。两省经济、交通可达性等指标对中心—门户等级体系影响较大，区位中心性影响较小，山东省已经出现中心与门户城市合二为一的态势。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的差异。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都市圈层面交通需求日益增加。都市圈高速铁路规划建设能促进城际社会经济联系，推动空间一体化。在交通强国背景下，如何创新都市圈跨市高速铁路供给模式，实施有效的治理体制，提升运营效率成为跨政区合作的焦点。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地方政府间合作，利用国家主导投资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新增都市圈高铁服务——深惠汕捷运，成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的新模式。深惠汕捷运是在厦深铁路的基础上增设区间服务，主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市交通需求。为此，以深惠汕捷运为例，系统研究这种新模式的融资过程、治理机制与运营效率，有助于理解都市圈层面高速铁路供给机制。研究表明，深惠汕捷运的本质是地方政府联合向国家购买高速铁路服务，呈现较高的融资和运营效率，其顺利实施建立在跨市交通需求增长、上级政府有效干预、地方政府间高效协商和成本共享等方面，这能为其他都市圈创新高速铁路供给提供新思路。
对比研究高密度城市和低密度城市的蔓延特征有助于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供参考。以人口超过100万的12个中国城市、9个美国城市为样本城市，采用圈层分析法和反S方程，对比分析1990、2000和2014年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密度城市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密度城市的蔓延特征。 结果表明：①同等人口规模下，中国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较小，但土地扩张速度快。中国和美国城市的土地扩张分别主要发生在郊区和城市内部。②中国城市相对更为紧凑。高密度松散的城市土地扩张趋于紧凑，低密度城市蔓延程度在降低。③高、低密度城市的总体人口密度都呈下降趋势。高密度的中国城市尽管空间形态更紧凑，人口密度下降得较快，有必要遏制中国的城市蔓延趋势。④空间紧凑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得较慢；蔓延和紧凑的空间增长使高密度城市的人口密度下降变快和变慢，而对低密度城市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宜居水平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04—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要素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首先运用熵值法和Moran's I指数探讨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其宜居水平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从宜居水平的时间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位序变化明显且中低水平城市提升较快，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②从宜居水平的空间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参差不齐且空间相关性较弱。③各城市宜居水平在单一标准层下的地域分异与综合标准层下的地域分异存在显著差异，单一标准层下各城市均有其优势与不足。④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的优劣对宜居城市建设具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方面，人均市政设施维护建设投资额、人均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及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水平呈正相关，而工业SO2排放量与城市宜居水平呈负相关。
兰州属于严重缺水的西北城市，年均降雨量偏少，地表水资源贫乏，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文章采用线性和非线性方程形式对兰州市农业、工业、生态和城乡生活用水需求进行模拟和预测，并在不同的水资源供给方案下得到未来时期内兰州市及各区县的时空匹配缺水量。 结果显示：未来兰州市水资源短缺问题较为严重，可预测的缺水量最小值为4.605亿m3/a，缺水量最大值为15.448亿m3/a。在未来需水量预测中，农业和生态用水需求呈现为不断上升趋势，工业用水需求呈现为“U”型趋势，城乡生活用水需求呈现为倒“U”型趋势。并且，各区县的水资源空间匹配失衡状况较为严重。
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缩小区域创新差距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路，探明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构建富有特色的区域创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运用DEA方法、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测算了中国2001—2015年的区域创新效率及区域差异，利用NICH指数和Hurst指数进一步分析各省份创新效率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借助Tobit模型分析了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结果发现：①中国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1—2015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减，2013年后出现明显的交替节点；②中国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差异趋于收敛。其中，总体差异主要由地带内差异引起，且地带内差异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地带间差异仅占总体差异的1.96%；③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其中，东部各省市的创新效率分布比较稳定，中西部地区均衡化趋势明显，创新效率“东—中—西”的分异格局逐步弱化；④未来，中国区域创新效率“西—中—东”递减式空间布局将得到延续和强化；⑤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金融市场和创业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效率时空变化的关键因素，但各因素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DPSIR模型建立高质量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对2013—2017年中国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发展水平与时空演化情况，并从“环境状态”和“环境响应”两个维度进行分类。 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各省区数据来看，其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高低、驱动因素与薄弱环节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分为“成熟发展型”“趋于成熟型”“快速发育型”“雏形发育型”四种类型；从空间格局上，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形成“扩散效应型”和“低速增长型”两大空间聚集区。
以我国2015—2017年8个行业中的138家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法（DEA）及地理信息系统（GIS）可视化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国有上市企业样本的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以及规模效率（SE）等运营效率进行指标构建、测算及时空演进评价。研究发现：首先，国有上市企业样本运营效率：①在时序演进（2015—2017年）方面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②在空间演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非均衡性。其次，从行业层面而言，我国房地产及医药行业国有上市企业运营效率相对较高。鉴于此，如何促进不同区位不同行业的国有上市企业协调发展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运营效率显得尤为关键。
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运用首位度分析、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湖南省各市州的研发投入（R&D经费、R&D人员投入）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异特征。 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内各市州R&D经费投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但R&D人员投入差距在逐渐增大；②湖南省的R&D经费及R&D人员投入在各个市州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及空间集聚现象，并在西部、南部周边市州呈现出大面积的低水平连片聚集特征；③湖南省R&D投入的空间演变特征并不显著，长株潭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圈缺乏辐射带动力。研究最后提出了湖南省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研究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时空演化规律，对于促进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实现沿江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时空维度对2010、2015及2017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15 km内的土地利用及“三区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7年，城镇空间不断侵占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农业空间同步占据生态空间，生态空间明显减少；生态空间转化为农业空间最为显著，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转变为城镇空间是空间交叉转换的主流趋势；地理基础条件决定了“三区空间”的总体分布特征，相关政策推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城镇产业模式调整，但在农业空间的功能提升、城镇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底线控制等层面还存在政策短板和有效的落地机制，总人口和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以及乡村人口规模的稳定，是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增长的内在动力，“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机制明显。
村落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载体，认知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对传统村落的传承和发展有重要价值。以中国传统村落为对象，采用核密度方法识别核心和次核心；构建“格网分析—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并进行实践分析。发现：①在地理格局上，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第二和第三级阶梯、年均降水量400 mm以上的区域、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温带季风气候区；从行政区划来看，部分省份、地级市的交界地带为传统村落的密度核心。②GWR结果显示，对于地形因素，第二阶梯海拔越低、第三阶梯海拔越高传统村落越集中；对于生态因素，在农产品主产区或生态环境保护区，既出现生态环境越好传统村落越密集特征，也出现生态环境越好传统村落越分散特征；对于人口因素，“胡焕庸线”以西的大部分地区人口越密集传统村落越集中，而该线以东区域则相反；对于经济因素，中西部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传统村落趋于聚集，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总体较高传统村落趋于分散；交通和城市因素在不同区域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亦存在两面性特征。总体看，各地理要素的回归系数存在正负值、正负值比重差异以及高低值空间差异，反映各要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方向、程度和范围均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基于空间分布特征及要素回归系数空间差异，提出了传统村落开发利用的建议。
休闲农业是实现我国乡村内生发展和乡村振兴有效手段。利用2007—2016年全国1 382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以2010年首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研究对象，设定示范县评定为外部政策冲击点，使用PSM-DID方法对示范县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分析政策影响的动态效应和边际效益，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阐明了休闲农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休闲农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显著，设立示范县时间越长，经济贡献越来越大。②休闲农业示范县边际效益递减，后期进入的示范县经济贡献逐渐减弱，越来越趋向于规模带动效益的增长。③休闲农业主要通过财政手段作用于地区经济，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具有滞后性。
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静态空间分布基础上，以“金融密度”为衡量指标，考察2007—2018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与扩散特征，结果表明：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呈整体分散但相对集中状态，从形式上覆盖了31个省份，但实际覆盖空间非常狭小。②基于ArcGIS的村镇银行经济金融密度、人口金融密度和地理金融密度分析发现两个突出的空间扩散特征，一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虽然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但空间分布存在省级差异和地区不均衡；二是它们基本遵循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向经济发展欠佳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到人口密度低地区等空间扩散路径，但在面积相等条件下，人口密度、基础设施、信用体系、运营成本与金融风险等因素导致这一扩散路径逆转。③最后结合金融科技趋势，提出政策层面适度调整农村金融发展思路，将重心调整至“数字金融”探索改善金融可达性的建议。
四省藏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后程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14年采集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项目村基础数据，借鉴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分解，并基于拓展的能力视角探讨了村级组织能力禀赋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化缓解作用。 结果发现：除经济贫困之外，四省藏区还遭受基础教育和生产生活条件等维度的多维贫困，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云南和青海藏区是四省藏区中多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区域；生活水平条件和村域发展资本维度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基层组织能力禀赋会显著影响四省藏区村域的多维贫困状况、缩小地区差距，在深度贫困地区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覆盖基础教育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提高生态承载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准确评价生态承载力是前提。文章基于大气、水和土壤三个生态环境层面的自净能力和污染水平视角，采用生态支撑力和压力脱钩模型，测度和评价了中国生态承载力状况。首先基于生态支撑力和压力脱钩类型构建了生态承载力评价框架，将生态承载力类型分为上升和下降两大类，每一大类有包含三个小类型。其次，采用脱钩模型对各地区总体和大气、水、土壤三个分类的生态承载力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整体生态承载力和分类生态承载力都呈现水平偏低，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明显和波动大的特征；西部地区的云南和新疆生态环境质量最好，而北京、湖南和四川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差。最后，文章从优化顶层设计、制定差异性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政策方面提出了提高生态承载力的政策参考。
选择北京、武汉、西安3个城市为案例客源地，基于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客源地居民访问不同距离国内目标景区时采用自驾车、火车、飞机三种交通方式的比例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发现：①随着客源地与目的地距离的增加，采用自驾车、火车、飞机三种主要交通方式到访目标景区的旅游者比例结构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产生了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在客源城市周围形成了多个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可分为主交通方式跃迁带、次交通方式跃迁带与波动带三种类型。②在客源城市周围由近及远依次产生旅游主交通方式由自驾车向火车转变和由火车向飞机转变两个主跃迁带，有的客源城市在此之外还会出现主交通方式由飞机向火车转变的第三主跃迁带。据此构建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模型，通过对比旅游交通方式主跃迁带在案例城市的现实表现，初步发现了国内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位置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提供了认知框架，为目的地根据旅游主交通方式细分市场、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旅游交通服务和开展市场营销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采用SBM模型和熵权TOPSIS分别测算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2010—2016年旅游扶贫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度模型探析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 结果表明：①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在小幅度波动中稳步上升，但各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差异显著。②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指数较低，经济增速缓慢，区域差异显著。③研究期内，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且呈持续上升态势，二者处于良性协调发展状态；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双向正相关关系，相较于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提升旅游扶贫效率作用更加明显。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8年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②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呈现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
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区域共有世界遗产7项，分布于18个市内。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可达性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做了重新界定，并定量计算了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城市的交通可达性、社会经济可达性、心理可达性，研究了旅游可达性和旅游业发展业绩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各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差异很大，区内交通可达性最好的是南京，区外交通可达性最好的是徐州，最差的都是宿迁。社会经济可达性最好的是杭州，最差的是淮北。心理可达性最好的是南京，最差的是宿州。旅游业发展业绩与区内交通时间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是很强，与区外交通时间呈负相关但是不显著，与社会经济可达性、心理可达性都呈正相关并且相关性非常强。
在梳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基础上，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分别对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探讨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路径和对策建议。研究结论表明：①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达到118和258项，主要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地区、常德市、吉首市和邵阳市等。②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传承和保护困难，政府扶持力度有限和非遗开发主体矛盾等发展问题。③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优化非遗旅游发展布局，活化非遗项目，丰富旅游开发模式和打造非遗品牌项目等保护和开发路径；开展非遗主体旅游规划，挖掘非遗潜在价值，分类开发有序推进和注重产权保护等具体对策建议。
基于世界自然遗产地与所属地社会、经济、生态大系统环境的互动演化关系，文章将社区参与促进自然遗产地开发保护的作用，纳入市场供需均衡的内生约束里，考察在供需均衡的内生约束下，遗产地生态位提升的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参与通过确权、保权、设权和增权的四方面作用，改变了遗产地的需求、资源、技术及制度等活化因子变量；提高了世界遗产地生态位及旅游发展质量。最后，结合崀山的案例分析，为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保护开发提供一条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