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以其对空间的简化表达，描述中国人口分布东西悬殊的宏观格局。文章将胡焕庸线简化为地理坐标系中的线性解析几何模型——简称“胡焕庸线模型”：Y=0.8697X-60.639，方便大数据背景下碎片化和非标准化对象空间相对胡焕庸线位置的判定。通过构建旅游空间潜力模型揭示中国大陆处于不同“胡焕庸线区位”地理单元的旅游市场潜力“胡焕庸线区位效应”，分析胡焕庸线作为除距离因素外体现区域差异重要因素的有效性。这种体现在旅游市场潜力空间差异的效应，反映中国宏观经济地理区位的规律性现象，是经济地理区位的“胡焕庸线区位效应”。“胡焕庸线模型”—“胡焕庸线区位”—“胡焕庸线区位效应”构成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地域传统导向型区位理论。
耦合度模型在区域经济、城市科学、环境政策、科技政策等地理学相关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但对该模型表达形式和性质的讨论却鲜有涉及，且模型应用存在较多错误。文章从耦合度的物理意义出发，给出其两种一般化表达式C1和C2，并详细分解其计算过程。研究发现并证明耦合度具有零阶齐次性，且满足C1，C2∈[0,1]。当系统个数为2时，C1和C2具有相同的表达式，当系统个数大于2个时，C1≤C2。鉴于耦合度模型被大量误用且目前这一状况仍无改观，作者结合近年有关文献，对一般化表达错误、不同耦合度模型混淆、耦合度取值范围错误及耦合阶段划分错误等问题给予阐释与纠正。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是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江苏省13城市为案例，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揭示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发展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特征和时空特征。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可以通过经济要素条件的传递机制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耦合协调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而在短期内则呈现“升—降—升—降”的小振幅波浪式变化，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速度决定拐点出现的周期长短。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表现为相对协调，但也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地带性差异，2011—2013年全省除扬州市之外的其他12市耦合协调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升，到2014年除扬州和镇江两市外，其他11城市耦合协调性都出现了拐点。最后，提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路径对策。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班次数据构建交通流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从县域城镇整体网络、城镇中心性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班次网络密度较高，公路网络初步发育成型，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子城市群是整体网络的中介，武汉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联系相对松散；②核心城市对周边城镇具有一定的“遮蔽效应”和“虹吸效应”，地级城市网络中心性普遍较强，小城镇在网络中发育较迟缓，凝聚子群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整体上形成了“四片区，七子群”的特征；③地理探测器显示经济、人口规模、城市行政等级、产业结构、资金投入、市场活力以及支付水平对交通流网络下的城镇中心性影响显著，但居民支付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因此，提升核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优化城市群区域分工、培育副中心和枢纽城市、促进区域组团发展有利于城市群区域联动发展。
将制度因素加入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中，并使用200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综合考虑指标权重和时间权重，采用综合赋权法从经济水平、制度质量、社会发展三个层次对各国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别从时间、空间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地区的发展质量和时间演变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东欧地区整体质量较高，中亚、南亚地区整体质量偏低。中国排在中上位置，经济因素得分最高，制度因素得分最低。对各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进行同步化分析，发现大部分国家属于质量同步型。
应用熵值法与收缩度模型对2000—2016年四平市城市紧凑度与收缩度进行测算分析的基础上，借助R-Studio软件，对四平市城市收缩度与紧凑度进行相关性研究。研究发现：①四平市自2012年人口开始流失（SSD>0），出现城市收缩的现象，且收缩度不断上升。②2000—2016年四平市城市紧凑度（JCD）整体呈上升趋势，5个一级指标中土地利用紧凑以2009年为节点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紧凑、基础设施紧凑、生态环境协同都基本保持波动上升态势，人口紧凑总体趋势以下降为主。③2000—2016年四平市城市收缩度（SSD）与紧凑度（JCD）相关性达0.7以上，具有显著相关性。5个一级指标中经济紧凑度与SSD的相关性最大，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基础设施紧凑、生态环境协同，人口紧凑与SSD为负相关，相关性最小的为土地利用紧凑。结合2000—2016年四平市JCD及5个指标的变化趋势，认为其对四平市SSD具有较大的驱动作用。通过以2012年为节点的时段分析可知，随着四平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紧凑度对人口流动、城市收缩的影响逐渐加大。应调整四平市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出具优惠政策，吸引高精尖人才回流；摒弃单一的、以增长为导向的规划理念；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宜居性；抓住城市收缩的契机，调整城市用地空间布局，打造紧凑型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良性发展。
基于我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6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发明专利授权量测度城市创新能力，分析我国城市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以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商投资、对外贸易作为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东部强于中西部、沿海强于内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区域差异较大，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增速最快；知识溢出是城市创新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创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增强，但创新溢出效应的区域差距依然明显；研发投入对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创新产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本市有较大贡献，但对周边表现为显著负向溢出；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对城市创新影响较小。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由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博弈，中国产品出口经受着频繁的贸易摩擦、贸易保护壁垒和反倾销的冲击，这不仅影响本国经济发展，也影响外商投资者的决策。文章基于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的数据和WTO贸易保护数据，构建二值Probit非平衡面板模型，分析贸易保护与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产业联系及其溢出效应，与国际环境贸易保护措施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技术关联对产品路径演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阻碍外资企业产品的退出，贸易保护与技术关联的互动关系表明贸易保护存在切断地方原有路径依赖联系的机制，贸易保护产生了削弱技术关联对外资企业产品退出负向影响的作用，贸易保护的消极影响，实际是一种路径解锁的过程。此外，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不同产品类型与不同贸易类型表现出的异质性，量化说明了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嵌入本地市场程度不同，贸易保护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更大。
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测度家族企业跨代创业空间集聚特征的指标体系，以2008—2016年沪市、深市、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应用空间分析工具分析家族企业跨代创业活动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以广东、浙江和江苏为核心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有向周边扩散的态势。省域之间家族企业的跨代创业活动多数呈现出空间负相关性，少数省域之间家族企业的跨代创业活动出现空间正相关性。接着，应用空间常系数模型分析家族企业跨代创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影响程度来看，服务生态位对家族企业跨代创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人才生态位和政策生态位，影响程度最低的是技术生态位。最后构建出一个家族企业跨代创业业务分析矩阵，对家族企业跨代创业空间集聚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进行探索性的诠释。
基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从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微观视角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这一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在市域范围内，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以城市中心为原点，随距离增加集聚程度先升后降；两次经济普查期间呈现向心集聚的发展趋势，但总体集聚度有所减弱。进一步地，距离最近地铁站的距离、距离机场的距离、到中轴线中心距离等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路网密度以及距离制造中心的距离的作用较弱；政策新区和发展区规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集聚水平对当期的集聚影响较大，以上因素共同决定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圈层+极化”的空间布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影响因素着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集聚区位、集聚过程等进行科学引导的政策建议。
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组成要素，创新主体及其结构演进是创新战略研究的重要基石。将区域创新主体分为市场导向型和科学导向型两类，运用空间偏离份额分析模型（Spatial Shift-Share Model，SSSM）研究我国30年来各区域创新主体的结构、竞争力及其空间分布的演变趋势与特征，结果发现：以专利代表的创新产出主要依赖市场导向型创新主体；大多数区域的科学导向型创新主体由空间结构劣势转为空间结构优势；创新产出先发区域的知识溢出效果比较明显；两类创新主体空间结构与竞争力优劣势区域的演变趋势差异显著。
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分析模型，设定撒哈拉以南非洲11个主要水稻生产国家在2020—2040年采纳中国杂交水稻的两种模拟情景，第一种情景为仅在灌溉区采纳，第二种情景为灌溉区和雨养区同时采纳，两种情景的最大采纳率分别为5%、20%和50%，以考察非洲国家推广中国杂交水稻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在11国灌溉区推广杂交稻的情境下，11个国家的水稻平均单产和收获面积都有所增加，塞拉利昂、马里和几内亚将在2030年实现水稻净出口；若主要水稻生产国能够加强农田水利灌溉建设，在雨养区推广中国杂交水稻，则在20%和50%的最大采纳率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分别在2036和2030年实现水稻净出口。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很大的水稻生产潜力，但能否实现取决于良种的采纳率和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此，可将发展杂交水稻作为中非农业合作领域的重点，不仅为稳定全球粮食安全做出贡献，还能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的水稻需求。
用实物量与价值量对农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加权，可以揭示这种网络结构的变化特点，直观地表现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本研究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了八大类农产品两种贸易网络，结果表明：①30年来全球农产品实物总量增加了2.55倍，增长过程平稳；价值总额增加了1.98倍，呈波动上升态势，这充分表现出全球农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②拟合节点强度的累积分布曲线发现，其满足幂律分布。扩展指数α随时间推移增大，表明网络中各节点的异质性增强，“枢纽”节点的功能进一步强化。③30年来，主要的贸易连线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逐渐成为农产品的最大需求方。④两种贸易网络反映出农产品的属性差异，但主要的贸易关系逐步趋同。
基于2018年全国10个区域征地的抽样调研数据，运用Logit计量分析模型就农村土地征收谈判对征地补偿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只要存在征地谈判，被征地农民实际获取的土地征收补偿水平就会超出地方政府制订的征地补偿方案；从边际效应来看，引入征地谈判后，使得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征收实际补偿标准超出地方政府制订征地方案的概率增加36.1%。因此，在征地制度改革进程中，优化农村土地征收程序，增加征地谈判的协商环节，既可以有效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更能充分实现国家征地补偿制度的效能。
文章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的一级、二级客源市场潜力的计算方法，利用GIS技术计算我国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的一级、二级客源市场潜力，并以此将我国世界遗产的客源市场潜力分为五个类型。研究发现：文化遗产的客源市场潜力普遍大于自然遗产，交通状况、区位因素、遗产地本身的面积是影响世界遗产地客源市场潜力的重要因素，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接待旅游者人次数与遗产地知名度的相关系数远远大于与客源市场潜力的相关系数。
利用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计算方法，以山西省为案例地，测度2004—2015年山西省铁路、公路、民航等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及其演化过程；同时利用Kaya等式和LMDI分解模型分析测算山西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游客数量、人均旅游消费水平、旅游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单位GDP客运交通周转量、单位客运交通周转量能耗、能源结构六大方面，测度并探讨山西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机理，分析结果显示：促进旅游交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游客数量、人均旅游消费水平和单位交通周转量的能耗；旅游产业的产值占GDP比重、单位 GDP客运交通周转量和能源结构是有效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因素。
现代游憩商业街是文、旅、商融合的重要载体，是现代城市的窗口。文章探讨现代游憩商业街的满意度评价体系构成，以杭州市延安路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影响游客与居民对现代游憩商业街满意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①延安路的客源以中、青年白领、蓝领及学生为主，呈现年轻化态势；②现代游憩商业街的满意度评价体系包含6个影响因子，即商业、交通、景观、休闲、设施、文化—服务因素，游客与居民对各因素的满意评价不尽相同；③6个因子对总体满意及游客和居民双方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商业因素影响最大，且居民满意更受文化—服务因素影响，而游客满意则更受景观因素影响；④经IPA分析，对比得出游客与居民双方感知下需改进及提升的举措。
